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從祀孔廟的人（一）

因明末聲名狼藉的文盲太監魏忠賢曾經擠入，配享孔廟一度大掉其價，但從漢代以來，一直是文化界的最高榮譽，兩千多年中隻有不到兩百人夠資格沾仲尼先生的光。在這一小撮人中，又根據與孔子的關係遠近和文化地位分為三個等級：四配（唐代僅顏回一人，南宋增曾參、孔伋、孟軻）、十哲（孔子的十名特優生，康熙增朱熹為十一哲，乾隆增有若為十二哲）、從祀（從七十二賢人到清時固定為先賢七十七人、先儒四十六人）。1920年，在民國總統徐世昌支持下，有人主張將顏習齋、李恕穀配享孔廟，地位在十哲之上。最後是以先儒身份從祀，這是最後進入孔廟同孔子一起享受後人祭祀香火的學者。

在五四運動後一年，共產黨誕生前一年的敏感時機，大力推崇顏李，讓人頗為好奇。顏習齋，何許人也？

顏元、李塨作為一個學派的創始人，別說現代人知道的不多，在他們死後一百多年的鹹豐、同治年間，已經出現“舉顏、李姓氏無人知者”，“求顏、李書不可得”的狀況。然而，他們在中國學術史中的地位，屬於“巨擘”（錢穆）。在思想史上，相當於戰國的“荀卿”（章太炎）、清末的“康、梁”（周作人），梁啟超則認為“實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和任何曆史人物一樣，不可能隻有人捧，沒有人砸。光緒年間，有人曾說，顏習齋詆毀宋儒，“其心術至不可問。幸其老死牖下，未獲出而禍斯民。”甚至還有人破口大罵：其人可誅，其書可焚。

捧的以大家為多，砸的以末流為主，顏李的地位似乎用不著多說了。但是我仍然忍不住重新搜尋翻檢的衝動，總覺得還有不少再認識的餘地。結果還真摸到了一些與現代千絲萬縷的聯係。

讓我們先看一下同時代的歐洲思想界。歐洲的17世紀是個天才蜂擁而出的時代，伽利略、笛卡兒、牛頓、培根、霍布斯、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茨等個個都是公認的牛人。科學技術以物理力學為先導，開啟了人類社會進入飛速發展階段的大門。伽利略、笛卡爾、牛頓等人既是頂尖科學家，也是高端思想家，他們推動了對近現代科學和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的實證主義的形成，如伽利略說“可測定的東西全都要測定，”笛卡爾則認為不能把沒有證實的東西當作真理來接受，培根提出以實驗為基礎的歸納法。這是從科學技術研究的角度必然產生的思想。

那時，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對中國人正深惡痛絕的中國十分欽羨，不知從哪裏得到的印象，他把“精於辨識各民族優點”的金蘋果獎慷慨地頒給了中國，而沒有給他鄙視的“精於鑒賞女神美麗”的其它國家。我們感謝他的熱情，但實在不好意思接受讚美。因為，我覺得中國人更精於發現各民族的缺點，所以有蠻夷戎狄番邦鬼子等稱呼。現在看來，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中國的最強大腦們顯得有點滯後，依然停留在釋古的字斟句酌中。當各種科學學會或科學院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時，中國的知識界更熱衷於黨同伐異和切磋詞章學問的結社（東林、複社等）；當伽利略用天文望遠鏡將人類的目光投向木星、太陽黑子，與天文和力學對話時，中國的知識界還在研讀六百年前的程朱理學，“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在這種背景下，顏元的出現對中國來說確實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自古評價，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或“燕趙之士鈍如錐”，很少出思想家。明末清初，終於有人彌補了這一缺憾。

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自號習齋，直隸省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

李塨（1659-1733），字剛主，自號恕穀。直隸省蠡縣西曹佐村人。顏習齋曾把李恕穀的父親李明性視為師長，而李明性讓李恕穀拜習齋為師。習齋死後，恕穀對宣傳老師的學說貢獻最大。

中國古代學生選擇老師，除了學問、思想的吸引，人格的魅力也有很大關係。許多名師自有遮擋不住的人格光輝，音容笑貌都帶著磁石般的力量。所以孔子半生顛沛流離，學生們卻不離不棄。現代學生多為飯碗投師，而許多教師也無甚人格魅力，師生關係淡薄寡味。

