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藝術家的私人生活（補充篇，我和楊的故事2）

我和我的同學們在坐上通往火車站的汽車之前，班主任和係主任都出來為我們送行，我甚至看見他們在抹眼淚，有點“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架勢。
火車站一片混亂，乘警把火車站後院入口的大鐵門關上，不允許學生模樣的人進入，有的學生開始爬門，門裏門外到處都是要進京的學生。
再後來，來了一個大人物 —— 我至今不知道那個大人物是誰，他讓乘警把鐵門打開，手持學生證的都可以進入。
我們不用買票就可以上車，而且有乘務人員親自給我們送白開水，“革命”原來是一件這麽令人興奮的事，我們都被這種從未有過的氣氛而感染，剛才的“壯士”情懷，很快被一種好玩的心態取代。
列車走過兩站，突然間停下來了，上來了幾個警察，動員同學們下車返回學校。所有的人都說不下，打死也不下。
警察們勸說了半天，像完成任務一樣無可奈何地離去。

我們乘坐的列車，北京不是終點站，所以等我們到達北京的時候，已經是淩晨兩點鍾，北京的街頭上還擠滿了情緒高昂的市民，我聽見人們在高聲歡呼：東北虎下山了！
被叫做東北虎的我們頓時覺得精神抖擻。
我在廣場上找了兩天之後才找到楊所在學校的人堆兒，楊額頭上纏著條白布，胳膊上也纏著布條，額頭上麵的布條用紅筆寫著“誓與北京共存亡“幾個字，字跡模糊，有點血淋淋的感覺。胳膊上的布條，用黑筆寫著“稽查大隊”之類的字樣，有點威風凜凜，又有點像孝裝上的某個細節。
楊看到我，隻有驚訝，沒有喜悅。
“你怎麽來了！” 楊不太高興地說。
“我為什麽不能來？ 我也是學生。”我也不太高興。
“我在這兒沒有空兒照顧你。”
“誰用你照顧！”
我氣憤地走開，聽見身後有人說什麽“大嫂”之類的話，我想那是楊的同學，“大嫂” “姐夫” 之類的詞是當時的學生用在調侃同伴時能使用上的最放肆的粗話。
回到了我們自己的隊伍，我又受到了我的同伴兒的嘲笑。
我們是來鬧革命的，不是來搞小資情調，嘲笑我的同伴兒們對我的行為充滿了不屑和鄙夷。
我仍舊沒事兒就跑到楊的地盤兒，遠遠地看著他指手劃腳。
廣場上的形勢時好時壞，廣播喇叭裏一會兒歡欣鼓舞，一會兒深沉悲壯，我們誰都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二十號的時候我們嚐到了催淚彈的滋味，那一天，“暴亂”的性質被官方正式確定。
我們一會兒被通知全體絕食，一會兒又被通知要保存革命力量，不全體絕食了。
不時地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某某令人仰慕的大人物出現了。
我在短短的兩個星期裏，看到了許多以前做夢都沒想到能見到的名人。
有慷慨激昂的教授給我們傳述什麽是真正的民主，有市民們為我們大呼小叫地送飯送衣送被，有紅十字協會的人給我們發放衛生保健用品。
我被革命的情緒徹底感染，什麽楊不楊的，我堅信自己的來京，和他沒有直接的關係，我甚至也為自己剛剛到來時的小資目的感到羞愧。
我明白楊為什麽看見我不高興了，因為在我來之前，他已經被革命的高潮洗禮過了。
我們一會兒高呼歡迎萬裏，一會兒高呼歡迎戈爾巴喬夫，我們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唯一的消息來源就是那個廣播喇叭。
喇叭一會兒說軍隊進來了，一會兒又說被市民擋回去了，我們就在這時高時低的氣氛下讓自己的情緒跟著一起時高時低。
我們歡迎的人都沒來。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楊找到了我。
“形勢對我們非常不利，”楊神情嚴肅地說，“你的遺書寫好了嗎？”
我放聲痛哭。
那天晚上，我們相依著在市民為學生防寒的公共汽車上，過了一夜。
當別的學生都睡得熟透的時候，楊把手伸進我的胸口。
“還記得我們拜過天地的事嗎？”
“記得，那次就該算是真的了吧。”
“不，今天的才算，到了天堂裏，可別忘了，你是一個有夫之婦。”
我沒把他的話當做玩笑，我們說的一切，做的一切，都和真的一樣。
早晨，當別的學生都醒來時，楊拿出筆，在他的遺書的結尾加了一句：我的愛妻，如果今生不能常相廝守，就讓我們等到來世從頭開始。
人在關鍵的時候千萬不能說晦氣的話，楊的這句話，至少前麵的一半已經毫無疑問地變成了現實。
我在汽車之夜之後就開始高燒不退，燒了兩天兩宿之後，楊委托兩個同學把我送回了我們的學校。
臨別之前，楊對我說：等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我回家看你。
那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三天後，傳來舉世震驚的消息，楊從此杳無音信。
學校複課了以後，公安部門開始對我們進行隔離審查。
兩個月以後，校長找我談話，希望我能主動退學。
“那樣的話，我們會在你的檔案裏寫進一些客觀的原因，這樣會對你的前途稍好一些。”
我明白了校長的用意，因病退學總比勒令退學要好。
我瞞著家裏，躲在一個同學家，靠給歌舞廳美容院畫巨幅廣告賺點生活費，並且報名參加了美院高考的培訓班。
再後來的事，就是我從美院畢業後隻身來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