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滿月紅幹了一段時間,才漸漸明白過來“到了滿月紅,貧農變富農”的適用範圍。
這句話肯定不能用來描述我。滿月紅的生意旺也好,淡也罷,我是按小時取酬的,每小時的報酬隻是四美金。小時工資當然是比以前高了一點,但這不足以引起質變,我的階級屬性依然如故。既然我的報酬不能隨著滿月紅的生意高漲而高漲,我當然不希望滿月紅的生意太好。情人節那天無以複加的繁忙讓我重溫起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工人生產的產品越多,工人所占有的越少;勞動的頻率越快,工人越不幸福。所以工人跟他的勞動產品和勞動過程是異化的。過去學的浮光掠影的理論在打工實踐中變得刻骨銘心起來。
我疑心這句順口溜是滿月紅的招待們體會出來的。他們的欣喜跟餐館的生意漲落成正比。每逢周末或者盛大節日,當餐館生意好得賓客盈門,我比貧下中農還辛苦的時候,我發現招待們卻特別的高興,興奮點也到了高峰。“兩個炸香蕉、兩個頭台、一個蒙古牛,一個麻-辣-羊-肉…”就喊得格外響亮,最後一道菜還帶一點拖聲,有些強調的意味,就像川劇裏的高腔。得意之情真是溢於言表。這種時候,他們走出走進的步子也是輕盈的,輕盈得就如同騰雲駕霧。他們在休息的間隙,會一邊吃著客人剩下來的高檔菜,一邊開誠布公地報著自己的小費斬獲,彼此進行攀比,在攀比中罵娘叫好。
生意清淡下來的時候,招待們有了時間聚在一起議論。議論的內容大多跟小費相關。有次,李黃浦跟崔雲霞說:“你那桌會很好的,那老頭總是給得很好。”另外一次,老馬對李黃浦說:“媽的,吃了九十塊,才給我十三塊。”小費其實就是招待們貧農變富農的來源。董太太問老馬:“老馬,九個人那桌,你能幹下來嗎?”那口吻不像是請求或者征詢,而是恩賜。老馬馬上就脆生生地答道:“沒有問題。”旁人一聽就明白,他是怕稍有猶豫,這桌就被別人搶了去。一次,老馬還衝出了門,追上走出不遠的兩個客人,責備他們給的小費不夠,要他們拿足。既然招待們對小費如此在乎,他們為了小費紛爭也就不希罕了。一次,李黃浦清脆地扇了老馬一嘴巴,怒不可遏地指控老馬道:“你他媽的,怎麽這麽不道德,上次把崔雲霞的小費拿走了,這次居然還動到了我頭上。”
招待的小費既然跟生意的好壞成正比,他們當然就跟老板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於是,招待跟我也就有了利益衝突。他們賺得越多,意味著我賺得越少,因為我單位時間內的勞動付出多了,所得的卻一樣。他們賺得多的時候,還給我添了不少的麻煩和累贅,平白增加了我不少工作量。在滿月紅,招待負責收拾桌子,負責把餐具拿進來,把殘湯剩菜刷到垃圾桶裏。如果生意一忙,他們往往就敷衍了事,草草把盤子刷刷,也不管裏麵是否還有殘湯剩菜,就胡亂摞成一堆,立刻就又跑到前麵餐廳去經營小費去了。我再萬般不願,卻像擊鼓傳花一樣把那些盤碟接了下來,為他們再收拾一次。
我跟招待不屬於一個利益共同體,但我卻很希望進入他們這個共同體。我覺得我的意誌和願望之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就像供求關係決定著商品的價格;就像資本家不由自主地渴望著追求利潤、渴望著剝削。馬克思說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照著這個理論發揮下去,每一個人都是利益的人格化。我當然不例外。一次,生意不是太忙的時候,董老板居然走到我的洗碗間,跟我聊他的往事,我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要求。
“要不是韓戰,我不會又回頭當了國軍。不過當了國軍,我也不後悔了。那些回到大陸的戰俘多慘。”他有些幸運地說。
“你到台灣後又做了什麽?”我有些好奇的問道。
“在軍隊裏幹了幾年,然後就上台大。畢業後跟著穀正綱到南韓建心戰基地。”
“是吧。在那裏都幹什麽?”我真的來了興趣。
“就是放氣球,把傳單放到大陸去。”他有些得意地說道。
“那些傳單是不是號召人民推翻共匪統治,配合國軍反攻大陸?”
