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決定了政治－－寫在中共全會之前

什麽決定了政治－－寫在中共全會之前

玄野

最高領導層的思想狀態，中層官員的素質，民眾的風俗（民眾包括基層官員），最根本的因素是教育。以上是決定政治的內因。決定政治的外部因素是國家的經濟環境和國際環境。

關於最高層的思想狀態，首先不避諱地說，最高層的政治學素養並非必須很高超，但是這些素養應對當前要進行的下一步改革已經足夠了。也就是說，內聖外王並非現實需要。所以，我不認為高層的那些決策者在近代政治學方麵需要補課，有這些知識當然求之不得，沒有這些知識也並非大問題。而且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近二十年在全球的狂飆突進已經將許多國家糟蹋得千瘡百孔了，雖然不能算曆史的倒退，但與世界的期待可算是適得其反，事倍功半了。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改革與中國的務實改革相比，孰優孰劣，一目了然。當然，中國也問題多多，但不是務實的錯。所以，最高層的智力水平，學識淵博程度對中國的前途並沒有什麽決定性影響。在社會矛盾尖銳到臨界的時刻，國家需要什麽，民眾需要什麽，並不需要什麽高超的智力就能夠看明白，關鍵是高層自己的價值觀念，能夠一心為國，一心為民。簡單的說，就是這些人的良知是否尚存，這些人是否站在民眾和民族前途上看問題。下麵列舉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前兩年，某最高領導人之一大喊三不搞五不搞，目標就是玩什麽政治正確的遊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對西方的三權分立。其中最雷人的思維就是凡是西方的政治理念都是意識形態問題，都與馬列不容。還好，這次要反對的不是西方人的吃飯喝水穿衣服，否則中國人得喝西北風了。其實，三權分立完全是基本邏輯規定的政治規則，跟意識形態沒有任何關係。三權分立是現代社會和平年代的必然選擇。如今的中國，公檢法串通一氣所導致的司法黑幕已經令人發指，民眾對此的怨恨已經迫近臨界點，國家麵臨的這些困境危險是有目共睹的。此刻依然對司法獨立持強硬的否定態度，完全不是智力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是簡單的良知問題。最高領導人昧起良知領導國家，就象人閉上了眼睛，那國家還能不走到溝裏去？

再有就是去年的陳光誠事件。陳光誠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人，但是他與某些勢力的抗爭不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一種公義心。因此卻遭遇那樣的迫害，這是很不正常的。中國的高層領導理解這個人的遭遇並不困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政治本身是為人服務的，自己設身處地的想一下就有答案了。國家臉麵，政府榮耀，的確與繁榮景象有關，但真正的恥辱不是某人揭露了你的繁榮景象有多少瑕疵，而是你為了掩蓋這些瑕疵而無視人間基本道德突破倫理底線。最終問題的解決是相對穩妥的，讓陳以最普通最正常的外交渠道赴美訪問。這承認了自身的瑕疵而避免了對社會公德的踐踏。這樣的事件需要的首先是良知，而不是智慧。中國最高層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體會普通人疾苦的良知。

還有就是最近被廢除的勞教製度。這個製度在共和國曆史上到底起到過什麽積極作用，這是曆史學和法學問題，留給專業人士解讀。在最近十年中，這個製度已經是劣跡斑斑，甚至罪惡昭彰了。即使是這樣的一個千夫所指的罪惡製度，依然有中央的領導依據程序對取消這個製度予以阻礙。原因並非是他的智力水平問題，同樣是他的良知問題，就是說，他是在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還是憑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價值判斷說話。

言論自由問題大概是中國邁向成熟與安康的最大障礙，而對這一問題舉足輕重的是中共的中宣部。曆史上中宣部長往往是風雲人物，諸如陸定一，習仲勳，胡耀邦，鄧力群，朱厚澤，劉雲山等等。這個小名單中集中了中共史上的兩個極端，一方是寬容自由的總代表，一方是中國的馬列左王。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提出三寬原則的朱厚澤。在以前的某些年代犯左，那是時代的問題，如今犯左，就不得不讓人懷疑這些人腦子裏到底在想什麽了。高層人物，往往是屁股決定大腦，事情的善惡，他們比誰都清楚，但是私利和名譽虛榮操縱了他們的靈魂。在左的醬罐子裏拔不出來，不單純是昧良知的問題，同時也是反鄧小平改革，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回頭中央的老大拿這些人開刀應該不會讓人奇怪。毛澤東首先是民族主義者，鄧也是，林彪在關鍵時刻也這樣宣稱。習無論學毛還是學鄧都必須首先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存在，而絕不能拿中國人民的前途當馬列共產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陪葬品。當前這方麵叫喚的最凶最左的那幾個人，其本心絕不是在想著馬列多麽正確，而是盤算著自己的職位前途和腰包。馬列理論的嚴重問題，可能他們比誰都明白。

國家中層官員的素質同樣起著關鍵作用。專業素質人文素質低下往往會拘泥於教條和政績，令民眾遭受苦難，令國家蒙受損失。一般來說，製度比較健全的社會對中層官員的能力沒有太大依賴，主要是需要他們能照章辦事。在變革中的國家則大不相同，對中層官員的素質要求很高，關鍵時刻靈活處理，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於此，不想展開多談。

其實，以上所有這些看似對國家前途至關重要，其實隻是決定國家走向的相對微弱的因素，最核心最關鍵的宏大因素是民眾的教育水平和風俗習慣。這方麵中國的文化宣傳機構本可以大有作為。如果中宣部在學生教育方麵和民風方麵做了正確的事情，教給孩子們真正的道德知識，給他們塑造真正適合社會生活的靈魂，即使對媒體人和當代文化有再大的打壓都不過小節而已。但是，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某些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使用其愚民政策的時候當然就不可能放過判斷能力弱的少年兒童了，給他們灌輸的東西幾乎都是需要等待孩子們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一個個否定的歪理邪說。所以，這將構成中共文化宣傳部門對祖國的最大罪惡。

現在中國文宣部領域左派甚囂塵上，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是胡溫留下的敗筆，同時懷疑習總有重走極左老路的風險。其實沒有那麽嚴重，這個現狀最大的可能是胡習對愈發強烈的自由派意識感到手軟，就一箭雙雕將那些聲名本已狼藉的人推出來做擋箭牌。天欲亡之，必先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