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
──由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想到的
蘆笛
社會科學研究之困難，是因為研究內容涉及人類自身的利害，研究者難以象自然科
學家那樣保持客觀的態度。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極度情緒化的民族，社會科學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幾千年來在孔教薰陶下，我們形成了一種"精神自閉症"，即按由自己的道德觀以及虛榮心決定的主觀好惡，對曆史和現實加以自由的取舍和任意圖解。這種自閉症最終發展為一種精神自閹術，即對為自己所惡聞恨見的現象一律關閉感官，實行"非禮無視，非禮無聽，非禮無言，非禮無動"。即使事實昭彰到無法忽視的程度，也必須"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處心積慮地用夫子的"春秋筆法"抹殺。這種自閉症與自閹術，使我們在沒有各級"宣傳部"與現代新聞、出版檢查製度的情況下成功地維係了兩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獨尊地位，變成了一個思想殘障大國，漢朝以降，我們連一個貨真價實的異議人士都沒有出過，勉強算得上"名教叛徒"的，隻有其實並未跳出如來掌心的"問孔刺孟"的王充，放浪形骸的阮籍稽康，以及心儀秦皇的李贄。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的思想統一的徹底與持久，在世界上蔚為奇觀，絕無僅有。
這種自閉症與自閹術使我們徹底喪失了完善自己的代謝官能與起碼的應變能力，使
我們在近兩個世紀中吃盡先進的西洋文明的苦頭還死抱著優越的聖賢之道不放。中共執政以來，這種國技更完善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它是我們三十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是我們活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心造幻影中的依據，是我們拒絕從馬爾薩斯理論到民主製度的一切不合心意的洋貨的理由。如今，它依然使無數愛國者們在萬裏之外的蠻夷之邦"葵花朵朵向太陽"，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驚人的一致。成為一個愛國者的起碼條件，是在洋人麵前"兒不言母醜"，絕口不提國內醜惡的現實，把那個渾身流著血和肮髒的祖國粉飾為人間樂園。說刻薄些，瞞和騙，就是我們的愛國主義的基礎。
在這種國情下，趙無眠先生變成漢奸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因為他為衝破這種自閉
症作了一個初步的微弱的嚐試。遺憾的是，從《**網》連載的那幾段來看，《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其實隻是文學家的議論，不能算是嚴格的學術著作。不用說跟西方的同類著作相比，就是與同為《**網》連載的《天葬》相比也黯然失色。若幹重大的論題其實隻是建立在先入為主的主觀認定而非曆史事實的基礎上。這裏謹就連載諸節中的幾個明顯問題，就教於趙先生。
如果日本並不想"戰勝"中國
趙先生文章題目使用的"戰勝"一詞比較含混，準其上下文意，似非"擊敗"，而
是"征服"、"並吞"之意，此處沿用原意。
趙先生看來是讚成中日合並的，但問題是當年中日雙方主觀上是否存在這樣的要求。誠如趙先生所言，孫中山是第一個熱衷於鼓吹中日"同文同種"、應組成聯邦的中國"政治家"。據國民黨元老張群披露，孫中山的親日態度是國民黨內形成陣容龐大的親日派的根本原因，汪精衛最終投日與此也不無關係。但這隻是孫氏及其部份黨徒的一廂情願的狂想，它似乎從來就沒有得到日本統治集團的回應。日本征服全中國的計劃，迄今隻有一個已被證明是蘇俄偽造的所謂"田中奏折"。正因為如此，孫氏才不得不倒向蘇俄，效法石敬唐裏通外國，靠盧布俄械來征服全國。如果日本早有吞並中國的野心，孫中山就是最好的工具。孫氏曾派蔣介石赴俄密談，請求蘇俄將庫倫（今外蒙首都烏蘭巴托）作為他的基地，由俄國人出錢出槍組建訓練軍隊，幫助他征服全國。如果他向來為之一往情深的日本"同胞"願意提供類似的幫助，很難想象他會斷然拒絕。
蘆溝橋事變前，日軍似無征服全中國的野心與相應計劃。該事變不是偶發就是中共
