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曆史資料 二

《人民春秋》  2004 年 1 月 15 日    總第 45 期   http://mao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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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論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

水陸洲

　　

 

　　叁、排除各種幹擾把革命引向勝利

 

　　

 

　　（一）批判《海瑞罷官》，批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批判《海瑞罷官》，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隨著文化領域各界的學術批判逐步深入，一九六五年初，在毛澤東知情的情

況下，江青在上海組織寫作《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並經毛澤東批準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文匯報》發表。這篇文章把《海瑞罷官》中所寫

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係起來，指出“退田”、

“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焦點，《海瑞

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後來，毛澤東指出，《海瑞罷官》

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中共中央書記處對這篇文章采取了“慎重”態度，《人民日報》十一月叁十

日才轉載了這篇文章，並加了經周恩來修改的按語，強調作為學術問題展開討論

，“既允許批評的自由，也允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意見，我們也采取說理

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隨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深入開展，很快就

發展成為文學藝術領域裏的文化革命運動，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是不是深文周納，實行新的“文字獄”？一九七六年以後，發表的許多為

《海瑞罷官》翻案的文章說明，當時吳□寫《海瑞罷官》確實是影射一九五八年

批判彭德懷。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後，發表的許多為“叁家村”、“燕山夜話”

翻案的文章說明，當時鄧拓、吳 □、廖沫沙等人寫“叁家村劄記”、“燕山夜話

”，確實是針對一九五八年開展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這也就證

明，毛澤東當時的政治判斷是準確的。毛澤東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總路

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立場上，當然認為《海瑞罷官》、《叁家村劄記》、《

燕山夜話》等作品是反對“叁麵紅旗”的，因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2、處理“羅瑞卿事件”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對蘭州軍區的一個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

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

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警惕。”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

議。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任意羅織罪名，誣陷羅瑞卿“反對

突出政治”，“篡軍反黨”，對羅瑞卿進行突然襲擊。羅瑞卿因此被調離了軍事

領導崗位，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

　　一九七一年“九。叁事件”後，毛澤東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

犯了錯誤。“羅瑞卿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也不簡單是事實沒有搞清或

聽了一麵之詞。毛澤東對羅的看法，與對以劉少奇、鄧小平為核心的一線領導層

的看法有密切聯係，這個時候撤換羅，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總布署中的

一個關鍵性的措施。換了總參謀長，就解決了一個兵權的具體實施的問題。

　　

 

　　3、批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蘇州，同林彪談文藝革命問題。

 

　　二十二日，林彪給總政治部下達批示：江青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

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

組織上認真落實。

　　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據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請劉誌堅、謝鏜忠、季

曼村、陳亞丁，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幹問題進行座談。會後，寫出《林彪委托江

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認為，文藝界在建國後，被一條

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

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叁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

實”論、“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

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

，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徹底搞掉文藝界的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得再鬥爭。這一場艱巨、複

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紀要》由林彪轉中央軍委批準，再報中共中央，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

下發。

　　這個紀要經毛澤東叁次修改：第一次，叁月十七日以前；第二次，叁月十七

日，“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

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

先要征求軍委各同誌的意見。”；第叁次，叁月二十四日，“各件都看了，都同

意。隻在《紀要》內的幾處，增加少數文字，或者改了幾個字。請酌定。現在原

件退還給你。”四月一日，又在彭真送審的中央轉發這一紀要的指示稿上寫下批

語：“已閱，同意。退彭真同誌。”修改的主要內容有：

　　（一）“此件（指《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未經本人看過，據說本人還要

研究修改。”

　　（二）“搞掉這條黑線以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叁）“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隻抓過一些個別

問題，沒有全盤的係統的抓起來，而隻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隻好聽任黑線去

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

個決定以後，文化方麵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四）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

 

　　（五）“叁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

了叁十年代後期”，左翼的某些領導人“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

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

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

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

　　（六）“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拒絕研究是錯誤的，但是一定要用

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

　　（七）文學藝術隻能來源於生活，隻有生活才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古

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曆史過程，證明了這一點。”

　　（八）文藝批評要“使專門批評家和群眾批評家結合起來。”

 

