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左”與“右”的稱謂，源於18世紀末期的法國等級會議。當時不同政見的團體，坐在會場的不同位置。保皇貴族坐在右側，而民主派和第三等級坐在左側。
曆史沿革中，右翼力量被泛指保皇派或反動派，左翼力量則被泛指革命派和那平等主義者。
毛澤東曾經斷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任何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左中右。即使在階級內部，無論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內部也同樣如此。反映在俄國乃至所有國家、包括中國的共產黨內部的思想路線鬥爭史實，自不必提。反映到資產階級內部亦無例外，同樣存在左中右。比如現實中的美國資產階級，就有保守、溫和、激進三派之分。在金融危機問題上，左翼認為是金融界的貪婪和自由市場至上的原則導致了目前這場金融危機。而右翼則堅稱是那些超前消費買房的窮人所造成的。
社會意識人群的左中右，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不因拒絕這種現象存在就不存在的客觀存在。
（二）
現代中國史上——
左翼，其核心力量，即左派，是中國共產黨人和跟中國共產黨同行的民主愛國進步人士，如最為著名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左聯”，即受中共中宣部文委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當年就對“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等的資產階級觀點，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左翼的外延，則是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他們認定了共產黨，義無反顧地跟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鬧革命、打江山，成為共產黨發展壯大、最後贏得人民政權的最強大的社會基礎。
右翼，其核心力量，即右派，是國民黨反動派和鐵杆維護蔣家王朝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及其禦用文人。其外延則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視以打到地主老財為行動口號的共產黨為頭號死敵，叫喊“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對其進行過殘酷鎮壓和瘋狂圍剿。即使在中國遭受極右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危機關頭，仍然推行“先安內而後攘外”那等無恥的應策，甚至對共產黨軍隊中的已是抗日友軍的新四軍痛下黑手。
總之，左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窮人利益；右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富人利益。兩者從來都處於你死我活的敵對鬥爭之中。
當中國代史上——
今年是建國60周年。巧合的是，如按當今的習慣劃分——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恰好是前後各為30年。這也是當今中國左右兩派為此爭辯不休的兩個30年，直接關係到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60年執政的譽毀成敗的評判。
左右兩派在大是大非的根本問題上，持完全對立的觀點——
右派，否定毛澤東，否定共和國的前30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推崇西方民主，堅挺私有化。
左派，堅挺毛澤東，肯定共和國前的30年，肯定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西方民主，反對私有化。
左右兩派在文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實質——
右派，深挖文革罪行，認為文革是一場個人權利的爭鬥，並用心極為陰險地將其升調為人類史上空前的浩劫，借以最終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
左派，認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所涉《決議》，均指此件），認為文革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文革的錯誤是我黨在對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中所犯的錯誤，並且因其得以自我矯正，愈加顯現我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
左右兩派都讚同改革，但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存在極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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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認為改革仍不到位、主要是政治體製改革很不到位，必須實行西方式的議會製度。右派的觀點與富人階層一致或者接近，均有悖於現實社會的根本製度，很容易批駁。
左派認為應在“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範圍內進行改革，對在探索中不斷前行的改革，應該進行必要的反思，使之更好地把握社會主義方向。左派的觀點，不容易批駁。
國際——
西方國家當然支持右派。毫無疑問，價值觀最接近於西方國家的就是右派。那些國家一致地、不斷地地以“民主”“自由”對中國施壓，就是希望中國最終成為西方陣營中的一個成員。
沒有什麽國家支持中國的左派，企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更不可能會，左派天然地與西方價值觀念冰火難容，勢不兩立。
兩派近期的鬥爭焦點——
就當前來講，左右兩派的鬥爭焦點，集中在是捍衛還是顛覆被海內外喻為“胡氏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線上。黨的以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體的政治路線，反映了中國最廣大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的利益，體現了中國社會的一種轉變。由此，左右兩派的鬥爭將會愈加激烈，就其總體而言，雙方的備戰和演習程序基本已告段落，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光明與黑暗的生死決戰，正在啟動……
（三）
有人總結，共和國的前30年是解決不“挨打”的問題，後30年是解決不“挨餓”的問題。在某種角度上，不無道理。
開國的前30年——
我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在《決議》中已有詳盡闡述。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人民政權後，所麵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把政權牢牢鞏固。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一要解決對外不挨打的問題，二要解決對內不複辟的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清代前期的GDP占世界1/3，國家的綜合實力，堪稱當時的世界第一。但絕大部分的財富都集中在封建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手中，上層社會橫征暴斂、驕奢糜爛；下層社會水深火熱，一盤散沙，最後都落得“挨打”的恥辱結局。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浴血奮戰二十八年，犧牲了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才拚死拚活地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是最希望能讓人民在自己的江山裏過上好日子的。但是帝國主義卻絕不希望讓中國人過上好日子，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富人反被窮人統治的社會存在。毛澤東們也設想過打開國門、加速經濟發展，但是帝國主義視共產黨如洪水猛獸，拍革地主老財命的共產黨，哪一天就會革到他們頭上，千方百計地 中國，顛覆中國。而毛澤東們卻又都是絕不妥協的無產階級戰士，他們先是在朝鮮戰場上讓老美這個世界頭號霸主吃到了唯一一次敗仗的滋味，又在珍寶島給了世界二號霸主前老蘇當頭一棒。這在當時乃至當今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敢操弄過？碰一下其中一個也不敢啊！為使中國不再“挨打”，中國共產黨導的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上，魔法般地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和國防體係，使中國一躍而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的第四工業強國和第三軍事大國。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意識形態的正麵主導，使全體中國人民充滿熾熱的愛國情操、堅定的奮鬥方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精神，這是我們所獨具的製勝法寶。當時的經濟發展不是不快，而是相當的快，當時年均7.4%增長的經濟高速，曾令整個世界瞠目結舌。如果提到不足之處，則是偏重於增強國家的對外實力，生活資料生產明顯不足。
