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音樂

就像五味可以調和出千百不同口味，五音也可以搭配出無數迥異曲調。這是它的魅力所在。

 

        音樂的高低、緩急、宏細、長短、清濁、旋律、曲調、風格、訴求，都是人生酸甜苦辣、人心喜怒哀樂的詠歎謳歌。

 

 

        人各不同，認知各異，即使對相同音樂的感受也天差地別。孔子聽古樂如醉如癡，魏文侯則昏昏欲睡；前者聽鄭衛民歌品出淫邪，後者則被撩撥得精神十足。人們對音樂各執己見，各有偏愛，不足為奇。由情有獨鍾而生出不同功效觀，也是可想而知。

 

        下層社會代言人墨子，認為闊佬們“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幹戚”，對國計民生無絲毫補益，容易滋長奢靡淫樂，損害平民利益，因此，主張禁止音樂欣賞。可憐的墨子得不到讚同不難想象。且不說王公大人丟不掉享樂，平民百姓也舍不得放棄精神安慰。

 

        中國古代的平民百姓，饑飽死活，貧病安康，高興憂愁，隻要仰天長嘯，引吭高歌，擊壤而和，石頭樹樁鍋碗亂敲一通，頓時陰霾散去，敞亮爽快許多。插隊的時候，老鄉教我登高拖腔狂呼（有點像印第安人或其他落後民族舞蹈時的呼叫），疏解胸中鬱悶和抒發內心喜悅，大概就是音樂的原始形態。       

 

        讀書人喜歡與眾不同，什麽事情都想看出和做出高一籌的韻味來。“詩言誌，歌詠言”，嚇得一般人不敢涉足，自認難登大雅之堂。簡單娛樂在他們眼裏提升成陶冶，把音樂作為提高本身文化與氣質修養的重要手段，琴是和棋書畫同為表明高雅身份情趣的玩意兒。甚至無端附會，將音樂乃至樂器與社會政治倫理掛鉤。戰國時，有儒者不鼓瑟，原因是“瑟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這種觀念自然為統治者所喜歡，老百姓則要笑他呆，笑他癡：事兒媽似的。這些儒者堅持不能“害”等級製度之“義”，故而隻會唱盛世讚歌，奏百鳥朝鳳調，或者是些撒嬌的無病呻吟和彼此相輕曲，為社會和藝壇做些轉瞬即逝的點綴。

 

        中國 古代 統治者特別注重音樂的社會指示功能，將“樂”抬舉到與禮製同等的高度，禮崩樂壞那是亂世的顯著標誌，雅頌相諧則是天地和、陰陽調、政事通的盛世症候之一。

 

        他們看不起音樂“伶人”，卻神化音樂本身。古籍中不乏一曲奏響，百鳥相和，仙鶴伴舞，或者風雲變色，天地動容的記載。應該承認，音樂具有撥動人們心弦，感染人們精神的潛能，四麵楚歌瓦解了項羽軍隊，一曲琵琶惹得青衫透濕。曆代統治者抓住這點，一方麵希望增強音樂的“和合” 功效，彌合上下貴賤的矛盾，和區分等級的禮製相互配合，鞏固統治。“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看看幾千年中國曆史，看看中國古代連一座容納上萬人的大劇場都沒有，可知這是從未實現過的空想。沒有與民同樂的空間，怎麽可能上下和呢？即使像西方那樣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了可容數萬人的劇場，也沒有達到各階級的和諧相處。另一方麵統治者希望無限強化音樂的“教化”功效。正人心，變風俗，讓人們樂樂嗬嗬的接受被統治的命運。實際效果如何？“上窮碧落下黃泉”，一首能夠廣為流傳千百年的“雅樂”也找不出來。難怪《高山流水》曲高和寡，《廣陵散》成為千古絕響。

 

        中國古代統治者讓音樂肩負起過於沉重的教化擔子，承載著國家興衰的責任。因此，有亂世之樂的“侈樂”、“溺音”，有治世之樂的“德音”、“適音”。夏桀的惡名包含著他對音樂的改革，各種樂器都製作得超大，曲調怪異，五音失調，聞所未聞。商紂之所以亡，“靡靡之音”難逃罪責。雖然各代統治者私心竊愛商紂之所好，時不時在家中關起門來開個堂會，賞玩一回，但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更願意利用音樂來影響和操控人心。《呂氏春秋》說：“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故先王之製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義理也。”所以《史記》說：“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由此可見文革思維自古有之，祖先們早就主張不能單純喜好音響，還要給腦子裏定根弦，感悟探究音樂聲中包含的東西，有所取舍。他們把自己不喜歡的音樂斥為“鄭聲”，極力吹捧符合統治需要的“雅樂”。由此很容易進入排斥摧殘禁止多元，扶植培育推廣單一的文化專製程序。

