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

2005年11月18日，“中國核潛艇之父”彭士祿院士榮獲“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稱號。中核集團在釣魚台國賓館10號樓舉辦了“彭士祿院士從事科技工作48年暨80壽辰座談會。”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寫來了賀信，他在賀信中說——
您是著名的核動力專家，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您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並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您參加、組織研製成功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在80年代初，您提出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製要素，為大亞灣核電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秦山二期核電站的建設中，您提出了“以我為主，中外合作”，自主設計、建造兩台60萬千瓦機組的方案，並親自計算主參數、進度與投資，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
我很早便從王淦昌先生那裏知道一些彭院士在核動力方麵的工作情況和貢獻。多年後，我終於走近了彭院士。他曠達的人生情懷，淵博的學識以及對事業理想的追求精神，都給了我很多的記憶與感動。我說要把他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他說：“不要寫，人怕出名豬怕壯，我們交個朋友。”
其實，彭老在8歲時已出名了——
 
他因是彭湃之子而被捕
在眾多科學家中，彭士祿童年的經曆要特殊一些。他的父親是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母親是廣東海豐縣蘇維埃婦女委員會主任蔡素屏。他3歲時母親壯烈犧牲，4歲時父親光榮就義，他成了孤兒。但那時，他並沒有感到孤獨。彭院士說他有20多個“爸”和“媽”，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
父親犧牲後，他先是被奶媽背著東躲西藏，逃避反動派的追殺。在那位奶媽的幫助下，他被轉移到潮州一帶，在那裏有很多窮苦善良的農民，那些農民都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對他投注了特別的關愛。平常他們吃不飽也要讓他吃飽，他們穿不暖也要讓他穿暖。逢年過節，有點好吃的魚、肉，有新衣服，都先讓給了他，他真正品嚐到了窮中的溫暖。他時常憶起小時候那份被人關愛的溫飽而又溫馨的生活，尤其後來在艱苦的工作環境裏，那種回憶有著非常甜美幸福的感覺。這給他帶來了戰勝困難的無窮動力，也使他至今對善良、勤勞而樸實的農民有著樸素而濃厚的感情。
後來，他定住在紅軍陳永俊家裏。他管陳永俊的母親叫“姑媽”，這個家裏還有一位大他幾歲的姐姐，他們三個相依為命。
外麵恐怖的追殺聲令他們小心翼翼，但最終還是沒躲過叛徒的出賣。就在1933年農曆七月十六日淩晨，他和“姑媽”同時被捕了。那時他還不到8周歲呢。緊接著國民黨報紙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的顯赫標題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出名了。
他被關進潮安縣監獄女牢房。在那裏他又見到了曾經撫養過他的“山頂阿媽”。“山頂阿媽”是先被捕進來的。彭士祿院士說他很幸運，有兩位“媽媽”陪護他坐牢。在牢裏他見到了中國女性的堅強與無私。“姑媽”遭受了殘酷的審訊和拷打，她寧死不屈，忍辱負重，願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認他是彭湃的兒子。在他心裏，“姑媽”身上表現出多麽偉大而光輝的母性啊！
幾個月後，敵人用盡各種手段還是沒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彭湃的兒子，於是將他提押到汕頭石炮台監獄審訊，還是沒能達到目的，最後確認他為“不規良民”，轉押至廣州感化院進行了一年多的“感化”。他差點病死在感化院裏。
屈指算來，他坐了兩年多牢。放出來後，他想了想無處可去，隻得尋路回到“姑媽”家裏。可“姑媽”仍在監獄裏，姐姐也不知到哪裏去了。為了活下去，他隻得跟著鄰家“嬸娘”乞討度日，成了四處流浪的小乞丐……