“對啊,你怎麽知道的?”到他詫異起來。
“我一個從沿海來的同學告訴我的,他們那裏的人揀到過那種傳單。“
“是吧。”他看起來很有些成就感。
乘他沉浸在過去的成就感之中,我話鋒一轉,問他:“老板,如果這裏有招待的空缺,可以考慮我嗎?”他好像一下警覺過來,遲疑地答道:“員工招聘的事都是我太太管,我從來不過問的。你去問她好了。”說罷,他兩手一拍,幹脆丟下一句話:“不耽誤你幹事了。我得出去買東西去。”對著他走出洗碗間的背影,我悄悄罵了聲“叛徒“,明白我是不能靠他做招待的了。
轉眼,布魯明頓的春天就降臨了。布魯明頓的英文意思是花城。這時候,花城的妖嬈麵目就顯現出來了,四處是花,滿眼是綠,滿天都飄著花粉。金羽的花粉過敏症在這個時候發作得格外厲害,成天眼睛都是紅腫的,好像有數不盡的委屈,還不住地打噴嚏。我卻很喜歡這個時節。每天走著路去上班,在花團錦簇中穿行,又想著是去滿月紅上班,就止不住心曠神怡。就算不做招待,我還是喜歡滿月紅。隻要不是天天都是情人節,在滿月紅洗碗並不是死去活來。洗碗的時候,我照舊聽著古典音樂。稍閑下來,我可以跟比爾、白德文、貝蒂和琳達聊幾句閑天。吃晚飯的時候,可以走過去對桂花說一聲謝謝,然後開始享用她炒的佳肴。
有天,我一邊聽著貝九,一邊洗著碗。一個人在我後麵對我問道:“你喜歡這段?”我調過臉去,他把耳朵貼著收音機,很專注的樣子,似乎要把什麽細節聽下來。直到那段過去,他才歇下來。笑著對我做了自我介紹。他就是比爾,長得很健壯,臉膛紅紅的,嘴角老是往上提著,一副永遠都在笑的樣子,像個常年航海的豪邁水手。跟他一聊起來,才知道他其實是個跳舞的,跳的踢踏舞。往往在滿月紅幹了一段時間,他就要跟著一個野班子到外麵去巡回演出。一次,在四街藝術節上,看到一群人圍在那裏,也就湊了過去看熱鬧。原來是一個人在一個一米見方的木台子上跳踢踏舞,那人就是比爾。跳起踢踏舞來,他的腳居然比我洗碗時手的動作還要快捷。他對我得意地笑著,腳動得更快更急了,釘著鐵掌的皮鞋在木台上飛快地碰擊,發出緊密悅耳的響聲。
白德文見著我的時候,用中文說:“你好!”我以為他像一些老美,就知道用這一句表示親善。就答了他一聲:“還好。”不想接下來,他繼續用中文說他叫白德文,還補充說明了這個名字的意義:“德就是道德的德,文就是文化的文。”再聊下去,就讓我震驚了。他說他在東亞係讀的碩士,現在在政治係讀博士,研究中國當代政治。一問他的博士論文,他說是論溫州模式。他問我:“熟悉溫州模式嗎?”我答:“還真不是太了解。”我隻知道一些新聞層麵上的,比如溫州的鞋和成衣,溫州的私人借貸,溫州的房產大軍。但要從理論層麵上來總結溫州模式,卻是不知從何說起。看我不熟悉他的選題,他也不賣弄,就轉而談孔子,談老子,談三國演義和水滸,談三反五反、大躍進和三麵紅旗。有一天,他告訴我,有一年春天,他到北京去旅遊,正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的時候,一對年輕夫婦突然過來,女的不由分說就把懷裏的嬰兒塞到他的懷抱裏,男的舉著相機,示意要照相。他這才明白過來,人家是把他當成了稀奇的道具。我止不住哈哈笑了起來,大約笑聲過於張狂,把董老板吸引了過來。他馬著臉對我說:“不忙的時候,把油煙機洗一洗。”從此,不忙時,洗油煙機成了我必須要幹的一件事。