“挨打”的危險，現在仍然存在。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最基本的巨大成就，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這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決議》）。共和國史實，驗證了這一闡述的準確性。1957年的全黨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的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決議》）。這是當時最大的一場左派反擊右派的激烈鬥爭。當然，這場鬥爭的偉大勝利，也付出了一些令人心痛的代價，一些陰謀分子借機打擊群眾，擴展自身的權力體係，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成了為右派分子。反右，反的擴大化了。上世紀60年代，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鑒於極端仇視中國的帝國主義陣營仍很強盛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匈牙利事件、前蘇聯共產黨內部右翼傾向的不斷增大，把重心了放到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上。但卻沒能從重建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的角度，致力於構造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平台，暢通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的渠道，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來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當時采取的這種熟悉的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的方式，應是毛澤東晚期思想中所體現的反右反走資本主義的路線鬥爭的繼續。文革犯了馬克思主義純粹化的錯誤，大量地衝擊了革命陣營的同誌，左的過了頭了。這是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否定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存在著壞事變成好事的辯證關係。比如改革開放中，黨內左派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警惕，明顯與毛澤東反複辟、反和平演變思想與實踐有緊密聯係。比如正因為由於黨內左派的牽製，抑製了經濟改革中資本主義因素的負麵作用。假如沒有文革，中國當年可能已經隨同蘇聯一起瓦解。人民群眾在熱情學習毛主席以及馬恩列斯著作的過程中，對於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都有了相當普遍的把握，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深地在人民群眾之中紮下了根基。從曆史的高度來看，這對此後的中國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必將產生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開國的後30年——
我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在胡錦濤同誌《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已有詳盡闡述。 “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３６４５億元增長到２４．９５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９．８％，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３倍多，我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四”。“我們依靠自己力量穩定解決了１３億人口吃飯問題”（見上述《講話》）。
此間最鮮明的起著關鍵作用的是毛時代的遺產及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改革開放中失敗之處在於對資本主義過度放任，如過度私有化、市場化，對外資過度開放等。對內改革有成有敗。農村改革是很成功的，雖仍存在三農問題，但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很大提升。城市改革有成有敗。比較失敗的是下力最大的國企改革，大部分企業雖經連年不斷的種種改革，卻始終沒有擺脫經營艱難的境地，職工下崗情況日益突出。而進入21世紀前後的全國性的國企私有化改製，則導致了四大異常嚴重的弊端：造成國有資產巨量流失；幾千萬國企職工失業；催生了最大的惡性腐敗群體；私企產值由此占據了GDP的構成主體。對外開放，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麵起到了巨大作用， 到2006年，外貿順差達到將近1.5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達到10663億美元，核人民幣10萬餘億元。與建立和推行社會主義政治製度一樣，完善社會主義製度，也要有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既要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又要實行引進資產階級的大量資本和某些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還要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確實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摸著石頭過河”，實際就是在探索中前行，最重要的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斷地校正方向。光走不看，容易迷失當初所既定的終極目標；光看不走，則無法達到當初所既定的終極目標。
（四）
對外開放，在經濟領域，放進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先進東西，推動了經濟發展；在思想領域，也放進了資產階級的一些邪惡東西，造成了觀念混亂。某些媒體的主導，從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性作用。