自報刊登載他被捕的消息後，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尋找他的下落。1936年夏他見到了祖母。祖母把他帶到香港。12歲的他開始在香港讀小學五年級。大概是苦難的經曆使他更珍惜讀書的光陰，他聰明又好學，第一學期就考了全班第一名……
在香港受到抗日運動的影響，他想，讀書很重要但不緊急，眼前緊急又重要的是抗日。於是他放下讀了兩年的書本，與堂弟逃離香港，到惠陽平山參加了抗日遊擊縱隊。
1940年彭士祿輾轉到了延安。他先在延安中學讀了一年多書，接著去延安中央醫院當了一年半護士，後又到延安自然科學院讀了一年書。
在延安中學，他任班長，後來成為共和國總理的李鵬，國家能源部部長的黃毅誠，工程院院士的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學，那些老同學後來都愛叫他“老班長”。
回憶少年時代的故事有很多的辛酸苦味，但他卻總能積極樂觀地麵對。他覺得那份經曆磨煉了他的意誌，讓他遇到困難不是逃避而是想法應對；也使得他對生活充滿熱愛，對未來充滿了堅定的信心；尤其對他後來不僅要拚智慧而且要拚意誌和信心的核動力事業很有助益。因此他——
 
走上了總設計師的舞台
1951年，彭士祿被派往蘇聯喀山化工學院學習了5年化工機械（最後一年轉到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他倍加珍惜這5年的學習時光，每天都沉浸於知識的海洋裏，感受著知識的魅力。
1956年因國家建設的需要，中國政府已把原子能工業列上了議事日程。陳賡將軍到莫斯科選了一批優秀學生轉學原子能知識。彭士祿因學業優異而成了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的研究生，兩年後畢業回國。
就在當時，中國政府已有了《關於開展研製核動力潛艇的報告》。如果這份在周恩來指導下由聶榮臻親自撰寫的報告順利實施的話，彭士祿可能當時就進入了核潛艇的設計工作。因多種原因，這份報告沒能順利實施，彭士祿回國後便去了五O四廠任總機械師。這是對口專業，他前期所學的機械知識在這裏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1965年5月，我國核潛艇研製工作正式啟動。因曆史的選擇，彭士祿被任命為核潛艇工程的副總工程師（沒有總工程師），負責技術協調，主抓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黨中央有“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指示，彭士祿聽了這聲音如同聽到激情澎湃的詩篇，他的心靈受到震撼，他既躊躇滿誌，興奮不已，也感責任重大，無可推卸。
這是一個人造的水下天地。它的研製是個龐大複雜的係統工程，如同在水下構建一座氣勢恢弘的阿房宮。這座“宮殿”有幾千噸重，而且不是固定在水下的，而是要在水下航行，多的時候要連續航行100多天，裏麵住著100名官兵，這些官兵在水下100多天的工作、學習、生活要和陸地沒什麽兩樣……
這是個偉大的奇跡和創舉。
這座“宮殿”涉及的專業技術有幾十種，如核工程物理、自動控製、精密機械、電器、材料……它既有“兩彈”的尖端技術，又有在密度大阻力大的水下環境裏操作的技術難題。它牽涉的研究所和工廠有幾百個，組織管理也涉及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幾十個部門……
這座水下的移動“宮殿”有三套動力裝置——核動力、蓄電池動力和柴油動力。
打造這樣的水下“宮殿”需要一個精幹智慧的團隊。這個團隊裏，除了負責潛艇“心髒”——核動力裝置設計的彭士祿，還有主持導彈設計的黃緯祿，主持船體設計的黃旭華和主持反應堆設計的趙仁愷，這三位都是才華出眾的飽學之士。
在核潛艇方麵，當時國外有成功的經驗和技術，但所有的資料對我們都是嚴密封鎖的，彭老說：“我們隻有下決心自己設計製造。”
“那您的設計從何著手呢？”我問。
“原理！”彭老不假思索地說，“主要是把握好原理，要把理論和計算搞得非常清楚。”
從原理著手設計，有了設計方案，接著就是陸地上的核動力裝置試驗——簡稱陸上模擬裝置。他們做的試驗都是1:1，也就是說和水下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的工作環境很亂，他們一邊忙核潛艇，還要一邊對付“文革”。“文革”對他們這些“臭老九”而言簡直是滅頂的災難。
