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之心（二）

第一件事對我的影響是，我認為自己有權利把對陳紅軍的暗戀變成明戀了。
第二件事對我的影響天翻地覆。十二歲之前，我一聽見有人喊張桐的外號“大俊子”就緊張，按東北人說話像寫對聯似的習慣，這“大俊子”後麵要是不跟個“二醜子”，說話人自己都覺得對不住聽眾，所以我堅信有個“二醜子”的名字在我背後傳得滿天飛揚。聽我媽說，我還是個嬰兒時就不乖，總是在睡覺時把被大人放平的腦袋不是歪向左，就是歪向右，所以在別的孩子都把頭睡得平平整整的時候，我把自己的腦袋睡成個“南北頭”，就是前後的直徑大於左右的直徑，從正麵看，我長了一張細細長長的刀條臉，再加上從我媽那裏繼承來的小眼睛和打嘴巴，實在是和那個時代的審美標準背道而馳。不料時來運轉，自從日本的山口百惠傳入中國大陸，我的刀條臉和小眼睛大嘴巴一下子有了榜樣做根據，想表現自己思想領先觀念新潮的人紛紛表示“張楠的臉長得很藝術”，張桐的那些同學，就是這類人中的幾個，盡管我也知道她們在發那樣的議論時動機不一定純潔，但那一點都沒防礙我的興奮，更重要的是，我有了把暗戀變成明戀的自信。
第三件事對我們家的影響比對我自己大，我媽被到處邀請作報告，我爸高興得好幾天合不籠嘴。其實這件事早在我意料當中，張桐動不動就拿回來個這獎那獎，再加上那時剛剛恢複高考製度不久，自認為是人才的學生都報考了理工科院校，讓張桐撿了個便宜，我不服氣地把她們那年高考的文科試卷拿來閱讀，差點沒把門牙笑掉兩顆。
第四件事對我的影響最大，一是我爸因此破天荒地允許了陳紅軍和別的男生一樣在我們家登堂入室，二是我一想到陳紅軍要遠走高飛就不寒而栗。那個暑假，陳紅軍在我們家一共出現過五次，張桐為了維護自己的玉女形象，每次都叫上她的一個名叫常青的死黨，常青是她們學校的另一個美人。陳紅軍一來我們家，我就緊張得要命，一點都沒有了以前的放鬆，我知道一是因為我長大了，二是因為他換了身份。換了身份的陳紅軍一點沒改風格，仍舊嬉皮笑臉，還是那雙眯成細縫的眼睛，隻是現在他們麵對的不是我，而是那兩個和我一樣愛大驚小怪的美人。我對“打翻醋壇子”的描述，從此有了通身徹骨的體驗。
陳紅軍比張桐早幾天入學，我和我媽一起到他們家祝賀，我為他精心地畫了一幅畫，還寫了一首送xxxxx,紅xxxxx,軍xxxxx 行xxxxx。的詩，詩是怎麽寫的，我至今記得一清二楚，隻是後來水平提高了，一想起那首詩就後悔。陳紅軍送了我一支狼毫畫筆，上麵用小刀刻著“贈張楠妹妹”幾個字，我當著他的麵，把“妹妹”兩個字劃掉，我認為自己把一個十二歲姑娘能表露真情的手段都用上了。張桐故作清高，沒來送行，我從陳紅軍的眯縫眼裏沒看出來他是否為此失望。
幾天之後，我們全家一起把張桐送到省城，我生平第一次看見火車。
陳紅軍走後，我媽還經常去他家串門，我仍然同去，目的是為了在他們家找到一些他還存在的蛛絲馬跡 —— 一雙破球鞋，一件破背心什麽的，我一聽見他媽說起“軍子”兩字就汗毛豎起。在那段時間裏，陳紅軍名字中的三個字單獨出現對我來說都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甚至在報紙雜誌上有意識地尋找那些字，每找到一個，心靈就得到些許安慰。
放寒假時，張桐回家了，陳紅軍沒回來，據說學校太遠了，回來一次不容易。
第二年的暑假，陳紅軍回來了。
張桐喜氣洋洋地告訴我，她要到母校做報告，如果陳紅軍來了她還沒回來，就讓他先等一會兒。張桐一走我就開始打扮自己，緊張得有點喘不過氣。三浦友和就是比山口百惠大七歲，日本的這兩個明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不斷地為自己打氣，說服自己鎮靜，我甚至偷偷地把張桐最喜歡的連衣裙找出來穿上，十三歲的我已經發育成熟，穿張桐的衣服，一點不像偷來的。我剛把連衣裙的帶子係好，就聽見有人敲門，伴隨著“有人在家嗎”的標準普通話，我知道那是陳紅軍，在我們這裏，讀大學的人最大的標誌就是講普通話，走得越遠，普通話越標準。
我慌慌張張地出去開門，陳紅軍看見我，愣了半天，說出來一句“張楠長成大姑娘了”的話，我等的正是這句話，隻是他的普通話害得我一時找不到調，我支支吾吾了一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麽，陳紅軍好像很受用我的窘迫，他專注地看著我的眼神，讓我感覺到了以前沒受到過的重視。
“張桐去哪裏了？” 陳紅軍在和我聊了許多他大學裏的經曆之後才把話題扯到張桐身上，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極其了解少女情懷的男人，他提起張桐的時候，語氣是那麽不經意，好像是順便問問。
“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地撒了一個慌，“你找她有事嗎？”
“沒什麽大事，我借了輛摩托車，想帶個女孩子出去兜風。”他沒說“帶她去兜風”，而說“帶個女孩子”，讓我覺得有縫可插。
“我不是女孩子嗎？” 我問。
“是。” 他在又打量了我一番之後回答。

[過耳風]

對啊，我都忘了問你了：幹嘛不貼到莊裏去？

[lanliuer]

沒好意思，早有你的鼓勵我早就發了。

[婭米]

這麽多篇小說怎麽不發到豆腐莊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