如，一些媒體所推崇的“叢林法則”，就是一個人吃人的弱肉強食的資本家寶典，這個純西方的法則被引入中國、應用於炎黃子孫身上，就立即成為一個大魔咒，經其不斷重複，繁複蠱惑，幾使喪盡天良的“人剝削人”，得以天經地義地成為“人食人”的基本形式。在相當多的文藝作品裏，美化地主資本家及其發家史漸成時髦，根本看不到其殘酷剝削的主要一麵；封建帝王是好帝王，將相是好將相，商人是好商人，財主是好財主。對現實的描繪，則多是渲染時尚的生活方式和富貴情調；對童工每日勞作16小時、而分文不付的黑磚窯，以及血淚工廠，也鮮見從剝削角度對其悲慘命運的深入報道。這些媒體，都在每時每刻地、潛移默化地模糊階級概念，模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本質的東西，蠶食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地盤，挑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如果你在電腦中，使用拚音類輸入法，想打出“向前看”的話，列詞的首選一定是“向錢看”。這是使用頻率決定的。獨尊“錢”術，使得人人都想搞款的欲望遍地橫流。而最簡便、最見效的搞款選項，就是自己所在的位置或者進入別的什麽位置，有多少油水，怎樣刮到這些油水。看到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都莫名地突然闊了，色了，而又沒有任何風險，自然也會心癢、也會心動。老資格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為使“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的早日出台減少阻力，建議實行“三年豁免期”，以讓申報對象主動上交違法違紀所得。這項建議及其沒有遭到媒界抨擊，頗具標誌性意義。實際上是默認了媒體不能公開承認、百姓早已公認的一個事實——官場腐敗的異常的嚴重性和相當的普遍性。為什麽對黑社會、黑網吧，盜版書攤，聚眾賭博，賣淫嫖娼，假煙假酒，管了二十餘年，就是管不了？都是管事的利益使然。好一點的管，是以罰款為目的的管，謀的是小團體利益，當然最終的受益者還是他們每個個人，而“違法的”交了罰款後，便可名正言順地繼續違法；還有以斂財為目的的管，純係個人搞款，“違法的”與“執法的”，沆瀣一氣，攜手發財；更有甚者，“違法的”原本就是“執法的”的一個馬仔，後者才是正主。甚至最高端的社科研究部門也未能例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今年年2月，金熙德博士嫌泄密朝鮮方麵的信息而被相關部門控製調查。2005 年5月，中國辦公廳主任助理陳輝被控將有關國家機密，賣給一名日本外交官，獲刑13 年。卷入涉外泄密案傳聞的還有研究員李敦球。以此被稱之為泄密高危機構。
又如，極力宣揚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
民主確是人類進步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始終不渝地高揚著的一麵旗幟。現今滿世界都在呼喊民主，但有真有假，真假莫辯。什麽是真正的民主呢？人民作主的民主才稱得上真正的民主，人民是什麽？首先的基本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這是構成人民的主體。美國式民主的核心，就是右派所津津樂道的那個議會製度，這個製度從來都是為利益集團、主要就是資產階級各大財團的利益服務的，沒有哪個工人或者農民能夠當選為議員，議會也不會真正替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說話。台灣的陳水扁上台八年，把台灣經濟民生搞得一塌糊塗不說，本人也因瘋狂貪汙蹲了大獄，為西方民主在東方土地上留下了又一個笑柄。西方議會就是一個黨派爭鬥的舞台，一個利益集團發聲的電台，一個幹涉他國內政的平台。美國在國際上，更是毫無民主可言，今天 這個，明天製裁那個，動不動就大打出手，算一算美國都打了多少個國家啦？人家坐地就沒有招過你、惹過你嘛。如此的黑社會流氓頭子一般，在國內也不可能有什麽人民的民主。可恥的是，一些媒體卻刻意避開對西方虛偽民主的本質揭露，而是“潤物細無聲”的下毛毛雨，在各個側麵、點點滴滴地正麵宣揚著西方的民主製度。
再如，妖魔化毛澤東已達到肆無忌憚的境地。
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滅人民革命必先滅其功， 產黨必先滅其魂——毛澤東思想。近幾年，右派積極配合國外敵對勢力，惡毒攻擊、誹謗、詆毀、汙蔑、咒罵中國共產黨前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偉人毛澤東，一時間，可謂惡浪翻卷，日見洶湧。他們把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汙蔑為破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萬惡之源”；否定毛澤東在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作用；不惜以無恥的造謠手段抹黑毛澤東的私人生活；甚至叫囂要將毛澤東請出“天安門”…… 在互聯網上，有些網站的自動審核係統，隻要網文或貼文出現了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即被通知“含有敏感詞語，不予通過”，而“毛澤東”這個名字卻是例外。大量妖魔化毛澤東的網文及其跟帖，得以順利通過審核，上貼後不作刪除，任其泛濫。與這股反毛澤東黑浪相對應的，是由此引發的一股更加洶湧澎湃的毛澤東熱潮，即便是在公認的極右網站上出現了反毛帖子，即會跟進無數的擁毛帖子，樓主則如過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毛澤東乃是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最偉大的人物。他是在中國處於中國史上從未達到過的最低穀的曆史時刻，是在中國處於世界史上最被看不起的曆史時刻，而出現的令中華民族甚以為幸運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已成為一種正義的化身，已成為深深紮根於民間的遠勝於宗教的崇高信仰，毛澤東將永遠被人民稱之為大救星。
左右兩派的擁毛與反毛，都是發自內心的，不遺餘力的。
曆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是勞苦大眾的政權，隻有毛澤東的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才是人民的政權，沒有理由不認為人民是世代擁毛的。而右派的反毛、倒毛，無疑是螞蟻撼大樹，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五）
一些精英學者，實質上屬於右派學者。經常被罵得狗血噴頭，被批得體無完膚。如被稱之為“先拉屎後褪褲子”的茅於軾，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同於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目的就是篡改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這樣的精英學者還有不少，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們以專家的科學身份，起到了異常惡劣的思想導向作用。這種現象的出現，還因為意識形態領域確實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的情況，如“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同是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一個立國之根本，一個是強國之道路，缺一不可。前者為“本”，猶不可缺。但“改革開放”卻幾乎每天都能見諸於各種媒體，而列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四項基本原則”，則除必須要講、不講不可時，極少見諸於媒體。這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渲染性氛圍，造成了一種潛意識誤解，似乎我黨隻提改革開放，不提四項基本原則了，有的甚至把改革開放直接稱之為黨的路線，錯誤地把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荒謬地提升為鄧小平的理論精髓。地方上的各級黨組織，極少組織學習馬列主義原著和毛澤東、鄧小平著作及其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
中共中央黨校，本是培養黨的高級幹部的強訓基地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搖籃。然而最驚心的諷刺，則莫過於有人把中央黨校比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了。據《新京報》載文，截至2005年底，至今已有近萬名民企老板走出中央黨校的培訓班。民企的實質就是私企，老板的實質就是正在從事剝削勾當的資本家。這樣的黨訓，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博士居然宣稱“我不知道這裏的‘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什麽”；他還披露是中央黨校最早提出了發展私企資本家入黨的；他和王智庫在美金融危機形成後的一篇題為《政改麻木症誤黨誤國 》中，還很荒唐地斷定，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是中國改革的不深化，主張越是危機，越要深化政改；中央黨校陳文通教授，還把我黨現今的奮鬥目標，確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方式”；中央黨校杜光教授，則莫名攻擊毛澤東早在1949年6月《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文裏，就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並且開口毛澤東專製，閉口毛澤東獨裁，胡扯什麽毛式社會主義、鄧式社會主義啦。反毛傾向十分明顯。