　　（九）“須知其他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們的黨性原則的，並且很頑強。

”而我們要堅持的是“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

　　（十）“以上整個座談紀錄所說的內容，僅供領導同誌們參考。”

 

　　很明顯，《紀要》是以江青的名義，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隊文藝工作者的作

用，對十七年的文藝工作路線作了一個總的檢討。《紀要》是毛澤東從一九六四

年以來對文藝工作的一係列批評的深入展開、係統說明和詳細注釋。

　　在當時看來，即使不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盡管可以理解毛澤東的“恨鐵

不成鋼”的心情，也會覺得這些批評似乎過於嚴厲了。現在事情已經過了二十多

年，看看這二十多年中國文藝工作發展的情況，不能不讓人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

投地。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覺察到文藝界存在的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發展下去將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這一領域作為

突破口的。由於江青等人的錯誤，傷了許多好人，所以在一九七六年以後，就被

人利用，全盤否定毛澤東對文藝工作中存在的錯誤的批評，從而為文藝領域裏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大開了綠燈，以致發展到今天，從整體上來說，已經陷入了修正

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泥坑。（一九七六年以後，中央提出的一些口號並不錯，但

很少實際貫徹，如趙紫陽，就是打著“無為而治”的旗子，並且起用王蒙當文化

部長，所以，它起作用的範圍極小。）

　　

 

　　（二）批判《二月提綱》，發布《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四年七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設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彭真、

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組成，彭真任組長，陸定一任副組長，負責文

藝界的整風事宜。

　　一九六六年二月叁日，文化小組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學術批判中出現的

問題。會議討論的結果整理成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

要堅持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叁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

，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

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有破有立，不要“不準革命”等等。

　　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等專程到武昌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問了

一些問題，沒有說同意發表，也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二月十二日，中央將《二月提綱》批發全黨。根據提綱的精神，中央宣傳部

不同意發表關鋒、戚本禹對《海瑞罷官》從政治上進行批判的文章。

　　叁月二十日左右，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在解放後

，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

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

反黨反社會主義麵目。吳□和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

。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

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

‘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

　　叁月二十八至叁十日，毛澤東在杭州叁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談話指出：“北

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混淆

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

；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吳□、翦伯讚是學閥，上

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並點名批評鄧拓、吳□、廖沫沙擔任寫稿的《叁家

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地應多出一些

孫悟空，大鬧天宮”。

　　四月一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張春橋草擬了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

　　四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北京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決定成立為這次

會議起草文件的小組（包括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在內的八人）在周恩來

、鄧小平、彭真及中央書記處的主持下，由陳伯達負責起草《中央關於撤消〈文

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

　　四月十二日，這個《通知》稿由周恩來等人從北京報送當時在杭州的毛澤東

。

　　四月十四日，毛澤東對《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並寫信通知江青：“送上

北京來件二份，請你們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請康生、伯達諸同誌於今日或

明日去上海同你們共同討論一次，然後由康生、伯達二同誌於十六日夜間來此地

作報告，最後定案。”同時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通知他們：“四月十

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閱悉。請康生、伯達同誌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組同

誌於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誌商量一下文件問題，然後請康

生、伯達二同誌於十六日夜間或十七日上午來此地。你們可於十六日來此。各中

央局是否要來人，請你們酌定。”對文件“有一些修改，請斟酌。送恩來、小平

、彭真、康生同誌。”

　　毛澤東對這個稿子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不僅要撤銷《二月提綱》，而且要“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二） 《二月提綱》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及其他一大

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

，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

　　（叁） 針對《二月提綱》所謂“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說法，指出：“無

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

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

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幾

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

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麽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曆史是階級鬥爭的史，根

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

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

、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和資本主義的社

會製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們是一群反

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

麽平等。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

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

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

係等等。”

　　（四） 針對《二月提綱》所謂要有破有立的說法，指出：“不破不立。破就

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

　　（五） 針對《二月提綱》所謂不要武斷和以勢壓人的說法，指出：“其實，

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

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

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六） 針對《二月提綱》所謂要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

機構批準的說法，指出：當時許多方麵、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

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

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出許多清規戒律，實際上是給運動設置重重障

礙；而“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刊

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曲、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