 

       

         中國現代的文藝政策一方麵繼承了古代高揚教化旗幟、神化音樂功能 的做法，另一方麵也與古代有所不同，強調音樂的鬥爭性和前歌後舞激勵衝鋒陷陣的作用，甚至強製推行某類音樂，這一點在古今中外都是絕無僅有的。上個世紀中期，狠批古典音樂、民歌小調，大唱革命歌曲，普及樣板戲，改造傳統音樂。天天唱，月月唱，日日唱，全是表忠心的詞兒，捧殺人的曲兒，或者說是自吹自擂的《雅》和阿諛奉承的《頌》。處處高歌，激昂亢奮，想找個安靜地方都難。唱得聲嘶力竭，電閃雷鳴，驚濤裂岸，幾十年下來，不但沒有脫胎換骨易筋洗腦改變世界觀，反而激起巨大反感，讓文革旗手絕望得上吊。

 

        按說人們對音樂很容易喜新厭舊，如果讓現代人唱《詩經》，除了專家，誰會喜歡吟誦幹巴巴的《大雅》《頌》？何況那些原本就不是百姓可以在任何場合隨意賞玩的。今天別說再用兩千年前的曾國編鍾奏樂，就是聽頂尖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又有幾人能強撐著不瞌睡。像文革時那樣整天就幾個曲調音波激蕩空氣中，要想不煩真的很難。

 

       然而 多樣化的需求又讓中國流行起紅歌，強烈的時代氣息容易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所謂紅歌都是廟堂《雅》《頌》，普通百姓習慣唱《風》，衷情哥哥妹妹一輩，驟然升級，換成爺爺、叔叔、前輩，便不倫不類地搖滾之，嘻哈之。唱者心理複雜，懷舊者有之，不滿今朝者有之，好奇遊戲者有之，無所謂者有之，捍衛主義者無之。推動者和商周時期的貴族一樣，把心願鑄於鍾鼎，冀望“子子孫孫永寶”。同一個世界，同一首歌，卻“各自想拳經”，其和聲效果可想而知。當然了，也不能“一點兒麵子也不講”，唱唱樂樂，還是要得。隻要不是老毛病，革命輿論先行其道，文字獄、政治掛帥、文化獨裁、無產階級專政等緊隨其後，那也就和一些人喜好京劇昆曲一樣，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不必大驚小怪。過分解讀，熱衷發掘曲中秘辛，無論是提倡者，或反對者都還陷在陳舊思維的纏繞中。“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固然讓人歎息，但是反過來，就讓人舒服了嗎？非此即彼，不是太乏味嗎？同時存在，各自爭鳴，多樣中才能欣賞到豐富多彩。

 

        當代人把音樂當作休閑、發泄、減壓的良方，在音樂的諸多功能中，特別強調娛樂作用，厭惡與政治掛鉤。如果把這說成俗，大多數人一定樂於追隨。

 

         世界上，其它各國與中國不同，他們沒有源遠流長的禮樂並舉、以樂配禮的傳統，沒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審查、窮搜細摳的基因，沒有精致奧妙的製造文字獄陷人於罪的思維模式，除了著眼於音樂的娛樂功能外，尤重其美學意義。所以，無標題音樂曾經流行，轟動全球的“披頭”的價值主要表現在技術與風格上。美國黑人是當今世界音樂潮流的旗手，一舉手，一投足，一放聲，各國青年緊著模仿。但是他們沒有改天換地的野心，沒有讓音樂背上沉重的政治道德倫理包袱，想唱就唱，想跳就跳，頂多是想多賣幾個錢而已。出於心，發乎情，和而調，美其聲，至於人們是否買賬，就看知音者幾何。無論和寡和眾，都是個人行為，與宮廷樂府完全無關。這應該才是音樂的自然生存方式。當然，外國音樂也有“寓教於樂”的印記，宗教音樂勸善誡惡、提升魂靈，世俗音樂表達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等等，為數不少。問題不在音樂的內容，而在於推行的方式。不能說孔夫子認定盡善盡美，我們也必須跟著點頭。更不能說別人不待見什麽，我們就得上趕著吐口水。愛憎好惡，見仁見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用音樂打動人，讓人心甘情願喜愛，無論什麽，我都認為可以接受。假若由別人強製推行，無論什麽，我都會從內心反感。這或許可以稱為我的文革後遺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