（六）
右派的優勢——
首先在於國外反華反共政治勢力的強大支持。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當今世界乃屬國際資產階級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他們對中國右派勢力在思想武庫、技術資料、經濟資助等方麵的鼎力支持，應具一種不宜排除的可能性。86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89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就都得到了西方的這種支持。其次，國內私營經濟勢力的快速膨脹，使私營企業已經占據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生產關係的某些變化，推動著上層建築發生某些變化，一些實際上的剝削者進入了共產黨的團隊（甚至進入了黨委），進入了各級政協、各級人大。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盛懷仁副委員長所言：“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趨勢，尤其是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人數偏少”。全國人大代表黃德明還尖銳指出，一些明明是企業主，到選代表時卻成了“一線工人”，一些早已離開農村不是農民的老板卻搖身一變成為農民或工人（見《南方都市報》 2007年3月4日 ) 。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比例為54％，是五屆人大時的近兩倍。工人農民的代表比例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時為56％，而第十屆全國人大時下跌到了19％。而其中一些工農代表的真實身份也在遭遇質疑。幾千萬曾為共和國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工人，由國家主人翁變成了“下崗工人”，並被政府官員稱為“弱勢群體”。報載：某市人大代表中民營企業家數量，比上屆增長140%，比前上一屆增長860%。（見《南方都市報》 2006年12月22日 ）社會精英們與私企老板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話語權越來越重，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的聲音在全國在人大會議上越來越弱，實際上降低了中國一線工人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難怪右派敢於如此叫囂：“中國的前途命運是由強勢集團決定的，誰違背了強勢集團的利益，誰就必然下台！”共產黨內部的右翼勢力也是小覷不得的，連兩任黨中央最高領導人胡xx同誌、趙xx同誌，都分別由於在86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88+1年平息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事件中犯了錯誤而被迫下野，而且是在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還都健在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說明了右翼思潮在黨內也占據著一定的市場。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都是49後領袖人物，他們既要通過改革開放加速經濟發展，又要通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證社會主義製度在不斷完善中得以鞏固。麵臨的局麵比當年更複雜，更嚴峻、更具挑戰性，更需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有的高度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堅持改革開放也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好，說到底，都是要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如果堅持了社會主義製度而經濟沒有搞上去，或者經濟搞上去了而社會主義製度名存實亡了，都是社會主義的失敗。
右派的自身問題——
沒有工農支持的社會基礎，沒有製度支持的政治基礎，是右派的致命死穴。右派就其階級屬性而言，是天然的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渴望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製度的，所以他們拚命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荒謬推地導出，之所以出現腐敗、兩極分化等嚴重弊端，不是貫徹執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不夠，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進展程度不夠，而是改革、主要是政改的進展程度不夠。他們所極力拱推的政治體製改革，就是實行議會製度，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借助金圓力量占滿議員位置，他們現在似乎已經有了幾分這樣的把握。然後通過議會立法逐步建立起資本主義製度，隻有這樣，他們通過不法所得、剝削所得的富人地位才能一勞永逸地得以穩固，再無被清算、被剝奪之虞。如果不成功，則極可能變臉否定後30年的政治路線，甚至可能試圖采取比八六“民運”、八##九“風波”還要激烈的形式，運用“民主自由”武器，顛覆共產黨政權。甚至不惜配合國外敵對勢力，通過分裂祖國來顛覆共產黨政權。這是國家製度和人民意願所絕對不會允許的，是絕對行不通的。右派的網絡文章和論壇帖子，一般都沒有什麽理論價值，他們擅用隱晦的筆法，拐彎抹角地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或直接轉帖一些西方反毛反華反共的文章，所操語言，多以地主嗬斥佃戶、把頭辱罵工人的口吻出現，經常地激怒下層網民進而遭到跟帖圍攻。
左派的優勢——
在於大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於現行社會根本製度的支持。
人民群眾擁護毛澤東，擁護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國家最高決策層充分肯定毛澤東，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左派在本質上是與人民群眾、與國家最高決策層完全一致的，這是左派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優勢所在。胡錦濤同誌最近關於絕不“改弦易幟”的講話，無疑是在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鋼鐵意誌。左派的網絡文章和論壇帖子一般質量較高，在論證上、邏輯上，所向披靡。所持觀點透明度極高，討論問題往往腰杆很硬，一針見血。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左派毫無疑問地屬於大多數民眾利益的代言人。關於改革中出現的私有化問題，關於貧富差別懸殊問題，關於道德缺失問題，關於催生腐敗問題，關於工人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下降問題，等等這些左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雖然有時稍覺刺耳，有時略顯過激，但敢於直麵諫言的當政的，往往是最忠誠於當政的，最希望當政的做得更好而永遠當政的。最近出現的新左派，高擎起“居者有其屋，患者有其醫，幼者有其學，老者有其養”的思想大旗，似乎在繼承著“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期圖充作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現實利益的呐喊人。
左派目前基本屬於單兵作戰。不像右派，直接涉及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巨大既得利益和國際資本主義利益，而這種利益又有悖於社會主義根本製度，一天不徹底改變政治製度，他們就一天不得安穩，有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以及由此引發的組織性和步調性。右派中的不少人還較少體會工人農民的處境及其心態，隻想做理論精英，做反右鬥士，而沒有走毛澤東、共產黨當年鬧革命時，所一呼百應、百試不爽的製勝法寶——群眾路線。左派真正的優勢在於人民群眾，不應當忽視自己本身就是人民群眾之一員，而應當把自己融入人民群眾之中，以最通俗的、最現實的語言，宣傳屬於老百姓自己的、老百姓樂於聽、聽得懂的樸素道理。隻有在人民群眾的真情擁護中，左派才能得以發揮其應有的曆史作用。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辛華
