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國後,幾經搬遷,結識了不少鄰居。其中有國人,也有美國人;有年輕人,也有老人;有正在工作的,也有已經退休的。我們相處和睦,有些還是不錯的朋友。其中最難忘的,是舊日鄰居何伯伯。
十幾年前,我們買了第一所房子。這是一個新社區,開始左鄰右舍都是美國人,雖說他們見麵必主動打招呼,時常還聊幾句,顯得熱情友好,但總覺缺少什麽。過了幾天,下班回來,驚喜地看見一家東方人正從卡車上往附近一幢房子裏搬家具,從模樣神態看上去,似為華人。第二天傍晚散步,路遇一對身材纖弱、精神矍鑠、慈眉善目的老年夫婦。仔細一看,正是新搬來的那家鄰居。禮貌問候幾句,果然能講漢語。老婆婆首先探詢我們是哪兒來的,然後搶著自我介紹,他們是退休後從台灣來的廣東人,老先生姓何,八十多了。要不是兒女都在美國,才不稀罕這裏,沒腿沒嘴沒耳朵的,好沒意思。何先生站在一旁,頻頻頷首示意,嘴裏光念叨兩個字“幸會,幸會”。他們雖然操著帶濃重廣東口音的國語,但還是讓人感覺親切,拉近了距離。我們稱老先生為何伯伯,老婆婆為何伯母。彼此客氣地邀請對方有時間到家裏坐坐。以後,自然沒有貿然登門拜訪,隻是路遇一定會客套幾句。
由於兩岸彼此妖魔化的宣傳和政治氣候,八十年代,台灣和大陸人互相戒備、猜疑、有意保持距離,以免招來國內某些單位的過分關注,惹一身麻煩。六四後,反而來往多了一些。到九十年代,除了心存芥蒂者,大多數都能友好相待。我有一個台灣朋友,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偶爾也開兩句玩笑,他尊我為“共匪”,我敬他為“國賊”,然後相視大笑。兩岸的敵視和隔閡是統治集團造成的,普通百姓上趕著也跟烏眼雞似的,實在可笑。我們和何家一開始就沒有感覺異常,晚輩與長輩的交往,十分自然。
那時,禕兒還小,剛上小學。按照美國法律,不能獨自呆在家中。每天放學,都要先到一所幼兒園,等我們下班去接。那裏同齡孩子不多,玩不到一起,禕兒老大不情願。他幾次申請放學後不去幼兒園,保證一個人老老實實潛伏家中,決不暴露。我們不放心,堅決不同意。
何伯伯家與我們隔一棟房子,平時隻有老兩口。兒子一家住在不太遠的另一社區,有一個女兒,和禕兒同歲同校。女孩放學後,到爺爺奶奶家,由老人照看。她晚上或回自家,或留宿。所以,有時早上便和禕兒坐同一輛校車上學。在路邊等候時,一定有爺爺奶奶隨侍陪同。遇到同為“老書僮”的我們,自然會聊上一會兒。話題常常圍繞兩個孩子,總也說不夠。有一天,記不得是何伯伯,還是伯母首先主動提出,讓禕兒放學後到他家玩耍,這樣,兩個孩子也有伴,不寂寞。我們知道,老人這樣說是由於細心周到,想讓事情顯得自然,免去我們的不安和感激。有熱心老人看護,我們一百個放心,而且不必每天下午擔心工作忙或堵車,超過幼兒園規定的接孩子時間。可是又怕給老人增添麻煩,畢竟他們已進耄耋之年。正猶豫如何回答,兩個孩子已經雀躍歡呼起來。看著孩子們期待的眼神和老人們真誠的笑臉,我們感動地點頭了。
非親非故,僅僅因為都是中國人,就受到這麽熱心的關照,我們想無論如何都應該表示一下。當把錢送到老人麵前時,何伯伯生氣了,要是給錢,孩子就不要來了。可不要錢,我們心裏又覺虧欠。聽何伯母說,她在台灣是小學教員。看到老人屋裏擺設布置頗帶書卷氣,何伯伯溫文爾雅,每天磨墨鋪紙,寫寫畫畫,想來也是教師學者一類,便送他一幅西安碑林的“魁星點鬥”拓片。何伯伯展卷開懷,十分喜歡,跟我聊了半天書法繪畫,拿出自己的作品與我同賞,風格都屬文人型。
