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素：現代基督教文化與民主政治發展

　　
　　在基督教確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大部分歐洲國家都信奉天主教,隻是在近代宗教改革以後,新教才逐步在一些國家占了主導地位,但仍然不是歐洲國家的主流。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仍然 以信奉天主教為主,當然在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則是以東正教為主。就近代的民主發展而言,歐洲信奉東正教的國家建立民主製度的時間都比較遲,有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甚至更晚。而信奉天主教的歐洲大陸國家,其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比較遲緩,倒是信奉新教的國家(如英國和瑞士,以及作為新教文化延伸形式的北美)則較早地建立了民主體製。這是一種簡單的關聯關係,而實際情況則相當複雜。德國人路德最早舉起了宗教改革的義旗,路德宗在德國雖然沒有占主導地位,但也是新教中有勢力的教派,而德國的民主製度卻姍姍來遲,直到二戰結束以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西部)才在外部勢力的強製之下,建立了比較正常的民主憲政國家。

　因此,學者們研究了天主教與新教在影響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天主教內部的不同派別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及其影響。在19世紀,天主教會對於自由民主的製度一般持敵視態度。這一點並不令人驚奇,因為天主教會本身長期植根於封建君主製的舊秩序,而這個封建體製相當地照顧到天主教會的利益。教會並不歡迎任何變革,這在意大利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剝奪高踞於諸教皇國之上的教皇的權力。而且,基督教的教義中雖然有可供民主派利用的內容,但其基本教義仍然不利於民主革命。比如關於人性之原罪的教義,有利於保守的右派的意識形態,而不利於激進改革派的意識形態。此外,天主教會本身的形象是建立在這樣的普遍假設上的,即真理是由得到神意靈感的精英所維護的。

　　19世紀的多位教皇都沒有表態支持參與式民主。教皇格列高裏十六世在1832年的通諭中,堅決反對選舉的議會、表達自由、良心自由以及教會與國家的分離。他援引教皇製的神聖來源,以此為自己編結統治意大利大部分地區的理由。此後,梵蒂岡主教會宣布教皇之絕對可靠性,這被新教徒們看作是對天主教會之外的基督徒合法性的直接挑戰。改革派人士認為天主教的觀點實際上是否認自由民主思想和政治的精神實質。從19世紀40年代的西歐革命可以看出,天主教通常是反對自由派人士有關擴大普選權、建立像國家公立學校體係和強大的國家認同等等進步要求的。但是,天主教會並沒有借助於完全無視大眾的思想潮流而維護其體製上的完整性。教皇利奧十三世1891年的通諭標誌著一種態度上的變化。雖然該聲明仍然譴責社會主義,但卻接受了國家在人間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觀點。當西歐諸國穩定下來,並且日益民主化時,由少數精英圍繞相互競爭的利益來運作政治的舊製度也被大眾政黨的競爭所代替,一些選舉人也被動員了起來。

　　天主教會這一時期在公眾中樹立的形象亦即其主題是所謂合作主義,這是在自由主義的右派與階級團結的左派之外的第三種立場。天主教會所宣揚的是這樣一種有秩序的社會之理想,其中的人們通過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行會而團結在一起。天主教會主張的不是自由競爭經濟下的個人的無政府狀態,而是存在一種有規約的結構,它由工人、經理人和雇主所組成的社團所構成,他們通過談判而得出尊重所有各方利益的合理而公正的結果。但是,對這種合作主義的理解卻相當靈活,不同的利益群體給出相當不同的解釋。而在實踐中,它有利於那些已有權威權勢的人,這些人把這種合作主義看作是管理下層民眾的新的渠道。
　　與天主教會的這種立場相適應,一些天主教國家出現了大量的社團,而神職人員則在前台活動。當政治屬於少數統治的精英時,天主教會的利益通常是由其貴族來代表的。而在大眾動員的時代,神職人員則在社會運動和選舉政治中變得相當活躍。教士們在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領導了一些政黨。當然,天主教會本身並不完全讚成其神職人員如此介入政治,其危險性在於,天主教政黨和社會組織把那些表現出不和諧的獨立傾向的強大的領導人驅逐出去。當然,正如約翰,懷特(John Whyte)所指出的,天主教的政治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變得不那麽突出,主要是因為19世紀80年代激起了如此多衝突的那些議題以某種方式得到了解決。意大利堅定地實現了國家統一,已經沒有必要再爭取那些教皇統治的小國回到教會的懷抱。國家對於天主教會的援助不再引起強烈的情緒,在法國,這樣的援助已經撤消,而在意大利和比利時,援助仍然存在,都不再是問題。關於建立公立學校的問題也大多得到了解決。但是,導致天主教政黨邊緣化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右派的一個新的提倡者的出現。天主教教義作為防止共產主義的一個壁壘的角色被法西斯主義所顛覆。法西斯主義分裂了天主教陣營。法西斯主義對強大國家的崇拜與天主教的教義相違背,並且了冒犯了不少天主教人士,而且,法西斯的社會組織企圖取代天主教的組織。另一方麵,法西斯主義的合作主義又是對天主教教義的回應,而法西斯主義所訴求的許多情感性的東西(民族主義、團結、對秩序的渴求、尋找替罪羊)對於其他人士像對天主教徒一樣有其吸引力。