“左”與“右”的稱謂，源於18世紀末期的法國等級會議。當時不同政見的團體，坐在會場的不同位置。保皇貴族坐在右側，而民主派和第三等級坐在左側。
曆史沿革中，右翼力量被泛指保皇派或反動派，左翼力量則被泛指革命派和那平等主義者。
毛澤東曾經斷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任何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左中右。即使在階級內部，無論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內部也同樣如此。反映在俄國乃至所有國家、包括中國的共產黨內部的思想路線鬥爭史實，自不必提。反映到資產階級內部亦無例外，同樣存在左中右。比如現實中的美國資產階級，就有保守、溫和、激進三派之分。在金融危機問題上，左翼認為是金融界的貪婪和自由市場至上的原則導致了目前這場金融危機。而右翼則堅稱是那些超前消費買房的窮人所造成的。
社會意識人群的左中右，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不因拒絕這種現象存在就不存在的客觀存在。
（二）
現代中國史上——
左翼，其核心力量，即左派，是中國共產黨人和跟中國共產黨同行的民主愛國進步人士，如最為著名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左聯”，即受中共中宣部文委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當年就對“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等的資產階級觀點，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左翼的外延，則是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他們認定了共產黨，義無反顧地跟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鬧革命、打江山，成為共產黨發展壯大、最後贏得人民政權的最強大的社會基礎。
右翼，其核心力量，即右派，是國民黨反動派和鐵杆維護蔣家王朝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及其禦用文人。其外延則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視以打到地主老財為行動口號的共產黨為頭號死敵，叫喊“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對其進行過殘酷鎮壓和瘋狂圍剿。即使在中國遭受極右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危機關頭，仍然推行“先安內而後攘外”那等無恥的應策，甚至對共產黨軍隊中的已是抗日友軍的新四軍痛下黑手。
總之，左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窮人利益；右派所代表的是天下的富人利益。兩者從來都處於你死我活的敵對鬥爭之中。
當中國代史上——
今年是建國60周年。巧合的是，如按當今的習慣劃分——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恰好是前後各為30年。這也是當今中國左右兩派為此爭辯不休的兩個30年，直接關係到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60年執政的譽毀成敗的評判。
左右兩派在大是大非的根本問題上，持完全對立的觀點——
右派，否定毛澤東，否定共和國的前30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推崇西方民主，堅挺私有化。
左派，堅挺毛澤東，肯定共和國前的30年，肯定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西方民主，反對私有化。
左右兩派在文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實質——
右派，深挖文革罪行，認為文革是一場個人權利的爭鬥，並用心極為陰險地將其升調為人類史上空前的浩劫，借以最終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
左派，認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所涉《決議》，均指此件），認為文革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文革的錯誤是我黨在對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中所犯的錯誤，並且因其得以自我矯正，愈加顯現我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
左右兩派都讚同改革，但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存在極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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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認為改革仍不到位、主要是政治體製改革很不到位，必須實行西方式的議會製度。右派的觀點與富人階層一致或者接近，均有悖於現實社會的根本製度，很容易批駁。
左派認為應在“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範圍內進行改革，對在探索中不斷前行的改革，應該進行必要的反思，使之更好地把握社會主義方向。左派的觀點，不容易批駁。
國際——
西方國家當然支持右派。毫無疑問，價值觀最接近於西方國家的就是右派。那些國家一致地、不斷地地以“民主”“自由”對中國施壓，就是希望中國最終成為西方陣營中的一個成員。
沒有什麽國家支持中國的左派，企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更不可能會，左派天然地與西方價值觀念冰火難容，勢不兩立。
兩派近期的鬥爭焦點——
就當前來講，左右兩派的鬥爭焦點，集中在是捍衛還是顛覆被海內外喻為“胡氏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線上。黨的以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體的政治路線，反映了中國最廣大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的利益，體現了中國社會的一種轉變。由此，左右兩派的鬥爭將會愈加激烈，就其總體而言，雙方的備戰和演習程序基本已告段落，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光明與黑暗的生死決戰，正在啟動……
（三）
有人總結，共和國的前30年是解決不“挨打”的問題，後30年是解決不“挨餓”的問題。在某種角度上，不無道理。
開國的前30年——
我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在《決議》中已有詳盡闡述。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人民政權後，所麵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把政權牢牢鞏固。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一要解決對外不挨打的問題，二要解決對內不複辟的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清代前期的GDP占世界1/3，國家的綜合實力，堪稱當時的世界第一。但絕大部分的財富都集中在封建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手中，上層社會橫征暴斂、驕奢糜爛；下層社會水深火熱，一盤散沙，最後都落得“挨打”的恥辱結局。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浴血奮戰二十八年，犧牲了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才拚死拚活地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是最希望能讓人民在自己的江山裏過上好日子的。但是帝國主義卻絕不希望讓中國人過上好日子，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富人反被窮人統治的社會存在。毛澤東們也設想過打開國門、加速經濟發展，但是帝國主義視共產黨如洪水猛獸，拍革地主老財命的共產黨，哪一天就會革到他們頭上，千方百計地 中國，顛覆中國。而毛澤東們卻又都是絕不妥協的無產階級戰士，他們先是在朝鮮戰場上讓老美這個世界頭號霸主吃到了唯一一次敗仗的滋味，又在珍寶島給了世界二號霸主前老蘇當頭一棒。這在當時乃至當今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敢操弄過？碰一下其中一個也不敢啊！為使中國不再“挨打”，中國共產黨導的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上，魔法般地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和國防體係，使中國一躍而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的第四工業強國和第三軍事大國。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意識形態的正麵主導，使全體中國人民充滿熾熱的愛國情操、堅定的奮鬥方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精神，這是我們所獨具的製勝法寶。當時的經濟發展不是不快，而是相當的快，當時年均7.4%增長的經濟高速，曾令整個世界瞠目結舌。如果提到不足之處，則是偏重於增強國家的對外實力，生活資料生產明顯不足。
