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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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在蘇聯160;160; 奠定一生愛中國
學俄語、鬧學潮
1910年4月27日，蔣經國呱呱墜地。
他的出生，使蔣家的煙火有人承繼，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蔣介石母親）、毛福梅（蔣介石原配）婆媳欣喜異常，她們在蔣經國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愛與寵。
毛福梅的結拜姐妹曾回憶：“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朝夕共處，喊我姨娘。他的儀表、性情都像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毫無其父童年那樣的頑態’，唯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
1916年，蔣經國5歲，開始在家鄉啟蒙。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幾乎就是其父蔣介石當年的翻版。按照作家江南的說法：“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局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在故紙堆裏，有為人治國的指南針。”蔣經國也曾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
由於蔣介石的堅持，蔣經國有一段時間還離開溪口鎮到奉化縣城入錦溪學校讀書。後來，由於毛福梅舍不得蔣經國長離膝前，居然將蔣經國從縣城召回，不讓他去上學。這件事惹得蔣介石大發脾氣，認為毛氏“婦人短見”，將耽誤經國的前程。
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的反對，接經國到上海讀書，雖然蔣介石此時因為南下廣州，不能親自在經國身邊施教，但他對兒子學習的督促須臾未曾懈怠。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每隔十天半個月，就會收到父親寄來的家信，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事到功課學業，事無巨細，一一過問。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動蕩年代，新思潮、新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強的青年學子們。同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蔣經國的思想境界不斷發生變化，開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突發，蔣經國也走出課堂，參加到上海各階層的反帝示威遊行的行列中，而學校竟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由，將他開除。
蔣經國氣憤難平，離滬北上。經蔣介石介紹，到國民黨北京元老吳稚暉所辦的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被北京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他於同年8月南下革命發源地廣州，探望父親。
此時，國共兩黨合作正處高潮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支援中國革命，紀念中國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為國共兩黨培養革命幹部。當時進步學生都以留學蘇聯為榮，蔣經國是熱血青年，不甘落人之後。他在北京學俄語就是為赴蘇留學做準備。
對於蔣經國赴蘇留學的要求，蔣介石雖不鼓勵但也不持異議。當時蔣介石還是中外聞名的國民黨“左派”，標榜“以俄為師”，與蘇聯的關係正處於最密切的時期，讓“可教”的兒子去“世界革命的聖地”鍛煉鍛煉，未嚐不是好事。
蔣經國到廣州後，正逢黃埔軍校選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他便加入了這支留學隊伍的行列，於1925年10月19日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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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與鄧小平同窗
與蔣經國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的國民黨要員子弟。著名者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誌、葉楚倫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綱，於右任之女於芝秀、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國洪、之女馮弗能等。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開始學習俄文、曆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課程。學校為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準備了俄文名字，蔣經國改稱“尼古拉”。
由於蔣經國的身份特殊，學習刻苦、勤奮，各方麵表現都非常活躍，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習剛剛2個月，年僅15歲的蔣經國就引起該校蘇共黨支部的重視，吸收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他所在的團小組組長，就是後來同樣大名鼎鼎的鄧希賢（即鄧小平）。蔣經國還多次被推薦為中山大學的學生代表，出席各種集會，發表演說，備受矚目。