貝蒂在我到滿月紅幹活的第一天,嘲笑我把《第一滴血》當成藝術。我當時還覺得不解,以為斯塔龍好歹也算好萊塢的大腕,他出演的大片怎麽就算垃圾了呢。後來,也沒有去問她理由安在,隻是很謙虛地問他最近都看了什麽電影,可不可以推薦推薦。她就得意非凡地說校園裏有個好地方,專門上演純粹的藝術電影。接著告訴我,前一天,她剛到那裏去看了一個澳大利亞的影片,叫《蛙》。“Great!”她感歎道。我回來鸚鵡學舌地對金羽說了這個影片如何如何好,於是兩人就計劃好那個周末的娛樂活動就是看《蛙》了。結果,我們看了一半,實在憋不住,才看了一半,就出來了。整個電影從頭到尾講述著青蛙在澳大利亞的遭遇,說是科教片,又像藝術片。晦澀得難以忍受。出來,我自然被金羽責備了一通,說我人雲亦雲。還放下狠話說以後再也不能聽我推薦影片了。再見著貝蒂,她問:“好看吧!對不對?”看她滿懷期待的樣子,我隻好笑了一笑,答道:“是很好。”怕她還推薦,就托辭說忙得很,就回頭過去洗碗了。
我跟琳達說話的時候,從來取一種王顧左右的姿態。她總是穿黑色連衣裙,胸開得很低,白得耀眼隨時可能暴乳的胸脯直抓人的眼球。一來美國,金羽就告訴我,跟人說話,眼睛要對視,不然不禮貌。但跟琳達說話,如果對視,我眼光止不住就要往下滑,那自然不恭。於是,就隻有看著天花板、地板或者側麵跟她說話。聽白德文說,琳達的父親是國會議員,卻從來沒有從琳達那裏證實過。想旁敲側擊把她的身份弄清,卻從來沒有機會。一次,她端進一盤客人剩下的炒魚片來,問我要不要吃。我搖了搖頭,謝絕了。她又解釋道:“客人吃的時候,都很小心的,沒有弄髒呢。昨天晚上,我跟我父親去參加一個有選民參加的宴會。那些吃的沒有一樣比這個好。”這樣,我才最終知道了她的家世。
春假到來的時候,大學城一下就清淨了許多,街上的車流驟然就像冬天裏的黃河斷了流。學生有的回家,有的到南方諸如佛羅裏達海灘、加勒比群島和墨西哥灣這些地方去狂歡,剩下的就像孤魂野鬼一樣在一些角落裏遊蕩。春假前,金羽就對我說:“你來美國以後,就一頭紮到餐館裏,還沒有見識見識北美的大好河山呢。乘著春假,我們到外麵去玩一下吧。”我問:“到哪裏去玩?”她說:“以布魯名頓為圓心,北到芝加哥,南到路易維爾,東到哥倫布,西到聖路易斯,距離都差不多,都很值得一看。”我對她說:“這些算什麽大好河山?都是大城市,我興趣不大。要玩,我們就到大峽穀、黃石公園這些地方;要看希罕,就到佛羅裏達的迪斯尼樂園或者拉斯維加斯大賭城。”其實,我心裏打的是另外的算盤。一去玩,就要花錢,我作為這個家庭的消費者,倒是已經消費了不少;作為這個家庭的生產者,卻還沒有賺來幾文。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沒有玩的心思和底氣。金羽好像看破了我的心思,說:“不著邊際嘛。我看你是舍不得放棄這幾天的工吧。”我傻笑著,說道:“還不是為我們這個小家著想。我們得量入為出吧。錢還沒有賺到幾個呢。還是等到了夏天,我們再出去好好玩玩吧。”
