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聞道夕死可也。
天不生何人，萬古如長夜 — 小議翦商
玄野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北宋以來，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常見於世人筆下。據稱此言出自山野人士之手，多有誇張之嫌。姑且借用此誇張之言開啟一個關於華夏文明最重大曆史事件的探討。
中國考古界近六十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已經有了石破天驚般的結論性成果，這些結論使得上古華夏文明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不再是局限於神話傳說和周朝以來的一麵之詞。而在這些考古成果之中我們方才理解牧野之戰就是華夏文明得以繁榮昌盛的曆史起點，這一曆史事件在中國曆史中是無與倫比的。當代的這些成果意義重大，足以在曆史上榮耀這個時代。最近北京大學李碩先生出版了《翦商》一書，大體敘述了這些結論性成果，也令人對中國考古界的辛勤工作和秉正的學術思想陡生敬意。這些考古成果最突出的一個發現就是商朝極其普遍而且令人瞠目結舌的人祭文化。而史學家們在和中國正統曆史敘事比較以後以令人信服的曆史邏輯推論出結束這一殘暴血腥文化的操盤手就是周公旦。周公的操作手法如此徹底，令我等後世享受承平三千年，卻不知先祖聖人的痛苦艱辛與危難中所成就的壯舉。當我們知曉到商朝人祭的曆史真實以後，方明白題首那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話用在周公旦身上更恰當。當然了，與耶穌和孔子的情形一樣，周公旦也並非這些精神思想的首創者，他也應該是繼承自前人的智慧。下麵我們來具體探討這個話題。
一、商朝的人祭文化
曆史的背景是商朝廣泛而又極其慘烈的人祭文化。在考古成果所揭示的曆史中，商朝的人祭文化的殘暴和血腥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超出當代任何一個語言的評價能力，我們已經找不到一些合適的形容詞來評價，殘忍，邪惡，地獄，等等，這些形容詞在老祖宗的人祭文化麵前都顯得蒼白無力。造成這種血腥曆史的根源在於商人的神權思想，他們認為隻有通過獻祭來取悅上帝和諸位天神以及他們的曆代君王，他們自己才能得到佑護。而導致人祭的殘暴度登峰造極的一種認知是，被用作祭祀的人牲在祭祀過程中嚎叫越淒厲聲音越大，掙紮的時間越長，在天庭的神靈就越能聽得明白，就越發享用這種祭祀。這類事情總是有著相似的發展進路，一旦某種行為被歸於神靈喜悅的軌道上，這種行徑必然會屢創新高。當然這種行徑每邁出的一步也都是給自己的墳墓掘了一鍁土。
四處肆意擄掠青壯年人口，然後帶到自己的地盤上殘酷地屠戮。這種行徑對於周邊地域的人口發展有著巨大的抑製作用。商朝的擄掠模式之於三千五百年前的九州大地，就如同鮭魚身上吸附了一隻壯碩的七鰓鰻。從曆史邏輯上講，這樣的結構必然導致九州大地文明與人口的逐漸凋敝。然而現實卻是商朝發展延續了近六百年。有這種暴虐行徑的商朝得以存在並發展的曆史機緣在那裏呢？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商朝的人祭是逐漸發展到變本加厲的程度的，在前半期可能相對溫和一些，從人牲的需求量乃至對人牲殺戮的殘暴程度都不似最後兩百年那樣。隻有到了高宗武丁以後，最嚴重的是在武乙乃至帝辛這一段，人祭文化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方麵令周邊部族難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人口失血，尤其是壯年人口的流失；同時其屠戮慘狀也令所有非商人的觀者深惡痛絕甚至不共戴天，同時也可能使得部分商人逐漸反感甚至起了反叛之心。