然而，正當蔣經國在蘇聯學習之際，國內形勢卻發生了突變。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聞訊，群情嘩然，一致通過致武漢革命政府的電文，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蔣介石。其中聲討最為激烈的便是蔣經國，他在聲討大會上慷慨陳詞說：
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很快，在蘇聯的各大報刊上，登出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其中寫道：“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漢口《人民論壇報》也刊登了蔣經國的類似公開聲明。
蔣經國此舉，顯然出於至誠，而非違心所為。幾年的留學生涯，他不僅順利過了語言關，熟練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名合格的共青團員、準布爾什維克。蔣經國的“反蔣聲明”經塔斯社全文播發後，令他一時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曾與蔣經國同時留蘇的中山大學同學盛嶽回憶說：聲明公布後，我們不論去哪裏，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功夫，他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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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蘇聯娶了兩個妻子
1927年7月，鑒於蔣經國能夠“劃清界限”，根據他的思想狀況和實際表現，蘇聯方麵保送他進入列寧格勒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員和軍隊政工幹部的“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深造。學習期間，一切正常，但畢業的時候，蔣經國卻遭遇麻煩。他請求回國，被拒絕；申請去蘇聯紅軍工作，再遭拒絕。後來，蘇聯方麵幹脆將其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
中共駐蘇代表團一開始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的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這時候，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一次參觀後，他得了一場重病，住進莫斯科醫院。痊愈後，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他被分配到電氣廠當學徒，開始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
其後，蔣經國又因為在一次會議上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王明發生爭執，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在農村改造期間因表現較好，曾被選為一個村子的蘇維埃副主席。1931年，蔣經國還曾幸運地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接見。
1933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因為工作努力，後升任副廠長。在工廠期間，蔣經國同蘇聯女工芬娜發生了戀情。經蘇聯黨政機構批準，蔣經國與芬娜於1935年3月在異國他鄉結成百年之好。
眾所周知，蔣經國的妻子是金發碧眼的蔣方良（芬娜），但顯為人知的是，蔣經國在留學蘇聯時，曾有過另外一位夫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檔案解密，中國的研究者在克格勃檔案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蔣經國在蘇聯，曾和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結過婚。
1925年10月，馮玉祥的兒女也奔赴蘇聯留學，馮弗能當時年僅14歲。其起因是：當時蘇聯主要支持著中國的兩股革命力量，一是南方的孫中山，另一位就是“西北王”馮玉祥。馮玉祥因此與蘇聯的關係很不錯，馮玉祥本人也於1926年5月至8月，到蘇聯考察了兩個多月，隨後將自己的幾個兒女馮洪國、馮弗能、馮弗伐，統統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與蘇聯當地姑娘談戀愛是一種風氣，但蔣經國一開始對俄羅斯少女沒什麽興趣，他認定了馮弗能，緊追不舍。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結婚、離婚都是比較容易的事，隻要去“公民婚姻狀況登記處”登個記就可以了。
1926年，蔣經國與馮弗能就是這樣結婚的。1927年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劇烈變化，蘇聯和中共雖然也爭取過馮，然而，馮玉祥最終還是倒向了蔣介石，並在其後采取行動，清除共產黨員，並強行遣返蘇聯顧問，與蘇交惡。
當蔣經國與父親劃清界線的時候，馮弗能卻不願與父親反目，她堅持要回中國，並試圖說服蔣經國跟著她一起走。但蔣經國不同意，於是，蔣經國隻能與馮弗能脫離夫妻關係。
蔣經國為此還批評馮弗能思想有問題，他說：“她想對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對她加工。”蔣經國的第一次婚姻，因此僅維持了一年左右。
