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案》打碎了蔣經國傳位給蔣孝武的美夢

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戒嚴長達38年，隻鼓勵發展經濟，嚴禁人民自由組黨，嚴禁民間辦報辦刊，人民毫無民主權利，政治改革成為禁區，台灣島上，萬馬齊喑。六十年代，蔣經國長期掌控國民黨情報係統，崇尚特務政治。

　　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仍任“行政院長”，繼任“總統”的是“副總統”嚴家淦。但此時的蔣經國，已經羽翼豐滿，牢牢掌握著實權，嚴家淦有名無實，“總統”寶座已經非蔣經國莫屬。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蔣經國就任“總統”。

　　在上任的最初幾年裏，蔣 經 國仍延續其父的做法，繼續搞“威權政治”，是公認的台灣“政治強人”。

　　掌握了極權，那種說一不二、一呼百應的感覺，是令人陶醉的。蔣 經 國如果沉浸於這種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灣經濟實現了騰飛，他也隻是偏安於台灣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壇上的匆匆過客，充其量也隻是一個“守成庸主”，離推動曆史發展的偉人不啻相差十萬八千裏。

　　在庸才看來，守住前輩留下的“基業”，這是頭等大事。無論怎麽說，不能做“亡國之君”啊！不能讓國民黨在我手裏倒掉啊！退一萬步講，不能失去已經到手的權力啊！蔣經國在掌權之後，不見得就沒有這種想法。其實有這種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後的七八年間，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蔣經國一方麵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麵繼續鎮壓黨外運動，禁錮言論，以鞏固其“威權政治”。

　　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在蔣經國時代，關於台灣的前途，大約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堅持與大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滿足於偏安一隅，將祖國統一大業留給後人去解決；另一條是與大陸合作，接受“一國兩製”，實現祖國名義上的統一，而他繼續在台灣執政。

　　當然，蔣經國沒有也不會走後一條道路，無論大陸如何向他搖晃橄欖枝，他都不予理睬。他仍沿著父親蔣介石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條道路，“以不變應萬變”。

　　到了八十年代，蔣經國開始考慮未來的接班人問題和台灣的前途問題。

　　大凡獨裁者考慮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兒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實追隨者。當時台灣人曾猜測，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有可能成為“蔣家太子”。

　　蔣經國與結發之妻蔣方良有三個兒子，長子蔣孝文，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

　　長子蔣孝文從小被嬌生慣養，是出名的紈絝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蔣孝文到美國留學，數次交通肇事，被美國驅逐出境。回台灣後，整天歌紅酒綠，醉生夢死，並因酒後駕車將一軍官軋死。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浪蕩子，怎麽能成為未來台灣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認為，次子蔣孝武可能是蔣經國著力培養的接班人。因為，蔣經國似乎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從1976年起便讓蔣孝武進入情報部門，之後使其擔任多個部門要職，涉足了黨務、軍特、宣傳等重要係統。為了不使兄弟爭權，蔣經國沒讓三子蔣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進入商界，成了一名頗具實力的企業家。

　　但是，江南事件，卻使蔣孝武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的傳位計劃徹底破產。

　　江南被殺事件，對蔣經國的影響至關重要，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重大契機。

　　作家江 南（原名劉 宜 良）曾是《台灣日報》記者，後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來到美國，並加入美籍。在美國期間，江南開始撰寫《蔣經國傳》，並在洛杉磯《論壇報》上連載，書中透露了蔣家的不少“秘辛”，令蔣經國惱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 南在舊金山遭槍殺，此案震驚海內外。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查出了暗殺江 南的三個凶手。石破天驚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向新聞界披露，有台灣情治人員介入江南命案，蔣經國次子蔣孝武難逃幹係。頓時，蔣經國和台灣當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義輿論的聲討之中，在國際上名聲掃地，更加孤立。

　　雖然暗殺江 南之事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蔣經國親自授意的，但輿論矛頭紛紛對準蔣經國及其兒子蔣孝武。

　　蔣經國之過人之處，在於處亂不驚，並勇於承擔責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發布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蔣經國繼續捂蓋子，封鎖輿論，隻會激起國際社會更強烈的譴責和製裁。他在短時間內公開承認“情報局”官員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輿論由對他本人的譴責，改為要求他徹查此案，懲辦凶手。雖然三個凶手和胡敏儀、陳虎門等人經審判皆被判刑，但輿論揪住蔣孝武不放，蔣經國無奈之下，隻好將蔣孝武“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務代表”，蔣孝武從此淡出政壇。

　　此事對蔣經國打擊極大。據其身邊的人回憶，蔣經國一見到蔣孝武就摔東西，罵之為“chun貨”。“江 南 命 案”之後，蔣家子弟名聲掃地，蔣經國這才徹底打消了讓兒子接班的企圖。

　　據《蔣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蔣介石在位時，為了防止蔣緯國與蔣經國爭位子，一直讓蔣緯國坐冷板凳。蔣經國即位後，蔣緯國仍受其兄壓製。蔣經國晚年健康惡化，問蔣緯國：“怎麽，你來接班吧！”蔣緯國回答：“太晚了，我什麽班底都沒有，怎麽接！”

　　這段兄弟之間的對話，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實性大可存疑。但可以確定無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後，蔣經國開始重新考慮身後問題和台灣的未來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處理完之後，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特別聲明：“台灣領袖將依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蔣經國在“威權政治”時代，並不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製，並不想放開言路，並不想從上到下地搞普選，總之，並不想從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製度。為了贏得人民的支持，他熱衷於大做“親民秀”。

　　據李敖《論定蔣經國》一文統計，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間，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竟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發生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前去慰問，可謂“一生勞瘁”、“力疾為公”。

　　其實這隻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為一個政權的首腦，與其到難民家中流下幾滴眼淚，不如將精力和時間花在如何改良製度上，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觀察蔣經國此時的所做所為，充其量隻是一個“守成庸主”的形象，與大政治家無緣，更與偉人無緣。

　　而江南命案的發生，使蔣經國認識到，他在當代的名譽聲望，他在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毀滅性的破壞，不僅連“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丟了，弄不好還會被後世戴上一頂“獨裁暴君”的帽子，在曆史上甚至會淪為一個陰險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數十年的“親民秀”，他的接班人計劃，也隨著暗殺江 南的槍聲徹底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