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

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什麽地位了。”

　　四月二十叁日，毛澤東在《對高教部黨委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情況簡報的

批語》發出號召：“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應有參加到文化

革命運動中去。”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有：

 

　　（1）康生傳達毛澤東關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

北京市委、要“大鬧天宮”的一係列意見，介紹中共中央《通知》稿起草的情況

。

　　六日，張春橋作主要發言，係統地介紹彭真、陸定一等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以後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

　　（2）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進行揭發批判。

 

　　八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江青組織的寫作班子]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辯真

假》

　　十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載姚文元的文章《評“叁家村

”──〈燕山夜話〉、〈叁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

　　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的報告，中央在批語中

說：羅瑞卿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誌的錯誤。是資產

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

　　二十叁日，作出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撤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

職務，撤消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

。關於陸定一，文件指出，他與其妻嚴慰冰寫“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誌最親

密的戰友林彪同誌和他的一家”的“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有“密切牽連”；“

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

俗化’、‘簡單化’”；“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立場和觀點同彭真完全一

致”。關於楊尚昆，文件指出，他“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真、羅瑞卿、陸

定一、楊尚昆反常集團”的問題。

　　（3）五月十六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體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說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

 

　　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叁日，會議批判朱德，把朱德不同意說毛澤東思想是馬

列主義頂峰的意見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這種批判當然是錯誤的，毛澤東一

貫反對類似的說法。）

　　五月二十六日，劉少奇發言，作了自我批評。

 

　　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展開。

 

　　《二月提綱》與《五。一六通知》的對立，實質上是發動批判與反對批判的

對立，或者說，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與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對立。當時，毛澤東要發

動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種言論、作品的批判，而當時處在一線以劉少奇為代表

的大多數領導人，都反對這種批判，也就是反對毛澤東所堅持的文化革命路線。

這是兩條尖銳對立的路線的第一次交鋒。這個時候，毛澤東原來提議成立的“文

化革命小組”及其擬定的《二月提綱》，已經成為他推進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礙

。毛澤東要堅持自己的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綱》，撤

消“文化革命小組”。但是，毛澤東還不打算與劉少奇攤牌，當然就拿作為“文

化革命小組”的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作耙子。

　　

 

　　（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炮打司令部》

 

　　 

 

　　四月份，毛澤東發出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應有參加到

文化革命運動中去以後，大中學校的廣大師生就開始積極行動起來，投入文化大

革命運動。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 、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

、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

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說，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要“

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

義分子”。

　　《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五月二十七日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

第十叁期登載了這張大字報。（據說，康生把它密報在外地的毛澤東）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緊、張春橋。

　　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

紅衛兵

　　五月叁十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說，兩個月來，《人民

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目

前的局麵，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天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

，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麵，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

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叁十一日即進報社工作。當日，毛澤東批示：“

同意這樣做。”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陳伯達授意、修改和審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同日，毛澤東在刊載北京大學哲學係大字報的簡報上批示：“康生、

伯達同誌：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

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同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

了這張大字報。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這張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

大的一張大字報》。

　　六月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京市的大

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

　　六月叁日，中央擬定了八條指示：在運動中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

，“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

圍黑幫住宅”等。

　　此後五十多天裏，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組的辦法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

 

　　六月四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毛澤

東批準的北京新市委的決定：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

命，代行黨委的職權。同日，《人民日報》還發表文章《撕掉資產階級‘自由、

平等、博愛、的遮羞布》，不指名地公開批判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

　　六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

皇派？》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各地部分青年學生響應號召，起來造反。北京和全國

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仿效北京大學等校的做法開展文化大革命

。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生批鬥幹部、教師四十餘人，出現了抹黑臉、戴高

帽、罰跪、打人的所謂“六。一八”事件。工作組發現後立即製止。

　　六月二十日，劉少奇批轉北大工作組處理這一事件的簡報，指出：北大工作

組處理亂打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

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此後一段時間，在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都發生貼大字

報、批鬥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的現象，稱學校的黨政領導幹部為“黑幫”、“叁

反分子”，稱一批教師為“牛鬼蛇神”。與此同時，派往各學校的工作組，又在

這些響應號召起來造反而發生過火行為的學生和教師中，大抓“右派”、“叁反

分子”。在一段時間內，文化大革命似乎“納入正軌”了。

　　現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很少涉及這一事實。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