蔣經國雖然發表聲明，聲討了蔣介石的叛變，但在決定和芬娜結婚之前，他還是認為，異族通婚是件大事。為此，他曾寫信回去“請示”蔣介石。蔣介石很是開通，爽快地回信說：“中蘇聯姻，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顧慮。餘為汝得佳婦賀……”我們現在不知道，老蔣當時的這個回複，是否考慮到蔣經國在蘇聯的特殊處境。
蔣經國與芬娜的新婚甜蜜持續不久，這對小夫妻就經受了連續考驗。由於受蘇聯黨內鬥爭的牽連，1936年9月，機械廠的蘇共黨委突然通知蔣經國：不再聘用蔣經國做助理廠長，他主編的報紙工作，也被取消。更令他氣惱的是，就連他的候補黨員身份，也被取消，蘇共甚至不放心他，日夜派人監視他和芬娜的住所。
一家之主失去了職業和自由，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愛倫才剛九個月。
芬娜沒有怨言，默默地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蔣經國後來在《我在蘇聯的日子》裏記下了當時的困難情形：“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了我。這六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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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子終於返回中國
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的王明，再次召見了蔣經國，王對蔣說：“現在中國國內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還要蔣經國再次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
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於寫下題為《獻給母親的信》，於1936年1月發表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這封信，通過蘇聯新聞媒介廣為傳播，轟動一時。在這封信裏，蔣經國還譴責了父親拋棄母親的“背信棄義”。
信函發表後，最為難堪者自然是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蔣經國發表“致母親”的“反蔣公開信”後不久，又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請求批準他回國，但是，蔣經國的這一請求，未被理睬。候補黨員資格被取消後，一切似乎都沒了希望。
就在此時，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突變。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契機，內戰終於停息，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蔣經國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對於蔣經國的能夠返回，一種說法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蘇聯方麵才同意讓蔣經國返回中國，這是周恩來在西安麵見蔣介石達成的“秘密協議”之一。
另一種說法是：從1925年到1937年的十二年間，遭蔣介石遺棄、但雙方協議“離婚不離家”的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曾屢屢向蔣介石“催要”唯一的兒子蔣經國，蔣介石自然也是通過各種渠道打探自己唯一骨肉的消息，然而有段時間，蔣經國音訊皆無，生死莫辨。
因此，1936年蔣廷黼出任中國駐蘇大使後，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他，希望他幫助尋找蔣經國，並設法接兒子回國。在蔣廷黼的幫助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終得攜妻子芬娜、兒子愛倫、女兒愛理從莫斯科啟程返國。
無論哪種說法準確，3月下旬，蔣經國夫婦揮淚告別了斯夫洛斯克的芬娜的姐姐和朋友們，登上火車，經海參崴乘船返回中國。在蔣介石的安排下，蔣經國還帶著妻兒回到奉化老家，拜見生母毛福梅。
對於蔣經國的歸國，蔣介石的心情頗複雜。他一方麵非常想念自己的親生骨肉，但另一方麵，他也對蔣經國在蘇聯發表的那些過激言論，頗難見諒。因為蔣經國在蘇聯學習、工作、生活長達12年，又曾是共產黨員，蔣介石不能不懷有戒心，嚴加防範，絕對禁止他再與任何左派人士接觸。
傳說，蔣經國由上海至南京拜見蔣介石、宋美齡時，蔣介石曾有意冷落蔣經國，讓他苦等了兩個星期。後來經陳布雷進言緩解，蔣介石才傳諭召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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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兒子重返父母懷抱
蔣介石問蔣經國歸國的打算，蔣經國表示，願在政治、工業間，任擇其一。蔣介石吩咐，先拜見宋美齡，然後回溪口去見生母，休息調整一番，然後再談工作，來日方長。
蔣經國深知，“中國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與微妙之處，隻能違背自己的諾言（反對父親拋棄母親），服從父命，先去拜認了宋美齡“媽媽”，以討蔣介石、宋美齡的歡心。
蔣介石見了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也異常高興，當即為洋兒媳取中文名“芳”。同時，按蔣氏譜係，為孫子愛倫取名孝文，為孫女愛理取名孝章。對於蔣經國的恭敬態度，宋美齡也頗滿意，她送給蔣經國10萬元巨款作為“認母”的見麵禮。
1937年的農曆三月十八日，是蔣經國27歲生日，他挑選這一天，由南京經杭州攜妻挈子返歸溪口，與母親團聚。
這一天的溪口，熱鬧異常。街上人來人往，標語橫額、工商界人士做的紅條紙旗隨處可見，豐鎬房內更是喜慶盈門。下午2時，一輛漂亮的雪佛藍小汽車載著蔣經國夫婦、愛倫等4人由西駛來，在歡迎人群的口號和鞭炮聲中，停在豐鎬房大門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運、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長輩在門外迎候。