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就是那個時代裏中國的中州一帶氣候暖濕得多，一個部落族群的發展與繁衍比後世要容易得多，所以在人口繁殖方麵足以承受商朝的劫掠而不至於滅種。第三個原因，也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的品格，有激情有才氣，精神上更活躍。商人對華夏文明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文字。從考古發現來看，二裏頭文明就是夏朝，而那裏麵沒有發現任何文字的痕跡。至於黃帝的史官倉頡造字當屬於後世編撰而成的故事，沒有考古證據支持，也沒有曆史邏輯的支持。商人的第二大貢獻就是完善發展了青銅製造技術。本來夏朝已經有很發達的青銅製造業，但沒有考古證據顯示夏人將這個技術廣泛地應用到生產生活與戰爭之中。掌握了文字與青銅，使得商人在麵對周圍任何其他部落種族的對抗時，都構成了降維打擊，所向披靡。技術上的領先對一個種族的精神層麵的影響可能並非好事。沒有任何外來壓力的族群會變得驕傲而肆意，產生一種天下獨大，又有著強烈的被天神獨寵的感覺。這種背景下，商人隻能族內通婚的習慣就順理成章了。周圍族群也就無法在商人的心目中有一個平等的地位。因此，他們在處置異族俘虜時就無所顧及無所敬畏，也就可以完全從自己種族的利益出發，任意殘殺異族人來獲取他們所認為的天神的佑護，以達成他們本族人的私欲和利益。最後一個技術優勢就是武丁時代從其他文明那裏學習來的馬拉戰車。這導致商人在戰場上的優勢又上升了一個等級，對周圍地區的土著部落構成了更強大的碾壓式軍事優勢。福兮禍之所伏。也許就是因為這個技術優勢導致武丁王以後商人的人祭行為達到空前鼎盛，這對周邊地區部落種群的生存延續造成的壓力更加巨大。到了那個時代，周邊土著部落直接麵臨著亡族滅種的危險。
正當此時，商朝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分歧與鬥爭。當然社會整體的驕奢淫逸導致矛盾叢生是人類社會的任何階段任何種族的普遍現象和必然結果。最高統治者往往也會因為某些矛盾而將商朝的貴族當作人牲獻祭給天神，而且商人的價值理念上，人牲的社會地位越高，獻祭時就會越發獲得天神的悅納。這直接造成統治集團內部人心惶惶。當商朝貴族都可以被拿來當作人牲獻祭時，人祭對象的泛濫就無法避免了，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因為某種因緣際會而被綁上屠人台從斬足開始進行那個令人聞風喪膽的殘暴血腥痛苦至極的過程。而其中的一個偶然的人祭對象就直接導致了商朝的滅亡和商朝所有文獻的全部焚毀。這就是伯邑考之死，姑且稱之為終結之祭。
二、終結之祭
周人的來曆可以上溯到後稷，也就是棄，史書記載由棄到周文王共十五代。當代的考古發現基本印證了史書記載的這個曆史進程，而史書所說後稷作堯舜之相，司農之神，且為大禹所器重，在時間節點上無法匹配。因為周文王上推十五代最多也就是五百年，而堯舜禹是周文王之前一千年的事情。從現實生活來理解，實際上人們推測遙遠的古代的事情時往往是以當下的社會關係和邏輯理解來構思的，這些故事建構在曆史事實的大致梗概之上。故事的細節不能全信，真實的曆史需要其他相關證據來佐證，也需要精細的品味才能追溯回古代的曆史。中國古代傳說如此，西方的古典傳說也是一樣。所有這些東西在考古證據的印證下，就會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口口相傳的史前曆史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往往會被考古證據證明為真實的曆史，而這個情景往往會像耀眼的閃電一樣出現，令世人驚駭，瞬間的光亮更襯托出前後諸多時刻的靜默無光。
