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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與中國時局

(2012-05-07 20:05:02) 下一個

在十八大前,中國政局出現六四以來最大的波動,王薄事件猶未了結,周永康前途未卜,陳光誠的逃亡再次引起世界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此外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的挑釁,北朝鮮一意孤行的窮黷試武,內外之憂都使得中國領導人的換屆變得懸念迭起。

黃仁宇的一本《萬曆十五年》以小說化的寫法闡述明朝的政治得失,通過此書可看出今天的中國仍隱藏著封建王朝的鬼魅陰影。

黃仁宇書中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六人,盡管身份不同,但均以悲劇收場,"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明朝體製衰敗的症結又是什麽,黃仁宇指出是儒家以德治國的思想:“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至其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

儒家的以德治國,便是人治,人治的弊端不言而喻。即便是當時的法律,其基礎也是儒家思想。

薄熙來在重慶的打黑,陳光誠出獄後遭到軟禁,都說明現在的中國遠不是一個法治國家。雖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但黨紀和意識形態仍高於國法,中紀委和政法委仍淩駕於司法機關之上(甚至連本身是司法機關的重慶公安局都可以罔顧法律而亂捕亂抓)。這與明朝又何其相象,明朝的廠衛製度允許他們越過司法部門而直接抓人審訊,西廠的劉瑾,東廠的魏忠賢都權傾一時,令人談虎色變。

薄熙來憑借唱紅,共同富裕的口號,想以道德上的優勢而獲社會大眾的支持,以實現其仕途上的野心,但這些標語隻會加重以德代法,其結局隻會類似於重慶掃黑,置法律於不顧而任意妄為,文革的悲劇便是前車之鑒。

現今的中國依然主要以意識形態(道德)治國,糟糕的是在意識形態裏還包含兩種相反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思想,它們都被視為正統。且不說馬列主義是否還有市場,單以意識形態治國而論,並存兩種互相抵觸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個深深的隱患,就如薄熙來利用毛左的思想大肆宣揚,而中共是無法在意識形態上去批判否定他,最多如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暗示薄熙來在重慶大搞的“唱紅打黑”模式,是走文革的回頭路。


黃仁宇曾提出“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製度性的聯係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先看在封建社會,維係上下文官集團合作的紐帶是當時的意識形態 - 儒家學說。

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論促使西方現代政府的權力被製約,被分散。而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孟子),靠禮教便可使善發揚光大,隻要人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自然是太平盛世。

可惜人都不是堯舜,人性的惡一直蠢蠢欲動,儒家學說造成了中國文人階層的兩麵性,外披仁義道德,修身齊家平天下的理想,內懷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功利思想,永遠在讀書,做官和買田置地之間循環,貪汙更是成了曆代曆朝之殤。

《萬曆十五年》中的申時行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對此概括為陰陽兩麵,一麵是儒家的道德,一麵是人的私欲,隻有陰陽平衡才能維持管理階層的有效性。他平生的目標就是緩和文官集團的陰陽兩麵,緩和君臣的上下衝突,以維係儒家體製的穩定。

儒家學說畢竟還有陽的一麵,而如今中國傳統的儒家說學早已被砸得七零八落,道德的真空使金錢的誘惑無所不在。

如此的陰陽不平衡,中國政府能像黃仁宇說得那樣去管理嗎? 如不能,又如何凝結中國的官僚階層去維持政府的運作?如前所述,中國的人治遠大於法治,靠法治現在還不行。馬列主義又隻剩下可憐的空招牌,傳統的儒家道德也是一鱗半爪。那麽就隻能依靠個人的私欲,可私欲一旦沒有製約,貪汙便橫行無阻,利益集團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生長。

如若薄被坐實謀殺,謀反,貪汙等罪,則難免令人詫異,一個封疆大吏竟有如此大的能量,翻雲覆雨而驕橫一方。

明朝統治階級的中流砥柱是文官集團,萬曆雖貴為皇帝,依然要受製於文官集團,他無法憑自己的意願立太子,導致他心灰意冷消極罷工,拒絕上朝三十餘年,成為曆史一奇觀。因為文官集團是儒教思想的支持者和實現者,而君權的合法性離不開儒家的父子君臣的綱常倫理。隻要萬曆還想做皇帝,就必須受製於儒家道德規範的代表文官集團,而不能任意任為。

在現今的中國,類似古時的文官集團便是官僚階層,在明時文官集團還受製約於宦官集團,如今的中國卻一黨獨大,官僚階層俾睨天下無人能敵,薄熙來等人自然便可肆無忌憚地大行其道。

遠在1957年,曾是南斯拉夫的副總統,鐵托的繼承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獄中完成的一書《新階級:共產製度的分析》,批評共產黨(主要指蘇聯)在掌權後沒有兌現消滅階級的諾言,反而使自己成為了高踞於社會之上的一個新階級。

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的過程中,雖然轉讓了部分國有權,但手握大權的官僚階層借機中飽私囊,特別在六四以後真正形成了新階級(或謂特殊利益集團),很大程度上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和資源。

《南方周末》曾發表馮軍旗的文章“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引起廣泛關注。作者在中部某縣掛職兩年,他把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列為“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為“小家族”。 根據他的統計,在中縣之內,竟然有21個政治“大家族”,140個政治“小家族”,共161個“政治家族”。他們占據了中縣各部門的重要職位。

政治家族的弊端流害無窮,甚至是開曆史的倒車。中國自唐以後,科舉製度成了中國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它很大程度上杜絕了門閥世襲的傳統,也就是今人所謂的官二代,太子黨。比如《萬曆十五年》裏的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都是進士出身,申時行更是榮登狀元。

為何家族裏這麽多的人熱衷做官,無非是私欲兩字作祟。從薄熙來家人的經商看,以及網上流傳的中共高官的家族看,他們正形成了勢力龐大的中國的新階級。

可以看出,在現今的中國如實行的改革觸動了龐大的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就會像《萬曆十五年》的張居正的改革一旦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海瑞極端的儒家主義完全排斥個人的私欲而得罪文官集團,戚繼光的“戚家軍”打破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則一樣,都不會得到好的下場。

 萬曆十五年的中國四海升平,但它的體製卻走到了盡頭。“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製,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製……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兼而名裂。”

如今中國的GDP僅次美國,但中國的現有體製走到了盡頭嗎? 或許中國將來的變革就源於一個小小的重慶公安局長的倉皇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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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花甲老翁 回複 悄悄話 所謂人治,說穿了就是共產黨人要做皇帝,所以才有維穩費開支,
高過軍費的荒謬情形,既得利益者不會走下他的皇帝寶座,
官迫民反的情形越來越多,才會帶來政治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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