1967年8月，中央軍委發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關於核潛艇工程的《特別公函》。公函強調核潛艇工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對國防建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衝擊研究生產現場，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必須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這個《特別公函》助了彭士祿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借此排除了很多“文革”的幹擾，才有更多的精力專心於核潛艇的設計和技術攻關。
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直到現在，彭老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技術攻關的日日夜夜：有多少個夜晚，他和同事們為某個設計方案討論到東方既白，又有多少個技術難題讓他在明亮的燈光下愁眉不展，煞費苦心，有時又在某些信息或知識的啟發下令多日苦思不解的難題豁然貫通，迎刃而解……
回憶那段創業的艱辛曆程，彭老欣慰而激動，他說：“我們的成功靠的是什麽？除了中央的決心和領導的支持外，靠的就是愛國之心、群體的智慧與合力、一股‘孺子牛’的強勁。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深深感到‘老九’們的可愛，群體的可愛。在這一宏偉工程中，我和他們一樣，努力盡職盡責，做了鋪磚添瓦的工作。”
971年，核潛艇首航。
彭士祿他們用6年的時間構築了一座水下“宮殿”。6年的智慧與心血鑄就了一個成功的事實，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奇跡。
這6年的核動力創新，使彭士祿在1978年被國防科工委任命為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這也為他後來在秦山核電站和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上的創新給出了一個成功的定數。
為了這個成功的定數，他又走上了——
 
和平利用核能的崗位
在共和國的藍圖裏早有和平利用核能的設想，把這個設想變成現實的是浙江的秦山和廣東的大亞灣。
緊步秦山核電之後，廣東省電力局也提出發展核電的構想。他們欲借外方之力合資開發核能源，於是找到了合資夥伴香港中華電力公司。雙方有了合資意向之後，廣東方麵便向國務院打了報告。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表示支持，但覺得沒有經驗和把握。於是，廣東方麵又提出找一位核專家來把關指導，國務院便“欽定”了彭士祿。
因此，彭士祿便有了從六機部副部長、核潛艇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到水電部副部長、廣東省委常委、大亞灣核電工程總指揮、董事長等人事關係的變動。
1983年2月，彭士祿帶領參加過核潛艇工程的10名技術骨幹來到廣東。
在這之前，廣東電力局做了初步的選址工作，勘察了4個地點，但難以敲定。彭士祿對4個地點考察權衡後，把核電站地點選定在大亞灣。回憶當時的選址情況，他欣慰地說，較之其他3個地點，大亞灣有更多的優越條件：大亞灣在香港50公裏以外，離深圳也有40公裏左右，且附近的海水平淨，冷卻水源充足，淡水來源豐富，山坡矮小便於施工，又隻有一個小村莊幾十戶人家的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這裏的地質構造好，沒有發生過地震……
“您選址後，征地麵積有多大？”我問。
“這就要說到我在大亞灣做的第二件事——總圖設計”，彭老笑著說，“征地麵積是由總圖設計決定的”。
彭老把握了核電的發展前景，在總圖設計上頗有前瞻性。在當時的國際環境裏，僅法國願意向我們出讓核電技術，彭老就同法國核電專家進行談判，讓他們做了4台機組的總圖設計。
但香港投資方有顧慮，他們還沒看到核電的潛在效益，隻建設了兩台。不過彭總心中有數，沒有因他們的顧慮而改變自己的決定，他堅持按總圖征集了土地。
如今香港人嚐到了甜頭，又在彭老當時征地範圍內建設了兩台機組。去年彭老到大亞灣考察時，電站的朋友們說，彭總真有眼光，有氣魄，在當時國家還沒有立項的情況下，就征地並搞了“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氣、通電，平整土地）工程，而且沒有遺留任何問題，他們現在都是接續彭總的辦法幹的。
“四通一平”工程是通過招標完成的。當時沒人寫標書，彭總也不會寫，但他會算，他想較之標書的寫作，工程計算更為重要。經他計算要挖700萬立方土，他又精打細算，把每立方的造價定在了12元。