顏習齋無疑是一個具有強烈人格魅力的學者。不僅李明性願意將兒子鄭重托付，而且其另一大弟子王源，盡管心高氣傲，心中沒有幾個瞧得起的先哲，但在已經小有名氣成就的56歲時，仍然心甘情願跟隨李恕穀拜習齋為師。沒有人格魅力在，難以想象，不能不讓人慨歎。

[基多山人]

降魔者，心理陰暗。過去老人家斥小輩不好好讀書謂‘把書讀倒了’－降魔者把書讀倒得不能以千裏計！學著四人幫圈養的一幫文痞的倒行逆施的理論，還以為是發明－降魔者，文明社會的可憐蟲。

[降魔]

儒學——亡國與漢奸之道
warge 中國曆史

中國曆史王朝眾多，這些王朝的更替應征了儒學的危害，從兩晉南北朝開始，每個胡人建立的國家都是在儒化之後開始滅亡的，之後的五代十國也是如此。最明顯的是宋代，西夏立國600年，在河西百戰之地東征西討建立了一個國度，但後來，西夏的國主不知道腦袋裏那跟筋搭錯了弦，竟然要求全國學習儒禮、研讀儒學著作，結果儒化才完成便亡國了。

西夏之後是遼，遼之後是金。據說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國前，曾擔心金國已完成了儒化，文明程度太高不可輕敵，但他觀察完金國的腐化後，立刻決定滅金。這才有了後來成吉思汗對孔廟射了一箭的行為。不過，成吉思汗身死之後，他的後人們還是沒能擺脫身邊降儒的攛掇，雖然元朝儒人的地位很低，可國家的官製還是儒學體製，管理方法也一脈相承，於是，曾經縱橫歐亞的大帝國，在這種亡國之術的指引下，輝煌不到百年就轟然倒地。

如此一個龐大的帝國，崩潰的如此迅速，也算是舉世無雙。

曆史就是明證，儒學最極端的擁護者也否認不了這個曆史事實：胡人一學儒，滅亡在眼前。

這種學問除可讓當局便於統治和盤剝百姓外，對於國家對於民族都是絕滅之術。不過，國家民族絕滅了，對儒士們來說毫無影響，因為他們還有另一套理論：恰好他們已搜刮的盆滿缽滿。四書五經中沒有“漢奸”與“國家”這些詞，隻有順應五德循環與“天時”的“識時務”之“俊傑”。敵寇來了，他們正可以慷慨激昂地出賣他們曾經的同胞、曾經的同事，並義無反顧地叛變投敵。他們把這叫做“順應天時”，“識時務者為君子”。

這種行為還有一整套被稱為“五德循環”的理論為他們作道義支持——一個政權的道德衰敗了，自然有另一種道德替換。“氣運已盡”，這話聽得很耳熟。

以前，大明滅亡時，許多儒生——包括著名的“清流”派別東林黨人，便紛紛嚷嚷著這句話，爭先恐後地投降滿清做下等民族。

再後來，日本侵華時，北京城內那些博學大儒也紛紛嚷嚷著這句話投奔鬼子，而後才有了南京大屠殺。

中國曆史上，這樣的事少嗎？

比如明朝氣數已盡，則女真族入侵也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滿清氣數已盡，則日本人侵華，也是一種王朝更替。所以在儒士的字典裏，漢奸就是君子，識時務的君子

靠賣友求榮，叛國投敵之功，在新王朝裏，他們至不濟也可用搜刮、盤剝來的財產繼續做大富翁——隻要今世作威作福，哪管黎民是生是死，哪管身後洪水滔天！

所以儒術隻能是批量培養愚民與漢奸，靠出賣國家與民族以求容的“開國元勳”的加工廠。

它不僅是愚民之術，也是亡國之術與漢奸之術。

============================================================================

儒學帶來了獨裁、階級剝削和壓迫，導致國家的腐敗和衰落，並且製造了大量的奴才；於是新侵略者就變成了統治階級；奴才就當了漢奸，又成了新主子奴才。這就是儒學長盛不衰的原因。

[降魔]

讀《孔府檔案選》，看真實變色龍，夫子地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想

《孔府檔案選》，是在孔府裏買到的。

進入孔府，兩旁設有幾個書攤，賣的大多是關於孔子和曲阜的讀物，於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攤攤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看見封麵灰暗的《孔府檔案選》，拿起翻了翻，裏麵選錄的是孔府原始檔案，都是真材實料，不是隨心所欲、信口開河的什麽“雞湯”。

