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解放什麽？寫下這個標題，我自己也是十分的惶惑。婦女解放，究竟是要解放什麽？解放思想，這又模糊得很。模糊之間，又仿佛看到我們的五四青年三五成群坐在一處高談闊論娜拉的出路，看他們的神色，很是為娜拉出了一口氣。
我不得不承認我近來的判斷常常出現問題，翻閱此書，覺得該是如此，讀了彼書，又覺得並非如此，我的思想也是這樣左右搖擺不定。比如，看了《幻滅》，很覺茅盾筆下的情愛是美好的，再讀《虹》，驚覺裏邊照例散發著張愛玲式的腐朽的氣息來，曹七巧照例坐在陰慘慘的燈下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著活寡婦的種種艱辛：她的軟骨病的丈夫，除了一年到頭把一堆軟綿綿的肉癱在她的床上，他是什麽也不能夠的。隻是這曹七巧在《虹》裏她不叫曹七巧，改名叫黃夫人了，兩個丈夫的情況雖然大不相同，女人的怨恨卻如出一轍。所幸黃夫人在書中也不過是梅女士生命中的一個過客，我們大可不必為她怎樣擔心了。
“五四”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接近無政府狀態的自由國度，故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女子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是社會或男子強加的因素，倒像是庸人自擾之的結果，頗有些自尋煩惱的意味。梅女士並不多愁善感，相反地，她常常是很有主見的，這自然要歸功於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她愛著青梅竹馬的姨表兄韋玉，他是個軍團部的文官，患了肺病自認死期不遠因此不願拖累她——他要結婚了，新娘不是她。他雖然不願拖累梅，卻還是拖累了另一個女子，可見他的崇高品質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一個是梅並不愛的姑表兄柳遇春，在她初解人事的時候，已是成年人的柳遇春就曾幾番調戲她，她因此對他反感起來。但是不論怎樣反感，她現在不能漠視他的存在了——他即將成為她的丈夫。這個姑表兄從小是個孤兒，在一家商行做學徒，幾年後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也開了家日貨鋪。梅老醫生見他頗有出息，把梅女士許配給了他。原先她是反對的，但是韋玉給她的希望太渺茫，而這期間她的心境也發生了變化，她決計不做自私的娜拉，要做勇敢的林敦夫人，哪怕以性作為代價。這個女英雄已經“準備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決定為女子的解放事業做犧牲了，所以“終身大事”在她已不是很重要——她決定要嫁給柳遇春了。她甚至已經為自己預設好了婚姻生活：她要如就義般地從容地走進那個“柳條編成的籠子”（婚姻生活），再赤手空拳打出來，可見我們這位女英雄因為有了新思潮的武裝而變得十分強悍了。
梅將婚姻視如戰場，並且她將在那裏大顯身手，降服她那“俗物”一般的丈夫，使之成為她的俘虜。然而就在婚期的前兩天，她忽又改變了主意，不想把冰清玉潔的身子給那個“市儈”，不想讓他“太占便宜”，寫給韋玉的信卻又沒有回音，使她一腔熱情落了空，她果真要變做閨密徐琦君口中“古時候賣身救父的孝女”了（她嫁給柳遇春，替父還債也是一大原因）。“三天來她的生活，很可以說是戰鬥的生活，她時時在警戒”，但即便如此，在第一個晚上她還是“進退失據”了。當那具暖烘烘的身體靠著她，那條強有力的臂膀從背後摟住她、愛撫她直至以男性特有的方式侵占了她時，她甚至暈昏了。可見，女人確實是十分的“脆弱”。
性，是女子解放無法繞開的一個話題，除了要，或者不要，更多的時候，卻是第三種答案，否則我們無數的女同胞也就不會時時帶著欲拒還迎的複雜心理去感受他了——性既是本能，也是精神層麵的需求，更是相互的。
洞房花燭夜剛過完，梅在柳遇春的抽屜裏發現了兩張土娼的照片，柳遇春非但沒有羞愧之心，反而涎著臉問她哪一個更好看。這在任何一個時代的女性，都是難堪的羞辱，於是便有了“娜拉”的這次出走。
“然而晚上，那洋油燈的昏黃的光圈，卻使她感得淒清”，又想到柳遇春此刻大概在那兩個土娼那裏作樂，心裏又憤憤不平：“他倒是照舊快活，為什麽我，我該得挨寂寞呢！”一麵又不甘心著，覺得自己吃虧了：“如果此時有什麽男子走進來，那——她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不為愛，隻為對姓柳的複仇！”這又一次印證了莎翁的關於女人“脆弱”的說法。用性作為懲罰手段，雖是無奈之舉，卻並不明智，甚而帶著一種垂死掙紮的意味。
但是這次短暫的出走，因為柳遇春的俯首遷就而宣告失敗，她重又投入了丈夫的懷抱。她看起來占了上風，充分掌握了性的主動權，可以恣意地逗弄他玩。而狂歡後的第二天，他也會更殷勤地為她買許多東西，作為她給予他的快感的回報。性在他們之間，倒成了一樁交易，因而“梅女士心裏的寂寞荒涼卻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這促成了“娜拉”的二次瀟灑的“飄然”出走。