諜報人員的傑作（後者更有可能，因為中共及其主子蘇俄是中日全麵戰爭的惟一受益者）。事變爆發後，日軍的缺乏戰略與長遠戰爭目標，與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輝煌表現（特別是長途奔襲馬來半島，迫降十幾萬英軍的戰略實施）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於戰爭要打倒什麽地步，達到什麽目標，日軍完全心中無數，沒有一個通盤籌劃。他們從一開始就是被動地因應事態發展，似乎總是在等待中國政府屈服，開始和談。中方不屈服就增一點兵力，打下一點地方，還不屈服就再增兵，打下更多的地方。地方占得越多，日方就越覺得不能放棄，與國府的秘密談判中開出的條款就越令後者不能接受。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最終就到了日方不知所措，不得不停下來與華軍處於不戰不和的狀況。日本侵華戰爭很象中國後來的對印度和越南的"教訓"戰爭，惟一區別在於後者的戰略意圖明確，達到"教訓"目的後就迅速撤兵。正因為沒有明確的戰略意圖，日軍才將有限的教訓變成了無限的糾纏，深陷在侵略軍應該竭力避免的持久戰中。
以上對日方企圖的分析，符合抗戰的以下特點：1、它在日本方麵，從來就不是一
場全麵戰爭（total war），更象是類似越戰的局部戰爭，日方從未象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那樣全力以赴，傾巢而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更從中國戰區抽出大量兵力，將主要作戰任務交由偽軍承擔。2、戰爭采取逐步升級的形式，日軍的攻擊在戰略上完全是隨機的，雖然可以達到局部的一時的戰術目的，但並不服務於一個統一的戰略構想。最高的戰略目標其實根本就不存在。"八一三"京滬決戰打了個日軍冷不防就是明證。日軍如果想全麵征服中國，首都應該是攻擊的首選目標。3、戰爭遷延不決，長期處於不戰不和狀況。戰場類似圍棋局，從來就沒有一條明確的戰線。4、日方從未象經營偽滿和台灣那樣，把淪陷區當成帝國的一部份，實施有效的管理和建設，而采取"以戰養戰"、燒殺掠奪的短期行為。
所以，與其說是日軍敗於拙劣的戰略，莫如說是敗於根本沒有戰略，連"摸著石頭
過河"都談不上，因為他們連是否應該摸過河去、摸到哪裏為止都始終心中無數。誌在征服的侵略者都知道傾全力捕捉、擊潰、圍殲對方主力，在最短時間內粉碎對方有組織的抵抗而速戰速決。如果日本真是處心積慮地想滅亡中國，李宗仁能想到的，他們不可能想不到。畢竟，那是常識範圍內的東西。當年滿清滅明，後來的中共征服全國，都遵循了大致類似的進軍路線。日軍的戰鬥力，較後來的共軍何止強過十倍。如果"小米加步槍"的共軍能在短短三年內征服全國，日軍又何嚐不能用更短的時間實現這個戰略目標，但他們從來就不曾作過這樣的努力。於是日軍就陷入了一個滑稽的怪圈，一方麵，他們確確實實是在中國作戰並為深陷泥塘而苦惱不堪；另一方麵，他們又根本沒有一個戰爭目的，沒有"戰勝"中國的決心與計劃。
如果日本根本就不曾打算"戰勝"中國，"假如日本戰勝中國"的虛擬就毫無意義。
"戰勝"中國的客觀可行性
毛澤東說："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後，世界上的事就連在一起了，想分也分
不開。"抗戰爆發時，中國已不是元滅宋、清滅明時的孤立世界，而是列強利益達到平衡的緩衝帶。鑒於中國的幅員、人力、資源、戰略位置以及日本人特有的經濟建設能力，從蘇俄到英美，沒有哪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會坐視日本吞下中國、變成世界頭號強國。這就是從李鴻章開始的"以夷治夷"的弱國外交的地緣政治基礎。蔣介石決心以弱敵強，在表麵上看來毫無希望的情形下抗戰到底，最終領導全國贏得全麵勝利，從而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因為他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尼克鬆語）看到了這一點。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至今為中國的某些論者認為是日本突然發瘋而襲擊美國。他們不知道戰爭爆發以前美國已經給日本下了最後通牒：要麽放棄九一八以來侵占的中國領土，退回鴨綠江以南；要麽美國對日實行全麵禁運。日本的汽油百分之九十來自於美國，美國禁運無異於解除日本武裝。隻要中國堅持抗戰，日本與英美交戰就是遲早的事。而隻要有美國作為中國的盟國，日本的敗局就是毫無疑問的，這一點連山本五十六都心中雪亮。
即使日本一開始就下定決心滅亡中國，而且也成功地在短期內占領了中國本部，中國的抵抗運動也決不會停止。正如《抗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一書的精辟分析，中國人過去一向沒有現代的國家民族觀念，是西方人自鴉片戰爭開始用堅船利炮把民族主義這個現代觀念強行灌輸給中國人。這種民族的覺醒曆時一個世紀，經過五四運動的催化，在抗戰爆發前後達到高峰，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成為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規模空前的救亡圖存運動，郭沫若《洪波曲》中描寫的獻金狂潮隻是其中一個小插曲。中國曆史上也從未有過這樣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數百萬知識分子輾轉數千裏的大遷徙。在這種沸騰的民氣麵前，國民政府一定會堅持到底。如果中國本部被占領，他們會搬遷到邊遠省份如西昌、青海甚至西藏去，如果全國被占領，他們會象永曆皇帝那樣流亡到緬甸或印度支那去。隻要堅持下去，美國遲早要下那個哀的美敦書。羅斯福不能容忍日本坐大，使正與納粹苦戰的英國與蘇聯腹背受敵，而日本鬼子的睾丸捏在山姆大叔的手裏。最後的結局其實不會有什麽兩樣。
