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中國”傳媒資深記者高士佳七月二十二日對克裏斯托夫·金博士進行了越洋專訪,並發表在行業人物專欄上,連接如下。
http://www.chinavalue.net/Figure/Show.aspx?id=1325
訪《劍指華爾街: 中國在行動》作者、哈佛大學投資戰略決策項目研究員克裏斯托夫•金博士
價值中國: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構思這本《劍指華爾街:中國在行動》的?想通過這本書告訴讀者什麽?
克裏斯托夫·金:去年11月份,正值華爾街引爆的金融風暴肆虐全球,當時我在歐洲七國參與經濟全球化論壇的專訪,便開始構思這本書。通過這本書,我想說明的是:中國要想實現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強國之夢,沒有其他選擇,唯一的通道或路徑就是走出去,走向世界!中國需要一場危機突顯中華兒女的強國之誌,而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正是一次絕佳的機會!如果沒有這次危機,中國走出去的成本會非常高。
這本書不屑空談,崇尚行動特別是戰略行動,即中國如何通過實施“戰略抄底”,達到走出去的目的。同時,也精準地用價位和圖形預言了中國切入華爾街最富盛名最具實力的高盛投資公司[NYSE:GS]的股權抄底目標,而不是“事後諸葛亮”。
換言之,尚若中國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3月間以民營或國營資本的形式在公開市場像巴菲特先生一樣果敢出手,那麽今天,中國極有可能是高盛的最大股東,無論其他解釋如何,中國的隱性或顯性“金融話語權”將的到“飆升”。遺憾的是,中國金融界和企業界在這場危機中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除了爭論不休,還是裹足不前,在百年一遇的契機中無所作為。
目前書市上已經大量累積關於危機前因後果的經濟和金融讀物,但沒有一本如何化危機為契機的具體行動戰略之書。這是第一本有具體思想,目標和行動綱領的書。
價值中國:您在書中不斷倡導:中國走出去,抄底華爾街。在您看來現在的中國企業是否已經具備了走出去、且能走好走遠,還能抄底的能力?
克裏斯托夫·金:首先,從邏輯層麵上來講:要實現“強國夢”,“走出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這是毋庸置疑的。
企業之間通過兼並和收購的形式掛鉤資產和股權,進而形成不可分離的經濟利益關係,國家利益之間同樣如此。政治是經濟的延伸,而軍事為政治和經濟保駕護航。隻有在核心的經濟利益上與美國諸強國建成不可分離的夥伴關係,中美關係才能經的起風吹雨打。因此,隻有通過兼並美國和西方強國的海外優質資產,囤積中國急需的稀缺資源,才能壯大自己,靠實力在世界上擁有“話語權”。
走出去總是有風險的,經驗都是在實踐中獲得。這次的金融危機,為中國“走出去”降低了很多成本,所以說是一次絕好的機會!中國不能再以“能力不夠”等為借口,躊躇不前。必須要勇敢的走出去,及時出手。
國內一些學者和評論家的所謂美國不讓中國涉足和進入其支柱性產業,基本上不符合事實,退一萬步說,兼並一個跨國企業的優良資產需要考慮國家的安全和法律,但公開市場的股權買賣基本上不設障礙。學者們也需要走出去,了解一個真實的美國和西方世界。
在所有的交易行為中,價格決定一切。巴菲特先生的成功基本上源於在危機中或在別人優柔寡斷之是果斷抄底。不抄底,大勝何來!
中國的房價居高不下,高處不勝寒,在這樣的高價位上,我打死不出手。
我相信,許多優秀的分析師和投資人都會得到和巴老同樣的結論,問題是,他們在最後一刻猶豫不決,既沒有決斷,也沒有資金支持,而偉大的巴老兼具兩者。
我對於“抄底”的看法,危機的底不可輕易預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輕易預見的“底”就不是機會,每一個人都賺錢是不可能的。不是非要到一個絕對的“底”,而是要在接近底部的合適價位就勇敢出手。
比如高盛,高盛股價自2008年10月中旬以來,已經多次逼近理想的價位。其中兩次進入50美元的“購買區”,明顯處於抄底價位上下。在這一價格區間抄底高盛5%~10%的股份和相關資產,是貨真價實的價值抄底,是短期長期均能獲利的的唯一機會,風險已經降到相對最低。
三個月後的今天,高盛的價位已站在180美元的高位。這正是危機轉化為契機的真實寫照。
盡管最深的危機已經過去,但在危機不斷出現的今天和明天,中國企業應該把握這樣的機會,勇敢走出去,在實踐中積累寶貴經驗,並及時出手,搶占和囤積為我所用的支柱性產業和稀缺資源。
價值中國:您在書中一直倡導要“戰略抄底”,能不能詳細解釋一下“戰略抄底”的具體含義?“戰略抄底”的目標又是哪些企業?
克裏斯托夫·金:“戰略抄底”是一係列持續性跨國戰略行動的集成,包含3個基本元素,既常規的財務抄底、戰略持有和整合管理,缺一不可。
財務抄底最為關鍵,是以絕對或相對優惠的價格直接購買或兼並跨國支柱企業的股權、資產、人才、品牌、渠道和知識產權,著眼於短期和中長期戰略;一旦市場逆向突變,短期戰略必須實施。
戰略持有則是通過兼並手段,實現有效的中長期持有和獲利,而不是純粹的短線交易。
整合管理側重於積極參與企業的主要經營活動,與海外企業融為一體。
“戰略抄底” 目標指向華爾街金融品牌機構和美國相關支柱產業,旨在係統囤積中國急需的稀缺性跨國戰略資源。
“戰略抄底”必須在行業領袖上做文章。單純地並購中小海外實體企業,並寄希望借此取得中國現階段所需的技術渠道和品牌不是戰略思考,不可能形成氣候。散兵遊勇的單打獨鬥一直就沒有斷過,成功的故事卻寥寥無幾,存活率很低。
價值中國:要達到“戰略抄底”的目的,在具體行動上都應該做哪些準備?