人一窮了,就不得不錙珠必較。馬克思說,資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要鋌而走險。殊不知,像我這樣的窮人,為了少花費,也是可以鋌而走險的。金羽說她的頭發長了,要到理發店裏去剪短,我一聽,就忙著對她說:“何必,你麵前就是理發師,你就把這錢讓他賺了吧。”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我,問:“你真能幹?”我說:“這還不簡單,未必你還需要什麽青春款式?”她說:“款式倒是不需要,隻是把頭發稍稍剪短一點。”我就信心十足地說:“那有什麽技術含量!太簡單了。不就是整齊對稱嗎?來吧,馬上就來。”我做得很職業的樣子,用她的紗巾沿著她的頸圍了一圈,又用我的的確良襯衣把她的上半身包得嚴嚴實實。最後拿了一個夾子在她的後頸那裏把襯衣夾緊。我拿著剪刀就開剪起來,她的頭發很好,油黑油黑的,茁壯得像飽受雨露滋潤的韭菜。一剪刀下去,沙沙的聲音就均勻地傳來,頭發就應聲而斷,原來理發是如此賞心悅目的一件事。金羽好像也很享受,一邊安安靜靜地接受我的操作,一邊拿著遙控,在電視上尋找著中意的節目。先是聽到德克薩斯一個人衝進郵局槍殺了五個人,然後又是加州舊金山周圍發生了一個四級的小地震。金羽感歎:“世界上怎麽總有這樣瘋狂的人呢?!”我也感歎:“看來還是我們這裏安全,沒有地震,也沒有槍殺。”這時,CNN的時裝秀節目開始了,那是金羽最喜歡的節目,聽她說道:“今年夏天流行紅色?”我就扭頭過去看,手下的剪刀卻還在運動。突然聽到她大吼一聲:“你剪到哪裏去了。”我急忙扭回頭來,那一剪刀居然沿著三十度角飆到了她的耳際。金羽趕快湊到鏡子那裏,一看,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趕快賠不是。她哭道:“賠不是,頂屁用啊。我現在成了陰陽頭,出不…了…門了。”我不知所措地搓著手,央求道:“我來為你修補一下,應該不要緊,無非是頭發短一點。反正夏天馬上就來了。正好。”她氣憤地說:“得了,還修補!?再修補就成光頭了。”我雙手搓著,不知如何是好。她又一邊抹著眼淚,一邊埋怨道:“我說我要到理發店去,你偏要說你來理。不就是為了節約兩個臭錢嗎?“我辯解道:“我也不是故意的。要不是你一叫好,我也不會扭頭去看電視的。”她來了氣:“嗨,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明明自己錯了還怪人呢。”再一仔細看她的頭,情節果然很嚴重,她看起來像是飽受了一場虐待。一想更後怕,要不是她及時喝住,那一剪刀可能不是到耳際,而是到頭頂。
正焦急著,我突然眼前一亮,想起徐九虎跟我提過,他老婆以前在美發廳幹過。我趕快撥通了徐九虎的電話,對他說:“喂,老兄,趕快把你老婆喊來救救急。”他急問:“什麽事?”我說:“我把我老婆的頭理壞了,讓你老婆來幫忙修補修補吧。”徐九虎在那邊嘲笑道:“我說,老弟,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你也太膽大點了嘛。”我趕快對他說:“得了,求你們快來吧。不然要出人命了。”
金羽這次真的生了氣。對徐九虎夫婦千恩萬謝,送走了他們之後,我對金羽說:“你別說,因禍得福呢。你現在這個頭式非常非常精神。我很喜歡。女為悅己者容嘛。隻要你老公喜歡了,其他人喜歡不喜歡都不重要了。你說是不是這個理?!”金羽一臉肅然,說道:“別油嘴滑舌了。你以為你好偉大,我就為你活著?!”我臨出門到滿月紅的時候,向她告別:“走了啊,老婆。”她嘟囔著應了一聲:“走你的!”
