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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人口問題怪毛澤東和共產黨？
木愉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中國的人口問題都怪毛澤東和共產黨。毛澤東時代鼓勵生育，造成人口的急劇增長，毛澤東之後的共產黨一看人口太多，趕緊製定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從而造成今天的人口老化，失去了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
這種說法看起來言之鑿鑿，其實大謬不然。要證明其大謬不然，並不複雜。
先來看前麵一個命題，是毛澤東讓人口急劇增長。不錯，1949年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人口出現了很大的增長，從宏觀上看，這期間，人口從四億五千萬增長到接近十億；從微觀上看，這個時期的家庭多是三個子女到五個子女，平均四個子女。對宏觀上的統計，我們往往無法感知。但對微觀的現象，我們卻可以確鑿地感受。一戶家庭平均有四個子女這種現象是我們所可以感受的，是那個時期的家庭結構的常態。
那就不妨讓我們見微知著，從個體推全體，以局部把握大勢。讓我們繼續往前推，往前追溯49年之前的那幾代。不妨先考察自己的家族，看看父係，再看看母係；再考察配偶的家族，看她（他）父係母係，再去考察周圍朋友的家族。
如果你的結論是那幾代人大抵都是四個子女以上，那麽把1949年後到1978年間的人口急劇增長歸咎於毛澤東，就顯然不成立。不錯，毛澤東是說過“人多力量大” 、“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和“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之類的話。不過，這些話其實就是張揚人力而已。早在十八世紀的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就歌頌過人的偉大，把人置於萬物之上，讓人成為自然的中心，以此來貶低神性。貶損毛澤東的說法，是不是也應該去貶損一下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毛澤東的這些話跟那個時代的人口急劇增長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因果關係（毛澤東也說過人類要計劃生育的話，在此姑且不提）。
跟毛澤東的這些話相比，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播更深，影響更大。可是說，那個時代的中國雖然從形式上破除了四舊，但傳統的價值觀已經成為了集體無意識，成為了一種民族基因，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觀。“多子多福”、“養兒防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官媒上在高音喇叭裏是遭受拋棄和鞭笞的，但卻又深深地植根在人民大眾的心裏，通過生育頑強地表現出來。這種生育觀貫穿著中華民族的整個曆史，也貫穿了毛澤東時代。
當然，僅僅有這種價值觀，要保證人口的高速增長，還是不夠的。在曆史上，但凡是和平的風調雨順的時期，中華民族就會迎來人口增長高峰。毛澤東時代也大抵如此，即便六十年代初的短暫饑饉也沒有阻滯人口的高速增長。之外，保證毛澤東時代人口高速增長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就是醫療的進步和醫療製度的完善。公費醫療和赤腳醫生製度盡管頗多詬病，但其為人民帶來的福祉還是顯而易見的，這可以從這段期間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的大幅增長可以得到佐證。
中國這塊土地上倒底適宜多少人生存？要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的確不容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從可耕地和水資源這兩個基本的生存條件來考慮，到了毛澤東時代末期，這塊土地對人口的負荷已經勉為其難。比如河西走廊一帶，從來靠祁連山的冰雪融水灌溉和提供工業和生活用水。那一帶在曆史上本來人煙並不稠密，“風吹草低見牛羊”本來是這裏的常態，但1949年後，這裏不僅增加了好些新的城市，原有的城市規模也急劇膨脹，從而造成人口暴漲，這使得祁連山本來脆弱的生態環境急劇惡化。近40年來，祁連山冰雪融水迅速減少，局部地區的雪線正以年均2米一6．5米的速度升高。預計麵積在2平方千米左右的小型冰川在2050年前會基本消失。其它地區也不見得就好到哪裏去，北京、上海、天津、濟南等等大中型城市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生產和生活用水，不得不大量采集地下水。再以這張方式來維係城市生產和生活用水，不會很久，這些大城市就都會變成樓蘭古城。剛剛公布的濕地統計表明，全國濕地總麵積5360.26萬公頃。與十年前的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比較，濕地麵積減少了339.63萬公頃，減少率為8.82% 。中國濕地維持著約2.7萬億噸淡水，保存了全國96%的可利用淡水資源，是中國淡水安全的生態保障。如果濕地減少的趨勢得不到扭轉，則後果堪憂。
中國的國土有九千六百萬平方公裏，聽起來很可觀，但稍稍搬起指頭一算，這塊廣袤的土地有好多荒漠？真正適宜人類生存的國土並不富足，十八億畝耕地紅線就算不破，其所提供的糧食也無法總是跟人口增長的增長保持同步。
這就得限製人口增長。
從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還在繼續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在中華民族所麵臨的這種生存窘境下，不得不出籠的。有人說，工業化國家沒有所謂計劃生育政策，其人口卻出現了緩慢的增長甚而負增長，中國不實行這種苛酷的計劃生育政策，其人口怕也不會像想象的那樣高速增長。這個說法有兩點可以質疑。
第一，這些反對計劃生育的人希望的就不是計劃生育的結果，即限製人口增長。既然如此，如果允許自發生育，出現西方的人口負增長形勢，那豈不是這些人所不樂見的!?
