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民的呐喊聲：“我要分紅！” ——第二部分 權、錢分離與政府的社會義務（正文）

                                               一個公民的呐喊聲：“我要分紅！”

                           ——第二部分 權、錢分離與政府的社會義務（正文）

摘要：第一，是投資都得分紅，共產形式的企業將社會財富集中到國家名下，所以，它更應當向實際上的投資人——即全體公民——分紅，以便財富向社會回流；第二，應當使得政府、企業徹底分離，政府沒有權利擁有所謂“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利，特別是人事任免權利；第三，忽視第一、第二兩點，所謂“國有企業”是很容易變成招致家賊、國賊與外賊的財富載體；第四，政府對所謂國有企業的監管，應當從代表國民進行投資與向國民分紅這兩個方麵體現出來。

在第一部分裏，我們討論了所謂“國有企業”應當正名。在本部分裏，我們先來觀察所謂國有企業的曆史與現狀，以便了解所謂“國有企業”出現後，社會財富的去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財富的這種變化給財富可保護性帶來的脆弱性，然後，來討論政府對全體公民投資的義務。

一 關於錢的兩個天經地義的觀念

在貨幣時代，作為資本的錢能夠賺回比本錢更多的錢，這叫作“錢能生錢”。雖然沒有人能保證錢一定能生錢，但是，“錢能生錢”和“錢要生錢”確實是個天經地義的觀念而存在了很多世紀；這類觀念顯然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是投資就得分紅，這也確實是個天經地義的觀念而存在了很多世紀；這個觀念顯然也應當繼續存在下去。

可是， 1949 年之後，中國的管理大錢的共產黨人對錢生錢的責任心非常淡薄，是投資就得分紅的觀念，更被共產黨踐踏到了腳下。一心為公的共產黨都這樣子，這是怎麽回事呢？顯然，共產黨的官員們，還沒有認識到上兩個天經地義的東西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全體公民的重要性。

二 國家壟斷財富比私有製度下資本家壟斷財富的壟斷程度更高，危害更大

共產黨人批判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因為，它是少數人占有財富的主義。可是，國有製度下財富由社會的分散占有變成了國家壟斷，那壟斷程度更高。在毛澤東時代，連油條和豆漿的簡單生產設備也不能私人占有了；資本主義的壟斷性，那能比得上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

財富壟斷了，可用錢生錢的責任心也應當“壟斷”去呀！不幸的是，錢要生錢的觀念，卻沒有被注意到，用錢生錢的責任心，沒有人願意壟斷！

原來，錢是個燙手山芋，管理錢財的人就有義務生錢！這樣，社會的財富才能更多，國家才能前進！您看，美國的資本家賺著錢，可社會的財富在增加著，美國強大了；中國的胡錦濤、溫家寶不去搞折騰，整天忙者為國家用錢生錢，中國強大了，人民生活改善了。

更燙手的是，管錢的人就得向錢的主人分紅！這點，在國家所有的旗幟下，更沒人理會了。可是，天經地義的觀念被推翻了，國家就不能夠長治與久安！您看，中國的貪腐現象，以共產黨的有力，也剪不斷、理還亂！所以，無可奈何了，說說外國的貪汙安慰安慰自己的文章受著歡迎呢！

三 國家壟斷財富模式下財富的社會空虛現象與區域不均衡現象

所謂“國有企業”實行著利潤流向政府而不是社會的社會運作方式。這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差別，也是今天中國與美國的最明顯的差別。國有製度是對社會財富自然流向的極大轉變；但是，其後果不是在改變資本主義的財富集中現象，而是造成了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財富集中的現象。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社會主義的號召力量的源泉，就是反對財富的高度集中。

侃侃資本主義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差別的表現點，會啟發人們思考，同樣是用錢生錢的社會，我們有什麽特殊點，以及為什麽這樣特殊。

在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下，貧富差別到處可見，財富雖然不均，但錢財還在民間。在每個地方，民間借貸、民間救濟的渠道是存在的。財富過度不均是要導致革命的，可是，當革命把財富集中到國家手裏的中國，不僅是地主、商人沒有了錢，民間也沒有了錢。不僅民間百姓表現出大家基本一個樣子的狀況，而且，民間社會也表現出沒有能力的樣子。例如，在毛澤東時代，作為社會現象的老百姓之間的借貸與救濟沒有了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社會顯示出可怕的脆弱。