因此，李宗仁假設的那個前景其實絕無實現的可能。日本大本營內部本來分為"北
進"與"南下"兩派，北進派主張進犯蘇聯，一度占優勢，日蘇關係為此極為緊張。斯大林為將禍水引入中國，唆使中共利用高漲的民族主義，強化反日宣傳，開展抗日學生運動"逼蔣抗日"，最後更製造蘆溝橋事變，剝奪了國府最後的退讓空間，導致全麵抗戰爆發。而在外蒙張鼓峰、哈勒欣湖戰役後，朱可夫指揮的蘇軍全殲入侵日軍，北進派逐漸失勢，同時日軍被蘇、中共成功地引入中國，更無暇北顧，為此跟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從此再不作北進之想。即使日本按李宗仁的方略征服了中國，要大舉出擊蘇聯也是不可能的。作為軍事強國，日本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缺乏起碼的戰爭物資──石油，它並不能從當時的中國或西伯利亞獲得，隻能到南洋去搶。隻要美國擰死龍頭，日本就麵臨著或者投降，或者冒險與英美一戰的抉擇，而前麵已說過，美國決不會坐視日本在蘇聯背後捅上一刀。雖然麵對國內壓倒一切的孤立主義情緒，羅斯福不敢冒選民之大不韙與德國開戰，但扭緊龍頭，遏製軸心國之一的侵略野心的事卻是做之無礙的。
因此，日本即使有心，事實上也無法全麵征服中國，將其收入日本帝國的版圖。在某種意義上，山姆大叔成了中國的守護神。這是我們今天那些不知曆史，忘恩負義的反美愛國誌士們應該銘記在心的一個曆史事實。
春秋無義戰？
在共產黨國家，政府不僅是控製一切的統治者，還要代替教會作為惟一的精神導師。由於奉行"大公無私"的反人性的教義，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們不可避免地都要變成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無所不在的虛偽與醜惡，使在這種國家長大的人傾向於徹底否定道義的存在，將"公理"、"道德"、"正義"視為掩蓋肮髒企圖的謊言。中共現今的反美宣傳引起海內外愛國者們的巨大呼應，其根本原因，是它描繪的那個橫行霸道的美國妖魔的形象與他們的思維定勢一拍即合。
趙先生在此方麵似乎亦未能免俗。他把戰爭完全看成是毫無正義可言、無從作道德
判斷的東西。當然，在某些方麵他確實言之成理。盟國反對納粹，卻聯合了比納粹隻有更糟的蘇聯。納粹雖被消滅，人類卻有三分之一從此生活在共產製度的鐵蹄下。中國的情況也正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中國如亡於日本，我們還可作亡國奴，如亡於共產黨，我們連亡國奴都做不成。"然而就是他飲鴆止渴，與他視為"心髒病"的中共結盟，去對付他稱之為"皮膚病"的日本人。如果中國亡於日本，且不說今天的日本帝國成了世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們也早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光是可以避免的災難就值得我們慶幸：說大的，不會有一百萬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在煉獄中煎熬數十年，不會有三四千萬人死於大饑荒，不會有近一億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牽連，自然資源不會受到瘋狂的破壞性的掠奪，生態環境不會被汙染殆盡，傳統道德倫理也不會徹底淪喪；說小的，北京城牆不會被拆去，杭州的嶽墳不會被鏟平，而無數的名畫墨寶珍本秘籍也不會在"破四舊"中灰飛煙滅。
這麽說，難道我們當初做錯了？正如趙先生說，清朝是中國最有出息的朝代，而明
朝大概要算中國最腐爛的時代。當年抗清的史可法等人豈不成了抗拒王師的土匪？
從國家利益來看，英國更不應該抵抗納粹。與日本不同，希特勒的戰略意圖在他執
政前就明明白白地寫在《我的奮鬥》裏，他想的是東進斯拉夫國家，消滅那兒的"亞人類"而擴張亞利安人的"生存空間"。對於英國他從來是私心傾慕，從來也不想與之為敵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兩線作戰的覆轍。他的領土野心對英法帝國其實毫無妨礙，但當他入侵波蘭，東進的道路終於打開之時，英法卻在毫無可能保衛波蘭的情況下向德宣戰。等到法國被征服，希特勒仍然盼望與英國媾和，讓他能心無旁騖地對付俄國熊，甚至為此特地派副元首赫斯飛到英國去。但英國在毫無取勝希望，財政麵臨破產的情況下仍然騾子脾氣發作，發誓與納粹周旋到底。雖然最終慘勝，但因此失掉了大帝國，連自己的國民都得靠"馬歇爾法案"養活，從此由超級大國淪為美國的小嘍羅。