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而在孔府裏麵買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檔案選》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編駱承烈是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的教授，潛心研究孔子及儒學凡五十年。這本書的前身是他參與主編的《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23冊），曾獲國家級圖書獎。據他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早參與整理孔府檔案的顏世鏞先生，是孔子愛徒顏回的七十七代嫡孫。這本《孔府檔案選》的封麵書名，則是由顏回的七十八代孫顏廷淦題寫的。

而《孔府檔案選》向世人展示的，卻不是“聖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陰暗和恥辱。但它絕不是什麽“謗書”，因為書中所陳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筆墨所寫的真實記錄。

在曲阜“聖人之鄉”，並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榮”。事實上，孔氏中也有不少無權無勢的貧苦者，他們的命運並不比外姓的窮人好到哪裏去。孔府族規中有一條：“孔氏嗣孫非常人也，男不敢為奴，女不敢為婢。”但在孔府內上千的仆人中，確有原本姓孔的族人，隻是他（她）們一旦進孔府為奴為婢，首先被剝奪的就是姓“孔”的權利。

孔姓農民按說也是“聖裔”，然而孔府“聖裔”向他們征收租稅錢糧，卻從來也不含糊，誰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強賣掉土地以充租稅。檔案選所錄的孔府賬單中，就記有孔姓佃戶的一筆筆交租數額。在一份賬冊裏記道：“餓死地戶孔尚淳……欠牛租銀三兩一錢”。直到餓死了，還欠著孔府的租銀，於此可見孔姓貧苦佃農的悲慘命運。乾隆年間，佃戶孔毓舉、孔萬輅不堪盤剝而抗租，並且“在市集處所，倡言阻撓，以致眾戶觀望抗延（交租）”；孔府衍聖公恨之入骨，斥之為“聖裔中之敗類”，並發文到他縣府衙要其配合，將兩個抗租的佃戶拘拿歸案，嚴加懲治。——收錄在檔案選裏的這份緝拿文本，讓我們見識孔府對貧苦族人的盤剝、壓迫之甚

按說這孔家本屬華夏正宗，儒家寨也是華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講過“華夷之辨”，況且這華夏的帝王官民對孔家著實不錯，這孔府總該心向華夏矢誌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後人實乃國際主義戰士，多次顧大局順大勢，配合殺入中原的外夷，為“統一”中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雖然老趙家對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沒想吊死在一顆樹上，那趙宋被完顏家打到南邊去了後，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聖公。雖說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處夷狄，不可棄也。”孔家老祖宗這句話乃是對別人說的，輪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實就是：誰給骨頭誰就是主人，管他是人還是畜生。

數十年後，蒙夷興起，將金夷滅之，在衍聖公孔元用的率領下，孔府審時度勢，大義凜然地倒向了忽必烈，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親率族人加入元軍，清剿漢人“反賊”，“不幸”死在軍中。

孔元用死後，孔元措一係乘機奪權，孔家內部為了衍聖公稱號展開了爭奪，持續數代，主要就是關於帽子顏色的大討論，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說了。最後，韃元仁宗判孔元措一係為正溯，孔元用一係徹底敗北。嗚乎哀哉！可憐孔元用為忽必烈統一大業流盡了最後一滴狗血，他的後人卻慘遭排擠打壓，蒼天啊！

為了取悅忽必烈，孔府還派出大儒張德輝與元好問等覲見忽必烈，跪請他為“儒教大宗師”。堂堂華夏“聖學”，竟然請得一位雙手沾滿數千萬漢人鮮血的酋首來做大宗師，孔府真正實現了“以德報怨”的最高境界。雖說不識幾個漢字，忽必烈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出任“儒教大宗師”。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戶的兵賦，一眾儒士彈冠相慶歡呼雀躍。“君子謀道不謀食”在這裏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其實孔府平日裏就財富六車威震鄉裏，廣大勞苦百姓無不獻地獻女，為奴為仆，改姓為孔以求沾得衍聖公之聖恩。這蠲免孔府兵賦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當然，錢多不咬手，何況這可是“儒教大宗師”的恩賜啊！

朱明崛起，趕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幾度了？數不清），那朱元璋雖鄙視孔家人品，卻也知儒家寨對維護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續封衍聖公。要論孔府衍聖公中最具與時俱進順應大勢素質的莫過於明末孔府衍聖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沒得說，此公本非嫡傳，卻不但受封衍聖公，還先後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謂“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東，離曲阜還遠著的時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順國永昌皇帝龍位，並獻馬獻銀，跪納印信。