　　人們往往認為,天主教的環境為權威主義提供了較豐富的土壤,而新教則比較傾向於民主體製。在20世紀的政治發展中,這一點從直覺上經常能夠成立,當然,具體情況則更加複雜。歐洲的獨裁政權和拉丁美洲的不少軍事獨裁國家,可以為此論斷提供一定的支持。歐洲不少國家在一戰結束和二戰爆發之前,屈服於某種形式的權威主義政府。

　　在納粹德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對希特勒納粹政權的態度相當複雜。德國在納粹上台之前已經有了一段時間的代議民主製度的實踐,天主教徒已經組織起自己的政黨和組織,納粹黨上台前即與這些團體競爭。天主教徒最初要比路德宗新教徒更不情願支持納粹。但這更多地是出於對現有的右翼天主教組織的忠誠,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不認同。在不少新教占主導地位的州,天主教徒最初反對希特勒,然而,在天主教徒主導的巴伐利亞,天主教政黨卻宣布與納粹合作。某些天主教媒體支持納粹重振德國的努力,天主教會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而支持希特勒采取的國際行動,包括占領奧地利,而許多普通天主教徒和下級教士則勇敢地反對納粹主義,因而遭到了納粹的鎮壓。

　　納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裏出現並肆虐。它通過侵略戰爭和政治影響,把不少歐洲國家從自由民主體製拖回到權威主義體製,開了民主的倒車。導致這一曆史大倒退的原因很多,而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總結。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一個深刻的根源是經濟和社會危機,經濟蕭條導致的大批失業人口和社會混亂促使人們渴望秩序和強大的政權,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可謂是應運而生。當然,美國在20世紀末至30年代也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卻並沒有導致法西斯主義政黨和政權,而是出現憲政民主框架內的羅斯福新政,這與歐洲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當中政治文化傳統和思想意識形態根源上的差異不容忽視。天主教的某些思想傳統和教會的態度確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不是導致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決定性原因。當時歐洲的一些國家以極右的政權取代左派政權,這甚至發生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強大軍事力量占領這些國家之前,這表明了代表舊秩序的一些機製所起的重要作用,這些機製之一便是天主教會。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天主教會的領導人利用社會不穩定,不僅推銷其宗教靈感所觸發的有關良好社會的合作主義立 場,而且也用來促進其世俗的利益。例如,葡萄牙的教會領導人強烈反對“第一共和國”(於1926年被推翻),因為該共和國公開宣布的世俗憲法降低了教會的作用。此外,天主教會缺少對民主的熱情,它在精神氣質上是反自由主義、傾向威權主義的。教會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在自由民主的體製下運作的必要性,但卻仍然反對人們有權自由選擇這一根本原則。因此,天主教組織的保守性與基督教教義中某些有利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內容不是一回事,這再度顯示出基督教在政治和意識信仰上的複雜性。
　　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體製充當了大多是消極但卻是重要的角色。法西斯主義者帶有一些明顯反基督教的特質,比如領袖崇拜、虛擬的民族主義、國家崇拜並且以暴力對待替罪羊。但是,他們也試圖利用基督教的規範力量來充當道義權威,以此來說服大量虔誠的基督徒,包括一些高級教職人員支持其事業,甚至實際地參與他們的壓迫行動、暴力、種族滅絕和戰爭。當然,基督教價值觀並不直接支持納粹的意識形態,天主教與權威主義的聯係更多地是結構性的結果,也就是其機製形成的力量。路德教會在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國也曾經表現出傾向於威權主義,從初步的自由民主體製倒退。二戰結束以後,在俄羅斯和東歐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這些國家的主要宗教基礎是東正教,這樣的體製也是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因此,從天主教到東正教,再到路德教會(其程度在三者中較弱),對於權威主義有相當的機製上的支持。它們堅持教會組織機製的至上性,很可能把國家看作是作為一個社群的“人民”的政治體現者,而不是個人偏好的表達者。相反,新教傳統中的改革陣營則比較傾向於分成派別相互競爭和製約,並且鼓勵個人主義,降低對權威的服從。因此,在這些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比較強的國家,一般不會讓法西斯主義和權威主義占上風。這也可以解釋同樣麵臨著經濟大蕭條和危機,何以在德國和意大利產生了法西斯主義,而在美國則是憲政民主體製下的新政,雖然國家幹預經濟的力度加大了,但並沒有產生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政府,憲政民主的體製未受到損害。前麵說過,改革後的基督教即新教已經把信仰個人主義化,鼓勵教徒自身通過理解《聖經》來確立和表達自己的信仰,沒有必要那麽強烈地依賴教會組織。因此,新教中改革勢力占上風的國家和地區,其個人主義的傾向也強烈,其信仰更趨於理性,不容易形成對於某個領袖人物、團體、政黨的極度崇拜和依賴,而這些依賴正是法西斯主義和權威主義產生的宗教文化土壤。從一戰後歐洲政治的發展,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論:作為基督教重要分支的天主教、東正教和路德教會,在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上要比改革派的新教為極權主義的合作主義立場提供比較恰當的結構基礎。