如果英國政治家有足夠的遠見卓識，或者有斯大林式的邪惡心術，他們就應該袖手
旁觀，坐視蘇德兩大惡魔拚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時再出來收拾殘局。那時不但大英帝國毫發無損，盎格魯－撒克遜的騎士們還會作為解放者而受到全人類的歡呼。可是一手導致大英帝國沒落、蘇俄帝國勃興的丘吉爾，卻至今被英國人奉為英雄。
英國為什麽沒有這麽做呢？政治家不是隻懂利害關係一種算法語言的電腦，他們是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動物。他們手中也沒有預見未來的水晶球，在許多情況下隻能"走一步看一步"。丘吉爾聯蘇反德的原因他已向英國人民解釋得清清楚楚，在他看來，兩者同為威脅人類文明的邪魔，但納粹更強大因而更危險，所以必須聯合一個魔鬼反對另一個魔鬼。象希特勒一樣，他因為蘇芬戰爭中蘇聯暴露出來的脆弱而低估了蘇聯的實力，以為它會很快垮掉從而使納粹更加強大，更沒有料到戰後的蘇聯會強大到足以席卷全歐。更重要的是，由既往的輝煌武功陶鑄出來的英國民族的驕傲，決定了他們不會輕易向勝利者低頭。在這裏，感情的因素遠遠壓倒了現實利益的考量。
盡管蔣介石理智上知道共產主義的危險，也明知中國抗戰準備不足，但他在感情上
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日軍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的咄咄氣勢，遲早要讓他的憤怒達到一個壓倒理智的臨界點，驅使他在擴軍備戰計劃完成之前進行抗戰。作為一個深受儒家薰陶的政治家，西安事變使他信守對中共作出的口頭承諾，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明智國策（同樣的迂闊使國府在抗戰勝利後無視中共的瘋狂擴軍而大肆裁軍）。更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已經成為時代狂潮，他既不能象中共那樣全麵控製輿論，又不能象中共那樣動用坦克和裝甲車，瘋狂屠殺那些被中共煽動起來的青年愛國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既已成了時代最強音，安內攘外的戰略部署也就窒礙難行。如果蔣的英明戰略能夠不受阻礙地實施，中國能在清除匪禍與完成組建、訓練德械師的計劃後再與日寇決戰，我們就決不會作出如此慘痛的民族犧牲，整個中國的曆史就要改寫。千古之恨，是蔣先生的大錯，更是從張學良到當年熱血青年愛國賊們的滔天大罪。
不管怎麽說，無論日軍的企圖是全麵征服還是"教訓"、"懲罰"，無論抵抗導致
了何等空前的民族災難，無論屈服可能換來何等美好的前景，奮起抗暴，是一個民族有血氣的表現，也是它的神聖權利。除非甘心作日本的附庸，要作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就不能不與日本一戰。戰爭是由日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可避免，中國當時的領袖能做的，就是盡量推遲爆發時間，使中國能在更有利的情況下與日本較量，雖然由於某個土匪逆種的破壞和中共間諜的奸謀，以及眾多青年愛國賊的裏應外合，我們未能做到這一點而釀成大錯，但這並不意味著根本就不該進行抗戰。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事業，如果否定了這一點，我們就失去了建立文明社會的基本公設。抗戰導致了中共的崛起，導致了49年後的亙古未見的民族浩劫，但這完全是入侵者的罪行而不是抵抗者的過錯。
凡是戰爭，就有暴行，正義一方也不例外，因為誰也無法戴著絲絨手套殺人。美國
在日本投下原子彈，開創了人類曆史上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記錄，但國際學者一致同意它縮短了戰爭，使更多的人特別是日本人民免於死亡。美國在韓戰期間轟炸北韓水庫大壩，使大量無辜平民盡為魚鱉，但戰爭製止了北韓和中國的侵略，使南韓今天變成繁榮富強的國家，使半數朝鮮人民免成餓殍。美國在越南撒下"橙色劑"，毀掉了數千畝熱帶叢林，製造了大批畸胎，但越戰的正義性已經為遍布全球的越南船民與發生在柬埔寨的大屠殺證明。以中國軍隊的某些暴行，甚至用花園口炸堤來否定抗戰的正義性是站不住腳的，這些災難與侵略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是日寇的侵略引出來的。
如果日本沒有入侵中國
譴責日本的戰爭罪行在海內外華人中可謂異口同聲，但絕大多數人似乎都忘了最重