共同愛好,拉近了距離。由此,我們兩家來往日漸頻繁。何伯伯生性平和,對孩子比何伯母更具耐心。一說孩子,總誇禕兒這好那好的,就和國內同院鄰居的長輩們一樣。禕兒每次說起,都更喜歡何爺爺。
何伯母的熱情善言,恰好和寡言少語的何伯伯彼此互補。看到我們能夠耐心傾聽,她常常興奮地如瀑布飛瀉,落潭後形成回旋往複的漩渦。沒多久,她便把自家身世演講了好幾遍。她原是廣州城大戶人家小姐,從小養尊處優,出門有私家轎車,進門有仆人伺候。偏偏鬼附體,看上了窮書生,天南海北,四處跑路,一輩子受苦命。如今在台灣被罵作“大陸豬”,回大陸,家產早被共產黨搶去,已無立錐之地。何伯伯坐在一旁,很少說話,偶爾微笑。闊小姐與窮書生的愛情,在古典戲劇和小說中是常見題材。何伯母語焉不詳的敘述,給人留下很大遐想空間。最初的熱戀不足為奇,難能可貴的是一生不離不棄,始終深情守望,其中定有許多動人的浪漫情節。何伯母沒說,我們也不好過分好奇。
有一陣,何伯母要去加州女兒家小住,心裏又放不下何伯伯。特意囑咐我,有時間過去看看,跟他說說話,“他那個人老糊塗了,做事丟三落四,沒有我不行。前幾天,他把燒得發紅的炒鍋,竟然直接放到桌子上,結果,好漂亮的桌子中間烙了個大黑印。把我氣得半死。你說,我能放心走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們請何伯伯每天到我家吃飯,老人不願麻煩人,婉言謝絕。我隻好盡量每天過去坐一會兒,聊兩句。老年人愛聊過去,開始他大概怕我不耐煩,說得不多。幾次過後,發現跟我很有共同語言,話便多了起來。他語調低緩,卻幾次讓我吃驚,徹底顛覆了我的臆斷。
何伯伯對去台灣前的一段曆程情有獨鍾,反複回憶,對到台灣後的事情往往欲言又止。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一任興之所至。他是個典型的文弱儒雅嶺南書生,從小就沒想過別的,一心讀書,考上了中山大學生物係。沒讀幾天,抗日戰爭爆發。泥人也有土性,他決然投筆從戎了。那時,大學生很少,到哪裏都是寶貝。長官不忍心讓他去前線送死,說你這麽瘦小,哪能跟日本人拚刺刀?還是到後方學習,為國家保留點人才吧。於是保送他上了地方軍校,畢業後,又保送到成都上了中央軍校,學習政治。因此,跟日本人作戰不多,沒有受過傷。以後,跟共產黨打仗,老輸,不停地跑路。一跑跑到台灣,蹲在國防部裏,一輩子沒什麽成就,年輕時的理想到底未實現過。他很少激動感慨,但也有例外,那是在談起中央軍校的時候。他對中央軍校感情很深,回憶最多。我知道該校前身是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最初我以為他比較看重嫡係身份,後來才知道另有所寄。有一次聊得忘情,哼起了校歌。他吐字不清,加上口音,我沒聽懂歌詞,隻覺得他表情激動,有一種莊嚴神聖感。後來,我翻資料,查了歌詞。一看,我也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
攜著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
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