克裏斯托夫·金:實施“戰略抄底”的目的就是:首先解決中國發展所需的急缺資源問題,並希望在不遠的將來,中國能夠出現幾個真正的跨國公司。不一定是要純粹的中國資本,有外國資本的參與也很好。重要的是參與管理,擁有定價權、話語權。
所以,要達到“戰略抄底”的目的,就要利用中國的整體實力,形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氣勢和浪潮。首先,在政府層麵應有一係列有海內外名家組成的“智庫”,製定長遠的發展規劃,並給走出去的企業一定的鼓勵。
純粹的官方智庫和政府的導向基本一致,有“傳聲筒”之嫌,而純民間的智庫五花八門,良莠不全,經常“脫軌”,而半官方半民間的智庫才是最佳選擇。
企業方麵,應該是民企國企集團化作戰。民營民族品牌充當先鋒,通過兼並收購的方式,購買華爾街金融機構和相關產業品牌的產權和股份,實施部分跨越式戰略。國營民營兼容的民族品牌墊後。
在目標企業的選擇上,我曾建議:金融抄底高盛,汽車抄底福特,這都是美國各行業裏的標誌性企業,且都一度出現難得的合理價位。
“戰略抄底”實施的條件之一,就是在危機中尋求一個低價位,降低收購成本,這樣才有後續兩個步驟的實施。
價值中國:您在書中提到一個很新穎的概念“科技危機”。科技危機與金融危機之間有怎樣的必然聯係?
克裏斯托夫·金:經濟危機與科技危機沒有內在的直接因果關係。但是,前一個危機會催化和加速後一個危機的爆發。
人類所有的危機特別是現代危機都原生性地起源與供需結構的失調和錯位。而高科技是幕後推手。
為什麽現在的危機一觸即發?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在高科技助推下的供需結構失調!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張與消費的有限需求極不對稱,形成永無交集的“剪刀叉”。
首先:人的需求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人均一日三餐,少吃也許無所謂,多吃就無法消化,因而製約了對高科技食品的消費;其次,人在形體結構上也有局限,比如,各類數碼產品的設計變得越來越小巧,但同時也要考慮到人體的局限,再小人的手指就無法操作。類似等等局限,都是對高科技的挑戰。
另一個局限,就是收入增長與生產增速的差距。人的消費能力有限,收入增長緩慢,但生產卻在不斷的增加,且通過高科技不斷加速,可無人能來買單,產能嚴重過剩。由此會引發產品降價,企業破產,投資收不回來,實體經濟危機爆發。這種供需結構的失調是導致危機的一個重大原因。
這次次貸危機的緣起,就是一種反映在房地產行業的一種供需失調。房地產商不斷的造房子,人的收入消費卻提高緩慢,沒有能力去購買更多的房子。而金融衍生品就相當於金融業的一種高科技手段,借助這種手段,銀行無節製地發放貸款,讓消費者借錢買房,以此推動、加速房產的消費。結果供需失衡,泡沫積蓄,最後破滅,導致了金融危機。
實際上,高科技生產能力與產品的過度開發已經走向極限,無法對應和拉動有限的消費市場,金融危機的作用是推波助瀾,點燃了導火索。
價值中國:這種矛盾是否有解決之道?
克裏斯托夫·金:在我看來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除非人類智慧地采取大幅度的遏製行動,同時將貪婪的需求製約於最小。
回顧曆史,前兩次工業革命,中間間隔了一百多年。每一次都用了至少一百年來消化工業革命的成果。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縮短了這個周期。上世紀九十年代,隻用了十年時間,科技泡沫就破滅了。到現在為止,近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尚沒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顯現。科技終結自身的速度越來越快。
科技的發展不可能遵循“永動機”幻想的運轉原理,無限製地擴張無節製地運用,它應遵守某種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麵對“科技雙刃劍”,人類應理性的預警科技危機爆發的一切端倪和所有潛在的毀滅能力。
價值中國:如您所說,如今供需結構嚴重失調,且尚不見解決之道。現在人們見到的“複蘇”萌芽,會是期盼的真正回暖嗎?
克裏斯托夫·金:在我看來危機還遠沒結束,即使結束了,也是為下一場危機鋪路搭橋。股市是瞬間的超前反應,為實體經濟的滯後動作尚需時侯,水落石出才見分曉。
目前股市短時間迅速複蘇,隻是熊市中的一個強烈的反彈。而這個反彈的背景是:各國政府汲取了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教訓,快速行動,不怕通貨膨脹,大印鈔票,投入大筆資金刺激救市。這是很奇妙的一次,也是曆史上全球各國政府不計前嫌,不論政治製度,同心協力,同舟共濟的結果。而對解決問題的根源:供需結構失調,沒有任何幫助。
我們要嚴重地意識到:危機即是警訊!
人類應該把科技研發的重心,放到普通百姓的需求上,放在民用產品上,努力消除信息鴻溝,減少貧富差距,才有可能轉危為機,高科技才能發揮出它最大的正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