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嘉誠重回亞洲財富榜首，不過，縱使如此，他對於大陸高層來說，一度成為問題人物，似乎近兩年又點“失寵”。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一朝天子一朝商友，不是所有人都跟你熟。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去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雲湧，後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淪落為長著獠牙的怪物。 就官方感受而言，在中國經濟緊張時刻，李嘉誠不顧中央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拋中國於不顧，不停拋售，嚴重影響大陸信心，造成悲觀情緒蔓延，可謂已失道義。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他的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和勾兌，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唯我是利。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隻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係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製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鬥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類豪族。甚至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向氏勢力，隻要他們在政治方麵不成為反對勢力，亦成為被容忍的對象，可以繼續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稱王稱霸。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麵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係，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麵，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係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係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於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後。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鄧公接見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000088,股吧)，大陸方麵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專欄會舊址項目，鄭興建“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製造業和貿易起家，後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製造業、航運業與旅遊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製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雲集。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麵，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麽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麽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後的10年來，香港製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4%，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製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製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製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製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製，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隻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中英談判到回歸前的十餘年，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钜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麵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製，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逐步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製，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隻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權力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在全國範圍內，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存量怎麽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國企逐步退出，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整肅的對象，李嘉誠人中之精，已經看到這種苗頭，故想腳底開溜，也算識相。
再被招安，香港富豪未來必須做的兩件事
不意香港因為政改，近期略有動蕩，對於香港豪族招安，重新成為穩定時局的利器，由此，香港豪族，重新獲得了利用價值。被整肅的機會大大減少。
雖然再度被招安，渡過了暗流洶湧的時刻，但是，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其生存模式，亦應有兩大變化。
其一是，必須兼顧賺錢和民生。
毋庸諱言，八九十年代之後，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獲得了財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未來，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擔負起社會責任，扶持窮人的責任。在大陸，實體經濟凋敝，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未來，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賺點苦錢，為全國經濟複興貢獻力量，而不是沒大錢就撤。
李嘉誠曾言，他的習慣，是“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不僅如此，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最大的銅板”。
其二是，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
經營企業，為商人本職，但是，在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這種經營社會，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係，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做出貢獻。如教育，社會保障，扶貧，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雖然捐款自由，但是，對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奧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其實並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無它，舍得付出。國內遍布的逸夫樓，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是，這不能成為將“寧與友邦，不與家鄉”的借口。未來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