彭士祿指定北京去的王友信負責成立招標小組。招標小組先由內地的5人構成，彭士祿認為這樣不合理，又邀請了兩位港方人員參加。他從多方考慮提出競標原則：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深圳的施工隊，其次是廣東的，再次是外地的。
標落誰家？就看他的報價了。
開標結果是深圳報價17元/m2，廣東報價15元/m2,吉林報價12.2元/m2，無疑是吉林中標。
香港人員說，應該考慮到柴油、炸藥、工具等費用，建議將造價調至12.9元/m2，這與彭士祿的計算僅差0.9元，可見，沒搞過基建工程的彭士祿的計算是較準確的。
要完成好“四通一平”工程，一個不可忽視的環節是要把移民安置好，盡管隻有幾十戶人家，若欠妥，也會帶來很多麻煩。彭士祿對移民沒有經驗，但他把握兩點：一是要按政策辦事，二是要滿足移民們的利益要求，該給他們的一點也不能少。
彭士祿與當地政府協商，要尊重移民的願望，由村民們自己選擇搬遷的地點，然後為他們蓋房，每戶兩層樓，連帶墳墓遷移（部分是香港人的）。樹木賠償等等都在一年之內全部完成。彭老回憶說，我們一步到位幹得很徹底，村民們以積極的姿態支持大亞灣核電建設，都高高興興地搬遷了。他們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現在的話說，稱得上社會主義新農村了。
彭士祿善於就地取材，他想就著電站附近的一條大水溝修築一個堤壩蓄水，供應核電站每天所需的10000立方米淡水。
但也有人不同意，擔心堤壩垮塌給電站帶來後患，建議從50公裏以外的一個水庫引水。彭士祿認為這個建議也不無道理，倘若垮壩豈不殃及電站？可他沒有停留在這個建議上，而是反複考慮。他想，若沒有附近這條水溝，從50公裏外的水庫引水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途徑。可有了這條可利用的水溝，還要從50公裏以外引水，這種舍近求遠的做法並非上策。一方麵與民爭水，一定會發生矛盾；另一方麵也不安全，50多公裏的管道很容易破壞。垮壩當然是危險的，但壩為何會垮呢？那肯定是沒有修好嘛。我們建個質量一流的堤壩，其危險就可避免了。
彭士祿堅持就近取水，修了堤壩，如今這堤壩固若金湯，安然無恙。
緊接著，彭士祿開始與法國進行技術談判。他找來一個法國電站做參考，了解了法國電站的技術情況，設備價格等等。就在談判順利進行的過程中，彭士祿卻因另有公幹而辭掉了總指揮、董事長的職務……
兩年後，彭士祿又出任秦山核電站第二期工程的董事長。他為秦山二期工程做了4台60萬千瓦機組的設計。今年4月28日，彭老飛到秦山參加了秦山二期工程中前兩台機組的驗收和後兩台機組的開工儀式。在那一刻彭老興奮不已，看到自己設計的核電站正式啟用，已80多歲的他很有成就感。
彭老說他在大亞灣學到了三點：一是懂得了一些經濟，二是驗算了法國核電的主要參數，三是學到了點管理學。他提出了三大控製——進度控製，投資控製，質量控製，告訴大家，若耽誤一天工期會損失100萬美金……
彭老在他多年的科技生涯裏結交了方方麵麵的好朋友，熟悉他的幾位朋友對我說，如果你想了解彭院士還要看看生活中的他，他會打——
 
生活三張牌
彭老的三張牌是指“簡單牌，懶漢牌，糊塗牌”。
先說“簡單牌”。彭老說“凡事越簡單越好。”他是急性子，直脾氣，遇事不願意在煩瑣複雜中去糾纏。
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麵盡量簡單，已然是他的習慣，這種習慣讓他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在科研上，使他在科研上成就斐然。
在本文裏，為延續讀者的核潛艇情結，還是說說彭老如何在核潛艇的設計中打“簡單牌”吧。
作為總設計師，他是方案的拍板人。所有的方案，他有70%的把握就拍板了，因而，他也被同事們譽為敢於拍板的“彭拍板”。他說，對科技工作者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財富。他很不習慣爭論，長時間的爭論會誤很多事，最後還是得靠實踐來解決。有些問題要趕快定下來，再通過實踐看看對錯。對了就堅持，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要高效得多。
那麽如何做到有70%的把握呢？彭老說，這要看你的綜合素質。綜合素質來源於廣博的知識、信息、經驗、膽識、悟性和判斷力。綜合素質提升了，70%的把握也就出現了。有了70%的把握，那30%就交給實踐去解決。我們的核潛艇僅用6年時間就成功了，這與彭老的綜合素質有關，這也包括他的“簡單”哲學。他“簡單”的作風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人說“核潛艇的總設計師選對了人。”