因為經國離家日久，為了試試他的眼力，家人決定將蔣經國母子相會的地點放在客廳。客廳裏坐著十來個壯年和老年婦女，她們是：毛氏、姚冶誠、大姑蔣瑞春、小姑蔣瑞蓮、姨媽毛意鳳、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張定根、嫂子孫維梅以及毛氏的結拜姊妹張月娥、陳誌堅、任富娥等。
在親友們的簇擁下，蔣經國、芬娜、愛倫、愛理走向客廳，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此時的蔣經國，一眼望見親娘坐於客廳正中，便急步踏上，抱住母親雙膝，跪下放聲大哭！芬娜和愛倫、愛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哪裏還能忍住十二年的思念，母子遂抱頭痛哭！
一時間哭聲震天，淒楚異常。在眾人的勸說下，久別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聲。毛氏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母子相會，本是喜事，不應該哭，但這是喜哭。”返鄉第三天，蔣經國遵循溪口鄉俗，在母親的主持下，補辦了他和芬娜的中國式婚禮。
蔣介石讓自己的嫡親兒子蔣經國在溪口“隱居”，可謂用心良苦。
其一，他擔心蔣經國和後母宋美齡合不來，兩人如果經常在一起，勢必引起不必要的衝突；
其二，讓蔣經國回家鄉，既可緩和兒子和宋美齡的矛盾，同時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邊盡孝，去撫慰那被蔣介石遺棄多年的發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
其三，更為重要的一層意義，是溪口老家環境安靜、穩定，變化不多，利於經過12年共產黨教育和馬克思主義陶冶，“中毒已深”的蔣經國“洗心革麵”，修身養性。要知道，蔣介石對於自己的結拜兄弟張學良，也是一度扣留在溪口，讓其進行反省的。
因此，蔣經國回鄉補辦完婚禮後，就奉父命攜妻子兒女，住進溪口的“小洋房”別墅，除就近探望至親好友以外，每日深居書房，閉門讀書。當然，他還要經常給父親寫信，匯報自己“思想改造”的進程……
十幾年的留蘇生活，在蔣經國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從15歲的稚氣少年到27歲的成熟青年，蔣經國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蘇聯度過的。學校、部隊、工廠、農村，各種經曆，他都親身體驗過。他接受過鮮花、掌聲，也承受過打擊、磨難，可謂滄桑曆盡，愛恨交織，一生不曾釋懷。
有道是：愛恨情仇在蘇聯，奠定一生愛中國。那些抹不去的留蘇記憶，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至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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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在蘇聯160;160; 奠定一生愛中國
學俄語、鬧學潮
1910年4月27日，蔣經國呱呱墜地。
他的出生，使蔣家的煙火有人承繼，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蔣介石母親）、毛福梅（蔣介石原配）婆媳欣喜異常，她們在蔣經國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愛與寵。
毛福梅的結拜姐妹曾回憶：“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朝夕共處，喊我姨娘。他的儀表、性情都像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毫無其父童年那樣的頑態’，唯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
1916年，蔣經國5歲，開始在家鄉啟蒙。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幾乎就是其父蔣介石當年的翻版。按照作家江南的說法：“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局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在故紙堆裏，有為人治國的指南針。”蔣經國也曾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
由於蔣介石的堅持，蔣經國有一段時間還離開溪口鎮到奉化縣城入錦溪學校讀書。後來，由於毛福梅舍不得蔣經國長離膝前，居然將蔣經國從縣城召回，不讓他去上學。這件事惹得蔣介石大發脾氣，認為毛氏“婦人短見”，將耽誤經國的前程。
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的反對，接經國到上海讀書，雖然蔣介石此時因為南下廣州，不能親自在經國身邊施教，但他對兒子學習的督促須臾未曾懈怠。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每隔十天半個月，就會收到父親寄來的家信，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事到功課學業，事無巨細，一一過問。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動蕩年代，新思潮、新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強的青年學子們。同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蔣經國的思想境界不斷發生變化，開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突發，蔣經國也走出課堂，參加到上海各階層的反帝示威遊行的行列中，而學校竟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由，將他開除。