先簡述兩句周人的源流。後稷時代周族生活在關中平原，到公劉時代，很可能是因為不堪商人的擄掠而北逃至豳地。大約十代以後在古公亶父的率領下周人重回關中平原，生活在商朝社會結構的邊緣地帶。這一遷徙應該是實，但來龍去脈卻絕非尚書所立的那等道德牌坊式說教。從曆史時機看，商朝人在關中平原擄掠人牲順便刮盡可用財富，原生各部落沒有逃走的也已經殄滅殆盡了。雖然對於人類而言已經赤地千裏，但物產方麵卻依舊得天獨厚，屬於人類宜居所在，隻要商人首肯，不再過來劫掠，自然是個流奶與蜜的天堂。考古學家們根據各方證據拚湊出了這段曆史。商人需要一些部落生活在這裏，幫助他們擄掠他們鞭長莫及的遠方羌人。於是古公亶父的這次曆史性遷徙就出現了。
我們再梳理一下伯邑考在周族中的具體定位。古公亶父生季曆，季曆從中原發達地區迎娶了一位貴族姑娘，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生母太任。這個婚姻的意義堪稱是左右中國曆史方向的重大事件，雖然對於當時的商朝發達地區而言微不足道。姬昌智慧超群，但受父親的影響不大。季曆部落事務纏身，而且在姬昌尚未成年時季曆在赴殷都的一次旅行中死在那裏。於是姬昌從生活習慣到教育的全部幾乎都由太任包攬。雖然作為西部落後部落的首領繼承人，但其文化層麵已經完全商化了。姬昌的婚姻則複製了父親的成功，其結發夫人名為太姒，其貴族身份比太任還高。姒姓據某些文獻稱是大禹的後裔，考古學家稱是殷都附近的名門望族之後。易經中帝乙歸妹的說法是說商朝的公主嫁給了姬昌，當代學術界多以為是周人自我粉飾。太姒也可能如太任一樣在子嗣的教育方麵起了些作用，但是她對曆史最顯著的貢獻是生育多子，而且其中三人具備聖哲之力，那就是長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發，四子周公旦。三兒子是管叔鮮，就是三監之亂的首謀。其中以長子伯邑考才華最為出色。姬昌赴殷都見紂王時，因為某種原因被囚禁在羑裏作為備選人牲。要知道在殷商的人祭文化中一個部落酋長可是絕頂上等的人牲。被囚時間一說七年，一說三年。據稱就是在羑裏囚禁生活中姬昌推演出了易經的六十四卦。從易經的內容看，周文王的確經曆過囚禁生活。但也是從易經如此偉大的一部作品來看，囚禁生活可能並非其在殷都生活中的最主體部分。在牢獄裏朝不保夕，如何能靜心推演易經呢？他的七年生活可能是極其豐富多樣的，結交了眾多上層文化精英，互相交流學習。姬昌智慧出眾，靈氣超絕，雖來自落後番邦，卻能在都市的交往中出類拔萃。在這個被囚過程中，妻子太姒率領三個最出色的兒子到殷都托關係搭救。可能那個過程比較順利，姬昌很快就脫離了危險，隻是體驗了一下人牲的恐懼與淒慘生活而已。長子伯邑考因為才華出眾，被紂王任用作他的駕車人。當時這個位置很重要地位很高。但是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不知是紂王的弦搭到那裏去了，居然決定把伯邑考當作人牲獻祭給天神。這個決定不像後世演繹的那樣被妲己陷害，紂王拿貴族獻祭並不一定需要那人犯了什麽罪過，隻要紂王不需要這個人，同時他又覺得天神需要一個高等級的人牲了，他便可以做這個決策。而在商人的價值邏輯上，這也並非是與周人結怨，畢竟是周邦的最高等人選被獻祭，天神當因此佑護周邦。而在紂王自己的小算盤裏，見到周邦有如此才華出眾的繼承人，他也是先滅之而後快了。至於年邁的周文王和相對年幼尚未展露才華的姬發與姬旦，紂王放他們回去繼續為商朝服務則是完全符合邏輯的。而這次人祭給周人帶來的衝擊則是刻入靈魂要記憶到地老天荒的。這次事件對於人祭文化深入骨髓的紂王而言，不過司空見慣的一次例行公事而已，他期待在周文王父子那裏看到的是什麽呢？也許是周人的戰栗恐懼和臣服，甚至於得到天神護佑後的感恩。然而，周文王與周公旦皆為聖哲之身，而周武王則是天選之子。