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中國的二律背反

宗教在中國的二律背反

玄野

 

救亡圖存之百年既畢，民族獨立，國家安定。新千年伊始，經濟騰飛，專注物質建設的弊端凸顯，物欲侵擾，精神宗教廢置，以至於人心浮躁，百官逐流，民怨沸騰。精神重建和宗教回歸的需求，於百姓已是迫在眉睫。宗教恢複的過程中，中國的主流思路延續了革命時代對傳統的質疑，破除一切神秘，也否定了古文化中完整的價值體係。廣布民間的思路則不同，因為共和國以後中國的人文環境一日千裏，定數難卜，革命時代的堅定信仰為和平時期洋洋物欲所淘盡，感悟韶華易逝，萬色皆空者，崇尚精神追求，遂皈依基督與佛陀。可惜的是，聖賢的大愛尚未彰顯，宗教的神秘早已複活。而華夏傳統宗教，理當為濟世首選，卻棄若敝屣，束之高閣，成學者錐心之痛。

 

中國的二十世紀是文化政體與宗教等諸層麵的結構性移植與替代的曆程，所造成的社會與文化斷層是最難恢複與彌補的。中國的苦難在於清朝的日薄西山與西方文化與技術的席卷世界很不幸地在同一個時刻發生，民族宗教矛盾與階級矛盾糾纏在一處，而人民在這種結構性斷裂中數次改變了社會結構的選擇。

 

對舊的文化與宗教，辯證唯物主義者倡導揚棄，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路很好，但實際運作中往往成了屠夫哲學。一個活的生靈變成了可以利用的肉和應該拋棄的骨頭毛發與糞便的聚合體。如果對象是牛羊，結果對人是有利的；但是，對象是包含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文化社會與宗教的時候，前景就萬分危險了。文化宗教是有靈命的，支解後其靈命消失，我們就失去了站立的土地，呼吸的空氣和飲用的水。過去的百年，我們拿來西方的政體與思想，建立全新的社會結構，將傳統的一切都看作用以滿足國家人民需求的物質，從中解析出人們主觀認為有用的成分，將所謂過時的成分拋棄。我們沒有將本國的傳統文化當做一個生命來尊重。對待生命，應當采用醫生診病的方式，而不是屠夫賣肉的方式。以當今醫學的發達，且不說將牛首移植到馬身上，就是將此馬之首移植到彼馬之身都是不可能的任務。生命自身的免疫係統阻止了這一移植。社會是遠較生物複雜的課題，其自身也有強大的免疫效應。所以，社會結構的革命當以借鑒吸收，診斷治療為主，整體移植需慎重。

 

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是研究宗教的重要視角。然而人非神，其見解總在一麵。得正麵失反麵，再觀反麵時，則時移事易，正如狹義相對論。若自視為最全麵結論，將會取一利而生百害。任繼愈先生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為對象來研究。要全麵研究宗教，應該站在宗教之外才可以。基督教教徒研究宗教總要把基督教當作基準來看其他宗教，佛教徒，猶太教徒，伊斯蘭教徒也是一樣。誠然，在當時的熱烈革命年代，這樣的觀點確實是清醒的頭腦和廣闊的視野了。作為抽象意義的宗教也的確無法由某個宗教的教徒來研究。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身處廬山之外讓人看得更全麵，但你卻無法站得比廬山更高，而你所看到的僅僅是廬山的外殼，所看到的細節與絕妙處也無法和站在廬山頂峰上相比較。宗教研究也是如此。我們站在宗教外麵，可以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但這時你的高度卻無法與宗教內部所能達到的相比，你所能了解的也必然局限在外部表象。宗教的微言大義，高妙無窮由本宗教界來闡明會更徹底更準確。

 

任先生引用馬克思的話說，跪著的人看別人，總是比別人矮了半截。這是真理，但用在宗教上不合適。在神麵前，在宗教中，在大愛裏，本沒有高低貴賤的概念。佛教徒所禮的是佛法，而不是任何的和尚。六祖慧能布衣時去向五祖學佛，弘忍大師以輕言獦獠試探他，六祖回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世俗中有貴賤，佛法中卻沒有。基督徒所崇拜的是唯一的神，而不是任何的人。耶穌率眾門徒昂然進入耶路撒冷，預言自己將被釘死十字架，尊嚴盡失，何來高低之念？中國的儒教更是如此。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個人成就地位置之度外，方有蔚為大觀的儒家文化。先祖常敬天拜地，對先賢之禮首先是對他們所傳之道的敬拜，其次是對他們於道的貢獻表示尊重。這與新中國對先烈和五星紅旗的敬禮是同樣情形。如今的某些學者，言必分金甌與糞土，行必循光明與黑暗。動輒共產主義修養，封建思想殘餘。古來中外皆敬畏天地或上帝，今則不知者不畏。非但不畏，乃至不敬。

 