蔣經國氣憤難平，離滬北上。經蔣介石介紹，到國民黨北京元老吳稚暉所辦的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被北京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他於同年8月南下革命發源地廣州，探望父親。
此時，國共兩黨合作正處高潮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支援中國革命，紀念中國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為國共兩黨培養革命幹部。當時進步學生都以留學蘇聯為榮，蔣經國是熱血青年，不甘落人之後。他在北京學俄語就是為赴蘇留學做準備。
對於蔣經國赴蘇留學的要求，蔣介石雖不鼓勵但也不持異議。當時蔣介石還是中外聞名的國民黨“左派”，標榜“以俄為師”，與蘇聯的關係正處於最密切的時期，讓“可教”的兒子去“世界革命的聖地”鍛煉鍛煉，未嚐不是好事。
蔣經國到廣州後，正逢黃埔軍校選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他便加入了這支留學隊伍的行列，於1925年10月19日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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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與鄧小平同窗
與蔣經國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的國民黨要員子弟。著名者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誌、葉楚倫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綱，於右任之女於芝秀、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國洪、之女馮弗能等。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開始學習俄文、曆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課程。學校為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準備了俄文名字，蔣經國改稱“尼古拉”。
由於蔣經國的身份特殊，學習刻苦、勤奮，各方麵表現都非常活躍，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習剛剛2個月，年僅15歲的蔣經國就引起該校蘇共黨支部的重視，吸收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他所在的團小組組長，就是後來同樣大名鼎鼎的鄧希賢（即鄧小平）。蔣經國還多次被推薦為中山大學的學生代表，出席各種集會，發表演說，備受矚目。
然而，正當蔣經國在蘇聯學習之際，國內形勢卻發生了突變。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聞訊，群情嘩然，一致通過致武漢革命政府的電文，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蔣介石。其中聲討最為激烈的便是蔣經國，他在聲討大會上慷慨陳詞說：
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很快，在蘇聯的各大報刊上，登出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其中寫道：“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漢口《人民論壇報》也刊登了蔣經國的類似公開聲明。
蔣經國此舉，顯然出於至誠，而非違心所為。幾年的留學生涯，他不僅順利過了語言關，熟練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名合格的共青團員、準布爾什維克。蔣經國的“反蔣聲明”經塔斯社全文播發後，令他一時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曾與蔣經國同時留蘇的中山大學同學盛嶽回憶說：聲明公布後，我們不論去哪裏，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功夫，他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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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蘇聯娶了兩個妻子
1927年7月，鑒於蔣經國能夠“劃清界限”，根據他的思想狀況和實際表現，蘇聯方麵保送他進入列寧格勒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員和軍隊政工幹部的“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深造。學習期間，一切正常，但畢業的時候，蔣經國卻遭遇麻煩。他請求回國，被拒絕；申請去蘇聯紅軍工作，再遭拒絕。後來，蘇聯方麵幹脆將其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
中共駐蘇代表團一開始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的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這時候，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一次參觀後，他得了一場重病，住進莫斯科醫院。痊愈後，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他被分配到電氣廠當學徒，開始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