第二，前麵說了，中華民族之所以繁衍勢頭一直雄健，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在西方一點不流行，跟中國大相徑庭。就是在現在，經過如此多年的開放，中國的摩天大樓數量已經為世界之冠，城市裏的生活方式已經堪比西方，但不變的還是傳統觀念。隻有在中國，才有“剩女”這種概念，才有租“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回家過年哄騙父母的方式。在中國的今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依然是主旋律，生兒育女依然是普通老百姓所堅持的人生使命。在西方，婚與否和生育與否，都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我所工作的這個部門裏，單身過日子的就占了40%，當事人沒有壓力，也沒有誰會見怪。
所以，在中國，不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是無法控製人口增長的。不錯，在實施這項政策的過程中，出現了好多野蠻的做法。但無可置疑的是，在中國這種彌漫性腐敗的國度，還隻有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較為徹底，連官員們也隻能不折不扣地遵守，不然就會被開除出官員隊伍。
不能因為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出現的醜惡而否定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成果，正如不能因為出現了誹謗造謠而否定言論自由的根本好處一樣。我們所追求的應該是一種最可能獲得的好，而不是一種最好的可能，最好的可能隻能是一種理想狀態。
即使不考慮除了水和可耕地之外的其它資源，在荒漠可以變為桑田之前，在海水可以低成本變為淡水之前，或者在畝產萬斤成為現實之前，中國在人口生育政策上還是審慎一些為好。以官方公布的數據為準，中國的糧食總自給率已經不再是95%，所堅持的目標也隻是80%的總自給率。以自給率95%計，以2012年底的統計為準，中國有十三億人五千萬人口，那就是說，有將近7千萬人口的口糧得通過進口解決。以80%的目標自給率計，則有二億七千萬人的口糧需要進口解決。二億七千萬人口如果是一個國家總人口的話，在世界排名榜上也可以超過印度尼西亞，排到第四位了。這樣的人口規模要靠進口來解決吃飯問題，是一件很具有挑戰性的難事。要是出現了世界範圍的歉收，後果難以推測。
中華民族在生育上早就不應該自發了，毛澤東時代沒有完全實現計劃生育，毛後時代做了，就是做了一件亡羊補牢的事。
所謂的獨生子女政策隻是針對公務員（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員工）。其實絕大多數人並沒有隻生一胎。
我去年回老家，有一鄰居雙方都是教師，按理是不可能生二胎的。花錢，證明第一胎健康有問題，很容易就辦下準生證；現在第二個孩子已3個月了。 花了2000元找人，不貴。在一二線大城市當然比較難。
所以，你所謂的4-2-1-0是偽命題，最多是對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類人而已（但在海外的往往接觸最多的就是這類人，所以給你這錯覺，其實不是這麽回事。）
中國人最能幹的就是技術含量不高規模又大的群眾性運動，如生孩子壘長城搞文革，所以，永遠不要擔心中國人口少，到時政府一號召多生，又是烏央烏央的人。三國後中國隻剩下幾百萬人，到西晉一太平，幾十年人口就回來了。
幾年前，我看了王蒙的自傳，知道了Allen and Adele Rickett這對夫婦，並在amazon上花了1刀買了兩人合寫的《Prisoners of Liberation》。書中記述了解放前夕北平冬天的饑餓狀況，其實這不是當時的內戰造成的，這是一種常態。老舍的小說，斯諾的訪記，以及其它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都有描述。在毛澤東解放中國以前，中國從來就沒有解決吃飯問題。
馮小剛的《1942》拍得太好了，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Allen and Adele Rickett還在書中主要描述他們作為美國間諜被俘和獄中生活， 其中他們對包括對當時韓戰的起因、建國初期的計劃供應政策、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看法。
一些網友反毛我還能理解，如果他的經曆和家庭背景象《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張怡和那樣。納悶的是，共產黨的最高層的那批人的思想境界還不如當初的一個以間諜罪判罪入獄的勞改釋放犯。
就算要控製人口的增加，一對夫妻生育兩個不就行了？為什麽要強製一個孩子？這種4-2-1-0的做法，豈不是慢性種族大屠殺？
剛才看了相聲《滿腹經綸》，我笑得......
指望隻琢磨權勢和陰謀的人治國，能治出什麽好來。
天朝幾千年曆史上即使刀耕火種，靠自然淘汰和戰亂改朝換代，人口也從沒成為大的問題。
毛暴君和共慘洋教才是真正的禍害，一開始是鼓勵殺（內戰內亂、殺國軍殺地富反等），然後是既鼓勵生也鼓勵殺。
全然沒有對生命敬畏之心，以全民運動的形式喊生喊殺近百年，才造成中國社會今天的惡劣局麵和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