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設定的賢者四避

古代讀書人要麽“不治而議論”，要麽“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甚至“兩耳不聞窗外事”。明清專製強化以來，後一種則成為常態。

現代人評價前朝士子，往往深責其遠離社會政治，不敢直言時弊的弱點。

活在當下相對言論較自由的人們，也許缺少對黑暗高壓恐怖社會的切身感受，也許對中國青衫士子們的特性理解不夠，或者自己做不到，卻要充當督戰隊，督責別人。批評者本身都沒有包容體諒之心，還能夠想象掌權者會笑納強項諍諫嗎？

諱避時代敏感話題，沉溺讀書文字考證，不是知識人的恥辱，而是統治者與社會的恥辱，三千年前，西周的文武就已經懂得這個道理，把敢講話的被害，能講話卻被迫閉嘴的現象看作衰敗亡國的征兆之一。

孔子曾稱讚微子、比幹、箕子為殷末“三仁”。麵對暴政，這三個人選擇了不同的做法，或逃跑，或直諫，或裝瘋賣傻，孔子並沒有厚此薄彼，而是一視同仁。為什麽？因為三種做法的本質都是不認同暴政，不合作，區別在於是舍身成仁，還是保全自己。照現代網民的看法，是勇敢的鬥士與怯懦的膽小鬼之別。孔子把他們相提並論，豈非是非不分？這恐怕讓習慣非黑即白簡單二分法的國人大惑不解。

仁是孔子獎譽盒中用得最少的一枚獎章。他不但否認自己“仁”，而且總是不承認學生們登上了仁的高度。在《論語》中隻授予過六人，除了殷末三仁，還有伯夷、叔齊與管仲。這六人中，前五個具有較多的相同點：都是貴族，都不滿當時的統治政策，都不與當政者合作，比幹、伯夷、叔齊都是以命相搏。管仲則是破落貴族出身，輔佐齊桓公，領導中原各國，抵抗了蠻夷侵擾，捍衛了華夏文明。由此可知，在孔子心中，仁是貴族中精英的專屬，是貴族精英反抗暴力強權的精神品質。平民百姓不夠資格跟仁拉上關係，他們隻會稀裏糊塗地反抗，稀裏糊塗地順從。貴族精英隻要符合上述兩點，不管他們采取什麽行動，就像箕子，那也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都達到了仁的境界。而布衣誌士即便跟貴族精英們做得一樣，仍是瞎起哄，說了白說，掀不起多大風浪。孔子眼裏隻有貴族精英，熱衷上層路線，所以他的思想理論壓根就不是為百姓設計的。但是後世讀書人不查孔先生初衷，一心要效法貴族精英，實際上更多的是學了商紂的兩位兄弟（也有箕子是紂叔父的說法），對比幹則是敬而遠之。

人世間，幾千年，治世隻是存在於傳說中，暴政、酷吏、盜賊、惡霸倒是綿綿不絕。勢單力薄，不願為非作歹的善良人，麵對強大的惡勢力，應該怎麽辦？無非是殷末三仁所作的三種選擇：一、挺著胸脯，硬往槍口上撞；二、惹不起躲得起，遠走他鄉，投奔樂土；三、不相信有世外桃源，天下烏鴉一般黑，無處躲藏，隻能逆來順受，裝聾作啞。毫無疑問，第一種明知必死而慷慨赴死，是個值得敬佩的選擇。對於烈士而言，他們是“求仁得仁”，沒有委屈遺憾。隻有極少數人能達到這種境界，所以，烈士可貴可敬。多數人做不到，也不能強求人人甘願犧牲，不求仁，不能算壞人。他們是被欺壓的弱者，選擇的是消極抵抗，奉行不合作主義。如果對他們投以鄙視的目光，那這世上還有幾人能獲得令人尊敬和平等的地位？看不起多數人的人，又能給這個混濁的世界帶來什麽清明祥瑞福音？強迫人們沉默的統治者可惡，強迫人們說話的也不可愛（它讓人想起改革開放前曆次運動的表態，引蛇出洞的陽謀）。