辯證唯物主義是很優秀的哲學流派。但是，如同所有其他學問一樣，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用它來指導所有的研究，並不會都得到最佳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的宗教觀，有諸多獨樹一幟的論點。例如，恩格斯認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無價值或超越價值的前提下，這應是真理。但是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在追求某種價值的前提下做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孔子的觀點尤顯厚重，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的形象於人心中各異，或渺若虛空，或實如父母。關鍵要看人類在此價值體係下所達到的最終境界。反之，將一個無價值前提下的理論廣泛應用於強烈追求價值的社會中，豈非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同時，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偏頗之處，如：宗教是維護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本質上是曆史上統治階級用來維護其統治秩序的工具。這就帶有濃厚的階級對立思維了。其實宗教的秩序所帶來的好處，不單單有利於統治階級；而其中的弊端，也不單單愚弄與蠱惑了被統治階級或勞動人民。其利與弊往往是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宗教對物質需求的定位不會因為階級的不同而改變，不會單獨為著滿足統治階級的物質需求而塑造。宗教所維護的是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所共有的秩序。宗教的本質在於愛，而非專門服務於某個階級，麻痹另一個階級的惡。我們看一看基督教的情形。耶穌在進入耶路撒冷前後，數次對門徒們講，自己是基督，將受刑被殺，死後三日複活。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要義赴骷髏地領死的人，要為三百年後才將基督教定位國教的統治階級編造一套有助於統治的神話，這是不合邏輯的。曆史上政體與宗教有互相適應的過程。在戰國秦漢時代，由尊法黜儒到獨尊儒術，是法所體現的國家利益向儒所體現的人本道德的皈依。相對於儒家的沒落和保守而言，戰國末期和秦代的法家所表現的先進性與革命性可能比來自西方文明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所表現的更加強烈與純粹。

 

儒教的宗教性質是令中國的誌士仁人焦慮的課題，近來對儒教儀禮神祉的研究頗可觀，其根源在於儒教與基督教的現狀對比和傳統文化賦予我們的曆史責任。從理性上分析，儒教與基督教各有千秋，其社會價值也難以相互涵蓋，但其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卻有霄壤之別。許多人把基督教的神，崇拜，神跡，禱告等等特征搬過來，在儒教的傳統中尋找對位的特征，來證明儒教有基督教同樣的性質，以期同樣的前途。本人以為不必要。宗教的本質在於價值體係，儒教之興在於其本。至於祭祀之儀，崇拜之禮，民間宗神之話，隨勢而已，不煩多慮。

 

海外華人教會及國內教會的信徒，醉心於耶穌神跡者甚眾，鍾情於基督複活升天者尤廣。人子為何傳教？在於顯示神跡，宣告他是宇宙的主宰，信者得入天堂，不信者必下地獄？這種邏輯與強權有何區別呢？約翰福音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其根本在於愛。耶穌所宣揚給人們的是神的愛，是好的價值體係，基督教之本在於此，而不是震懾人的那些神跡。若以神跡為本，基督教就應該衰落於古希臘理性主義回歸的文藝複興時代，何談現在的如日中天？宗教中眾多神化的情節，上文所提的恩格斯的理解就很經典，而個中奧義尚需就其發生的原委做精妙的解析。宗教聖賢多有純精神領域的感悟，用普通人易於理解與遵行的語言描述出來。如果憑感覺從物質領域來理解，其深意就會被誤解為有違現實的神話。這就如同嬰兒飲食，因為消化力太弱，就需要大人將固體食物嚼碎了再喂給他。因為神話的有悖常理而否定其哲理是不當的，因為宗教於社會的重要而將聖人的精神感悟做物化理解也是缺憾的。

 

對領袖的追隨一般出於兩種情形。第一，為其智巧與力量所驚服與震懾，追隨他也是達成個人前途的最佳選擇。其中有著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典型如曹操奧古斯都之輩，劉邦亞曆山大之屬。第二，對崇拜對象所秉承的價值觀念與哲學理念的認同，其著眼點在於精神哲學倫理道德領域，關心的是生命與靈魂。孔子耶穌佛陀，以及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應該是精神範疇的領袖。福音書中記載了耶穌的諸多神跡，解決了信眾在那一刻的物質層麵的困境。但這隻能看作是他用以說服大家信教的手段。當代教徒在談及福音書時，往往強調這些神跡。既然我們信仰基督是因為他的德與道，而不是象追隨帝王將相那樣是因為他們的智與力，為什麽在基督裏我們還要將那些顯示智與力的神跡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信仰一個宗教應該在於其信條所體現的人類靈魂的正確道路，而不是教主的神能。設想一個惡教，教主用其神力強迫人信仰，以天堂來誘惑，以地獄來威脅。其在神跡上的表象與基督教相似，那些強調神跡的人如何來區分惡教與基督教呢？

 

實際上，世界上最偉大的功績不是那些超乎想象的神奇，而是那些我們看似咫尺之間，付諸實踐時卻有天涯之遠的事情。伽利略說：一經發現，真理是容易理解的，關鍵是去發現它。這是一個通用規律，自然科學領域如此，哲學宗教方麵也一樣。如今中國在精神領域麵臨的抉擇，就有待這樣一些真理的發現。而這些真理走向公眾的步伐，與文藝複興時期科學衝破教廷籠罩的過程幾近相同，已依稀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