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大爆炸與大躍進

天津港大爆炸與大躍進

玄野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

 

今年八月十二日在天津港發生的大爆炸事故，極其慘烈，損失之嚴重，可能超出公眾所能知曉與關心的一切。大量易燃易爆物與超大量的劇毒物品放在一起，如果失控，其潛在威脅已經遠遠超出一個安全事故的影響，甚至小型戰爭都達不到這樣的威脅。為什麽？中國官方已經將一個數字報道出來，就是七百噸的氰化物，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數字呢，因為看慣了以噸計數的糧油等物品，對這個數字沒有概念。我們用簡單的小學數學知識就可以預估一下這是何等恐怖的數字。如果一百毫克的氰化鈉就能殺死一個人的話，（具體數據大家查一下，氰化鈉殺人不會超過一克。）這麽多的毒藥足以滅絕地球上人類這個物種。恐怖嗎？比日本核電站爆炸還可怕，這對中國的產生的威脅可能是五十年來絕無僅有的。當然，事情還沒糟糕到那一步，而力挽狂瀾的前提是，中共當局就拚命找氰化鈉吧，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否則就是曆史的罪人了。由此來看，習近平惡戰前斬將--拿下安監總局局長--這種招數就可以理解了。現在中共全力以赴處理事故，而其內部的緊張程度可能遠超出我們外界所能預想的一切，至於什麽業主示威之類的事情，就少鬧點，等解決了生死存亡的大威脅再說吧。

 

這一事故的影響可能是極其深遠的，相對比較切近的影響是各種安全與環境檢測決不可以再流於形式，墮落為搜括民脂民膏的工具了，而政府也不能再裝孫子將霧霾的罪魁禍首掩蓋起來。當然，政府願意裝孫子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過多年以後他們就會變成遺臭萬年的真孫子了。

 

一個更加深遠的問題就是中國政治體製建設的問題。前兩年某小帥哥提出的什麽三個自信，製度自信雲雲，笑話嗎？還是諷刺？為什麽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如此迅猛的發展，當然同胞的勤勞勇敢是一個核心因素，但沒有製度方麵的配合能實現嗎？我覺得不能。那麽政治製度上，中國相對與歐美的優勢在於什麽？於是那批嘴上抹蜜的理論家哲學家們就大肆鼓吹什麽製度優勢和製度自信什麽的。作為山野村氓，我也覺得中國的現行製度的確有優勢，但其優勢不是製度自信，而恰恰是製度不自信。歐美人每每犯了錯誤，總要說自己是按程序辦事的，將所有責任推給了製度和程序，於是就有了西方政客們的口頭禪:That is a big pity. 而中國相對好的是，從上到下都覺得自己的製度不完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於是中國就有了幾十年的突飛猛進。

 

這次事故暴露的主要是國人對製度的不尊重，不照章辦事，多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策。這樣，最終的結局就是大家都感情用事了。因為人對切近的利益與危險多看得清楚，而對全局的長遠的利益與危險多忽視，製度本身的價值就在於達成全局的整體的利益，其間會對短期的局部的利益有所損失。其實這就是俗話說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在國內辦事與歐美製度相對成熟的國家辦事，多有天壤之別。西方辦事要求你不要欺騙政府，如果有難處可以找人證明，絕大多數情況下會有渠道可以通，也許會很麻煩，很耗人。在中國辦事則相反，製度規定得很細，但一般人都會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情況，製度上又卡得很死很嚴，於是大家走投無路之下，隻好隱瞞或欺騙政府，隻要不是惡意欺騙，自己就心安理得了。這個時候絕對不可以將自己的實際情況告訴政府或律師機構，否則政府官員和律師想高抬貴手都不成了。隱瞞的話，官員可以說不知情，睜一眼閉一眼。你說出實情，人家就沒法裝了，誰也不願擔違法的責任。

 