那天上班,老是想著理發這件事,我真的很愧疚,如果不是我截下她,不讓她到理發店去,就沒有這樁事故。再想得深一點,做丈夫的,不僅養不了老婆,反而還靠老婆。心裏就像被針紮了一樣。吃飯的時候,正好遇到鄭圓圓,她關切地問:“嘿,怎麽了,臉色很陰呢。是不是被老婆欺負了。”我勉強提了提嘴角,答道:“她哪裏敢欺負我,是我欺負她呢。”便把理發的事給她一五一十講了。她安慰道:“我以為什麽了不起的大事呢。等會兒回去,她的氣就消了。對了,今天發工資呢。你把工資交到她手裏,再賠賠不是。”快要打烊的時候,桂花過來對我說:“我們鹵了雞翅膀,你帶一盒回去吧。”
進了家門,見金羽正在桌子上寫著什麽,我湊過去看,她急忙雙手蓋住了。我打趣道:“給老情人寫信訴苦?”她說:“對了,就是,怎樣了。“我說:“好,好,不打攪你。我吃鹵雞翅膀了,剛出鍋的呢。”說罷,就把那盒雞翅膀打開,手捉了一隻吃起來。一時,房間裏就香氣四溢。我問:“想不想吃啊,夫人。”她說:“你認錯了,我就吃。”我就說:“好好,我錯了,快來吃吧。”她就笑了,過來就要搶。我又把裝錢的信封拿出來,交到她手裏,得意地說:“這是我這兩個星期的工資,一共一百九十二美元呢。”她終於朗聲笑起來。牆壁上投射出她啃雞翅膀的影子,忙碌而快活。短發的她,在光線的照射下,嫵媚中多了幾分活潑。
滿月紅另一個洗碗工轉到紐約讀書,辭職了。董太太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增加工時,做個全職工,不管幹多幹少,每月付我780美金。我一聽就激動了,想一口就應承下來。但轉念想了想,還是回去跟金羽商量一下,再作計議。就對董太太說:“謝謝你,不過讓我好好想一想。”她說:“也好,不過最遲明天你必須回答我,不然,我就叫李黃浦去推薦另外的人啦。”晚上下了班,我就急匆匆趕回家,看到金羽,第一句話就是:“猜猜,什麽好事來了。”她揚起頭看著我,問:“路上揀到錢了?”我答:“也差不多了。嘿嘿。”她等了半天,沒有聽到我開口。就問:“得了,別賣關子了。說出來吧,別憋著。”我笑道:“董太太問我願不願意幹全職工,一個月可以賺將近800美元呢。”我不由自主地就自己為自己漲了20美元,為的是加強說服力。她說:“難道你就想暗無天日地洗碗下去?我看你是利令智昏呢,何況那算什麽利啊。我看你還是盡快把英語搞好,爭取早點轉到數學係去。那才是正經事呢。到了美國總不能在餐館裏呆下去吧。”她像訓孫子一樣訓了我一通,我聽了卻覺得是醍醐灌頂。第二天,我以讀書太忙為由就回絕了董太太。
回絕了這個工作機會,心裏有一點惋惜,多的卻是得意。覺得自己在美國其實還是可以活下去的,工作機會多的是,再不濟,總可以在中餐館安身立命。現在想起來很可笑,其實有多少工作機會在向我招手呢?拿起報紙上的招工廣告一看,一個一個分析下去,沒有一個,我是可以滿足條件的。會英文打字,會開車,有很好的英文交流能力。這些最基本的要求,我一看就發怵。“再不濟,總可以在中餐館安身立命”,應該是“最多就是在中餐館混。”不過,我那時候的心境真的有幾分自得。一個同學寫信來,說他計劃移民到波利維亞,問我在國外工作的機會多不多。我給他回了信,說這邊的勞動力就是商品,可以自由流動的,我到美國沒有半年,就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了。我居然把到中餐館洗碗當成一份正經工作來向國內的同胞顯擺,以後一回憶及此,就要羞愧得罵自己“蠢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