要的一條。關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們可以去看都人先生的《近代中日關係漫談》（《楓華園》）作者在該文中根據中國三十年代時的實況，假想了抗戰推遲四、五年後爆發的今天的中國。如果將那個假想圖景與今日中國相比，就不難發現日本人對全體中國人乃至對我們的子孫後代犯下的最大的、不可饒恕的罪行：戰爭奪去了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燦爛未來，使我們至今在泥濘中掙紮而看不到國家強盛的希望。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的十年建國（1927－1937），是中國現代化史上最輝煌的一頁。政治上，國府按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實行旨在最終實行民主憲政的"訓政"的開明專製。蔣介石按學者治國的儒家傳統，延請大量歸國學者做官，建立了曆史上第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文明政府。國家立法之完備與先進，中共政權至今望塵莫及。經濟上，國府開展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開礦建廠，修路造橋，實行財政改革，發行了幣值堅挺的法幣，成功地整頓了混亂的金融秩序，抑製了通貨膨脹，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國家金融狀態，國民經濟產值的增長率連年超過日本。在國防建設上，政府聘請德國顧問，興辦軍事院校，建立軍火工業，購買德國槍械，組建包括空、海軍的現代化的國防軍。教育科研方麵，國府繼承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建立了大批的大中小學，創辦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社會生活中人民享有除政治自由之外的一切自由。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喚來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絢麗的時期，魯迅、茅盾、巴金、曹禺、梁實秋、周作人、徐誌摩、張愛玲等文化巨人如繁星滿天。直到九十年代，還有老翻譯家慨歎重要的西方名著都是抗戰前翻譯出來的，這麽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吃二三十年代的老本。
這一切舉世矚目的成就都是在國府實際隻統治著東南數省，幾乎每天都在內戰之中
度過的情況下實現的。可以想像，如果國府能夠按蔣公的建國方略，逐步根絕赤禍，削平桂、馮、閻、奉等各路軍閥，真正混一海內，使全國的潛力發揮出來後將是什麽模樣！如果這個現代化過程不被打斷，今天中國的每個省都會象台灣一樣發達，中國也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民主國家。然而暴日禍華夏，使蔣公最後隻能在一葉小島上展其治國雄才。
日寇的入侵，使被鐵壁合圍困在土地貧瘠人口稀少的□北一隅、隨時準備向蘇聯逃
竄的、總數僅二萬餘的共軍絕處逢生。他們靠國難起家，在蘆溝橋事變後一夜之間如惡性腫瘤擴散全國，在抗戰期間避免與日寇交戰，專門占領敵後真空地帶，熱衷於吃掉國軍和各種雜牌軍，在抗戰結束後從蘇軍手上獲得八十萬關東軍的全副裝備，收編了滿洲國和南京偽政府的數十萬偽軍、國軍退役人員甚至土匪武裝，擊敗了被抗戰耗盡元氣的國軍，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反動、最黑暗、最專製、最殘暴的政權。倒在這個政權之下的中國人，其數目遠遠超過鴉片戰爭以來死於一切外敵入侵的總人數。這筆血債雖然是中共欠下的，但歸根到底還是日寇入侵造成的。
今天，中國表麵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氣象，其實隻不過是末世之前的回光返照，
大崩潰大災難的前夜。如同《紅樓夢》上所言，表麵上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盛，其實內囊已經盡上來了。人口爆炸已經瀕臨土地耐受的極限，而自然資源已經被掠奪殆盡。新疆、西藏的民族矛盾一觸即發，百萬**功徒、億萬"盲流"、千萬失業大軍隨時都可能揭竿而起。最可怕的是空氣中洋溢著的那種金瓶梅式的腐爛氣息，經過三十年的以仇恨立國，二十年的以錢為綱，大多數社會成員已經墮落為要錢不要臉、心黑手辣、坑蒙拐騙無所不為的毫無道德操守的動物。砍掉的森林可以重種，汙染的長江可以變清，但世道人心一旦如泥石流般崩潰就再也無法收拾。看來，日本人當年從我們這兒奪去的光榮與夢想是再也找不回來了，世界上還有比這難以寬恕的禍及子孫萬代的戰爭罪行嗎?日本人不隻殺掉了上千萬的中國人，糟踏了無數良家婦女，毀掉了不計其數的財產，他們更謀殺了中國的未來。
關於別的謬誤
趙文中還有若幹以主觀認定為事實的較小的謬誤。限於篇幅隻能扼要談談。
