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斯大林是否曾“勸阻中共渡過長江”的問題上，上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界曾進行過熱烈爭論。1994年俄國學者齊赫文斯基在俄國《近現代史》雜誌發表了《1949年1月的函電往來》一文，公布了斯大林與毛澤東就國共和談問題的往來電報，有的學者根據1月14日電報，認為斯大林沒有“勸阻渡江”。（薛銜天：《“劃江而治”的風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第90―93頁。）筆者在俄羅斯查到了斯大林與毛澤東往來函電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依據這些文件對斯大林是否曾勸阻中共渡江問題試做一次新的辨析，認為斯大林的幾封電報及1949年1月底米高揚所說的“聯合政府”就是斯大林“勸阻渡江”的根據。
一、問題的最初提出
1979年1月2日，王方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親切談話》的文章。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直到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的局麵。主席接著說：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主席繼續說：後來我會見了阻止我們過長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主席說：我沒有聽他的話，他並不責怪，反而肯定了我們是勝利者。?
此前在非公開的場合，毛澤東曾多次提到過斯大林妨礙中國革命問題。早在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說：“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陳廣相：《關於斯大林幹預我軍過江問題的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8頁。）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所作的《論十大關係》中還提過：“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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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2日，在與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又指出：“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頁。）毛澤東曾多次直率地表露過自己那種不高興的心情。?
1955年，周恩來在與即將赴任駐蘇聯大使的劉曉及其夫人張毅的談話中說：“渡江前夕，米高揚從莫斯科來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來的，主要是了解中國革命形勢和聽取我方意見。當時軍事、政治形勢都很好，我們準備南下過長江，解放全中國。蘇聯對此有看法，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搞‘南北朝’，兩個中國。”（在這次談話時，周恩來特意交代劉曉不要作記錄，用腦子記，周恩來還說：“今天把張毅請來，是因為她年紀輕，記憶力好，可以幫助劉曉記在腦子裏。”由此可見周恩來講這些話是很謹慎的。劉曉：《出使蘇聯》（第1部分），《世界知識》1987年第3期，第15頁。）
?中共領袖多次強調斯大林曾“勸阻渡江”，必然有事實根據，對此我們絕不能輕意否定。
二、“勸阻渡江”的根據
1、羅申的間接放話?
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給國務卿的報告中說，在解放軍突破淮河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停戰或恢複和談。有一條未經證實的報告說，蘇聯大使羅申將重新提出他的調解建議，調解的基礎是國民黨控製長江以南地區，中國共產黨控製長江以北地區，而美國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權”（複旦大學曆史係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484頁。）。這是筆者見到的最早的“劃江而治”的提法。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為了進一步摸清蘇聯對中國內戰的態度，派他的個人顧問傅涇波到張治中處探聽消息。張治中說：“中共決心繼續打下去，可並不是由於蘇聯的關係，蘇聯隻勸告他們沿著長江停止進軍。”（《司徒雷登日記》，第15頁。）羅申還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表示：“蘇聯勸過中共沿著長江停止進軍，但中共不聽蘇聯的勸告、已經決定繼續打下去。”以上羅申“勸阻渡江”的話，雖然不是直接對中共講的，但他不斷地放話，表達蘇聯對國共講和的一貫立場。?
對羅申大使的這些放話，有的學者則另有說法，認為羅申故意散布假情報，不能輕易相信。（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頁。）但1948年5月中旬，蘇聯外交部向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發出指令：在調停問題的官方立場問題上，所有外交官特別是大使應該持謹慎而不得超越官方的立場，就是不幹涉中國的內政。（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頁。）在這樣嚴格的本國訓令下，難以想象蘇聯外交官，特別是大使，與中國政府官員交談中會超越蘇聯官方立場。鑒於上述指令，筆者認為單純將羅申傳達的信息當成假情報是欠妥的。?