和天津的這次災難可以相提並論的是日本福島核電站爆炸事故。那一事故不單純是影響了日本的經濟生活，同樣使得日本在西方世界的聲譽一落千丈。日本男人有血性的年代到四鄰各國撒野，那不是血性而是獸性了。如今沒那麽獸性了，可血性也沒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關鍵時刻去核電站上空扔包水都不敢，平時當兵的糧餉白吃了。這次天津的災難應該比日本有更充足的機會控製災難的蔓延。日本那次是地震加海嘯後的災怪天氣，天津這次基本是人禍，沒有隨之而來的災怪天氣。中共當局嚴防死守，立個隻許勝不許敗的軍令狀，成功的幾率應該是比較高的。希望中國軍人能展現點中國人的血性，別像日本軍人那樣慫。

 

說起國民的製度意識和法製觀念，非同小可。我們這代人受毛澤東革命思想影響很深，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一方麵不拘泥於教條，奴性少，是世界各國人中最不屑於派上司馬屁的。另一方麵是不遵守規矩，見到法律條例總要問個為什麽，有一種視法律為廢紙，視教條為糞土的感覺。其實，教條和法規雖然在具體情境下總有不好的地方，但長遠看大範圍看卻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要素，老是靈活變通的話，就難保實際操作中放棄或者損害了全局的安全與利益，換來的是局部與個人的便利與財富。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重災區就是安全與環境的檢測與監控。與我們恰恰相反的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區的同齡人，被強勢政府統治慣了，什麽事情都要以教條和法律來衡量，內心失去了自我價值判斷的魂魄。但是這樣的人更守規矩，對社會不構成衝擊，屬於標準良民。日後中國大陸的國民教育與風俗教化也許應該汲取點香港台灣的成功經驗。

 

對於中國政治製度的未來，不單純是一個法律法規的建設問題，更根本更底層的是人們法製意識完善，從而才會有政府工作人員的良好的法律素養。一方麵，中國充分學習西方法治社會的經驗，另一方麵，中國同樣更應該發揮傳統文化中道德仁愛禮儀的優勢。這話說得容易，實際操作起來會是超大的工程。這裏我隻能提出問題而已，無法展開討論。半個世紀前是中國的大躍進災難，很多對中共持偏見的人都結論說這是中共和毛澤東的血債。這樣的結論是不公允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政府是基於富國強民的良好意願才發起那樣的一次運動。災難的核心原因是官吏製度的幼稚與荒唐。浮躁的官風，上行下效，官員說實話就喪失一切甚至小命不保，於是搜刮農民的口糧成了國家的意誌。出現餓死人的災難後依然還要欺上瞞下，如今看來令人發指，當時的浮躁官風下卻是習慣成自然了。其實，那些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如果沒有了仁愛做根基，到底是人類的正麵價值還是負麵價值，作為一介草民的我，沒有足夠的史料來下結論。對於掌握中共黨史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同胞們，你們真的有責任說出來，這一百年來的曆史上以仁愛為先的共產主義者和不以仁愛為先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各自對人類的貢獻如何，哪個是正麵的，哪個是負麵的。

 

五十多年前，中共基層官員們拋棄了仁愛這一核心價值，似乎這理想社會是用嘴巴吹出來的，從而導致了和平時期的亙古無雙的災難，直到劉少奇等高層官員回鄉看到餓殍遍地時才幡然醒悟。如今麵臨著經濟高速發展，人們尤其是政府職員，其基本法規素養極端匱乏，從而無法保證這樣的高速發展不帶來相關的負麵效應。這同樣是製度建設與官員素質導致的災難。這次是個局部地區的爆炸，拚死補救的話，還有成功的機會。全國範圍內的霧霾呢？恐怕就不這麽單純了吧，國家是在往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上走嗎？情況有任何好轉嗎？解決了這次官員法律與製度素質問題後，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麽呢。我可以斷定，如果中國經濟保持現在的勢頭發展，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漸變化以後，另一個十分巨大的全局性問題同樣會浮現出來。

 

還是老子那句話：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俗話說，謙受益，滿招損。中國在政治製度上的優勢就是不自信，總覺得自己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在中共官員中，王岐山先生是筆者比較推崇的人。然而最近網上流傳他曾與福山先生交流，對中共的一黨執政信心滿滿。對此我深感憂慮，當中國政府對自己的製度失去自我更新的動力的時候，就是更大的問題和災難降臨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