首先是那個人名謎，"蘇武"，"共工"都有，獨獨沒有"蔣幹"。關於"蘇武"究竟在日本投降中起了多大作用，何碧先生在《抗戰·百年恩仇·民族主義》（《華夏文摘》）中談過，此處不贅。要想說的是，日本占領東北十四年，把"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的東北變成了重工業基地，蘇軍占領東北不到一年，走時又把東北還原成"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除了鐵路和廠房無法搬走，能搶的都搶了，能奸的都奸了。然而中共還在東北的城市裏到處為獸軍立下豐碑，在小學教科書裏告訴孩子們鞍鋼遭受的破壞是日本人幹的！
至於"共工"，據趙先生說那是中國最能打的部隊，或許如此，但它可能是中國最
不願打日本人的隊伍。本人在共產黨中國長大，熟悉黨史，但共軍在八年中打的仗，搜刮枯腸就隻能想起平型關，夜襲陽明堡機場以及百團大戰，後者還是違反毛的意圖，"暴露了我軍的實力，將日軍從國民黨戰場上吸引過來"的不該發生的錯誤。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看看《我的父親鄧小平》，比較一下其中精彩紛呈的"解放戰爭"與無話可說的抗戰部份。
其次是關於鴉片戰爭的史實。作者說，英國為了征服中國，不惜靠販毒（大意）。
據我所知，英國從來就沒有一個"征服中國"的戰略構想和係統計劃。販毒是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幹的，不是政府行為。道光皇帝的錯誤，是他不采用林則徐關於禁止鴉片貿易但保護正當貿易的建議，下令全麵禁止與英國貿易，以示天威，而施膺懲。此舉一方麵讓英國政府覺得丟了麵子，另一方麵又使正當商人和鴉片販子站在一起向政府施加壓力。英國國會下院經辯論後以微弱多數決定對中國開戰，"教訓"中國，這就是鴉片戰爭的緣起。
另外一個問題是作者對於日本軍隊的評價。據他說，戰後盟國還允許德國保留軍
隊，但不準日本有軍隊，因為它實在太厲害了（大意）。關於此事的曆史原因我不清楚，但日本軍隊肯定不是世上最厲害的軍隊，它的海軍、空軍（按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分屬於陸海軍）都遠非美軍對手，太平洋戰爭後期製海權、製空權一直牢牢地掌握在美軍手中。至於陸軍，評論蘇日在外蒙武裝衝突的的軍事史家都同意它在指揮、火力、裝甲程度、機動能力等方麵都遠非蘇軍之敵，這就是蘇軍在該役中獲得"完勝"的原因。戰後日本與德國的情況不同，德國為四國共占，立刻就變成了美蘇冷戰的前沿，而日本由美國獨占。我猜或許這就是日本未能保留軍隊的原因。究竟真相如何，尚待識者有以教之。
趙先生文章中還有一個明顯的內在邏輯矛盾，就是作者一麵讚成民族融合，認為它
不僅使中國的版圖擴大，也給中國帶來了曆史上最好的朝代──清朝；另一方麵，他又認為民族融合使中華民族部份喪失了漢唐的輝煌文化傳統。這裏還不僅是個邏輯混亂的問題，中國曆史上曆時最長的民族融合始於晉代"五胡亂華"終於隋朝，但它並沒有妨礙氣象恢宏的唐代文化的出現，相反，唐代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它對異族文化的包容性。如果沒有外來文化輸入，我們今天的"國樂"裏就沒有壓陣的二胡、笛子和琵琶，且不說家裏連把"胡床"或"交椅"都沒有，客人來了還得跪在席子上接待。
最後一個問題是趙先生根據元滅宋、清滅明的例子，類推出中國如被日本吞並後，
日本將被同化，漢唐文明將會得到發揚光大。他在這裏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以往那些遊牧民族根本就是沒有自己的文明的野蠻人，在征服中國後他們除了接受漢文化外別無選擇。日本是一個有自己的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將日本文明誤認作漢文明，其偏差似乎並不比將日文當成中文那樣小。要想知道中國被日本征服後能否保留自己的文化，看看光複前的台灣就夠了。如果中國真變成了日本帝國的一部份，今天我就得早起拜過"天照大神"後，再到電腦前用流利的母語日文打出文章與"橋本無眠君"辯論。文明有高下強弱之分，世代定居東南亞的華人頑強地保留了自己的"部落文明"，而旅居歐美的第二代華人無一不變成皮黃心白的"香蕉"就是證明。如果華夏文明強過日本文明，它就不會在慘勝日本五十年後還派出大量的"遣日使"去向人家學習。
重要的啟示
盡管有著以上明顯謬誤，趙文的意義卻是不容抹殺的。它第一次衝破了國人的精神
自閉，逼著我們去正視自己不想看的事實。文章的意義不在於它的立論，而在於它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在我看來，重要的問題有兩個：第一，侵略是否有二重性，侵略者在幹壞事之餘是否也帶來了先進的文明？第二，民族是否有優劣之分，有的民族如中華民族是否有自我完善、甚至治理自己的能力？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體兩麵的。
英國殖民主義者為自己的侵略行徑提出的辯護理由之一，是殖民地人民尚未長大成