“走出家庭到社會去”，這是茅盾給女人們指明的路。一場文化革命，把一切舊事物打破，現在的一切空白隻等著青年們來盡情揮灑。所以“走出去”在當時或許是可行的，在現在卻未必行得通，這也是《虹》的思想的局限性。女人究竟是走出廚房和走進廚房，這在於個人選擇，無需烙上“男權”的印記。何況，走進廚房的，已不僅僅是女人了。但即使是那時，“走出去”也並不盡如人意，美麗迷人又受了新思想洗禮的梅女士，投身社會無非是想擺脫她那個“俗物”一般的丈夫，孰料她剛脫離了一個“俗物”，卻又立刻陷入一群“俗物”的包圍之中。無論是那個一麵高呼“打破舊禮教”一麵唱著“人生行樂須及時”，一麵卻又在妻子和“妹妹”之間糾纏不清的黃教員，還是那個腳踩兩隻船的同樣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陸克禮校長，那個自稱負提倡婦女解放新思潮之責卻又建造了“阿房宮”藏“醜”無數的惠省長，那個喊完了口號再到亞洲酒店開房的徐連長，還有那個冷靜得讓女人抓不住心的政治家梁剛夫……無論政界、軍界、教育界還是學界，都是一幫“俗物”，麵對離了婚的梅這樣的尤物，誰都想假“解放婦女”之名渾水摸魚，輕薄一把。但女人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在於男人，梅因為太耀眼了，以致招來女人們的嫉妒和侮蔑，還有那位作詩“願為英雄妾，不做俗人妻”的阿房宮女人，則完全是個人選擇了。
梅到底獻身給了更偉大的前程，因為時代在召喚。茅盾在考驗我們將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命運聯係起來的能力了。然而，“亂世”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它也隻占據著一小角，更多的太平的日子裏，我們又能獻身給什麽？工作？成為新時代的女強人？也許茅盾也料不到，在當代社會，“女強人”本身已是個尷尬的稱謂。獻身給工作，這又使我們成了奴隸。可見，在書的結尾，茅盾並不能為出走的娜拉找到真正的出路。
走出家庭，走上社會，去革命，去戰鬥，這樣的轟轟烈烈，倒成了一時的好強，在梅們狂呼革命的同時，是否能讓這樣的熱情抵消不被尊重和愛帶來的心底深處的寂寞？被這樣或那樣的“俗物”包圍甚至侵占著，這恐怕是茅盾筆下梅們的憂傷的宿命。
女子的解放與否，恐怕還在於心態。女人之為女人，恰在於她的“濃鬱的女性和更濃鬱的母性”，何苦為了“解放”而克製？
2009-3-30
我不得不承認我近來的判斷常常出現問題，翻閱此書，覺得該是如此，讀了彼書，又覺得並非如此，我的思想也是這樣左右搖擺不定。比如，看了《幻滅》，很覺茅盾筆下的情愛是美好的，再讀《虹》，驚覺裏邊照例散發著張愛玲式的腐朽的氣息來，曹七巧照例坐在陰慘慘的燈下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著活寡婦的種種艱辛：她的軟骨病的丈夫，除了一年到頭把一堆軟綿綿的肉癱在她的床上，他是什麽也不能夠的。隻是這曹七巧在《虹》裏她不叫曹七巧，改名叫黃夫人了，兩個丈夫的情況雖然大不相同，女人的怨恨卻如出一轍。所幸黃夫人在書中也不過是梅女士生命中的一個過客，我們大可不必為她怎樣擔心了。
“五四”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接近無政府狀態的自由國度，故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女子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是社會或男子強加的因素，倒像是庸人自擾之的結果，頗有些自尋煩惱的意味。梅女士並不多愁善感，相反地，她常常是很有主見的，這自然要歸功於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她愛著青梅竹馬的姨表兄韋玉，他是個軍團部的文官，患了肺病自認死期不遠因此不願拖累她——他要結婚了，新娘不是她。他雖然不願拖累梅，卻還是拖累了另一個女子，可見他的崇高品質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一個是梅並不愛的姑表兄柳遇春，在她初解人事的時候，已是成年人的柳遇春就曾幾番調戲她，她因此對他反感起來。但是不論怎樣反感，她現在不能漠視他的存在了——他即將成為她的丈夫。這個姑表兄從小是個孤兒，在一家商行做學徒，幾年後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也開了家日貨鋪。梅老醫生見他頗有出息，把梅女士許配給了他。原先她是反對的，但是韋玉給她的希望太渺茫，而這期間她的心境也發生了變化，她決計不做自私的娜拉，要做勇敢的林敦夫人，哪怕以性作為代價。這個女英雄已經“準備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決定為女子的解放事業做犧牲了，所以“終身大事”在她已不是很重要——她決定要嫁給柳遇春了。她甚至已經為自己預設好了婚姻生活：她要如就義般地從容地走進那個“柳條編成的籠子”（婚姻生活），再赤手空拳打出來，可見我們這位女英雄因為有了新思潮的武裝而變得十分強悍了。