“挨打”的危險，現在仍然存在。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最基本的巨大成就，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這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決議》）。共和國史實，驗證了這一闡述的準確性。1957年的全黨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的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決議》）。這是當時最大的一場左派反擊右派的激烈鬥爭。當然，這場鬥爭的偉大勝利，也付出了一些令人心痛的代價，一些陰謀分子借機打擊群眾，擴展自身的權力體係，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成了為右派分子。反右，反的擴大化了。上世紀60年代，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鑒於極端仇視中國的帝國主義陣營仍很強盛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匈牙利事件、前蘇聯共產黨內部右翼傾向的不斷增大，把重心了放到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上。但卻沒能從重建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的角度，致力於構造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平台，暢通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的渠道，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來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當時采取的這種熟悉的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的方式，應是毛澤東晚期思想中所體現的反右反走資本主義的路線鬥爭的繼續。文革犯了馬克思主義純粹化的錯誤，大量地衝擊了革命陣營的同誌，左的過了頭了。這是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否定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存在著壞事變成好事的辯證關係。比如改革開放中，黨內左派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警惕，明顯與毛澤東反複辟、反和平演變思想與實踐有緊密聯係。比如正因為由於黨內左派的牽製，抑製了經濟改革中資本主義因素的負麵作用。假如沒有文革，中國當年可能已經隨同蘇聯一起瓦解。人民群眾在熱情學習毛主席以及馬恩列斯著作的過程中，對於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都有了相當普遍的把握，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深地在人民群眾之中紮下了根基。從曆史的高度來看，這對此後的中國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必將產生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開國的後30年——
我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在胡錦濤同誌《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已有詳盡闡述。 “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３６４５億元增長到２４．９５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９．８％，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３倍多，我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四”。“我們依靠自己力量穩定解決了１３億人口吃飯問題”（見上述《講話》）。
此間最鮮明的起著關鍵作用的是毛時代的遺產及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改革開放中失敗之處在於對資本主義過度放任，如過度私有化、市場化，對外資過度開放等。對內改革有成有敗。農村改革是很成功的，雖仍存在三農問題，但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很大提升。城市改革有成有敗。比較失敗的是下力最大的國企改革，大部分企業雖經連年不斷的種種改革，卻始終沒有擺脫經營艱難的境地，職工下崗情況日益突出。而進入21世紀前後的全國性的國企私有化改製，則導致了四大異常嚴重的弊端：造成國有資產巨量流失；幾千萬國企職工失業；催生了最大的惡性腐敗群體；私企產值由此占據了GDP的構成主體。對外開放，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麵起到了巨大作用， 到2006年，外貿順差達到將近1.5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達到10663億美元，核人民幣10萬餘億元。與建立和推行社會主義政治製度一樣，完善社會主義製度，也要有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既要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又要實行引進資產階級的大量資本和某些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還要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確實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摸著石頭過河”，實際就是在探索中前行，最重要的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斷地校正方向。光走不看，容易迷失當初所既定的終極目標；光看不走，則無法達到當初所既定的終極目標。
（四）
對外開放，在經濟領域，放進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先進東西，推動了經濟發展；在思想領域，也放進了資產階級的一些邪惡東西，造成了觀念混亂。某些媒體的主導，從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性作用。