哪曉得這回換主急了點，沒幾天，大順軍跑了，來了清夷大軍，這位三姓衍聖公知錯就改，即上《初進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稱頌清帝“山河與日月交輝，國祚同乾坤並永”，表示“臣等闕裏豎儒，章縫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慶新朝盛治，瞻學之崇隆，趨蹌恐後”。九月初一，孔府衍聖公就奉上了《初進表文》，諛頌滿清君主“承天禦極，以德綏民”，什麽“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鹹歌聖帝”啦，“山河與日月交輝”啦；還誠惶誠恐地自稱“臣等闕裏豎儒”，“今慶新朝盛治”雲雲。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獻忠輸誠，不能不令人吃驚。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們“聖裔”，實在是不薄嗬！當年朱元璋稱帝伊始，就賜給孔府祭田兩千大頃（合六十萬市畝），並配撥耕種祭田的大量佃戶。朱元璋還讓孔府衍聖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賜龍頭藤杖給孔氏族長，令其“主理家政”。崇禎時衍聖公孔衍植晉封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說，明王朝對孔府“聖裔”真正是優禮有加，皇恩浩蕩。我們且不說什麽“民族氣節”，不要求“聖裔”們效法顧炎武、史可法、劉宗周、張煌言等抗清誌士；單以“知恩圖報”的舊道德而言，“聖裔”們對剛剛覆亡的舊朝也理應深懷哀念，至少不必那麽急不可待，搶在“第一時間”向“新朝”進表獻忠吧。尤其具諷刺意味的是，急切進表的衍聖公，就是“舊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接著，為響應清政府發布的剃發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舉行了剃發儀式，“恭設香案，宣讀聖諭”，令族人剃發。再後來，為了避清帝胤模諱，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對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識大體顧大局順應曆史潮流，怕是連汪精衛吳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

孔家如此識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賞，孔府一門更是得勢，至於老祖宗所言“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乃教化萬民之語，非孔家治世準則。說到孔家，筆者有一疑問一直無解，那就是現今天下孔姓無不自稱孔丘老先生正宗嫡傳後人。這就怪了，春秋時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時，孔姓家族沒有十幾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門隻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還有個哥哥，孔老先生後二世還單傳，怎麽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許計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將非孔丘一脈的孔家妊娠全部流產引產，或將非孔丘一脈的孔姓男子全部結紮了。

袁世凱複辟之初，孔家連發兩封“勸進電”，要袁“早日登極，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勝歡汴鼓舞之至”“一體懸彩慶賀”“禱祀而請之者也”（《孔府檔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夢滅，張勳又繼承和發展了袁的事業。“民國六年”成了“宣統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又拍電報，電文說“恭承明詔日月重光毅力誅猷普天同慶”，“敬賀大喜”不勝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後，磕頭叫“萬歲爺”的機會又沒了。

此後多年，孔家對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時時念懷。1919年，孔令貽“入覲天顏”，在紫禁城裏享受了騎馬待遇。後，孔府對清廢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稱“微臣”。更可一觀的是，清亡十幾年之後，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孫孔德成還以“宣統十五年”向溥儀“叩謝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蔣介石至曲阜“朝聖”，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說，據稱當年之宴席賬單保存得還頗為完好。五個月後，孔丘生日被定為“國定紀念日”。十一月，《尊孔祀聖》決議通過，且“決議衍聖公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職，吹捧新生活運動是“拯救中國，振興民族的良圖”（《孔府檔案》8466卷）

1935年，已經為全麵侵華積極備戰的小日本開始煮文化武器粥了，東京又是蓋孔廟，又是開儒教大會，祭孔，這種場合，不能少了“聖裔”，明德中學校長孔昭潤去了。1937年，日軍大舉扣動扳機之前，孔德成先生詩興大發，鼓吹中日“同文同種”，詩曰：“江川珠泗源流合，況是同州豈異人”。

1938年2月8日，在淪陷後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請日寇“長官”，“部隊長”，“副官”等一幹頭目，並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檔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衛“還都三周年”之際，拍出祝賀電報，口稱“我主席”，大讚其“旋轉乾坤之，實為從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檔案》8905卷）。

孔令煜於1942年在汪偽政權紀念孔丘大會上發表廣播演說，要“複興各方文化”,“完成大東亞聖戰”（《孔府檔案》888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