梅將婚姻視如戰場，並且她將在那裏大顯身手，降服她那“俗物”一般的丈夫，使之成為她的俘虜。然而就在婚期的前兩天，她忽又改變了主意，不想把冰清玉潔的身子給那個“市儈”，不想讓他“太占便宜”，寫給韋玉的信卻又沒有回音，使她一腔熱情落了空，她果真要變做閨密徐琦君口中“古時候賣身救父的孝女”了（她嫁給柳遇春，替父還債也是一大原因）。“三天來她的生活，很可以說是戰鬥的生活，她時時在警戒”，但即便如此，在第一個晚上她還是“進退失據”了。當那具暖烘烘的身體靠著她，那條強有力的臂膀從背後摟住她、愛撫她直至以男性特有的方式侵占了她時，她甚至暈昏了。可見，女人確實是十分的“脆弱”。
性，是女子解放無法繞開的一個話題，除了要，或者不要，更多的時候，卻是第三種答案，否則我們無數的女同胞也就不會時時帶著欲拒還迎的複雜心理去感受他了——性既是本能，也是精神層麵的需求，更是相互的。
洞房花燭夜剛過完，梅在柳遇春的抽屜裏發現了兩張土娼的照片，柳遇春非但沒有羞愧之心，反而涎著臉問她哪一個更好看。這在任何一個時代的女性，都是難堪的羞辱，於是便有了“娜拉”的這次出走。
“然而晚上，那洋油燈的昏黃的光圈，卻使她感得淒清”，又想到柳遇春此刻大概在那兩個土娼那裏作樂，心裏又憤憤不平：“他倒是照舊快活，為什麽我，我該得挨寂寞呢！”一麵又不甘心著，覺得自己吃虧了：“如果此時有什麽男子走進來，那——她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不為愛，隻為對姓柳的複仇！”這又一次印證了莎翁的關於女人“脆弱”的說法。用性作為懲罰手段，雖是無奈之舉，卻並不明智，甚而帶著一種垂死掙紮的意味。
但是這次短暫的出走，因為柳遇春的俯首遷就而宣告失敗，她重又投入了丈夫的懷抱。她看起來占了上風，充分掌握了性的主動權，可以恣意地逗弄他玩。而狂歡後的第二天，他也會更殷勤地為她買許多東西，作為她給予他的快感的回報。性在他們之間，倒成了一樁交易，因而“梅女士心裏的寂寞荒涼卻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這促成了“娜拉”的二次瀟灑的“飄然”出走。
“走出家庭到社會去”，這是茅盾給女人們指明的路。一場文化革命，把一切舊事物打破，現在的一切空白隻等著青年們來盡情揮灑。所以“走出去”在當時或許是可行的，在現在卻未必行得通，這也是《虹》的思想的局限性。女人究竟是走出廚房和走進廚房，這在於個人選擇，無需烙上“男權”的印記。何況，走進廚房的，已不僅僅是女人了。但即使是那時，“走出去”也並不盡如人意，美麗迷人又受了新思想洗禮的梅女士，投身社會無非是想擺脫她那個“俗物”一般的丈夫，孰料她剛脫離了一個“俗物”，卻又立刻陷入一群“俗物”的包圍之中。無論是那個一麵高呼“打破舊禮教”一麵唱著“人生行樂須及時”，一麵卻又在妻子和“妹妹”之間糾纏不清的黃教員，還是那個腳踩兩隻船的同樣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陸克禮校長，那個自稱負提倡婦女解放新思潮之責卻又建造了“阿房宮”藏“醜”無數的惠省長，那個喊完了口號再到亞洲酒店開房的徐連長，還有那個冷靜得讓女人抓不住心的政治家梁剛夫……無論政界、軍界、教育界還是學界，都是一幫“俗物”，麵對離了婚的梅這樣的尤物，誰都想假“解放婦女”之名渾水摸魚，輕薄一把。但女人的不能“解放”，也不全然在於男人，梅因為太耀眼了，以致招來女人們的嫉妒和侮蔑，還有那位作詩“願為英雄妾，不做俗人妻”的阿房宮女人，則完全是個人選擇了。
梅到底獻身給了更偉大的前程，因為時代在召喚。茅盾在考驗我們將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命運聯係起來的能力了。然而，“亂世”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它也隻占據著一小角，更多的太平的日子裏，我們又能獻身給什麽？工作？成為新時代的女強人？也許茅盾也料不到，在當代社會，“女強人”本身已是個尷尬的稱謂。獻身給工作，這又使我們成了奴隸。可見，在書的結尾，茅盾並不能為出走的娜拉找到真正的出路。
走出家庭，走上社會，去革命，去戰鬥，這樣的轟轟烈烈，倒成了一時的好強，在梅們狂呼革命的同時，是否能讓這樣的熱情抵消不被尊重和愛帶來的心底深處的寂寞？被這樣或那樣的“俗物”包圍甚至侵占著，這恐怕是茅盾筆下梅們的憂傷的宿命。
女子的解放與否，恐怕還在於心態。女人之為女人，恰在於她的“濃鬱的女性和更濃鬱的母性”，何苦為了“解放”而克製？
200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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