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士康虐殺孫丹勇回顧劉漢黃殺人案

  
　　——對邊緣國家“社會矛盾對抗性”的一個初步分析

　　作者：老田/台商的 “枯寒”表現本身是作為邊緣國家的正常現象而存在的，與枯寒相關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升級則是社會矛盾對抗性升級的表現，經濟現象本身會自發地轉化為主要的政治問題。通過孫丹勇被富士康公司虐殺的案例，對照劉漢黃殺人案，可以從中間看到一些邊緣國家的結構性問題。大體而言，邊緣國家的政府處在社會怨恨的中心，而企業的管理層則處在階級利益衝突的對抗線上，劉漢黃殺人和孫丹勇自殺以及陳國軍被他殺，都提示了矛盾對抗線的存在。

　　一、 “枯寒”台商與邊緣國家地位的因果關係

　　在珠三角的“三來一補”企業群體中間，每年斷指斷手的案例不在少數，所得賠償非常之低，劉漢黃遠非第一例。劉漢黃作為眾多斷手事故的受害人之一，經過仲裁之後的低額賠償金，台商仍然隻願意承擔大約三分之一的支付，這讓劉漢黃怒不可遏，終於以拚命的方式進行反抗，殺死二人殺傷一人，由此，他把一個常見的事故低額賠付爭議，轉化為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公眾事件。

　　老田也曾經在珠三角地區打過工，按照當地人的看法，台商的“枯寒”是出了名的。枯寒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家族企業多，管理極端不規範，經常侵害到員工的人身權利和尊嚴範圍，這是政治權力方麵的表現，孫丹勇被虐殺案中間就有很集中的表現；另一方麵則表現為經濟上對員工格外苛刻，舉凡工資、加班費、傷病和事故補償方麵，都是盡可能行“克扣”指能事。不管是有形的收入還是無形的權利，在台商企業工作都意味著要受到相對苛刻的剝奪。

　　其實，不僅僅是台商格外“枯寒”，幾乎全部的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都是以枯寒為主要經營方法的——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員工的工資福利成本來實現最大收益。這在客觀上構成一個宏觀的潮流，在全國的勞動用工方麵，普遍地以“農民工”替代“老工人”是全國性的。作為一個公認的區別，而農民工與老工人相比，更少就業、工資和福利方麵的保障，同時還搭配了政治上較低水平的反抗，廣泛使用農民工意味著在較低的政治反抗水平上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剝削。一方麵是農民工的廣泛使用，一方麵是老工人大量買斷下崗喪失就業機會，其中的奧秘就在於此。

　　老板的枯寒和農民工受歡迎，實際上是改革時代的用工潮流。農民工能夠在低工資水平上承擔長時間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固然是其受歡迎的一個主要方麵，同時農民工並不以在城市安居樂業奢望作為目標往往也具有較低的反抗水平，這也是農民工受歡迎另一個關鍵因素，以此而論，劉漢黃的激烈反抗屬於小概率的例外事件，所以，台商及其朋友們不覺得這是自身枯寒的報應，而是傾向於認為自己倒黴，認為自己不夠謹慎，沒有及早把劉漢黃趕出廠區睡到大街上去，沒有起碼的反省。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隻要看一下劉漢黃沒有很快做出激烈反應，而是苦候了幾個月之後才動手，就知道這樣的反抗決定對他而言不是那麽容易做出的。

　　台商的枯寒不僅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而且具有長期一貫性，我們都知道珠三角的農民工在二十餘年的時間內，名義收入僅有輕微的上漲，考慮到通貨膨脹和生活費用上漲因素，實際收入下降的幅度非常可觀。這說明，枯寒作為一種降低工資勞動者成本的方式，在長時間內是被所有資本家共同應用的。如果從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上看，工資勞動者所得份額也是直線下降的，1978年GDP中間消費份額為48.4%，到2008年已經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

　　農民工的低反抗低收入、實際工資在長時段內呈下降趨勢、GDP分配中間消費份額下降，這三者有著重大意義，與中國從毛時代“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轉換為今天的“邊緣國家” 有著邏輯關係，按照社科院學者路愛國的看法：中國已經從第三世界的另類轉換為一個正常的邊緣化國家而納入全球分工中間。

