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在車公莊附近的一座普通居民樓裏,采訪了曾為毛澤東作過保健醫生的王鶴濱。王鶴濱也算是解放後毛的第一任私人醫生,他所經曆的都是50年代早期的事情。那段時間,毛澤東的幾個孩子都在他身邊,應該過著還算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王鶴濱對那段生活的回憶,有很多這方麵的細節;比起後來很多人經曆的那種腥風細雨,他的回憶倒顯得明朗。那時的毛,為毛岸青的發病而苦惱,也顯得更溫情一些。
可惜,這篇文章因為“涉及國家重要領導人物”,按規定必須送審。快兩個月過去了,如今仍石沉大海,也不知壓在何方神聖的桌子底下了。最近看到毛岸青去世的新聞,想起了去年采訪的一些舊聞。
又及:王鶴濱的記憶力非常好,記得采訪中還談到後來“大名鼎鼎”的李誌綏,他曾經的同事。可惜有點欲言又止的感覺。
(以下為王鶴濱談的有關毛岸青的內容)
我第一次見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門診部組織醫生和護士到楊家嶺,為剛從盛世才監獄裏放出來的同誌檢查身體。走到村口時,我遠遠地看到樹蔭底下坐著兩個年輕人。他們都穿著緊身的西服、戴著頂黑色的禮帽,這身裝束在當時顯得極為特殊。我好奇地問護士,這兩人是誰。護士說,是毛主席的兩個兒子,膚色白一些、方臉盤的是毛岸英,黑一點的、鴨蛋臉的是毛岸青。他們不久前剛從蘇聯回來。
1946年秋,由於胡宗南占領了延安,中央機關轉移到山西臨縣。1947年2月,過春節,大家組織開聯歡會。毛岸英和孫維世搭檔跳舞,孫維世嘴有些大,但長得很漂亮。岸英會表演俄羅斯傳統的男青年,蹲下、跳起來、伸出腿,在廣場的空地上,孫維世比較活潑奔放,毛岸英相比較有些羞澀。晚上,在廣場上借著星光,把手一舉,跳起踢踏舞,那是我們第一次看俄羅斯舞蹈,都很羨慕這對年輕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興。
毛岸青到了北京後,我與他接觸也多了起來。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數多,岸青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人民日報》第一版的好多大塊文章都是他翻譯的,帶他的老師是延安時期的一位俄語專家。但那位專家發現岸青的情緒不太好。後來可能因為專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劃掉獨自領了稿費,岸青的情緒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專家後來被留黨察看,掃大街。
毛岸青隻比哥哥小1歲。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結束後,剛要離開,主席把一個大信封遞給我,語氣低沉地說:“王醫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來是岸青寫給父親的信,信中詳細地敘述他的思想活動,描述著他腦子裏有一個“小家夥”,他時而與這個“小家夥”作各種鬥爭,時而又與“小家夥”和好,談談笑笑。看那封信紙已被揉搓的樣子,說明主席反反複複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來。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海的時候,他總是想往湖裏跳。我跟他談,他說:“我腦袋裏有個小家夥,我一走到湖邊,他就跟我說:‘下去,下去!’他總叫我,我嫌他煩,讓我跳我就跳吧!” 以後他一出門,就有兩個身高馬大的衛士跟著他。我向主席匯報,他說:“那怎麽辦?”岸青的病情後來又有些惡化,他見了我也不理睬,完全像看陌生人一樣,我知道,他是完全被“小家夥”控製了。
過了一段時間,主席問我:“岸青的病怎麽樣了?”我如實匯報,並建議將他送到醫院治療。聽了我的話,主席沉吟了半天後說:“王醫生,我本來不想為了自己的兒子,麻煩蘇聯政府……我再考慮一下吧!”後來,主席還是決定把岸青送到蘇聯治療。
1954年11月,經主席同意,我來到蘇聯莫斯科留學。當時毛岸青住在克林姆林宮醫院,我請使館一體位同誌帶我去醫院看他。岸青住在一個大單間裏,這裏條件不錯,沒有精神病院通常有的欄杆和鐵窗之類的,我到了後,蘇聯醫生用俄語大聲喊:“郭良(岸青在蘇聯時用的名字),你的中國朋友來看你來了!”
我進了屋,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鉛筆畫一朵花。我說:“岸青,我來看你,你認識我嗎?”
“認識,你是王醫生。”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說。我問岸青最近怎麽樣,他告訴我,那個“小家夥”還在他腦子裏搗亂,躲也躲不開,甩也甩不掉,沒有他又覺得很寂寞。岸青的狀態比在國內時好多很,已無狂躁的表現,但尚未達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我希望岸青能給主席寫封信,然後我連同那幅畫,一起寄給主席。岸青很快畫完了那些小花,但沒有寫信,看來還沒有恢複到那種程度。回到大使館後,我把見麵的情況、岸青的病情寫了封信給主席,信裏裝上岸青的畫,請使館轉交,後來收到了江青的回信,表示感謝。
我從蘇聯留學回來,1958年6月,蘇聯一個醫生和護士專門護送毛岸青回國,保健局長史書翰要我陪蘇聯專家,後來我們與蘇聯專家一起將岸青送到大連療養。我後來聽說他和邵華結了婚。他比我大1歲,後來的很多場合我又見過岸青,但他不怎麽說話。
我記得王鶴濱還提過,毛岸青不犯病的時候,完全像個正常人,所以看管他的小護士有的跟他發生了戀情,不相信他有病。出於某些考慮,在把成正文時還是不得不舍棄了諸如此類的一些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