以通靈的周文王為主，他們沒有紂王所預計的奴隸式反應，卻是被表麵的臣服完全掩藏了的忿怒傷痛和仇恨，也一舉成就了那顆悲憫千千萬萬人牲命運的心靈。惟其如此，周文王父子三人時刻背著滅族的危險並且抵禦著被綁上剝人刀俎的恐懼，精心謀劃並且積極行動備戰。伯邑考之祭將三人在感情關係上牢牢地凝聚成一體，在其後的文王武王的有生之年裏，他們之間不再是父子關係和兄弟關係，而是在心靈上完全融為一體，以一種史上絕無僅有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完成了翦商大業，將商朝的神權主義文化徹底地從華夏文明中抹去。從技術上繼承了文字，青銅工業和其他文明技術，在價值理念上則重建了一個以仁義為本的人文主義社會。這段曆史也許對於好萊塢而言是最佳的一個電影素材了。
三、翦商大計
為什麽說伯邑考之祭是華夏文明曆史轉折的核心關鍵呢？首先周文王和他的幾個兒子學習到了商朝文化，在個人品格能力上他們具有了取代商朝的技術潛質，但是他們因為享受著商文化帶來的優越生活，他們本無意翦商，同時周邦落後弱小，他們也無力翦商。這時發生的伯邑考事件則使得周人徹底體味到人牲的淒慘生活，明確認識到在商朝的人祭文化下，他們所有人的前途都將是危險而淒慘晦暗的。伯邑考之祭給他們的心靈衝擊太過巨大，而在精神層麵極其強壯的人那裏，這卻化作無比的決心。周公旦在後來留下相關史料時給了他大哥一個十分尊敬的稱號，對他的真實遭際卻完全避諱了，以至於後世野老村氓老俗套地把黑鍋扣在了妲己頭上。說實在地，中國的曆史美女都挺冤的，妲己冤，西施也冤，楊玉環更冤。回到正題，周人立即明白了自己當下看著像個人，其實就是寄存在周原裏的待宰羔羊。而回想人牲的淒厲哀嚎，其實他們自己的命運連牲口都不如，更加淒慘，全看紂王的那根弦往哪裏搭了。周文王已到暮年，因為經曆了羑裏之囚，又有痛喪最優秀的長子之傷，其翦商的勇氣毅力氣魄最為堅決。一俟回到周原就開始了他的計劃，招賢納士，積蓄戰備，聯合周圍部落。周圍部落數百年苦於商人的擄掠與殺戮，雖然知道這是滅族的危險，但也義無反顧。因為即使死於戰場，好歹也算個人，而死於紂王的剝人凳上，那就是豬狗不如的命運了。所謂得道多助，不足十年，翦商聯盟已經蔚然成型。
同時紂王在殷都裏麵則是失道寡助。紂王的過度自信妄行導致貴族集團的分歧越發巨大，人牲的備選範圍已經擴大到高等貴族，不再局限於俘虜和奴隸。這導致貴族階層人心惶惶。當然這些人應該對人祭的殘酷場麵很熟悉，但外族人的嚎叫和本族人尤其是高貴如王子比幹的呼喊，對他們貴族階層的心靈衝擊是完全不一樣的。渺小而局限的人性之下，自大和愚蠢本身就是同一個意思，對於國家領導者而言尤其如此。可能紂王因為將鏟除異己和獻祭天帝一舉兩得了，他可能還暗自慶幸。商朝的內部矛盾和紂王的自大，給了周文王父子絕佳的機會從容整合關中勢力甚至剿滅商人在那裏的某些諸侯國。從某種角度上看，紂王的自大似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武王起兵本身危險巨大，一旦為紂王所知，必然麵臨滅頂之災。本應該是開弓不可回頭的事情，居然武王在第一次起事後準備渡過黃河時又退了回來。紂王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戰爭情報，但他居然無動於衷。不久後武王再次起兵，東渡黃河後一路急行軍，對所過商人諸侯國置之不理。考古史學家們對此頗為不解，猜測其原因可能是各諸侯都對紂王心存怨恨，或者武王與他們達成了妥協。但是孤軍深入，被人斷了後路，那可是想想都脊背發涼的事情。但是，曆史就是這樣進展的。聯軍共四萬五千人，逼迫到殷都外不足百裏的牧野。紂王集結七十萬大軍迎戰。從這個數字來看，紂王的確沒有理由擔心周武王的威脅。武器裝備肯定紂王占絕對優勢，兵力也占絕對優勢，以逸待勞方麵商朝軍隊也占絕對優勢。他周武王願意以卵擊石，紂王沒有理由不高興。