我理解,何伯伯唱這首歌,是忘不掉少年誌與滿腔血。每個人都有激情燃燒的歲月,終生難忘。早期黃埔生難忘北伐,何伯伯則難忘抗日。我見過許多前輩,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他那個年紀的人,對與青春年華緊緊連在一起的抗日戰爭,刻骨銘心。一旦說起,神采飛揚,豪氣衝天,就連文弱似何伯伯者也每每有不顧老邁,即刻拔劍起舞之勢。我對那一代曾經拚死抗日的前輩們,不管是老八路,還是老幾路,永遠滿懷深深敬意。同仇敵愾讓我與何伯伯更加貼近。
感恩節到了,我們邀請何伯伯到家過節。大概是他一人寂寞,也想熱鬧一下,遂爽快答應。晚上,何伯伯像軍人一樣,準時來到。我打開門,愣住了。老先生穿著迥異往常,一身西裝筆挺,皮鞋鋥亮,領帶打得比我有水平多了,顯得精神抖擻,足見他的禮貌周到。問好祝福後,從兜裏掏出一個紅包,說是給“阿禕”(老兩口按廣東習慣稱呼禕兒)的。吃飯時,何伯伯坐得筆直,話更加少,每樣嚐了一點,最後總結兩字:好吃。飯後,我們聊了一會兒,因有別人在場,他的話題集中在孩子身上,神態就是一個熱衷談論孫子輩的老爺爺,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為我們是親戚。興盡,何伯伯起身鞠躬道謝告辭。那作派仍是書生氣十足,完全不像軍人。其實,何伯伯也沒有將自己定位為軍人。他說,沒有受過傷,哪能算真正的軍人。
何伯母回來,我跟她說,何伯伯入錯了行,不應該從軍,而應是做學問或教書。伯母笑著說,對呀,在台灣,他穿上將軍服,也像是借來的,一點不像軍人。這番話,又讓我一驚,真看不出何伯伯是將軍。老話說“慈不帶兵”,何伯伯確實與軍人相去甚遠,與凶狠勇猛的將軍形象一點不符,連儒將也不像。我根本想象不出他領兵打仗的樣子,想來想去最後都凝成如今縮進沙發裏含笑看頑童的小老頭。一個將軍退休後,像普通人一樣,毫無怨言不圖任何報酬為鄰居照看孩子,足見其性情淡泊平易。在我眼裏他就是一個有深厚文化修養的尋常老先生。後來我聽說,台灣的軍人退休待遇十分優厚,不但享受公費醫療,還有足夠生活的年金,相當於大陸的離休幹部。許多老軍人都是把美國作為理想地,在此買房養老,有病便回台灣診治。何伯伯漂泊一生,晚年能得到安寧平靜的生活,又有何伯母廝守,足堪慰籍。
大約過了半年,社區裏搬來的人家多了,和禕兒同齡的孩子也多了。於是,禕兒不再滿足於和女孩老人待在屋裏,轉而四處尋找新朋友,去何家少了。但我們兩家依然來往著,逢年過節總要走動一下,噓寒問暖。
過了幾年,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何伯伯,打電話敲門也沒有回應。有人說,何伯伯回台灣玩去了。後來,見到他兒子,詢問之下,說是回去訪友,突發腦溢血,不治身亡,其間隻有幾個小時。那一刻,我黯然神傷。我不想說一顆將星隕落,那跟我沒關係。我隻想追回失去的老伯,是他-----鄰家和藹可親的老伯讓我尊敬,讓我緬懷。反倒是他兒子安慰道,好在老人沒受罪,八十幾歲,也算高壽了。本想找何伯母慰問一下,但子女為了免得觸景生情,送她去加州了。
後來,我們搬了家,很少互通音訊。前幾年,在一家中餐館,看到何伯母與兒子一家吃飯。老人頭發全白了,不再像以前那樣整潔利索。我們驚喜地上前問候,老人家目光呆滯,搖頭說不記得了。然而一提起禕兒,老人臉上立刻浮現慈祥的笑容,說,阿禕呀,我知道。
又是幾年不見,不知何伯母是否依然健在?而何伯伯也許已經魂歸故裏,重續少年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