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罪，殺人抵命，這是普通老伯姓都知道的道理，作為學法律，以後又從事律師的穀開來，好像全然不知，殺人如殺雞那麽簡單。在法製社會的今天，出現這樣奇特的現象，不能不使人聯想這個社會出了什麽問題？依我看起碼可以看出這樣三個問題。
第一，法是針對老伯姓的，對有權有勢的人，不受約束。
第二，國家機器是自己的私有工具，公安警察是自己圈養的家奴，自己胡做非為，也可不受法律製栽。
第三，老子有靠山，你們的命運在老子手裏掌握，我可以讓你榮華富貴，我也可以讓你死無葬身之地，我犯法了，你們看著辦吧！
從犯罪心理學來看，一個人犯罪之前，必有激烈的思想鬥爭和盤算，權衡利弊。一個是值不值犯這個罪，二是犯罪後如何脫身，不受法律追訴。
薄穀開來顯然是做了精心的計算，殺人後不但沒有跑，又沒有逃，而是主動找公安局長申稱，“人是我殺的，你看著辦吧！”
這就意味著，你是我們家的一條看門狗，你要不要包庇我，保護我？你自己全衡吧！你若包庇我，我可以讓你榮華富貴，你若翻瞼，我可以讓你命喪黃泉。看這位淫婦，多麽囂張，多麽猖狂啊！
可惜這條“狗”還比較聰明，留了一個心眼，不僅把談話內容秘密錄了音，而且又指示手下取了死者的血樣。留根救命稻草。可事情的發展卻事與願違。主子不但聽不進，反而給他一記耳光，接下來主子的刀己按在脖子上了。狗奴才狗急跳牆了---叛逃。沒想到美國總領館不敢收留，不得己的情況下，走出美國領館，向中國政府投誠。
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立功，舉報主子的罪行。這起震驚中外，震驚政壇的事件，不能不引起高層的高度重視。中紀委和公安部門通過深入的調查，逐步弄清了問題的真像，殺人犯薄穀開來和叛逃犯王立軍分別受到法律的製栽。主子薄熙來也成了甕中之鱉。
“搬起石頭砟了自己的腳”，這是古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格言，用在薄氏身上再也貼切不過了，錯估形勢，讓成大錯，後悔己經晚之。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主子”、“奴才”文化滲透在每人的血液裏，解放後雖然推倒了三座大山，但骨子的封建意識並未因政權的更迭而消失。毛澤東曾是反封建，反獨栽的旗手。作了“君主”後，把手下仍作為“奴才” 相待，聽不進反麵意見，今天打這個，明天反那個，搞得雞犬不得安寧。文革後，總結其教訓，提出了一係列改進黨的領導的辦法，反對個人崇拜，反對一言堂，加強集體領導等，但由於一黨執政，缺乏強有力的監督；一把手權力往往淩駕於集體之上，無人敢於挑戰。特別在幹部的任用上，不是民主選舉，而是上級任命，這樣很容易形成依附關係。辦事情，想問題，隻怕得罪上級，不怕得罪群眾，幹部自然而然變成了“主子”和“奴才”的關係。
“製度是帶根本性的問題，製度好可以少犯錯誤，製度不好必犯大錯”，這是鄧小平的論述，也是曆史經驗的總結。
目前世界有三種不同的的社會製度，一種是資本主義製度，一種是社會主義製度。一種是皇權製度。
實踐證明這三種社會製度各有利弊。
資本主義國家，多數采用民主選舉的方法產生領導人。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平等競爭，選票決定未來，誰勝出誰當權，不受領導人的喜惡取舍。壞處是爭權奪利，互相攻擊，不能合力搞建設，而是無謂的消耗社會資源。勝者組閣完全是拉攏親信，排斥異己，為自已或小團體謀利益。
社會主義國家，多數是一黨執政，主要領導成員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民主推薦，組織考察，領導班子研究決定。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幹部的培養任用是階梯形的，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有意識的培養，從基層做起，逐步集累經驗，最後將最優秀的人選拔到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崗位上來。這個方法的缺點是，苗子的選擇與培養及最後的任用與上級主要領導的好惡有直接的關係，與群眾關係不大。
皇權製度是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一種製度，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沒有可比性，這裏不在論述。
如何取長補短，興利除弊，各國認識並不一致，各自認為自己的製度最好，置疑對方的長處。實質上是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文化的不同所致，要求一個標準，很難做到，各國隻能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選擇。
有些人總想輸出“革命”，認為自己的製度最好，要求別的國家也采用自己的製度，否則就用戰爭手段或是支持反對派搞動亂，顛複現政權，搞得世界不得安寧，這種做法我們是反對的。正確的做法，各國的事還是由各國人民自己來決定。當然中國的改革也隻能靠自己進行，總的看，幹部的選拔朝更加公開，公平，透明，接受群眾監督的方向發展是必然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