魯迅說夢

老話說：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如今要增加一句：一國之計在於夢。而且這夢不論什麽時間都可以做。

夢有兩個特點：1、朦朦朧朧，模模糊糊。凡是清晰的夢境，都是加工演繹出來的。2、不靠譜，不可信，不真實，否則，哪來的與胡話同等的夢話？

國人骨子裏是信夢的。商代甲骨文就有記載，一個蒙太奇式的混沌夢，往往會攪擾得人心神不寧。於是占夢解夢便成為華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但把夢的產生歸因於生活經曆，或者神秘力量的介入（包括神鬼），還將其分類，認為它能預示吉凶禍福。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道家對夢說的最多。在莊子的概念裏，夢是和覺（清醒）相對的。夢容易把人攪糊塗，從夢中驚醒，會讓人不知道夢與現實哪個更真切。隻有“大覺”，才能知道什麽是“大夢”。他所理想的狀態是，寢無夢，覺無憂。《列子》則指出：“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真實的覺醒無法表達，真實的夢境無法解讀，那都是事物相互滲透化合的結果。

首先把夢引向預示作用的，毫無疑問是“巫”，然後是與巫同出一源的儒。孔子在生命之火將熄之時，夢到坐在房間裏的兩根立柱間，於是聯係到殷人的習俗，認為自己不久於人世。這種預示法，啟發並形成傳統的解夢套路。

由預示作用，後人多借夢抒發自己的理想。乃至有把夢境當作真實，把真實當作夢境者，並從中得到滿足和沮喪。

上小學時，大概許多人都做過《我的理想》一類作文。這和說夢差不多，我自己就是編造一通，交差混分了事。一些同學充滿激情地要當那時崇敬的工人老大哥、農民伯伯，現在都以沒有淪落到底層而驕人。

1932年底，胡愈之主持《東方雜誌》時，發起了一次征文活動，請大家從“未來的中國”和“個人生活”兩個方麵，於1933年新年“做一回好夢”（這似乎是以後小學命題作文《我的理想》的原始版本。原本是對高級知識精英的測驗，改讓小學生寫，難怪當年總做不好）。雜誌社發出了四百多封征稿函（古代有“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這次是“召彼故老，訊之做夢”），共收到一百六十多封回信，其中工農等下層人士幾乎沒有，75%以上是知識分子，包括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鬱達夫、張申府、張君勵、鄒韜奮、周穀城、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丐尊、葉聖陶等。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愛做夢，喜歡在半睡半醒或半醉半醒的狀態下說一些恍兮惚兮真假參半的話，這樣可以減輕些壓力或罪責，所以積極參加這類活動在情理之中。征來的文章，大部分被結集出了專號。夢想五花八門，卻也沒有太神奇的。不外乎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社會主義、大同世界、公民社會）和傳統的士大夫文人“田園”理想等。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人宣稱對“夢”沒興趣。如林語堂：“我不做夢”；俞平伯；“我沒有夢想”；孫伏園：“隻有回憶沒有夢想”；淩夢痕（中央大學教授）；“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作理想國的夢”；茅盾：“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隻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很顯然，他們不做夢的原因，除了對現實不滿，還有對未來不抱任何幻想的失望。他們拒絕做夢，頗有點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意味。

魯迅沒有參加這次活動。按照當時魯迅的聲望及影響，雜誌社不可能不給他發邀請函。之所以沒有參加，大概是他的夢早在二十年代前半期就做完了。那些灰色的夢都收在《野草》散文集裏，充滿悲涼、黯淡、憤懣、絕望的情緒。在夢裏，未來十分模糊不明朗，當“死火”複活之際，他卻被車輪碾壓而死。幾十年的人生經曆使他明白，夢想不等同於希望，即使合二為一，也是絕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他清楚人生蘊含著無法解脫的悖論：“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思想和語言表達不是一回事，思想往往走在語言表達的前麵，讓語言手足無措，跟不上，說不清。這樣，做白日夢，意義何在？魯迅明白此次征文是要人“醒著做的夢”，所以它注定了“有些不真”。有這樣認識的人，當然不可能去參加做夢、說夢的活動。

站在夢想者們的圈外，魯迅有了一種客觀冷靜的立場和觀察角度。為此，他寫了關於《東方雜誌》夢想征文合集的讀後感：《聽說夢》。夢是不能描述的，一旦明白說出，那就不是夢了。魯迅一方麵理解雜誌社的苦心；“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另一方麵，他偏要揭穿真相：“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這種說謊可以分為兩種：一、不管信不信，先說得天真爛漫，“無論怎麽寫的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二、夢的與本相截然相反，明明是腸肥腦滿的資本家、銀行家，卻要夢為隱士、漁樵。真要叫他裸退了，裸跌了，光剩件濟公百衲衣，看還會說回鄉務農嗎？這玩笑開得，把別人都當了傻子。

夢既然說出來了，別人按捺不住便要占上一占，於是啥美夢都可能被解到溝裏去。所以魯迅說：“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就算那些為未來美好社會宣傳的夢也流於空泛虛幻，“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

魯迅不加入做夢行列，但他相信“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未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

魯迅不參加做夢征文活動，說到底還是因為對社會、對人性都看得太透，他認定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活動隻能是“大大的失敗”。

果然，這次活動，首先激發了胡愈之與老板王雲五的矛盾，終於迫使他離開雜誌社，放棄了以夢想對抗現實的夢想。從老板的角度，這大概合乎商周攘夢術祛除夢帶來災難的做法。而除了給後人增加了一點當時社會文壇動態的資料，並沒有在生活於內憂外患日益加深環境下的各階層引起多大反響。

夢是做給自己的，說出來，就有忽悠之嫌。癡人說夢，原本是說精神不正常者對弱智說夢話，而弱智者信以為真。在漢語詞匯裏，說夢往往都和不靠譜的人連在一起：醉人說夢、癡兒說夢、癡人說夢（不是原意，引申為蠢人說的胡話）、呆人說夢等。然而，也不是總這麽糟。魯迅畢竟還說過：“夢是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麽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於是一國之計在於夢，也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