其後，蔣經國又因為在一次會議上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王明發生爭執，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在農村改造期間因表現較好，曾被選為一個村子的蘇維埃副主席。1931年，蔣經國還曾幸運地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接見。
1933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因為工作努力，後升任副廠長。在工廠期間，蔣經國同蘇聯女工芬娜發生了戀情。經蘇聯黨政機構批準，蔣經國與芬娜於1935年3月在異國他鄉結成百年之好。
眾所周知，蔣經國的妻子是金發碧眼的蔣方良（芬娜），但顯為人知的是，蔣經國在留學蘇聯時，曾有過另外一位夫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檔案解密，中國的研究者在克格勃檔案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蔣經國在蘇聯，曾和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結過婚。
1925年10月，馮玉祥的兒女也奔赴蘇聯留學，馮弗能當時年僅14歲。其起因是：當時蘇聯主要支持著中國的兩股革命力量，一是南方的孫中山，另一位就是“西北王”馮玉祥。馮玉祥因此與蘇聯的關係很不錯，馮玉祥本人也於1926年5月至8月，到蘇聯考察了兩個多月，隨後將自己的幾個兒女馮洪國、馮弗能、馮弗伐，統統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與蘇聯當地姑娘談戀愛是一種風氣，但蔣經國一開始對俄羅斯少女沒什麽興趣，他認定了馮弗能，緊追不舍。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結婚、離婚都是比較容易的事，隻要去“公民婚姻狀況登記處”登個記就可以了。
1926年，蔣經國與馮弗能就是這樣結婚的。1927年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劇烈變化，蘇聯和中共雖然也爭取過馮，然而，馮玉祥最終還是倒向了蔣介石，並在其後采取行動，清除共產黨員，並強行遣返蘇聯顧問，與蘇交惡。
當蔣經國與父親劃清界線的時候，馮弗能卻不願與父親反目，她堅持要回中國，並試圖說服蔣經國跟著她一起走。但蔣經國不同意，於是，蔣經國隻能與馮弗能脫離夫妻關係。
蔣經國為此還批評馮弗能思想有問題，他說：“她想對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對她加工。”蔣經國的第一次婚姻，因此僅維持了一年左右。
蔣經國雖然發表聲明，聲討了蔣介石的叛變，但在決定和芬娜結婚之前，他還是認為，異族通婚是件大事。為此，他曾寫信回去“請示”蔣介石。蔣介石很是開通，爽快地回信說：“中蘇聯姻，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顧慮。餘為汝得佳婦賀……”我們現在不知道，老蔣當時的這個回複，是否考慮到蔣經國在蘇聯的特殊處境。
蔣經國與芬娜的新婚甜蜜持續不久，這對小夫妻就經受了連續考驗。由於受蘇聯黨內鬥爭的牽連，1936年9月，機械廠的蘇共黨委突然通知蔣經國：不再聘用蔣經國做助理廠長，他主編的報紙工作，也被取消。更令他氣惱的是，就連他的候補黨員身份，也被取消，蘇共甚至不放心他，日夜派人監視他和芬娜的住所。
一家之主失去了職業和自由，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愛倫才剛九個月。
芬娜沒有怨言，默默地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蔣經國後來在《我在蘇聯的日子》裏記下了當時的困難情形：“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了我。這六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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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子終於返回中國
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的王明，再次召見了蔣經國，王對蔣說：“現在中國國內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還要蔣經國再次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
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於寫下題為《獻給母親的信》，於1936年1月發表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這封信，通過蘇聯新聞媒介廣為傳播，轟動一時。在這封信裏，蔣經國還譴責了父親拋棄母親的“背信棄義”。
信函發表後，最為難堪者自然是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蔣經國發表“致母親”的“反蔣公開信”後不久，又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請求批準他回國，但是，蔣經國的這一請求，未被理睬。候補黨員資格被取消後，一切似乎都沒了希望。
就在此時，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突變。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契機，內戰終於停息，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蔣經國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對於蔣經國的能夠返回，一種說法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蘇聯方麵才同意讓蔣經國返回中國，這是周恩來在西安麵見蔣介石達成的“秘密協議”之一。