　　對於邊緣國家而言，總產出中間可供分配的比例要遠遠低於中心國家，產業和產品的市場補償水平不足是一個共性問題。這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就意味著稅收要低、工資成本要少、利潤也相對低，我們看到對於外資外商的各種減免稅政策，對於農民工工資和權利缺乏法律保障，這原本是邊緣國家的應有之義——目的就是保障價值鏈低端的生產者有起碼的利潤。

　　二、 富士康作為邊緣國家生產商的代表性所在

　　很多人往往認為，處在價值鏈低端是小企業的問題，這些企業缺乏資金、技術和人才，沒有能力建立自身的品牌和銷售渠道，所以處於相對艱難的環境中間。劉漢黃工作的企業，就肯定給人們一個這樣的印象。其實，邊緣國家的全部產業、產品和企業，都是處於價值鏈低端的，這很少例外。如果說劉漢黃的工廠很小缺乏代表性的，那麽，孫丹勇就職的富士康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是一個中國處於邊緣地位的經典代表。真正處於價值鏈高端的企業，基本上有著三個特點：要麽是壟斷新技術從而獲得壟斷利潤（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官方宣傳就是所謂“獲得高附加值”，這個高附加值本質上是從壟斷價格中間獲得的，不過是基於技術壟斷地位而已），要麽就是控製品牌和銷售渠道而獲得壟斷利潤，還有就是從控製生產過程來獲得較高補償水平（這主要是通過控製資本投資和生產管理過程來實現的）。富士康的代工主，例如惠普、康柏、戴爾、尼康、奧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兼有壟斷技術設計和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特點，所以，可以在經營活動中間獲得較高水平的補償。而富士康本身則依靠控製投資活動和生產過程來獲得相對高的補償。反過來，為富士康打工的員工就必須工資福利成本最小化，勞動強度最大化；而作為富士康主要代工廠基地的大陸，政府稅收必須最小化（有人比較過富士康和華為的稅收貢獻，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種稅收優惠之後，對財政的貢獻微不足道）。

　　與邊緣化地位要求相對應，富士康的各種創業成本也能夠實現最小化，在大陸各地的投資活動中間，往往能夠拿到零價格甚至是負價格的土地（在考慮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設施投資之後）。而且，由於富士康較高的出貨總價格對於GDP的數字貢獻，對於官員的政績有著很重要的統計意義，所以，能夠格外吸引以增長率作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官員，由此，在富士康對大陸官場的談判中間，資方能夠爭取到各種超越政策和法律的優惠待遇——比如對於資方的過度保護和對於勞方的非法壓製，這對於最小化勞動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保證。還有，富士康這樣一個怪胎企業，因為能夠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當然就可以完全不考慮對於環境和生態的補償成本，大量汙染零成本排放；還因為中國在改革前就已經完成了初級工業化，對於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能力巨大，能夠低成本在大陸地配套塑料、鋼鐵等各種材料，完成代工產品。這樣，作為中國產業邊緣化的典型表現，富士康在大陸巨大規模的代工廠，體現了在全球分配體係中間中國所得最小化的價值鏈要求，勞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稅負最小化、環境補償最小化，還要加上不可再生資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產品統計目錄上，那些以政績數計為榮的高官們，則可以說我們改革開放多少年來，高科技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間比例提高了多少。大體而言，富士康能夠給地方官員提高GDP政績數字，給最高層官員一個炫示改革後產業升級的標榜數據，但對於底層民眾的生存機會和環境需要而言，則完全看不出正麵意義。