春秋是個禮崩樂壞的“無道”時代。孔子生逢亂世，一心想複辟西周的政治秩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遭到一些隱士們的嘲笑。但他不是烈士，有機會便做官，不符合理想便一走了之。他概括賢者的處世原則是“四避”：出離亂世，（有學者說，這一條最徹底的方式是自殺，像伯夷、叔齊）；逃離危險地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曆代華僑和難民也都是實行了這一條）；遠離臭臉；規避惡言（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實，它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互為表裏，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即，凡不符合周禮的都要擺脫並遠離。曆史上能做到這些的隻有七人而已。是哪七人，孔子沒說，我也不想猜。但有一點可以清楚，他不會完全認同道家的“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消極避世。與曆史上那些烈士、隱士、隱忍者相比，他不願特意學什麽榜樣，“無可無不可”，都不行，也都行，反正他都做不好。他給士設定的出路是做官，但是隻能在治世就任，亂世則隱，做個心中自有明鏡的傻子。可是這條路，他自己就沒有好好遵循，亂世中仍然四處謀職，隻是還能保住底線，不合則離，最後終於灰心，無奈返鄉整理古籍，暗藏曲筆，為心儀的西周文化貢獻了最後的精力。

孔子總結的處事原則，對後世讀書人來說，影響極大。一般人自不必多說，就連梟雄毛大帥，和被譽為骨頭最硬的魯迅都沒有跳出這個思維慣性圈子。毛在假設魯迅活到49年後的遭遇時，指出兩條：或坐牢，或沉默。也就是說，或積極反抗，或消極反抗，或成為比幹，或成為寧武子（裝傻）。而魯迅自己在跟馮雪峰聊天，預想共產黨勝利後，會第一個殺他的頭，所以他要逃跑（如果他知道因為嚴格的戶口製度、糧油配給製和單位依附製，根本不可能挪窩，還會選擇什麽道路呢？）。毛和魯都沒有開玩笑，這就是曆代謹守底線的文人學者的宿命，這是亂世暴政下的悲劇，若把責任都推到文弱書生身上，有欠公允。

犧牲自己，值得敬仰。但鼓勵別人犧牲，則令人生厭。孔子既欣賞烈士的犧牲精神，也認同隱士的明哲保身，他不會硬趕鴨子上架，決不貶低消極抵抗，認為活得明白卻要裝傻的人內心更痛苦，更難效仿。隻要不助紂為虐，歌功頌德，殘民害人，悶頭搞些自己喜歡的“學問”，實際上是文弱書生能守住的精神自潔的底線。還是孟子那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是沒有做官，施展不開。道窮了，小小百姓一個，能管住自己就不錯了。

很遺憾，說孔子，就免不了矛盾。也許他老人家曾多次修正，或者，老年健忘，前麵說的，後來不記得了。所以，除了“四避”，孔子也在其他場合說過十足陽剛的狠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雖說這跟他的基本原則並不衝突，但畢竟彰顯了老先生死倔的一麵。孟子在列舉了受不得丁點委屈羞辱，絕對會在第一時間奮力回擊的北宮黝之勇，和以豪氣先行，不考慮萬一後果的孟施舍之勇後，表示認同曾子回憶孔老師的教導，凡事講究一個理，如果不合理，最卑賤軟弱的人也不會去欺負；若合乎理，麵前縱陳兵千萬也決不退縮。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大勇。

話都讓孔孟們說盡了，讓後人挑不出毛病，隻有佩服。至於怎樣做，端看個人的品質與悟性了。

[ali88]

不客氣的地說，您對夫子的理解，連皮毛都談不上。
顏回被後人稱亞聖，天天追隨夫子前後，耳濡目染，仍然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等後備輩小子，讀了兩遍論語，輒敢品評聖人，真是“狂童之狂也且”.
還是沉下心來，一心隻讀聖賢書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