　　就基本精神氣質而言,天主教和東正教對於異己的信仰更難以寬容,這也是其與威權主義聯係比較密切的一個原因。這些宗教以為自己是惟一的真信仰,因而沒有給異己的信仰提供什麽空間。天主教會堅持隻有自己才能聽到上帝的聲音,它與政治保守勢力保持密切的聯係,這就意味著反對該宗教既得勢力的人們要被逐出教門,而成為完全反宗教的分子。這樣一來,在此類宗教占上風的國度,就容易製造出極端的左派政治力量,因為主流的宗教不會寬容他們,從而製造出極端對立的分子。反之,在比較寬容的宗教(比如改革派的新教)中,政治反對派不容易采取極端對立的立場,因而其輪流執政的政黨在政治立場上的差別並不大,也不會尖銳對立,嚴重地撕裂社群。因此我們看到,在西歐保持了最保守的天主教傳統的國家——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產生了最大眾化的左派政黨;而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則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教派,從而吸收了社會中大量的能量,這些能量如果處理得不好,是可能促成政治上反對勢力坐大的。這些教派有:貴格教、浸禮教、衛理公會教、救世軍,等等。那些本來有可能被吸引到反對現有製度的激進的革命立場的人,可以用比較溫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即通過這些被容忍的奇異教派的活動來表達。因此,英國、美國和荷蘭就沒有像天主教國家那樣產生兩極化的對立政黨和政治。

　　由此可見,雖然同屬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體製曾經產生了不同於改革派新教體製下的政治模式,主要原因是其組織上的嚴謹控製,思想信仰上的保守,維護既得利益,不能寬容異己的信仰,因而在兩次大戰中間曾經與極右的威權主義政治製度發生某些聯係,其在二戰以後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也相對緩慢,並且經常製造激進的政治左派,因而麵臨兩極政治和社會分裂的局麵。相反,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則強調個人主義和理性的信仰,不過度依賴於國家和權威,容許不同的信仰和言論自由,因而所建立的民主政治體製比較穩定,也較少尖銳的政治對立。當然,其人權問題、種族問題也曾經形成激烈的局部對抗,但總體上的政治發展則較少極端對立的政黨比拚。近二十年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基督教這兩大派別之間的差異在逐步縮小,即使是天主教和東正教主導的國家和文化,也在逐步走向正常的民主體製,政黨和政治的尖銳對立和對抗也在減弱。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作用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麵,基督教的某些教義成為民主革命者的意識形態武器之一,以此來為推翻封建專製暴政的革命製造輿論,某些教義在捍衛公民權利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權利方麵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麵,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間的差異也相當大,天主教和東正教比較保守,往往成為建立自由民主體製的障礙,而改革派新教則比較開明,時常為民主的體製鳴鑼開道。

　　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政治體製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製度,盡管仍然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未采納民主製度,但世界政治的大趨勢是日益走向自由民主,專製和獨裁製度日漸式微,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後,世界又有一大批國家改采民主製度。盡管一些新的民主體製還不夠成熟,還需要時間和政治實踐的磨練,但是民主製度在擴大和發展,這卻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這些國家的曆史和社會基礎不同,當然不大可能在一個主導的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出民主製度。但是,它們需要在借鑒外來的、主要是西方民主政治經驗的同時,開發自身的曆史文化資源。比如有人從東亞儒家“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為今天的民主變革作論證,以彌補純粹拷貝外來政治製度所引起的水土不服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研究民主政治發展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