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時的場景如何，一方是千裏奔襲的小股疲弱之師，另一方則是盔明甲亮的精銳大軍。如果說個直觀感覺的話，那就是指環王最後那個決戰鏡頭裏阿拉貢的小部隊被包圍在強大的鬼魅軍隊之中。雖然現實的曆史中不可能有神助的魔力，但戰爭的結局卻有如神助。紂王軍隊臨陣倒戈，商軍潰敗一瀉千裏，流血漂杵。有些學者認為是七十萬奴隸和俘虜組成的軍隊，奴隸們應該不希望紂王獲勝，然後他們繼續回去做人牲。反戈一擊卻能有生還的機會。另一些學者認為沒有奴隸軍隊，是商朝軍隊內部臨陣分裂造成潰敗，而原因可能就是武王與商朝內應配合誅殺了紂王。周武王的聯軍一方其實也是個拚湊出來的草台班子，每個部落出上幾百上千人，武器還要自帶。然而因為遭受商朝淩虐幾百年，很多部落都明白翦商對於部落未來的意義以及當下可能的風險，戰陣之中人人皆為死士，每個人都明白即使戰死也好過被當作人牲獻祭幾百倍。於是在兵力武器和地利方麵占絕對優勢的紂王居然被對方一擊即潰。
四、伯邑考之祭引發的問題
曆史中真實的伯邑考是怎樣的情況，史學界一直莫衷一是。某些史料記載與傳說中都有周文王吃了伯邑考的肉做的食物的情節。在周公他們所允許的敘事中隻能隱晦的暴露一點點那個華夏終結之祭的具體情節。後來民間還傳說周文王返回周原後，心頭作嘔將那團肉吐了出來，那團肉化作兔子跑了。當代考古史學家們（如李碩先生等）推測，可能的史實是紂王將獻祭後的伯邑考的肉做成肉食大家分吃了，因為那種通過獻祭塗上了神聖色彩的肉是要被吃掉的。周文王和周公旦應該都吃了，至於周武王是否有那份精神上的定力也許要打個問號。見多識廣的周文王當然會滿臉的恭敬與臣服，兩個孩子則驚恐萬狀。根據一些曆史碎片和合理的推測，史學家的判斷是，周武王和周公旦因這次觀祭和享祭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後果。武王失眠，曆史記載是“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因為長期的睡眠不好而極大地影響了健康，導致克殷三年後英年而逝，將王位留給了年幼的太子誦。周公旦那裏似乎稍好，他遺傳文王的定力多一些。但畢竟是少年觀祭，由此而造成的心理創傷無法避免。惡心，恐懼，憤恨，傷心，心理衝擊排山倒海般的壓下來。周公的後遺症是吃飯時有嘔吐，但是周公卻絕不願將真實的慘劇公布於眾。漢代文人所傳“一飯三吐脯，一沐三捉發”是為了禮待來訪的精英，曹操也有“周公吐脯，天下歸心”的詩句。周公的些許異常行為也被後世文人們以最溫馨最神聖的猜想來構思了。從常理看，精英來訪時主人停止進食而接待客人應該是合適的，但因此而吐出吃到嘴裏的飯就誇張了。一口飯所節省的時間很有限，為了及時會客的說法很牽強。當代史學家推測是嚴重心理創傷的說法更加合理一些。可以看出來，周公旦在清除商代人祭文化方麵做得十分成功，徹底清除了人祭文化，也遮蔽華夏終結之祭這一周文王家族的巨大創傷。
五、華夏文明走向繁盛的起點
周王朝是如何清除商朝人祭文化的呢？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武王在贏得戰爭之後三年裏政權過渡的過程中，依然沿用了商朝的人祭文化。為周人和聯邦諸侯複仇可能是相對不那麽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還是商朝貴族需要見識到適當的人祭場麵才能真正地相信商朝已經終結。他們的邏輯中，這樣的改朝換代必須上達於天才行。那麽，人祭場上屬於紂王一派的人的哀嚎就成了正式宣告商朝終結的必需情景了。有些人認為武王被商朝人祭文化同化了，也許並非如此。那次人祭主要的意義是政治秀，他們不得不這樣展示。從周人的墓葬格外幹淨，找不到人殉跡象的現實可以看出，人祭人殉文化在周人那裏毫無市場。作為周朝第二號人物的周武王，如果他被人祭文化同化了，周人裏麵必定會有一定數量的人也會接受這種文化。現實沒有任何這方麵的證據。