2、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往來函電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了新年文稿，宣布隻要停止戰事，恢複和談，他對個人進退決不縈懷，唯國民公意是從。1月8日，國民黨政府分別向美、蘇、英、法四國提交了照會，表示歡迎各國政府“可使中國的和平早日恢複的任何建議”，並準備通過各國使節，開始與中共談判。（複旦大學曆史係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485頁。）蘇聯收到國民黨政府建議後第二天，即1月10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表明蘇聯對國民黨政府調停請求的態度。他在電報裏指出：“中國共產黨若是斷然拒絕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那就是主張將戰爭繼續打下去。”“如果共產黨拒絕調停，會給人民留下中共是好戰分子的印象。”斯大林顯然是給毛澤東施加壓力。斯大林接著說：“我們想作如下回答：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讚成停戰並在中國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當調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麵是否願意接受蘇聯充當調停人。因此，蘇聯希望中共方麵得到中國政府關於和談倡議的通知，並征得中共方麵對蘇聯充當調停人的同意。”這就很明確地表明，斯大林已經決定接受國民黨“充當調停人”的建議，並且要求中共同意蘇聯的意見。斯大林還給中共出主意說：“中國共產黨主張直接同國民黨談判，不要任何外國調停人。中國共產黨尤其認為，那個派遣軍隊和艦隻直接參與內戰、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外部大國不能充當調停人，因為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觀的態度來結束中國內戰的。”（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0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5—96。）斯大林雖然說“不要任何外國調停人”，但卻將蘇聯排除在中共“尤其反對”的國家之外，並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要讚成同國民黨談判，這就是暗示，蘇聯是具有調停者資格的唯一的國家。?
一天後，斯大林意識到自己前一份電報的措詞不夠含蓄，於是又給毛澤東發電報解釋：“如前電所述，我們草擬的你們對國民黨建議的答複方案，其意在於阻止和平談判。十分明顯，國民黨不會在沒有外國列強，尤其是美國充當調停人的情況下進行和平談判。同樣明顯的是，國民黨也不願在沒有蔣介石及其他戰爭罪犯參加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但他仍然提出，如果“中共是讚成和談”，就“不能指責它欲將內戰繼續下去。於是，國民黨就成了破壞和談的罪人”。（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7—99。）實際上斯大林知道，國民黨不可能放棄和談，這份電報表明，斯大林還希望中共不要拒絕調停建議。?
在斯大林是否真願意做和平調停這一問題上，因斯大林的第一份電報與第二份電報在說法上有所不同而會引起誤解，但後來米高揚證實說，“蘇聯希望中共方麵得到中國政府和談倡議的通知，並征得中共方麵對蘇聯充當調停人的同意”（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2—3。）。毫無疑問，斯大林希望作調停人。?
1月12日，毛澤東在沒有收到斯大林第二份電報的情況下，給斯大林回電，表達自己的憤怒。電報首先為蘇聯政府擬了一個答複國民政府的照會：“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但是如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本著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停是不可接受的。”這就確實無疑地表明了中共不僅不能接受美、英、法的調停，就是蘇聯的調停也不能接受的態度。?
電報接著說，國民政府的和談建議是一場“騙局”，而且“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取得勝利已為期不遠，國民黨政權的覆亡也已成為定局”，在這樣的情況下，隻有仍抱有使“國民黨政權保存下來之目的”並“願意繼續扶植南京政府”的國家才會接受“和談調停”的建議。毛澤東還暗示說，如果誰接受國民黨政府的建議，就是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對”，“對國民黨不滿和指望人民解放軍迅速勝利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失望”。他還說，“為使中國人民能夠盡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正準備發出“要求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毛澤東關於國共和談問題致斯大林的電報，1949年1月1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0—103。）?