如，一些媒體所推崇的“叢林法則”，就是一個人吃人的弱肉強食的資本家寶典，這個純西方的法則被引入中國、應用於炎黃子孫身上，就立即成為一個大魔咒，經其不斷重複，繁複蠱惑，幾使喪盡天良的“人剝削人”，得以天經地義地成為“人食人”的基本形式。在相當多的文藝作品裏，美化地主資本家及其發家史漸成時髦，根本看不到其殘酷剝削的主要一麵；封建帝王是好帝王，將相是好將相，商人是好商人，財主是好財主。對現實的描繪，則多是渲染時尚的生活方式和富貴情調；對童工每日勞作16小時、而分文不付的黑磚窯，以及血淚工廠，也鮮見從剝削角度對其悲慘命運的深入報道。這些媒體，都在每時每刻地、潛移默化地模糊階級概念，模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本質的東西，蠶食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地盤，挑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如果你在電腦中，使用拚音類輸入法，想打出“向前看”的話，列詞的首選一定是“向錢看”。這是使用頻率決定的。獨尊“錢”術，使得人人都想搞款的欲望遍地橫流。而最簡便、最見效的搞款選項，就是自己所在的位置或者進入別的什麽位置，有多少油水，怎樣刮到這些油水。看到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都莫名地突然闊了，色了，而又沒有任何風險，自然也會心癢、也會心動。老資格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為使“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的早日出台減少阻力，建議實行“三年豁免期”，以讓申報對象主動上交違法違紀所得。這項建議及其沒有遭到媒界抨擊，頗具標誌性意義。實際上是默認了媒體不能公開承認、百姓早已公認的一個事實——官場腐敗的異常的嚴重性和相當的普遍性。為什麽對黑社會、黑網吧，盜版書攤，聚眾賭博，賣淫嫖娼，假煙假酒，管了二十餘年，就是管不了？都是管事的利益使然。好一點的管，是以罰款為目的的管，謀的是小團體利益，當然最終的受益者還是他們每個個人，而“違法的”交了罰款後，便可名正言順地繼續違法；還有以斂財為目的的管，純係個人搞款，“違法的”與“執法的”，沆瀣一氣，攜手發財；更有甚者，“違法的”原本就是“執法的”的一個馬仔，後者才是正主。甚至最高端的社科研究部門也未能例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今年年2月，金熙德博士嫌泄密朝鮮方麵的信息而被相關部門控製調查。2005 年5月，中國辦公廳主任助理陳輝被控將有關國家機密，賣給一名日本外交官，獲刑13 年。卷入涉外泄密案傳聞的還有研究員李敦球。以此被稱之為泄密高危機構。
又如，極力宣揚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
民主確是人類進步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始終不渝地高揚著的一麵旗幟。現今滿世界都在呼喊民主，但有真有假，真假莫辯。什麽是真正的民主呢？人民作主的民主才稱得上真正的民主，人民是什麽？首先的基本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這是構成人民的主體。美國式民主的核心，就是右派所津津樂道的那個議會製度，這個製度從來都是為利益集團、主要就是資產階級各大財團的利益服務的，沒有哪個工人或者農民能夠當選為議員，議會也不會真正替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說話。台灣的陳水扁上台八年，把台灣經濟民生搞得一塌糊塗不說，本人也因瘋狂貪汙蹲了大獄，為西方民主在東方土地上留下了又一個笑柄。西方議會就是一個黨派爭鬥的舞台，一個利益集團發聲的電台，一個幹涉他國內政的平台。美國在國際上，更是毫無民主可言，今天 這個，明天製裁那個，動不動就大打出手，算一算美國都打了多少個國家啦？人家坐地就沒有招過你、惹過你嘛。如此的黑社會流氓頭子一般，在國內也不可能有什麽人民的民主。可恥的是，一些媒體卻刻意避開對西方虛偽民主的本質揭露，而是“潤物細無聲”的下毛毛雨，在各個側麵、點點滴滴地正麵宣揚著西方的民主製度。
再如，妖魔化毛澤東已達到肆無忌憚的境地。
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滅人民革命必先滅其功， 產黨必先滅其魂——毛澤東思想。近幾年，右派積極配合國外敵對勢力，惡毒攻擊、誹謗、詆毀、汙蔑、咒罵中國共產黨前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偉人毛澤東，一時間，可謂惡浪翻卷，日見洶湧。他們把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汙蔑為破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萬惡之源”；否定毛澤東在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作用；不惜以無恥的造謠手段抹黑毛澤東的私人生活；甚至叫囂要將毛澤東請出“天安門”…… 在互聯網上，有些網站的自動審核係統，隻要網文或貼文出現了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即被通知“含有敏感詞語，不予通過”，而“毛澤東”這個名字卻是例外。大量妖魔化毛澤東的網文及其跟帖，得以順利通過審核，上貼後不作刪除，任其泛濫。與這股反毛澤東黑浪相對應的，是由此引發的一股更加洶湧澎湃的毛澤東熱潮，即便是在公認的極右網站上出現了反毛帖子，即會跟進無數的擁毛帖子，樓主則如過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毛澤東乃是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最偉大的人物。他是在中國處於中國史上從未達到過的最低穀的曆史時刻，是在中國處於世界史上最被看不起的曆史時刻，而出現的令中華民族甚以為幸運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已成為一種正義的化身，已成為深深紮根於民間的遠勝於宗教的崇高信仰，毛澤東將永遠被人民稱之為大救星。
左右兩派的擁毛與反毛，都是發自內心的，不遺餘力的。
曆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是勞苦大眾的政權，隻有毛澤東的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才是人民的政權，沒有理由不認為人民是世代擁毛的。而右派的反毛、倒毛，無疑是螞蟻撼大樹，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五）
一些精英學者，實質上屬於右派學者。經常被罵得狗血噴頭，被批得體無完膚。如被稱之為“先拉屎後褪褲子”的茅於軾，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同於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目的就是篡改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這樣的精英學者還有不少，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們以專家的科學身份，起到了異常惡劣的思想導向作用。這種現象的出現，還因為意識形態領域確實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的情況，如“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同是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一個立國之根本，一個是強國之道路，缺一不可。前者為“本”，猶不可缺。但“改革開放”卻幾乎每天都能見諸於各種媒體，而列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四項基本原則”，則除必須要講、不講不可時，極少見諸於媒體。這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渲染性氛圍，造成了一種潛意識誤解，似乎我黨隻提改革開放，不提四項基本原則了，有的甚至把改革開放直接稱之為黨的路線，錯誤地把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荒謬地提升為鄧小平的理論精髓。地方上的各級黨組織，極少組織學習馬列主義原著和毛澤東、鄧小平著作及其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
中共中央黨校，本是培養黨的高級幹部的強訓基地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搖籃。然而最驚心的諷刺，則莫過於有人把中央黨校比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了。據《新京報》載文，截至2005年底，至今已有近萬名民企老板走出中央黨校的培訓班。民企的實質就是私企，老板的實質就是正在從事剝削勾當的資本家。這樣的黨訓，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博士居然宣稱“我不知道這裏的‘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什麽”；他還披露是中央黨校最早提出了發展私企資本家入黨的；他和王智庫在美金融危機形成後的一篇題為《政改麻木症誤黨誤國 》中，還很荒唐地斷定，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是中國改革的不深化，主張越是危機，越要深化政改；中央黨校陳文通教授，還把我黨現今的奮鬥目標，確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方式”；中央黨校杜光教授，則莫名攻擊毛澤東早在1949年6月《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文裏，就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並且開口毛澤東專製，閉口毛澤東獨裁，胡扯什麽毛式社會主義、鄧式社會主義啦。反毛傾向十分明顯。
（六）
右派的優勢——
