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哪裏餓死人最多？（100%轉貼！！！）

苦日子年代，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從絕對數量上說，第一是四川，第二是安徽，第三是湖南，第四是山東，第五是河南，第六是湖北。。。。。。

許多人認為當年河南放衛星最猛，信陽事件最慘，影響最大，想當然地在著作中提出河南人口死亡數量最大。

其實不然。因為信陽事件在1960年10月，已經在中共中央最高層全麵皆知了，700多萬人口，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到1960年4月，餓死、饑餓致病死107萬，打死8萬（農民不堪饑餓偷公社的青苗被幹部打死），上層嘩然。中央從外地緊急調糧食到河南，而且此後至1963年，河南一直是糧食調入大於調出，故人口死亡不是最慘烈。當然，如果信陽事件不是及時暴露，可以肯定，河南死亡大概不會在四川之下！

湖南因為是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故鄉，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又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主犯之一，因此，廬山會議後省委改組，王任重向毛澤東推薦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平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到任後，大搞“反右傾、反瞞產”運動，湖南的糧食大批外調，死亡人數急劇上升。至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喊出“打倒張平化！”極得人心。


安徽是曾希聖當省委書記，死人不少！學生就有不少人變成了孤兒。


以上來自餘習廣的鳳凰博客。


最慘的是四川。

四川為什麽最慘？除了李井泉的大躍進浮誇風令人發指，更令人發指的是那些中央的大爺，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等，完全不把四川人當人看。四川在抗戰時期就為中華民國付出了最慘重的代價作出最傑出的貢獻，到了60年代初，再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付出最慘重的代價作出最傑出的貢獻。

關於這一點，現在的人知之甚少，因為中央從不宣傳，也不敢宣傳。

信陽死那麽多人，完全是當地幹部咎由自取，包括整個河南在內，都是幹部無恥造成的，但是，有人救他們，救命恩人就是四川人，不救會死更多。北京上海等不能糧食自足的大城市的救命恩人更是四川人。




下麵這段慘烈的文字依然來自餘習廣的博客：


經過大饑荒血的教訓，1960年夏收和秋收之際的中國農民，在偷青保命後，學會了“瞞產私分”。而中共中央在為了緩和城市糧荒的同時，還在不顧人命地提高糧食及農副產品的出口量。1960年夏秋，政府和農民展開了糧食爭奪戰。當然，失敗方無疑是農民，付出的代價，隻能是更多的生命！

中央當時要求四川緊急外調糧食的立場和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

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四川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當代口述史叢書編委會”編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四川大量往外調糧是1959、1960、1961年這幾年。這正是四川糧食產量連年大減產之機，但外調糧卻連年遞增。1959年外調49億斤，比1958年的39億6000萬斤增長23.3%；1960年外調68億4000萬斤，比1959年又增長28.3%，比“一五”期間平均每年外調30億5400萬斤，增長一倍多。

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都曾對為調糧叫苦的四川李井泉領導人說過，現在全國形勢如此緊張，要餓死人，也隻能死四川人，而不能死北京、上海人。如果那樣的話，國際影響太大了。《萬縣地委書記燕漢民：在四川省縣級以上幹部輪訓班發言記錄》。這話在四川省高級幹部流傳中演繹成為口頭禪：人死在四川的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的大街上強。

結果，四川人民在這場大饑荒中，以官方出版物所載的1959年、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30.26‰和22.32‰，且最終以付出1250萬人的慘痛代價，成為大躍進運動的祭品。《1950年～1963年四川人口及自然變動》,《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經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1960年,全國糧食進一步下降，隻有2877億斤，比1959年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而當年的糧食征購量高達1024億斤，占產量的35.49%。1961年產糧2950億斤，征購 809億斤，占產量的27.424%。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如此大災之際，1960年的出口量，竟然達到53億斤，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按當年中央確認的人均360斤保命糧計算，可使1億4722多萬農民免於饑餓和死亡。



（管理員再刪是孫子，曆史考證要講事實，不能想刪就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