熟，沒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們越俎代庖，幫當地人民管理建設自己的國家，待到他們長大成人後，"教師"就功成身退，據說他們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這麽做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驅使殖民者的是金錢而非菩薩心腸。但筆者曾到過某些非洲國家，發現那兒的所有現代文明建築，哪怕小到街道照明燈，都是前殖民者留下來的。獨立這麽多年來，贏得自由的人民除了破壞似乎什麽也沒幹。與獨立前相比，當地居民的生活隻有更糟，取代法治的是貪汙腐敗，取代和平與秩序的是內戰與騷亂。很明顯，這一切不能用殖民者撤離前的挑撥（如最為我們的愛國者津津樂道的印巴分治）與持續下來的西方剝削來解釋，因為除了當地的統治者，誰也無法從那種悲慘狀況中獲利，國際社會反而要花費大量金錢來救濟，更不用說正是西方剝削導致了今天中國的經濟繁榮。
中國人當然不存在不能管理自己的問題，鬼子們還在茹毛飲血時，我們就已建立了
自己的國家。但我們畢竟不能回避趙先生談到的難堪事實："解放"三十年後，東北仍然是中國的重工業基地，除了多出來一個大慶油田，笑傲天下的還是日本人建的鞍鋼、撫順和豐滿水電站。"解放"五十年後，東北還是全國鐵路網最密集的地方。更令人難堪的是，大多數香港人民和台灣人民都不願意回到祖國懷抱。在香港，熱心擁護回歸的人是資本家，但他們的動機已被某著名大款在報上說得清清楚楚：回歸中國有如少女被強暴，既然無從抵抗，乾脆就別抵抗，樂得享受享受。此話雖然粗鄙，卻一言道破實質。中國如今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活脫就象一個惡棍行將對少女施暴。祖國對自己的人民包括那些海外的愛國者們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致對同胞擁抱的抵抗甚至超過了對異族的抵抗，這實在是全民族的悲哀。
在我看來，如果硬要說社會發展有什麽規律的話，大概隻有一個"社會熱力學定
律"。根據熱力學，一個封閉係統如果不與外界發生能量交換，總要達到商（火商）值最高的穩態。類似地，一個孤立的文明不會如馬克思斷言的那樣持續不斷的發展，它達到一定水平、處於某種穩態後就要停滯不前。證之人類有過的文明，此論惟一的例外隻是歐洲文明。這是因為歐洲因為地形破碎，從內陸出海極為便利，而且從來處於列國並立、互相競爭的不穩態中，形成了一個天然的多元的開放係統。這個係統內的各民族始終處於一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狀態中，養成了勇於開拓，勇於冒險，善於學習，善於"拿來"的精神。歐洲文明之所以能"大爆炸"而彌漫全球，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因此，宋朝以降，中國文明在各方麵一直在走下坡路，這不是蠻族入侵的結果，而
是一個封閉係統的必然歸宿。這種文明的全麵退化不僅存在在文學藝術和天文曆算之中，就連無所不在的"大屋頂"上都反映出來：明清時代的無理增加自重的"一梁五鬥"取代了以前合理美觀的"一梁三鬥"。封閉的中國有時也被迫對外開放而在政治上獲得活力，例如滿族的樸實尚武取代了漢人的腐化怯懦後給中國帶來曆史上最有為、最廉潔的朝代。但由於蠻族自身文化落後，它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幾乎沒有什麽貢獻。缺乏交流使中國文化失去了西方文化那種生生不已的勢頭使"德""賽"二先生無法在中國產生。對於中國曆史上從無民主的理論與實踐這一事實，一般人不會持異議，但沒有一個愛國者會同意契訶夫"中國是一個沒有科學的國家"的觀察，似乎前者不是恥辱而是光榮，隻有後者才是奇恥大辱。最為他們津津樂道的是李約瑟的發現，但中國古代"科學"需要學者們來發掘才能重見天日，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科學。科學是建於實證上的、與教育相結合的、不斷深化擴張的一種理論體係的實體，不是口口相傳的、用來造趙州橋或者鑄大鍾的技術。進士、舉人、秀才們學的是怎樣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怎樣四舍五入開平方。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裏找不到科學的位置，對維持靜止的社會穩態，它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反駁者們立刻就要說，假以時日，中國憑自身發展，遲早也要進到資本主義社會。
此論無法解釋為甚麽瑪雅文明之古老不下於中華文明，但直到滅絕或消失前瑪雅人仍未作出人類最重要的發明──車輪。同樣，它也不能解釋為什麽人類起源於非洲，而那兒的人直到近代還生活在叢林裏。
文明的落後不見得是壞事，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製度畢竟是最適於國人的生活方