同時，毛澤東故意給美國放風，說中共和蘇聯將不參加和平調停，以便誘導美國主動放棄參加調停，因為如果美國知道，中共和蘇聯都反對和平調停，當然這個和談就談不成。（美國提前聲明不參加調停使蘇聯大為驚異。蘇聯認為，中共方麵故意透露了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函電的內容，造成外交上的被動，所以2月3日西柏坡會談中，米高揚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質問說：“我們知道，英國、美國、法國同意在國共之間調停。後來，這些大國不知如何探悉蘇聯和中共反對外國調停，他們不願丟麵子，就改變了態度，拒絕出麵調停。因此必須認真抓好保密工作，並注意中共周圍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會把情況傳到美國那裏。”對米高揚的質問，毛澤東回答說：“這些重大的問題，特別是與莫斯科的往來信函，一般隻有在場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一位翻譯師哲及傑列賓同誌知曉。上述諸人都十分可靠。”毛澤東還解釋說：“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們的態度之前，就公開報道說，蘇聯和中共將反對調停。”對此米高揚回答說：“這在當時僅僅是他們的推測。然而，西方大國是在得到有關我們態度的確切消息後，才急於拒絕進行調停的。”這充分表明蘇聯懷疑中共故意泄露了秘密，筆者認為這種懷疑不是沒有道理。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頁。）這個事實毛澤東自己也不隱諱，他在1月14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幾天以前美國人已經試探過我們的反應，想了解我們是否願意在沒有43個戰爭罪犯參加的情況下舉行談判。可見，僅這一項條件，即在沒有戰爭罪犯參加的情況下舉行談判，已不足以戳穿國民黨和平談判的陰謀。”（《毛澤東關於國共和談問題致斯大林的電報》（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4—105。）毛澤東的策略很快奏效。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美國國務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轉交了美國政府的答複說：“在目前形勢下，試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美國外交文件》，1949年，中國，第8卷，第25、47頁。）
?1月14日，毛澤東采取了決定性步驟，即中共公布同國民黨舉行談判的八項條件。他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東北局的電報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個和平條件是針對蔣方五個條件的”，“雙方的條件都是對方不能接受的，戰爭必須打到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頁。）這就使斯大林在國共調停問題上沒有任何回旋餘地，隻能急忙為自己前一封電報辯護。斯大林在1月14日電報中解釋說：“毫無疑問，南京方麵和美國人的和平建議是一種欺騙政策。他們的企圖不是與共產黨實現和解，而是與共產黨休戰，暫時停止軍事行動，以便利用休戰作為喘息之機，整頓國民黨軍隊，加強長江南岸的防衛，從美國調運武器裝備，積蓄力量，然後再撕毀停戰協議，向人民解放軍發動進攻。”這個看法與10日電報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言而喻，這是因為毛澤東堅決反對調停的結果。?
以上情況給毛澤東造成了強烈的印象，即斯大林企圖讓中國革命就此止步。後來所謂斯大林要中國“劃江而治”和“南北朝”說法，其源頭就在於此。?