　　在富士康的雇員中間，台籍雇員壟斷管理和技術的高層職位，在大陸配套的職員，即便是擁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曆，也隻能處於較低的職業和技術等級，其權利和收益保障，當然也就處於更低等級。富士康這種模式的企業，在大陸越來越多，對於整個社會分層和結構產生了明確的影響，中上階層的人數過少，使得改革後中國毫無停留地走向一個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對抗性社會。而作為大量小資白領缺乏本土上升機會的體現，各大網絡論壇充斥著仇恨和謾罵言論—— 這是作為向上流動機會日益稀少的正常反應。按照沃勒斯坦的說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難說在過去四個世紀中間有多少減少，但是卻有大量對於民主和公平的歡呼聲，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術職位的高薪人士發出來的，因為富士康這種代表性企業的存在，使得中間階層人數上升到可以讓人們聽到那種持久歡呼聲的地步，正是由於大陸永遠喪失了10%向上流動機會的可能，兩極對立的社會是沒有喝彩聲而是充斥著謾罵聲。而日益興盛的網絡，很好地中和並且發出了這種有代表性的謾罵聲，謾罵聲遠遠超過歡呼聲，這對社會矛盾性質的對抗性，有著很強的標識性意義。同時，根據中國的經驗，邊緣國家的政府形象與小資白領對自身地位的看法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在孫丹勇被虐殺的案例中間，富士康管理層至今不認為有必要給予員工最低限度的人身權利保障，在這一點上他們認為不需要反省，而隻是辯解說他們沒有直接拿刀子割下孫丹勇的頭顱。

　　三、 邊緣國家的稅收、政府聲望與法律保護範圍之間的關係

　　大體而言，邊緣國家對於利潤的保護是最主要的國家職能。在中國大陸，這一職能的實現，主要還不是通過政策和法律給予明確保證，而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給予資本以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保護來實現的，這就對政府形象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

　　特別是，經過改革三十年之後，整個國家的輿論範圍和學術視野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毛時代“階級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分析中間不同階層的人士被推定為有著不同的利益實現方式要求，從而也就有著不同的製度要求，為此毛澤東“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分析框架，在這個框架中間，提升底層社會的覺悟和組織能力是首要關注事項。經過三十年引進西方學術之後，人們今天主要是用一種“製度分析”的框架開觀察和理解社會，在這個框架中間內在地隱含西方先行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在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間，資本家主導的私人資本積累占據中心地位，政府和官員被作為私人積累的保姆來看待，這就是所謂的“最小國家” 理念——政府管事範圍要最小化同時私人資本和市場的範圍要最大化，在這種分析框架中間，先在地假定了私人資本及其活動場所市場是最優的，政府及其官員的作用隻有在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下才是必要的，如果有什麽問題和缺陷，先在的結論都是要最小化政府和官員的插手範圍。在製度分析框架中間，人們被引導去挑剔政府和官員的自私自利傾向和有害於資本積累的傾向，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中間，不利於資本積累通常被界定為就是有害於生產力發展。從這個觀察框架出發，一切不滿都將被導向對於政府和官員的不滿，導向對於共產黨政權的不滿。

　　在通行的國際法中間，避免雙重征稅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安排，大體而言，在中國被征收的產品和企業稅收在產品進口國將不再征收，反過來在中國被免除征收的稅負則有可能在美國被重新征收，中國對於三資企業和出口產品的大量減免稅措施，實質上是增加了美國等第一世界國家的潛在稅基。也就是說，中國造的低稅負，對於美國消費者的實際價格而言，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這端視美國政府的稅收政策而定。所以，中國政府的減免稅措施，主要是對美國的進口商有一個成本價意義，在全球競爭的實際中間，主要是與進口貨物的來源國展開競爭。換句話說，中國的減免稅政策有兩個國際效果，一是增加了第一世界國家的稅基，二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構成嚴重的壓價競爭，後一效果當然有助於拉開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距，宏觀和長期後果就是降低中國同類產品的價值鏈補償水平——使邊緣國家進一步邊緣化。

　　由於中國普遍的減免稅政策的實施，在第一世界國家稅收增加的同時減少自己的財政收入，如果考慮到朱鎔基任上四次給公務員增加薪水的財政後果，中國財政的受益範圍就更進一步狹小化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政府在民眾中間的公信力。

　　由於中國是毛時代的“非正常國家”——自我中心同時完成了初級工業化——走向正常的邊緣化國家的，即使在日益降低的價值鏈補償水平上，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也難以抵償進口，結果導致最近三年中國有占GDP7%的淨出口。在發展經濟學中間有一個著名的“雙缺口模式”，這個“雙缺口”意思是說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 “資本”和“外匯”的極度短缺現象，從而成為發展的最大瓶頸。但是中國是另類的，恰恰反過來存在著嚴重的資本過剩和外匯過剩現象，這是因為中國早已經度過了“不能生存投資品”的前工業化階段，有條件實現自我中心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仍然是另類而非正常的。這並非意味著一個優勢，而恰恰是一種劣勢 ——說明中國過度壓低自身的價值鏈地位，從而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難於競爭的地步，最終也導致第一世界國家的相關產業空心化。再結合中國國內的階層分布 ——過小的上層和過大的下層，導致中國對第一世界國家的高端產品購買力不足（雖然中國已經是全球奢侈品第二大消費國），這是中國淨進口不足的原因；同時勞動者階層的工資收入過低購買力低下，中國的淨出口意味著低端產品的總產出遠遠超過全國人口的購買力，必須以外匯儲備的方式存放在第一世界國家主要是美國，根據最近兩年的經驗美國政府將有能力選擇各種讓中國外匯儲備實際購買力日益貶值的各種政策和策略。

