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之前：毛澤東的態度忽左忽右撲朔迷離

第一個發表自己的觀點與“四人文章”商榷的陳遼卻在“反右”中大禍臨頭了。本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觀點正確的文章，而且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幾個月後，“反右”高潮陡卷，陳其通、陳亞丁在《人民日報》發表新的文章，陳遼馬上受到了追查。

　　毛澤東和陳其通等人的文章風波

　　1957年1月初，陳其通等4人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和批評，由此導致對“雙百方針”的一段爭論，雙方代表人物都遭遇不幸。這場風波一方麵反映了領袖思想的搖擺，也是反右運動的一場預演。

　　“四人文章”引起毛澤東關注

　　1956年最後兩個月中，《人民日報》上關於“百家爭鳴”的討論文章明顯減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在7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少將和三位同事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這篇文章經總編輯鄧拓簽發刊登，文章的基調是，自“雙百方針”提出將近一年來，文藝創作的情況有些糟糕，潛台詞是，“雙百方針”有問題。

　　四人的文章在開頭抽象地肯定了“黨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給文藝“帶來了新的繁榮和無限的創造性”，隨後筆鋒一轉，以較多的文字論述說，提倡“雙百”方針前後，“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少有人提倡了”，“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麵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麵鏡子中光彩暗淡了”、“自從提出‘百花齊放’以後，有許多人隻熱衷於翻老箱底，熱衷於走捷徑去改編舊的……”

　　四人的文章共兩千餘字，對“雙百”方針充滿了疑慮，而且很少見地從正麵對“雙百方針”提出異議，認為它帶來了負麵結果。

　　對這篇文章，毛澤東當天就細讀了，立刻引起了注意，將它批給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吩咐道：“請將此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及月中到會各位同誌。” 這裏的“月中到會”，是指中央定於１月１８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的連續批評

　　不僅如此，毛澤東於1月14日在中南海約見《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臧克家，在與兩位詩人討論詩歌的時候，毛澤東談到了“四人文章”，並說，聽說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大家不寫革命題材了。對作家要安排，要管與不管相結合，要寫重大題材。

　　1月18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北京開幕，與會者都領到了“四人文章”，毛澤東當天作長篇講話，又專門說到陳其通等四人的觀點。在講話中，毛澤東對這篇文章表示不滿，他說：“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誌認為，隻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四人的文章也有可取之處。三天以後的1日21日，毛澤東在同一個會議上講話說：“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是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毛澤東提出了“香花”和“毒草”這樣一個互為對仗的詞匯，賦予它們強烈的政治涵義，對“香花”有強烈的支持傾向。這似乎表明毛澤東的考慮有所改變，於是讓參加了會議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左右為難了，他判不準領袖對“四人文章”是真的不滿意還是另有所指。

　　實際上，像鄧拓那樣判斷不清領袖意圖的不在少數，參加會議的各省市區書記們回到地方以後，大都沒有把領袖對“四人文章”的批評傳達下去。

　　各省區的情況匯集攏來，使毛澤東認為，對“雙百”方針持懷疑態度的大有人在，而且有不少是在黨內，甚至是黨的高級幹部。此後，他多次講，在地師級以上的幹部中，讚成“雙百”方針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錯。毛澤東為1957年3月12日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寫講話提綱的時候，還特意寫下這樣一句話：“各省傳錯了對四人文章的批評問題。”可以判斷，這時毛澤東明確地認為，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錯在“教條主義”。

　　由於省市區書記們紛紛認為毛澤東肯定了“四人文章”，文章作者之一馬寒冰很活躍，在1957年2月號的《文藝學習》上發表題為《一部不真實的作品》的文章，批評1956年9月《人民文學》雜誌上刊登的王蒙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22歲的王蒙批評的官僚主義現象在邊遠地區也許會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這種現象。

　　不久前受到毛澤東讚揚，批評了俞平伯“紅學”觀點的兩個“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持馬寒冰的同樣觀點，在2月9日的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評“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新發表的馬寒冰、李希凡兩篇文章，毛澤東及時讀到了。

　　1957年2月16日中午時分,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召集中央報刊、中國作協、科學院、共青團領導人座談文藝思想。

　　毛澤東講話一開場就說起了馬寒冰和李希凡對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批評。毛澤東認為，馬寒冰的文章是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

　　毛澤東隨後大段闡述了要堅持“雙百方針”的觀點。

　　這天，毛澤東是在很小範圍裏講話，沒有安排迅速傳達，馬寒冰毫不知情，而且意猶未盡，又寫出一篇批評王蒙的文章《香花還是毒草》寄到《人民日報》。報社文藝部準備發表，已排出清樣，結果送審時被先閱者送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一看，又是馬寒冰寫的，這就促使他進一步發表批評意見，要在黨內幹部中討論“雙百”方針該不該貫徹和如何貫徹的問題。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作了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的長篇講話。這次講話的內容和後來正式發表時有明顯不同。毛澤東在講話中不滿地提到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他問道：“《人民日報》何時答複四個人？似乎毫無準備，也不請示。”從“也不請示”這一句話來看，負麵情緒已在其中，而且意在督促“答複”。

　　毛澤東在講話中再一次點名批評了馬寒冰。他說：“有一位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笑聲）寫了一篇叫做《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也發生事情了，有讚成的，有反對的。後來研究者也是一位共產黨員，是共產黨和共產黨打架。講得他一點好處也沒有，其中有馬寒冰的批評。”“說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義”。