另一種說法是：從1925年到1937年的十二年間，遭蔣介石遺棄、但雙方協議“離婚不離家”的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曾屢屢向蔣介石“催要”唯一的兒子蔣經國，蔣介石自然也是通過各種渠道打探自己唯一骨肉的消息，然而有段時間，蔣經國音訊皆無，生死莫辨。
因此，1936年蔣廷黼出任中國駐蘇大使後，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他，希望他幫助尋找蔣經國，並設法接兒子回國。在蔣廷黼的幫助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終得攜妻子芬娜、兒子愛倫、女兒愛理從莫斯科啟程返國。
無論哪種說法準確，3月下旬，蔣經國夫婦揮淚告別了斯夫洛斯克的芬娜的姐姐和朋友們，登上火車，經海參崴乘船返回中國。在蔣介石的安排下，蔣經國還帶著妻兒回到奉化老家，拜見生母毛福梅。
對於蔣經國的歸國，蔣介石的心情頗複雜。他一方麵非常想念自己的親生骨肉，但另一方麵，他也對蔣經國在蘇聯發表的那些過激言論，頗難見諒。因為蔣經國在蘇聯學習、工作、生活長達12年，又曾是共產黨員，蔣介石不能不懷有戒心，嚴加防範，絕對禁止他再與任何左派人士接觸。
傳說，蔣經國由上海至南京拜見蔣介石、宋美齡時，蔣介石曾有意冷落蔣經國，讓他苦等了兩個星期。後來經陳布雷進言緩解，蔣介石才傳諭召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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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兒子重返父母懷抱
蔣介石問蔣經國歸國的打算，蔣經國表示，願在政治、工業間，任擇其一。蔣介石吩咐，先拜見宋美齡，然後回溪口去見生母，休息調整一番，然後再談工作，來日方長。
蔣經國深知，“中國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與微妙之處，隻能違背自己的諾言（反對父親拋棄母親），服從父命，先去拜認了宋美齡“媽媽”，以討蔣介石、宋美齡的歡心。
蔣介石見了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也異常高興，當即為洋兒媳取中文名“芳”。同時，按蔣氏譜係，為孫子愛倫取名孝文，為孫女愛理取名孝章。對於蔣經國的恭敬態度，宋美齡也頗滿意，她送給蔣經國10萬元巨款作為“認母”的見麵禮。
1937年的農曆三月十八日，是蔣經國27歲生日，他挑選這一天，由南京經杭州攜妻挈子返歸溪口，與母親團聚。
這一天的溪口，熱鬧異常。街上人來人往，標語橫額、工商界人士做的紅條紙旗隨處可見，豐鎬房內更是喜慶盈門。下午2時，一輛漂亮的雪佛藍小汽車載著蔣經國夫婦、愛倫等4人由西駛來，在歡迎人群的口號和鞭炮聲中，停在豐鎬房大門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運、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長輩在門外迎候。
因為經國離家日久，為了試試他的眼力，家人決定將蔣經國母子相會的地點放在客廳。客廳裏坐著十來個壯年和老年婦女，她們是：毛氏、姚冶誠、大姑蔣瑞春、小姑蔣瑞蓮、姨媽毛意鳳、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張定根、嫂子孫維梅以及毛氏的結拜姊妹張月娥、陳誌堅、任富娥等。
在親友們的簇擁下，蔣經國、芬娜、愛倫、愛理走向客廳，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此時的蔣經國，一眼望見親娘坐於客廳正中，便急步踏上，抱住母親雙膝，跪下放聲大哭！芬娜和愛倫、愛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哪裏還能忍住十二年的思念，母子遂抱頭痛哭！
一時間哭聲震天，淒楚異常。在眾人的勸說下，久別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聲。毛氏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母子相會，本是喜事，不應該哭，但這是喜哭。”返鄉第三天，蔣經國遵循溪口鄉俗，在母親的主持下，補辦了他和芬娜的中國式婚禮。
蔣介石讓自己的嫡親兒子蔣經國在溪口“隱居”，可謂用心良苦。
其一，他擔心蔣經國和後母宋美齡合不來，兩人如果經常在一起，勢必引起不必要的衝突；
其二，讓蔣經國回家鄉，既可緩和兒子和宋美齡的矛盾，同時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邊盡孝，去撫慰那被蔣介石遺棄多年的發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
其三，更為重要的一層意義，是溪口老家環境安靜、穩定，變化不多，利於經過12年共產黨教育和馬克思主義陶冶，“中毒已深”的蔣經國“洗心革麵”，修身養性。要知道，蔣介石對於自己的結拜兄弟張學良，也是一度扣留在溪口，讓其進行反省的。
因此，蔣經國回鄉補辦完婚禮後，就奉父命攜妻子兒女，住進溪口的“小洋房”別墅，除就近探望至親好友以外，每日深居書房，閉門讀書。當然，他還要經常給父親寫信，匯報自己“思想改造”的進程……
十幾年的留蘇生活，在蔣經國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從15歲的稚氣少年到27歲的成熟青年，蔣經國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蘇聯度過的。學校、部隊、工廠、農村，各種經曆，他都親身體驗過。他接受過鮮花、掌聲，也承受過打擊、磨難，可謂滄桑曆盡，愛恨交織，一生不曾釋懷。
有道是：愛恨情仇在蘇聯，奠定一生愛中國。那些抹不去的留蘇記憶，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至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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