武王駕崩以後，周公攝政為王，統治集團正式開始了徹底清除人祭文化的複雜工程。商朝的各種文獻被全部付之一炬。商朝的曆史被有係統地重新改寫，曆代君王都是勤政愛民，隻有紂王荒淫無度屠害百姓也誅殺異己。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商湯網開三麵，還有伊尹放太甲之類的道德牌坊。所謂最有效的遺忘就是徹底的清除，然而徹底清除曆史的記憶依然是不可能的。易經中的東西周公不敢刪改，但他可以添加象辭解釋，給後世的理解徹底定調。這導致其中的許多東西在後人來看極其糾結。如今考古發掘的成果使得真相大白，易經中的許多疑難都迎刃而解。
這裏多說幾句周公的攝政王，這一事件也是政治上各安其份的來源。周朝的攝政王與後世的攝政王不是一個概念，那時隻有王，沒有帝，帝是留給上天的。全國隻有一個王，王就是最高統治者，而周公在攝政王時期全權行使王的權力的。而且這個攝政二字可能就是後人加上去的，當年的周公不是攝政王，而就是王。關鍵的區別是他完成了救難大業之後立即將政權歸還於成王。實際上如果周公旦直接稱王並世襲下去，於道統傳承並無不妥，兄終弟及是商朝的普遍傳承方式。周公之所以止步於攝政王，可能有道德的原因，也可能有兄弟感情的原因，但這些都是很微弱的成分。核心的原因或者說周公旦所營造的核心政治影響是政權內部各安其份的這個機製。這種機製本身不可能像分封諸侯那樣成為純製度性的章法，各安其份這種事情本身就和個人品行操守密不可分。這不單是政治層麵的，更是信仰與宗教層麵的，其影響可以說是千古猶存，未來的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都會延續他的這種思想。中國曆來都將這種品格視作理所當然，其實並非如此。這是一種超越性的政治智慧，曆代聖賢可以在先人的影響下繼承，卻沒有人能夠達到周公創造這一禮法的高度。而史上愚腐之輩自以為聰明，到頭來誤人誤己誤國誤民。孔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就是這個意思。周公安於既有利益，他擁有了世襲的侯爵魯國，成周內部的公爵領地，也擁有了世襲的三公之首。七年之後他歸政成王，沒有了王的權力，但他的魯國與周公爵位是無人撼搖的。反之，如果周公廢黜太子，因此失去了這種禮讓機製，從而使得所有人都做夢自己登上天子寶座，那麽他的魯國和周公的世襲地位就堪虞了。也許是周公具備了足夠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許是周公與周武王的感情好，也許是周公與周武王及周成王之間的相互信任。從後世的眼光看，周公安於攝政王之分並於七年後歸政周成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行書，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這對八百多年周朝的長期穩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也為後世為政者做了典範。如果大家去讀一下春秋時期晉國的曆史以及平王東遷的事跡，可以很明白地理解那時的諸侯與權傾朝野的正卿都有攫取更高權力的實力卻都各安其份。相比之下，後世尤其是秦以來的帝國時代，許多人都不安分，都想一統天下為所欲為，多少家族一地雞毛。這絕非政治文化的進步，反而是政治文化的腐朽與墮落。中國曆代思想家所宣揚的正統，周公的模範作用就是其中的核心元素之一。後世對三國曆史中曹操多有微詞，而對諸葛亮頗為推崇，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實際上曹操在才華貢獻成就以及軍事才能方麵可能都略勝一籌，但史學家的評價卻是一邊倒的褒揚諸葛亮。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裏一句”亮寇祁山“惹得朱文公怒斥，由此可見一斑。這一點我們放在後麵的主題中來深入探討。此處暫提一個論點，問題的實質是周朝是相對單純的人文主義，而中國的帝國時期是儒家道家的人文主義與法家的物質主義的共生體係，而在皇權問題上，法家的物質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