首先在於國外反華反共政治勢力的強大支持。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當今世界乃屬國際資產階級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他們對中國右派勢力在思想武庫、技術資料、經濟資助等方麵的鼎力支持，應具一種不宜排除的可能性。86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89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就都得到了西方的這種支持。其次，國內私營經濟勢力的快速膨脹，使私營企業已經占據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生產關係的某些變化，推動著上層建築發生某些變化，一些實際上的剝削者進入了共產黨的團隊（甚至進入了黨委），進入了各級政協、各級人大。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盛懷仁副委員長所言：“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趨勢，尤其是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人數偏少”。全國人大代表黃德明還尖銳指出，一些明明是企業主，到選代表時卻成了“一線工人”，一些早已離開農村不是農民的老板卻搖身一變成為農民或工人（見《南方都市報》 2007年3月4日 ) 。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比例為54％，是五屆人大時的近兩倍。工人農民的代表比例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時為56％，而第十屆全國人大時下跌到了19％。而其中一些工農代表的真實身份也在遭遇質疑。幾千萬曾為共和國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工人，由國家主人翁變成了“下崗工人”，並被政府官員稱為“弱勢群體”。報載：某市人大代表中民營企業家數量，比上屆增長140%，比前上一屆增長860%。（見《南方都市報》 2006年12月22日 ）社會精英們與私企老板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話語權越來越重，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的聲音在全國在人大會議上越來越弱，實際上降低了中國一線工人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難怪右派敢於如此叫囂：“中國的前途命運是由強勢集團決定的，誰違背了強勢集團的利益，誰就必然下台！”共產黨內部的右翼勢力也是小覷不得的，連兩任黨中央最高領導人胡xx同誌、趙xx同誌，都分別由於在86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88+1年平息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事件中犯了錯誤而被迫下野，而且是在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還都健在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說明了右翼思潮在黨內也占據著一定的市場。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都是49後領袖人物，他們既要通過改革開放加速經濟發展，又要通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證社會主義製度在不斷完善中得以鞏固。麵臨的局麵比當年更複雜，更嚴峻、更具挑戰性，更需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有的高度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堅持改革開放也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好，說到底，都是要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如果堅持了社會主義製度而經濟沒有搞上去，或者經濟搞上去了而社會主義製度名存實亡了，都是社會主義的失敗。
右派的自身問題——
沒有工農支持的社會基礎，沒有製度支持的政治基礎，是右派的致命死穴。右派就其階級屬性而言，是天然的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渴望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製度的，所以他們拚命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荒謬推地導出，之所以出現腐敗、兩極分化等嚴重弊端，不是貫徹執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不夠，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進展程度不夠，而是改革、主要是政改的進展程度不夠。他們所極力拱推的政治體製改革，就是實行議會製度，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借助金圓力量占滿議員位置，他們現在似乎已經有了幾分這樣的把握。然後通過議會立法逐步建立起資本主義製度，隻有這樣，他們通過不法所得、剝削所得的富人地位才能一勞永逸地得以穩固，再無被清算、被剝奪之虞。如果不成功，則極可能變臉否定後30年的政治路線，甚至可能試圖采取比八六“民運”、八##九“風波”還要激烈的形式，運用“民主自由”武器，顛覆共產黨政權。甚至不惜配合國外敵對勢力，通過分裂祖國來顛覆共產黨政權。這是國家製度和人民意願所絕對不會允許的，是絕對行不通的。右派的網絡文章和論壇帖子，一般都沒有什麽理論價值，他們擅用隱晦的筆法，拐彎抹角地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或直接轉帖一些西方反毛反華反共的文章，所操語言，多以地主嗬斥佃戶、把頭辱罵工人的口吻出現，經常地激怒下層網民進而遭到跟帖圍攻。
左派的優勢——
在於大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於現行社會根本製度的支持。
人民群眾擁護毛澤東，擁護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國家最高決策層充分肯定毛澤東，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左派在本質上是與人民群眾、與國家最高決策層完全一致的，這是左派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優勢所在。胡錦濤同誌最近關於絕不“改弦易幟”的講話，無疑是在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鋼鐵意誌。左派的網絡文章和論壇帖子一般質量較高，在論證上、邏輯上，所向披靡。所持觀點透明度極高，討論問題往往腰杆很硬，一針見血。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左派毫無疑問地屬於大多數民眾利益的代言人。關於改革中出現的私有化問題，關於貧富差別懸殊問題，關於道德缺失問題，關於催生腐敗問題，關於工人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下降問題，等等這些左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雖然有時稍覺刺耳，有時略顯過激，但敢於直麵諫言的當政的，往往是最忠誠於當政的，最希望當政的做得更好而永遠當政的。最近出現的新左派，高擎起“居者有其屋，患者有其醫，幼者有其學，老者有其養”的思想大旗，似乎在繼承著“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期圖充作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現實利益的呐喊人。
左派目前基本屬於單兵作戰。不像右派，直接涉及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巨大既得利益和國際資本主義利益，而這種利益又有悖於社會主義根本製度，一天不徹底改變政治製度，他們就一天不得安穩，有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以及由此引發的組織性和步調性。右派中的不少人還較少體會工人農民的處境及其心態，隻想做理論精英，做反右鬥士，而沒有走毛澤東、共產黨當年鬧革命時，所一呼百應、百試不爽的製勝法寶——群眾路線。左派真正的優勢在於人民群眾，不應當忽視自己本身就是人民群眾之一員，而應當把自己融入人民群眾之中，以最通俗的、最現實的語言，宣傳屬於老百姓自己的、老百姓樂於聽、聽得懂的樸素道理。隻有在人民群眾的真情擁護中，左派才能得以發揮其應有的曆史作用。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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