民間沒有了黃世仁，也沒有了霍英東，民間社會完全失掉了互相救濟的能力，生活困難隻有一個渠道，叫做“依靠組織解決”。可是，“組織”解決不了的時候，那情形就悲慘了： 1960 年前後大饑荒的慘象，比中國曆史上的任何饑荒歲月都更為淒涼！中國的社會怎麽了？民間沒有了互相救濟的能力，可是，掌握著國家財富，又在公私合營後掌握了全國生產、投資權利的“組織”怎麽也連應付饑荒的能力都沒有了呢？這樣令人震撼的現象第一次清楚地顯示出，國有觀念不僅削弱了民間的互相救濟的能力，還可能動搖了整個社會用錢生錢的能力！起碼而言，“國有”概念並不一定是公有製度的最佳形式，權、錢過度集中的公有製度經濟形式可能比財富不均的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可怕，它使社會變得離奇而古怪！

在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今天，本來應當依賴國家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公民們表現出了按照所屬單位共同富裕或者共同貧窮的特殊社會形態。

更離奇的是，同樣作為國家主人的廣大農民，從來都分不到所謂“國有”資源與投資的“紅利”，隻有在所謂“黨的政策的關懷”下得到一些國家發展的實惠。可是，“黨的政策的關懷”下的實惠，是從那裏來的呢？農民作為國家資源與國家稅收的主人，為什麽得不到依賴國家資源與使用國家部分稅收進行投資所創造的利潤呢？

這些離奇古怪的社會現象都反映出，所謂“國有企業”的稱謂，是對客觀規律的藐視。

“無官不貪、無商不奸”的社會現象，使得“家賊”幾乎各個單位都很猖獗。這說明所謂“國有企業”對於“是投資就得分紅”的藐視。

以單位而富有的現象，表現於保險、銀行、電訊、石油、公用事業等部門人員的高收入；這現象反映出，在所謂“國有”觀念下，社會對於投資者的藐視，或者所謂“國有企業”對其投資股東——全體國民——的蔑視。一個非特殊技能的勞動者，可以因為自己的機遇而得到差別極大的勞動報酬，這種現象成為普遍現象的時候，就會敗壞中國的社會風氣。這同樣是所謂“國有企業”對於“是投資就得分紅”的藐視所造成的現象

所謂“國有企業”如此藐視天經地義的規則，能夠“管理”它們的政府部門怎麽能讓他們獨自肥胖而甘守清廉呢？政府部門——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有些官員落了馬，成了經濟國賊。

在第一部分裏，我們已經討論過，所謂“國有企業”是最容易招致外賊的一種公有製資產形態，而要求將所謂“國有企業”正名為負有向其真正的股東——國民——直接分紅義務的“全體公民所有的企業”。概括言之，所謂“國有企業”是最容易招致家賊、國賊和外賊的以錢生錢的投資運作方式。

所謂“國有企業”也是加重中國財富分布區域不均衡的原因之一。國家將全體國民的資本重點投向東部，東部當然會富裕一些；由於沒有向全體公民分紅的意識，所謂“國有企業”的利潤會通過政府的決策成為東部的新的投資，這樣，西部的公民雖然也是權利一樣的國家資源與國家投資的主人，能夠得到的實惠卻少了很多。西部省份少了其公民應得紅利財富的支撐，市場當然更為清淡。西部省份的公民，變成了真正的對國家發展作貢獻的公民！至於北京、上海因為是中國的櫥窗而從國家得到的財富，就更不是同樣作為國家投資股東的西部公民能夠享受的對象而不需要多說了。

四 中國人民的幸福與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豪

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都體會過所謂“國有企業”這種投資運作方式的第一個弱點，即管理人員對用錢生錢的責任心淡薄。老共產黨人是喜歡自豪的人，很多所謂“國有企業”的前領導人經常以自己的清廉而自豪，可他們不僅得不到老百姓的羨慕與尊敬，反而被老百姓所瞧不起！因為他們對錢要生錢的責任心不強，導致老百姓也跟著他們過著窮日子。老百姓瞧不起他們，不是瞧不起他們的清廉，而是瞧不起他們的清廉觀！可見，在錢能生錢和是投資就得分紅這兩個天經地義的概念中，錢能生錢更重要！中國的老百姓是溫和的，他們隻是表現出瞧不起罷了。蘇聯和東歐的人民就不同了，既然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有本事用錢生錢，那就讓社會主義見鬼去吧！可中國的共產黨人有本事，他們在鄧小平和 朱鎔基 的改革下，終於讓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贏利了！這真是中國人民的幸福。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豪是應該的！