六、翦商的曆史影響
那麽我們回到標題的那個疑問，天不生何人，萬古如長夜？首先這個問題隻局限在華夏文明的區域內，不是世界範圍內。另外就是這種提法本身並非一個很有學術素養的提法，不過是山野村氓方便吹牛而作的一種對文化與曆史的簡化。最近的兩千五百年來人類文明都是在諸位聖人所奠定的價值體係內發展繁榮，以此突出孔子耶穌蘇格拉底等聖哲的貢獻也的確算個說法。需要補充的是，諸位聖哲的理念都是源自於更久遠的精神積累，而非個人創新，他們最重要的貢獻是把那些最重要的精神理念擺放在了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典型的如耶穌所明言的兩個最大的誡命：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和愛人如己。這兩條最先的出處是在摩西五經。孔子的情形也並無二致，其思想核心—忠恕二字和他將上帝淡化作天且敬鬼神而遠之的信仰理念其實也是來自於先於他五百多年的周公旦。孔子晚年嚐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對周公的儆仰之情溢於言表。
如果從為市井席間添個談資的考慮來看，以前說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當下在考古成果的證據下，對於華夏文明而言，應該修正成天不生周公，萬古如長夜。翦商是中國曆史上最重大最有決定性的曆史事件，沒有之一。（而第二大曆史事件是什麽呢，三十年前剛剛讀範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時曾經結論道，第二大事件就是鴉片戰爭。我們的當代史演進到如今，不得不遺憾地說，鴉片戰爭隻是這次重大事件的開端，如今依然沒有將這一事件劃上句號。）周文王提供了翦商大業的智慧與勇氣。周武王在翦商大業的政治與軍事層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方麵，周公旦屬於極其關鍵的參與者。而在徹底埋葬商朝的人祭文化使得華夏文明獲得新生這一文化層麵最重大的變革上，以及通過東征徹底剿滅商朝殘餘勢力方麵，周公旦是最主要的完全核心的策劃者與操盤手。正史記載周公旦與召公奭在函穀關附近立了一個界碑，兩人分管周朝東西兩部分。周公旦經營被商朝勢力環伺的成周。當時牧野之戰後隻是殷都被平定了，四周尤其是東方許多諸侯勢力都還是虎視眈眈。可以想見周公東征和營造成周那幾年是何等凶險，而成王、三公以及薑太公等其他重臣與周公之間的信任關係又是何等牢固。周公衝鋒在前，關中大本營必須穩定才行，否則周朝就功虧一簣了。這樣的信任關係在秦之後的中國就徹底消失了。我覺得倒不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是周朝還有王與諸侯之間的契約關係，不像後來的贏者通吃的獨霸之道。