　　中國近三十年來奢侈品消費的劇增，是一種第三世界國家常見的資源配置規則，一個小小的超級富裕群體很符合第一世界國家奢侈品實現的要求，按照普雷維什的觀點，在“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結構的上層以經濟剩餘的形式占有了技術進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餘連續增長是體係的一種動力要求，因為它構成再生產資本的主要積累來源。再生產資本能提高生產率並增加就業。然而，剩餘的一個重要部分被上層用於模仿中心的消費。在特權消費社會中存在著對資本積累潛力的一種巨大浪費。收入被中心過分地榨取也是這方麵的浪費。國家過分膨脹也造成這樣的浪費。而國家的膨脹也主要是由體係的缺陷引起的。麵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係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矛盾。其後果又由於與發達國家的關係明顯的不協調而加劇。發達國家日益和特權消費社會相結合。……外圍資本主義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我們在前麵說的，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就在於，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產資料的人們將經濟剩餘攫為已有。”（（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著：《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0頁）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集中於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這當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數人口的購買力了，同時，特權消費社會與第一世界國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緊密相關，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權階層的要求成為第一世界國家再生產鏈條的必要“浪費”。所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的兩極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這就有了全世界統治者聯合起來的堅實基礎，任何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下層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國際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共同反對。

　　十七大報告很準確地指出了邊緣國家的常見問題：“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老田按：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購買國內部的平均數而言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麵利益難度加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麵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但是，這些問題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夠調節的範圍之內，而是富士康這樣的公司擁有更多的行動能力的領域，無論政府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願望多麽真誠，解決問題的方案卻是難於找到的，這就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聲望下降的又一個觀察維度。

　　總而言之，邊緣國家政府身上匯集了過多社會矛盾的焦點，政府形象和能力的下降，財政受益範圍的狹小，都是邊緣國家的正常趨勢，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局不穩，政府公信力低，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缺陷和社會矛盾對抗性高的結果。而企業經營模式往往成為邊緣地位穩定化的強有力支撐，近年來富士康在大陸的海量投資及其在全球代工業中間的排位節節上升，恰好反應了中國在全球分工地位進一步邊緣化的現實。邊緣國家中間矛盾對抗性上升往往表現為政府形象的極度惡化，政府形象的惡化往往成為煽動政變或者呼籲“顏色革命”的有力依據，這實際上與製度無關，而主要是與邊緣地位有關，而中心國家的學術思想所限定的製度觀察維度，恰恰又成為邊緣國家尋找出路的思想障礙。

　　如果說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及其資本積累要求，要求邊緣國家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護——這種保護力度要強大到足以抵消勞動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國自由派人士所呼籲的選舉弱勢政府則明確反對這一要求。從政治維度提出的要求，與經濟領域的實際需要截然相反，這似乎成為邊緣國家政府建設中間的邏輯悖論。從政治和經濟統一出發，邊緣國家隻有走向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的唯一選擇，在那種選擇下，保護勞動者的最低需要——內需擴大——建立內部良性循環的經濟，將能夠在政治上形成強有力的民眾支持。雖然這明顯不利於海內外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們的反對，任何在上層身上的政治損失都能夠在中下層得到更多的補償，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中間，意味著小資白領有更多的上升空間，即便得不到西方國家那種洪亮的喝彩聲，也肯定能夠把謾罵聲削弱到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如果考慮到劉漢黃殺人案、孫丹勇被虐殺案以及通鋼工人打死陳國軍案，都處在“性命相拚”的危險界線上，進行換位思考就已經是非常迫切的事務了。

　　二○○九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