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三部曲”

　　中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農民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要解決農民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誰就得到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擁護。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有許多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案，其中有三個方案最具代表性：一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天朝田畝製度》；二是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三是中國共產黨的土地綱領。三個綱領恰好代表了三個階級在土地問題上的政治主張。

　　就《天朝田畝製度》而論，它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完整的農民土地革命綱領，是以廢除封建土地製度、實行農民平分土地為核心，包括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內容，力圖實現“有田同耕，有飯有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很顯然，在農民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兩大階級對抗的情況下，這一貫穿平等平均思想的藍圖，集中表達了當時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與美好願望，對鼓舞農民鬥爭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采用絕對平均主義分配土地，企圖在小農經營的水平上平分一切社會財富，廢除私有製，達到“處處平均，人人飽暖”，僅為農民小私有者的幻想，不可能實現，也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

　　就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而論，它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化”的一項重要措施，其目的是發展資本主義。與《天朝田畝製度》不同之處在於，改變封建土地製度不是采取土地農有政策，而是采取“土地國有”政策。其具體辦法是：在革命政權建立之後，由地主自報地價，國家向其抽百分之一的地價稅，並保有照價收買的權利，以防止地主故意少報地價；以後土地增價部分則全部歸國家所有。例如，地主有地價值1000元，可定價為1000元，或多至2000元，這 1000元或2000元歸地主所有；以後因交通發達、生產發展，地價日漲，漲至1萬元，地主應得的仍是這1000元或2000元，這對地主來說，並無損失。漲價部分，則歸國家所有，這對國計民生都有好處。“土地漲價歸公”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土地國有”。因此，孫中山所說的“平均地權”並不是把土地“ 從實分配”；所說的“土地國有”也不是把土地“盡歸國有”；同時還應看到：中國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應是首先解決城市的地價稅，而是首先鏟除農村的封建剝削，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然而由於中國資產階級與中國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根本不敢發動農民。孫中山曾經宣稱：在“土地資本收歸國有之時”，不必進行“激烈恐嚇，迫之退讓”，民生主義絕非以暴力手段“奪富人之田為已有”或“推倒富豪，如世俗所傳劫富濟貧之說”。也就是說，“平均地權”的實施必須采取“溫和的社會改良”，而不是激烈的“農人革命”。其結果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當然亦應看到：在20世紀初年，作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的孫中山先生，能夠將中國的土地問題同發展資本主義問題聯係起來，也是難能可貴的，這是比《天朝田畝製度》的高明之處。同時這一綱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擺脫封建剝削的要求。特別是在孫中山先生晚年，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要“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4頁。但非常遺憾的是他還沒來得及實行就與世長辭了。

　　就中國共產黨的土地綱領而言，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真正解決了中國廣大農民土地問題的正確綱領。中共土地綱領的總目標是：“ 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其具體做法是：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在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個人所有。”由於中共的土地綱領滿足了中國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因而贏得了他們的擁護與支持，不僅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打敗蔣介石集團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與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