值得一提的是，彭老拍板的事都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彭拍板”的美譽也是來之不易，很有價值的。有人說“核潛艇是彭總拍成功的”，這話彭老並不認可，但也確實道出了“彭拍板”這個愛稱的實踐意義。
在擁有多年經曆之後，彭老談了成功的拍板體會——不怕拍板，不怕拍錯板，因為拍錯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在大亞灣時期，有位美國專家拜訪彭老時說，“中國的核潛艇研製成功了，就可以搞核電站，為什麽還要請外國人來幫助呢？”彭老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讓對方聽懂了，他說：“中國乒乓球打得很可以，可是足球卻踢不出去。”1986年4月26日，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出事故了，香港100萬人簽字反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他們認為核電站出事是原子彈的破壞。彭老解釋說：“核電的力量與原子彈的力量之比，就如同啤酒與高度白酒的關係。”又是一句簡單的話讓人們懂得了很多。
說彭老打“懶漢牌”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因為彭老一直是很勤勞很努力的。那麽，接下來就看看彭老是如何打“懶漢牌”的。
彭老很喜歡培養年輕人，包括他的子女。他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權力、成就、資格後，就容易自以為是，倚老賣老，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容易對別人做事不放心，這很容易阻礙新生力量的發展。在彭老看來，年輕人比自己強，這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道理。
世界變化很快，新技術發展很快，年輕人思想活躍，接受新生事物快，我們沒有必要什麽都把持在自己手裏，沒必要認為自己都是真理。要學會打“懶漢牌”，放手讓年輕人去幹。事情是，你聽過會忘記，見過會記得，做過會明白。不放手讓年輕人去做，優秀的人才就難以湧現。彭老給筆者寫了“敢為天下先”五個字，他說年輕人就要有這種精神。老者要為年輕人讓路，讓舞台，大膽地讓他們去創新，錯了也不要責難和批評，要引導和鼓勵。
在家裏，他對待兒女也是這樣，自己“懶”，多讓他們去做事。彭老手下出了很多優秀人才，包括他的兒女，都是他的“懶漢牌”打出來的。
最後看看彭老打的“糊塗牌”。
彭老說，做明白人不容易，做人糊塗更難。在他的人生曆程中對公總是明明白白的，對私，諸如名利、晉升、調級、受獎、漲工資等等，卻很糊塗。他現在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錢，也不知道上下班坐的是什麽車，也不知道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但凡工程技術大事他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馬虎，不糊塗。當年搞潛艇設計，用的是一台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為了建立反應堆物理的計算公式，科技人員用這台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最後確立了自己的計算公式。有人認為已弄清楚了，但彭總卻對反應堆在常態下能否安全受控沒有可靠的把握，這裏他還有點“糊塗”，因為理論值與實際值還有一定的差值。於是，他又主持做了1:1的零功率試驗。結果發現了誤差，修正了公式，補添了近一倍的可燃毒物棒，保證了反應堆在常溫下安全可控。
彭老喜愛喝酒，有兩斤多的酒量。原來他不知道自己能喝酒，在蘇聯的一次畢業生聚會上大家因高興喝了好多伏特加酒，那天同學們都喝醉了而他沒醉，那一次他發現自己能喝酒。
彭老雖喜酒，但很少有喝糊塗的時候，從未因酒耽誤工作，什麽時候喝酒，什麽時候喝多少酒他都非常清楚明白。在研製核潛艇的過程中，有時候為了驅趕疲勞或禦寒，他也與同事們把酒暢談，但從未醉過。
彭老真的放量痛飲，還是在核潛艇水下試航成功的慶功宴上。那天，他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於是盡興豪飲，喝得酩酊大醉，糊裏糊塗。
真是人生“難得糊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