3、米高揚的“聯合政府”
?米高揚通過1949年1月底訪問西柏坡給毛澤東施加壓力，希望盡快成立聯合政府，並以此來阻止中共軍隊的南下。他勸告毛澤東趕快渡長江奪取南京和上海，並遵照聯共（布）中央指示，建議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國革命政府，應在聯合的基礎上盡快建立，這樣有利。占領南京或上海之後‘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建立政府之後，共產黨就不再是遊擊隊而是作為政府在行動了，這樣會有利於進一步對蔣介石的鬥爭”。（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從表麵上看，米高揚的這些建議是為中共著想。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占領南京或上海後，在聯合的基礎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須將無往而不勝的解放戰爭停頓下來，將主要工作集中在建立聯合政府的籌備工作上。占領上海或南京後立即成立聯合政府，絕對不利於徹底掃蕩蔣介石勢力的鬥爭。對奪取上海、南京和組建聯合政府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不著急。還需要一兩年時間，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掌握中國。”“不應急於建立政府”，“沒有政府更便於活動；如果有政府則是聯合政府，這意味著中共要對其他黨派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將使事情變得複雜。現在他們行動就像一個革命委員會，不依賴於其他黨”。毛澤東正麵拒絕了米高揚的建議。毛澤東早預料到米高揚會提出“聯合政府”的問題，因為1月14日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提出了建立中央聯合政府一事（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對米高揚的這些建議，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
筆者認為，米高揚的建議與斯大林調停屬於同一性質，因此才會有前述周恩來對劉曉講的那段話。說：“渡江前夕，米高揚從莫斯科來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來的，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搞‘南北朝’，兩個中國。”有的學者沒有注意到周恩來指出的“要求我們停止內戰”是指過早地成立聯合政府，因為沒有書麵的證據而否定斯大林勸阻渡江整個過程，是不妥當的。（餘湛、張光佑：《關於斯大林曾否勸阻我過江的探索》，《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第56―58頁。）
三、斯大林阻止渡江的原因分析
1、斯大林怕美國武裝幹涉
?1948年下半年，中國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同時美蘇兩國冷戰越來越激化。在歐洲，斯大林對柏林實行封鎖，但出乎他預料地遇到了美國的強烈對抗。杜魯門總統於1948年6月28日批準，向英國派出60架能攜帶原子彈的轟炸機。這一示威行動對蘇聯後來的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Richard K?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1987),pp?23―31；沃捷特克?馬斯特尼：《斯大林時期的冷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在封鎖柏林事件中，斯大林親眼目睹了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此時，蘇聯駐華大使館連續向國內報告說，美國武裝幹涉中國，不放棄垮台的蔣介石。蘇聯大使館認為，如果中共不參加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府，美國決不會坐視不理，會實行武裝幹涉。這些報告對斯大林的對華決策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前引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給毛澤東的電報說，如果中共拒絕和談，“這意味著您給了美國在歐洲和美洲大造社會輿論的可能性，說共產黨不會有和平，因為它不想和平，說中國實現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組織大國的武裝幹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時間裏對俄國所進行的幹涉那樣”。（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斯大林認為，一旦國共談判開始並停止軍事行動，也就不會給美國進行武裝幹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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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即渡江前夕，斯大林更加擔心美國幹涉，特別提醒毛澤東說：“美國、英國和法國可能采取從經濟封鎖到武力幹涉的任何措施。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之後，英美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後方登陸的危險性明顯增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匆忙南下。”（C?H?岡察羅夫：《斯大林同毛澤東的談話》，《國史研究參考資料》1993年創刊號，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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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怕美國武裝幹涉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共軍事力量。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太弱。（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頁。）如果美國派一兩個師，就會擊敗中國人民解放軍。（2004年9月份，筆者在莫斯科采訪列多夫斯基教授記錄。）1949年1月，國共兩黨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仍沒有改變斯大林的看法。（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
2、將美國注意力繼續捆在中國
? 眾所周知，蘇聯曆來實行以歐洲為中心的政策。自莫斯科公國以來，俄羅斯―蘇聯在安全問題上遇到過四次根本性威脅，其中三次均來自歐洲，一次來自蒙古。
國共內戰以來，中國成為消耗美國物資和金錢的無底洞。（關於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援助，見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54頁。）從蘇聯全球安全戰略來看，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利益的交匯點。從中國繼續維持分裂的狀態，而繼續成為美國資源消耗的無底洞、把美國的物資力量和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當然最符合蘇聯的戰略利益。?
事實證明，蘇聯一直采取以歐洲為中心的政策。讓中共自己決定也好，通過調停也好，或者“聯合政府”的形式也好，都是使中國處於所謂“南北朝”局麵。這樣，一來可以避免斯大林擔心出現的因美國武裝幹涉而使中共崩潰的局麵，二來將美國的物資資源及注意力繼續捆在中國。此外所謂“南北朝”狀態，更有利於確保從《雅爾塔協定》簽訂以來蘇聯所取得的一切在華利益。?〔作者金東吉(Donggil kim)，韓國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客座研究員，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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