式，正如非洲的叢林是野人們的樂園一樣。麻煩在於帝國主義的問世使得一切文明都成了開放係統，被迫互作比較與競爭而立即顯出高下強弱之別。如同當年北中國的遊牧文化比不過華夏文明一樣，我們引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西洋文明前黯然失色。與後者相比，我們在近代世界中所處的位置，與非洲叢林裏的野人們隻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
西洋文明的入侵是一把兩麵刃，一方麵，它使我們蒙羞受辱，一方麵，它又給我們
帶來了德先生賽先生這些中國本土上長不出來的東西。隻知憎恨帝國主義侵略的人不妨想想這個事實：盡管中國至今沒有實行法治，至少今天的平民再不會被投入"站籠"，貪官汙吏的皮也不會給剝下來，填進稻草掛在縣政府的大堂裏。
麵對強勢文明的威脅，弱勢文明的應對方式有三種：一、象日本人那樣，按西方模
式改造自己的國家，吸納先進的西方文明，將侵略者視為先生，把被侵略化為革新固有文明的動力，從而加入先進文明。二、以"赤道雕弓""椰林匕首"去"射虎屠龍"，被先進文明征服。三、象中國那樣，一方麵，從維新黨人直到先總統蔣公的一小撮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們一直在試圖"走日本人的路"；另一方麵，廣大的愛國賊們又總是迷醉於以往那個燦爛的文明，總是不甘心讓洋人"亂我中華製度，變我中華冠裳"，讓西洋文明登堂入室，反客為主，總是夢想將西洋文明逐出國門，靠據說是無比優越的華夏文明去稱雄世界。兩種勢力反複纏鬥，就演成了無休無止的內亂與政策振蕩，毫無意義地耗盡民族的元氣，使我們既不能象日本那樣迅速自強，又不能象被征服的香港、台灣那樣從殖民者那兒獲得為經濟起飛所必需的的法治。在三種應對方式中，它實在是最禍國殃民的一種。
毛澤東曾精辟地解釋了愛國賊們拒絕學習西方的理由是因為"先生老是要打學生"。
因為被打，或是僅僅因為猜疑先生要打，我們就拒絕學習，在"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的壯語豪言中尋求安慰，甚至鋌而走險，用祖傳的硬氣功去打先生的馬克辛重機槍，一次又一次地糟踏了曆史慷慨賜予我們的機會。
縱觀近代史，我們曾有過幾度輝煌，每次成功都是向先生學習的結果，而每次流產
幾乎都是愛國賊們中途拒絕學習造成的。第一次是晚清的改革，但正當國家經濟開始繁榮，政治上搖搖晃晃地走向君主立憲之時，義和團的天兵天將們卻給改革致命的一擊。第二次是先總統蔣公的"十年建國"，迄今為止它仍然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榜樣，因為它將中國儒家的優秀傳統和西方的先進文明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這次現代化運動雖然主要因為日本入侵而中斷，但正如前文指出，如果不是愛國賊們促使戰爭提前爆發，我們在剿滅共黨、戰勝日本後再重新開始，仍然來得及在今天成為世上最富最民主的國家。第三次是"解放"後的"一五計劃"期間，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中我們初步建立了重工業體係，雖然找錯了先生，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好歹還是可以變成一個工業國。但毛澤東看不上蘇聯先生，以為他的土八路可以創造人間奇跡，另搞一套而使整個國民經濟崩潰。第四次是改革開放以來半心半意地學習西方，雖然學習內容還未超出晚清的水平，但已造出了愛國者們為之自豪不已的經濟奇跡。可惜正如俗話所說："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口袋裏一旦有了幾個錢我們就燒得慌。愛國賊們有眼就是看不見如今的中國實在是國脈如絲，大禍將至，惟恐災難來之不速，今天想打台灣，明天管科索沃的閑事，甚至躍躍欲試要與美國進行"超限戰"！這樣胡鬧下去，二十一世紀將目擊世上最後一個大帝國的崩解，目睹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難民潮。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以往的錯誤，禍一次闖得比一次大，"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難道我們真的要死九次嗎？
就在我們折騰得起勁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西德不以美國的武力庇護為恥，
不怕吃了美援的"嗟來之食""肚子要痛"，不怕"美帝亡我之心未死"，不怕淪為美
國的一個州，終於實現了真正的經濟奇跡。我們卻仍然是一個世紀前的那個東亞病夫，惟一的變化是病得更加難以救藥。看著眼前滔滔遍天下的愛國賊，令人不能不懷疑：也許中國人就是沒有能力建立現代國家，必須由某個異族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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