　　但是，毛澤東長篇講話後來正式發表時，關於王蒙的一段話被刪去了。那時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陳遼等對“意見”的意見

　　毛澤東幾次在會議上談到，《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人文章”卻沒有呼應或辯駁文章，沒有指出“四人文章”的“教條主義”問題。鄧拓和文藝部主任袁水拍聞訊深感被動，立即著手改進。

　　這時，《人民日報》文藝部收到一篇投稿《對陳其通等同誌的‘意見’的意見》，非常切題。這篇署名“陳遼”的文章3月1日刊登於《人民日報》第7版，正是原先刊登陳其通等人文章的位置。

　　陳遼是一位25歲的大尉軍官，時任解放軍第60軍第22速成中學政治教員。他讀到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後，有不同看法，用三四天時間寫出商榷文章，投寄人民日報編輯部，兩個月後登了出來。

　　陳遼指出，“四人文章”中“有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對目前的文藝工作是有好處的”，隨即筆鋒一轉說，“四人文章”有毛病，“在於他們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的文藝工作中的個別的、不是根本性的缺點，當作全麵的、根本性的缺點，於是也就認為目前的文藝工作簡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憂慮的了”。

　　陳遼認為：“我們目前文藝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陳遼的文章打響了批評“四人文章”的“第一槍”。

　　接著，編輯部約請茅盾寫來批評文章《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對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茅盾說：

　　他們的文章是缺乏說服力的，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其結果不但不能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有效的鬥爭，而且給讀者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來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給廣大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鼓舞活躍的知識分子一瓢冷水。

　　陳其通等四位同誌反對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我極端擁護他們這一個主張，而且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在文藝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但我們進行這一思想鬥爭時，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條主義的老調，要同時大力反對教條主義；簡單地采取禁止“放”和“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

　　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肅清，是長期的、複雜而細致的工作，我們的批評態度應當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和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我們的工作方法應當是讓大家來“放”，來“鳴”，開展自由討論，從討論中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

　　顯然，茅盾抓到了點子上，點出“四人文章”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接著，《人民日報》又於 4月4日集中發表了批評“四人文章”的一組讀者來信。4月11日則發表了周揚的批評，指出“四人文章”是“用教條主義的眼光，帶著宗派的情緒去觀察事物 ”。這樣一來，關於“四人文章”的正反兩麵文章就都有了。

　　由陳其通四人文章引起的風波，給鄧拓帶來極大的困惑，因為他最初認為毛澤東會讚同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會議後，鄧拓回到報社馬上組織與陳文爭辯的文章，他在一個小範圍會議上提到領袖的批評，曾責怪自己說：“我真奇怪我的耳朵是不是聽反了？”亦即領袖的態度多變，使他措手不及。

　　風潮起伏造成的迷離與不幸

　　在1957年初的幾個月裏，毛澤東多次把“四人文章”當作“教條主義”來批評，同時把鍾惦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拿出來批評。然而他在催促《人民日報》批評“四人文章”的同時，並不催促批評鍾惦。這表明，毛澤東主要還是從排除障礙、動員鳴放的角度來觀察形勢的。毛澤東清楚，對於“右”的觀點，從來不會缺少批評，不必他來催促。

　　非但如此，毛澤東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到了陳遼的文章，問起作者的情況。

　　然而，“四人文章”作者之一、詩人馬寒冰因為被毛澤東連續點名批評，心理承受不住了，於1957年6月28日服用安眠藥自殺，年僅41歲。

　　就在當月，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反右”飆風驟起，風向轉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在6月以後不再受到批評。毛澤東本人，早在5月中旬就撰寫黨內指示《事情正在起變化》，為“教條主義”鬆綁了，毛澤東寫道：“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麵性。……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

　　到6月間，毛澤東修改《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對“教條主義”的性質作了新解釋，他說：“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1957年夏天，“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失去了一位戰友的陳其通、陳亞丁在1957年8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克服教條主義，投入反右派鬥爭》的文章，檢討自己是“沾染了較多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要克服“教條主義”，執行“雙百”方針，投入反對“右派”的鬥爭。這一來，陳其通就算“安全落地”了。

　　第一個發表自己的觀點與“四人文章”商榷的陳遼卻在“反右”中大禍臨頭了。本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觀點正確的文章，而且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幾個月後，“反右”高潮陡卷，陳其通、陳亞丁在《人民日報》發表新的文章，陳遼馬上受到了追查。所幸陳遼出身好，參加革命早，最後受到黨內察看處分，劃為“中右”，控製使用，馬上轉業地方。這給陳遼此後20年的命運帶來了巨大不幸，直到“文革”後才有根本轉機。

　　“反右”進入高潮之後，毛澤東對“四人文章”的態度繼續轉變，沉默了一段時間後，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時特意談到“四人文章”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雖然是錯誤的，但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點可取。”

　　由陳其通等四人文章引起的風波，一時間撲朔迷離，在理論上造成了混亂，還造成了兩位參與爭論者的巨大不幸，是慘痛的曆史教訓。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毛澤東對批判“教條主義”降溫，為“寧左勿右”的思潮打開了方便之門，摻雜了種種左傾思想的反對“修正主義”的做法從此貫穿毛澤東的所思所行，直到他生命的終點。同時，由於他對“四人文章”的看法發生搖擺和變化，不同場合言辭所及，給兩個互不相識的普通軍官帶來了命運悲劇和人生坎坷，恐怕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