為什麽翦商如此重要呢？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華夏文明如果延續了商朝人祭文化後會是什麽樣的場景。中原地區一枝獨秀，即便是相對有所發展的周邊地區諸如關中，河北山東地區，晉北地區，淮河地區和長江地區，全部因為商朝的人祭需求而不斷地流失最健壯最有創造力的人口，從而難以發展起來。結局可能如公劉那樣遷往荒涼但相對安全的山地，或者在風調雨順中苟延殘喘，當必然性地遭遇災荒之年時，他們就在天災的肆虐和商人的擄掠的雙重打擊之下而凋亡。而商朝本身也會因為人牲資源的枯竭和失去掠奪對象而陷入困境。人祭文明衰落以後，周邊地區又吸引來更荒蠻地區的移民，百年以後九州地區重新繁盛，而人祭文明也就因為文化的傳承再次興盛，從而進入下一個循環。殘暴血腥甚至邪惡的幽靈在華夏大地上揮之不去，人們永遠生活在血腥的陰影之下。翦商在文化層麵對華夏的革新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若非翦商，說中國萬古如長夜絕非誇張。其中周公旦的作用當屬首位，當然周文王在靈性思辨角度給周公旦留下的遺產也作用巨大，或者說周文王在商朝的哲學成果中繼承發展出的體係價值巨大。另一方麵則是周文王給自己的兒子所表率的在靈魂與精神層麵的強大支撐，麵對血腥與殘暴的鎮定自若，沒有被恐懼嚇到，也沒有被憤怒衝昏，更沒有被憂傷所抑鬱，而是在巨大的危險之下謀劃那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從某種角度上看，我們可以拿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與周人翦商過程作個比對。周文王的貢獻頗似摩西，伯邑考殉難事件與耶穌受難事件基本一致，當然我們不能將伯邑考這個人與耶穌這個人對位。周公在文化層麵的作為可以和聖保羅作對位。當然因為周公基本上是武王以後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他的革新要比聖保羅徹底得多。當然了，任何一個文化的發展路徑都不過是曆史中的一個個別案例而已，沒有哪個是標準的過程。基督教曆史不是標準，中國曆史也不是標準。互相參照，也許我們會得到不少的啟發，聖人們在天之靈的互相映照，會更好地照亮我們前行的路。
剪除人祭文化，在文獻上的消滅對於商朝之外的蠻族部落是足夠了。這讓所有的落後部落在加入周王朝以後都徹底斷絕了繼承商朝人祭文化的可能。但這對已經有著嚴重人祭習慣的群體而言並無效果，那些東西都是商人自己入心入魂的東西，清除起來談何容易。所以，周人也是花了巨大的力氣從政令上禁止商朝遺民和其他已經接受這種文化的部落延續人祭行為。周成王曾經對商人頑民所堅持的人祭文化十分憤怒，在他寫的詔諭中所用措辭極其嚴厲，對殘存的人祭行為做了最強烈的警誡。還有一個史實就是齊魯兩國的情況。周公旦分封諸侯，讓長子伯禽管理魯國，讓薑太公呂尚管理齊國。結果是太公半年不到就回來交差了，伯禽三年以後才回來交差。於是周公旦感慨道：後世我的子孫要向齊國稱臣了。伯禽的匯報是他要糾正當地人的舊習俗，一切都按周人的習俗行事。而薑太公則入鄉隨俗，讓齊國當地人延用他們自己的習俗。所以導致如此巨大的時間差距。這裏做一個大膽猜測，實際上伯禽所麵臨的情景可能是必需移風易俗，曲阜距離殷都很近，那裏的居民受商朝人祭文化的影響很深，伯禽除了根除人祭習俗外別無選擇。淄博離殷都遠一些，可能人祭習俗不嚴重或者沒有。周公的感慨可能是武斷的。
周公以來所建構的上古曆史敘事不是憑空杜撰的，其中各種各樣的添枝加葉是必然的。但那個靈魂性的仁義根本當是其前千年甚至更遠的曆史裏綿綿不絕延續下來的。如果沒有這個方麵的的文化積澱，周公沒有可能在商朝的人祭文明之外自己憑空另起爐灶搞個仁義為核心的文化出來。如果那樣的話，周公旦真的就是千古一人了。我相信周公旦的成就依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情形。比如大禹治水，雖然實際情況遠沒有神話傳說中那樣波瀾壯闊，但仁義之魂是一致的。這就是一顆種子，在人類技術水平微弱時這個理念的影響力也很小，但可以在人類技術水平發達以後長成參天大樹。商人貢獻給華夏文明的主要是文字和青銅器等技術層麵，而周人從上古其他部落那裏繼承並係統建構出了宗教信仰層麵的文明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