可是，中國人民也有羨慕別人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投資還沒有讓自己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紅利！應該看到的不僅是所謂“國有企業”就應當向每個公民分紅，還應當看到，在所謂“國有”概念下，公民個人能夠投資的領域是受到擠壓的；更應當看到的是，在國有名義下可以形成的很多暴利，是以人民的名義實行的國家壟斷的方式形成的，同時，也是以全體國民作為國家壟斷中的付出方形成的。所以，所謂“國有企業”的利潤，隻有直接交還到全體公民手裏才能平抑民憤。可見，實行向國民的投資分紅的製度，也是中國穩定的一個基本需要。

五 公有製的模式下政府的兩項職能

社會主義在政治家們玩弄辭藻的情況下變成了官產主義。這個被玩弄的辭藻就是“國有企業”。政府是需要錢來支撐其進行行政運作的，這是個天經地義的概念；但是，全體公民的投資錢也是由政府管理，這樣的政府不僅是不務正業，而且是在推動社會的倒退。因為，政府管著投資的錢，並不是個天經地義的概念，而是由皇帝們創造並且實行了很多朝代的做法，自由資本主義打倒了這個觀念，為普通人的投資爭取到了公平投資的權利；可是，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在國有的名義下倒退並強化了政府管理投資的做法。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前，普通民眾是沒有什麽投資權利的；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後，普通民眾有了投資某些產業的權利；但是，隻要是實行社會主義，中國國家的主體投資仍然是所謂公有製經濟。在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正代表政府對中國土地上的最有力量的投資進行著管理。表麵上的問題是，在資本家被剝奪了企業管理權力之後，由誰來管理企業呢？國家！這是在打倒資本主義後自然形成的做法。由國家派人管理，具體地說，由共產黨派人管理。幾十年下來，人們就忘記了問一下，所謂“國家管理”企業是打倒壟斷資本主義後的投資管理形式嗎？所謂“國家管理”投資是好的管理模式嗎！中國這 60 年時間的時間證明，這種形式並不好！這 60 年來，所謂“國有企業”表現了兩個形態，在前期，其表現是用錢生不了幾個錢，或者幹脆不生錢，在 朱鎔基 改革之後，是用錢可以生錢了，但貪腐麵之大，古今中外少有！這兩個將公有企業作為所謂“國有企業”來管理的運作形態都說明了，權利與投資相結合的投資方式不是好的投資方式，國家所有並不是道地的公有製投資方式！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隻是盈利了，變大了，但並不是最先進。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變得很大，很多都成了世界第一的企業，可是，這顯然不是所謂“國有化”的優越性的證據。今天，中國這些世界第一的企業效率仍然不高。效率不高、管理落後的企業，怎麽當好世界第一呢？當前，中國政府要所謂“國有企業”作大作強，這並不能解決中國所謂“國有企業”的企業運作水準問題。問題在那裏呢？這正好說明了，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是不恰當的。政府是全體公民委托的管理國家和管理行政事務的機構，但是，政府不是全體公民委托去用錢生錢的投資管理機構。全體公民需要向社會來招聘用錢生錢的能手；這才是全體公民所有的公有製企業的運作方式！

這樣，公有製企業應當從對政府負責改變為對全體公民負責，政府不應當管理所謂“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免，而應當由企業進行招聘！

這樣，在公有製經濟形式為主體的國家，政府在管理國家與行政事務以外，還有兩個而不是一個作用。第一個作用是任何國家政府都會具有的作用，那就是將政府運作所需要的資金以外的收益以進行投資的方式為全體公民創造財富；但是，這種投資的具體公司不是政府所有，而是全體公民的公有製資產，其運作方式應當是以全體公民為股東的股份公司性質的運作方式。第二，強調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國家的政府，應當有一個部門以全體公民委托者的身份管理這些公有製公司的利潤，並進行向全體公民的直接分紅的具體工作。

最後，讓我們舉例來回顧一下本文的觀點：如果上述觀點不錯的話，政府和公民雙方要關心的，就不單單是，去年政府拉動經濟的幾萬億元投資，都投到那裏去了？政府和公民雙方還要關心的是，這些投資都產生了和將要產生多少利潤，以及這些利潤有多少會以紅利形式分給全體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