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稿明誌與敝帚自珍

似乎人們早已淡忘以前廣為人知的兩則故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文學家卡夫卡臨終要求友人燒毀手稿。

亞當·斯密生前多次請求兩位密友燒毀他的手稿，均遭拒絕。大概感覺到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在死前一周，以快件通知兩位密友到其住所幫助完成心願，結果除了已經出版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等外，燒毀了總計16卷手稿。原因是他認為這些手稿中隻有“少部分值得出版”。換句話說，就是大部分屬垃圾。後來他的學生手裏有一份較完整的聽課筆記，據說包括了一部分被焚的內容，1958年發現後，於1978年冠以《法學講義》出版。果然，對這本書的評價到底沒有超過其成名作《國富論》，足見斯密先生對自己的作品有相當清醒的認識。

生前不被人理解而遭忽視，死後被偶像化、神聖化的卡夫卡也曾多次囑托朋友燒毀全部手稿。後人對此作過不少探討，認為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對作品的嚴苛要求（曾認為他的作品中隻有《變形記》等五六部可稱作品，其他無足觀），也有從中國莊子處受到啟發而產生的因遺忘而不朽的觀念（體現在最後一部小說中），還有對出版逐利的羞恥感。他說過，“每次發表拙著都讓我感到不安”。雖然常常是朋友們“突然襲擊”，把“完全是私人記錄的東西，或者寫著玩的東西”出版了，但是，“其實我自己也已經墮落，不知羞恥，親自參與出版這些東西。為了原諒自己的軟弱，我把世界寫得比實際的強大。這當然是欺騙！我是法學家，因此，我不能擺脫惡。”

這兩則故事反映了斯密和卡夫卡作為學者和文學家所具有的強烈社會責任感、能夠正視自己、勇於自我否定等寶貴品質。他們焚稿並非不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兩人都請朋友幫忙，而不是自己悄悄點火，就是因為對多年心血下不去手。他們焚稿似乎有請朋友見證表明高潔誌向、維護名譽尊嚴的的含義。他們要給後世留下自己最滿意的作品。

具有這些品質的人不多，尤其是中國，恕我孤陋寡聞，在記憶中，除了因政治迫害而恐懼焚稿，還沒有基於上述原因主動毀掉手稿的事跡。明代李贄把自己的著作定名為《焚書》，是自知必將為統治集團不待見，免不了被燒的厄運。王國維曾有為了宣示轉變學術方向的決心，燒毀幾百冊其第一部學術著作《靜安文集》的事情，與上述兩個老外先賢的行為接近。當然，已出版的文集和未發表的手稿終究不是一回事。中國文人普遍自戀、偏執，固持懷才不遇、敝帚自珍的態度，具有小農情懷，不管收獲的是什麽，“粒粒皆辛苦”。他們維護的尊嚴是勞動成果完整無損，而不是勞動成果的質量高低。即使終生坎坷，無人理解，也要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為什麽，就是太自負，太堅信自己作品的價值。“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這點小心思從魏晉人遺傳至今。他們寧肯毀滅自己，也要保存手稿，把自己的全部作品毫發無損地留給後人。以致上個世紀以前，許多普通百姓也深受傳染，對寫有字跡的紙張都心存敬畏，不願輕易毀傷，更視焚書為大惡。

陳寅恪的子女知道，抗戰中，顛沛流離，輾轉泥途，其他財產均可扔，唯有父親的手稿不能丟。陳先生性情豁達，“任他嗤笑任他嗔”，就算“四海無人對夕陽”，仍然“懶與時賢論短長”，但是放不下的，還是“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托不須辭。”這應該代表了中國文人的一般心態。

這種心態與春秋以來學者文人所樹立的追求名望、珍惜名聲、塑造不朽的觀念直接相關。孔子沒有創作，但是他對名的重視從未稍懈，把默默無聞作為君子的重大缺陷。老子好像沒有名利之心，唯一的著作《道德經》也不是主動寫出的。可有意思的是，他卻在一開始就討論起“名”的問題。叔孫豹對人生價值的定位，影響了兩千多年國人的取向。立言是可以戰勝生死，超越時空的三不朽之一。戰國諸子立標杆於前，屈、馬樹楷模於後，不管生前何等遭遇，就“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所以，要“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大概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刻意拔高寫作的社會作用與價值。春秋時被列為人生“三不朽”之一，三國時更被視為“經國之大業”，唐宋以降強調的是“文以貫道”“文以載道”，一出手，便須將天地人生、國家興亡、學問道德凝縮筆端。於是，詩歌、曆史等被戴上“經”的桂冠，置於“經”的殿堂中供奉吟誦，就是天經地義的了。

從這種觀念出發，在提高作者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增強了作者與政治的聯係。做帝王師，不僅僅是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現代依然在一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因文獲賞識，一步登天；因文遭貶斥，一落千丈，從而加深了作者對統治集團的依附性，演出了曆史舞台上文人特有的悲喜劇。

許多人不滿這種命運，拋棄了沉重的社會責任和名譽枷鎖，斬斷了依附政治的萬縷千絲，把自己寫作的書房變成林琴南式單純逐利的“造幣廠”。當今的寫家相當一部分都屬於這種吧。不過當寫作與金錢掛鉤後，左右作者的便是市場經濟與媚世取利的浪潮，與思想和作品質量則漸行漸遠。據說，斯密看中了海關總監的可觀收入（《國富論》的版稅是500英鎊，海關總監的年薪是600英鎊，確實擋不住誘惑），“走後門”疏通關係。但在出任高薪的蘇格蘭海關總監後，再沒有寫出有分量的作品。這或許也是他焚手稿的原因之一。

拋開政治經濟等因素，單說獨立自由寫作，也不能看得過高。人的思想和寫作生涯必然出現漲落，停留低穀時，不用說出不了好作品。攀上高峰時，也不可能完美無瑕。梁任公在學術上多有建樹，創造了不少第一的紀錄，文筆更是公認的一流。當晚年病重，知道來日無多時，他“總是深切痛惜，一生沒有好好地做學問，以致沒有一兩篇可以傳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淚。”老實說，這不是先生謙虛，一些學者曾經指出其著作中存在不少硬傷，有的甚至“錯處開卷即得”。泰鬥級老人家尚且如此，其他人怕是更提不得了。世上所有高大上的作品，哪一部無懈可擊，沒有被人槍挑劍刺得百孔千瘡？曹植說：“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真是看透了寫作的真相。承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必然會肯定文無純美，少不了瑕疵。那些誇口一字千金的人，比起曹植差得太遠了。

老杜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曹先生歎：“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照他們看來，文章的好壞、含義，除了作者外，很難被人公正評價和準確理解。若說他們過於自戀，有點冤枉。誰都知道，曆史上確實有不少文學藝術和理論探討著作被當世乃至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嚴重忽視或惡評，因此招致沉寂或失傳。然而，作者又能客觀正確地看待自己的作品嗎？顯然不能全盤肯定。要不然，古人為什麽說人貴有自知之明？從中國看，確實難！

中國文人舍不得焚手稿，但不能說他們沒有責任心。語言學家黃侃曾告誡學生30歲前不要輕易發表文章，認為初學者容易犯急於求解著書，不能闕疑服善等毛病。他限定自己50歲前不寫書，其師章太炎多次勸說，仍不為所動，說“人輕著書，妄也。”在他看來，“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為後世負責；五曰不竊。”季剛先生行為乖戾，但是這番話正氣凜然，總算為中國文人找回了一點缺失的東西。

 

然而，現在的文人還有幾個具有黃瘋子的治學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