各級領導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在學校以及一些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抓右派、叁

反分子，這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離開杭州以後，在

韶山的滴水洞住了十幾天）

　　七月八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

出來不可。”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回京後即聽取了康生等人關於工作組

的匯報。

　　七月十九日開始，劉少奇主持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會。

 

　　這期間，毛澤東指出：“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

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又

指出：“‘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

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

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要中央一些領導人以及江青等人到各學校深入群眾，

進行調查研究。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到一些學校鼓勵群眾造反。江青在各種

集會上代表毛澤東向大家問好。他們的講話迅速傳遍全國。

　　七月二十叁日下午，劉少奇等在匯報會上說：這麽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

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現在誰也沒有經驗，新工

作拿不出章程，對工作組是幫助問題而不是撤換問題。工作組不能不要，人不要

那麽多是可以的。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談工作組問題，指

出：“要撤掉工作組。”

　　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又指出：工

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

 

　　七月二十七日至叁十一日，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並說明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

　　七月二十八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並送上《論無產階級的革命

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

分子大會。劉少奇在會上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曉得，我想

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此後全國都撤銷了工作組。造反的群眾和支持他們的幹部受到極大的鼓舞。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月一日，毛澤東在《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中指出：“兩張大

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

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

，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

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

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

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

自己不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八月一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插

話中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工作組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

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八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這是鎮壓，是恐怖

，這個恐怖來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在五十

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

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

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

產階級的威風，來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同日，他還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文中加寫了一個批注：“危害革

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

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

　　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八月八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決定》。

　　這個決定的初稿是從七月中旬開始起草的。第一次草稿於七月十六日送毛澤

東審閱，二十一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過，很好，工作組開一二次會，然後經

常委擴大會議（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兩市負責同誌參加）開兩叁天會，討論

通過，即可用中央委員會名義公開發表。以在八月一日發表為好。後兩葉有點修

改。”第二次草稿於七月二十六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即作了批語：“七月

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討論用。”第叁次於八月叁日晚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晚

批示：“改得很好，可即印發。”第四次於八月七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即

批示：“《決定 》中‘無名小卒’，以改為‘無名青少年’較妥，請酌定。”“

同意修改之處。在第十頁上改了幾個字，請酌定。”其中有幾段話後來被認定是

毛澤東的語錄：

　　（一） “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

，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

　　（二） “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叁）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

校的現象。”

　　（四） “學製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

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

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五）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八月十日，毛澤東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發表的群眾說：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月十二日，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

、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會委員（按選舉結果排列中央常委名次）。全會十二日通過了公報。這個公報，

毛澤東於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作了批改，修改的主要內容有：

　　（一）“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所進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正在

促進各國人民的革命活動。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貌似強大，實際上是

很虛弱的。從長遠看來，他們都是紙老虎。”

　　（二）“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諸方麵來的阻力，克

服困難，克服缺點，克服錯誤，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陰暗麵”。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在閉幕會上指出：“中央主

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

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製定

這個決定的。”“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誌就都會實

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

決定，並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

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改組，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以及公報的實行。”“我

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

常現象。”

　　《曆史決議》說，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

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

，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

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

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

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誌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

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

　　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線領導，派工作組到學校，學生出了一點格，就抓右派

、叁反分子。毛澤東則認為，這種作法就是不準群眾起來揭露黨的陰暗麵，就是

鎮壓群眾，就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兩條路線的鬥爭就進

一步尖銳化。毛澤東要堅持發動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製定一個開展文化大革命

的章程，使全黨、全國都有所遵循；就必然要改組中央的領導機構，特別是改變

分一線、二線的中央領導體製，以保證中央製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章程能夠順利貫

徹執行。為此，毛澤東就炮打司令部，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改組中央領

導機構，撤消劉、鄧領導體製，建立林、周領導體製。林、周領導體製與劉、鄧

領導體製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劉、鄧換成了林、周，而且在於林、周領導體製

是不再劃分一線、二線的領導體製。因而，確切地說，應該是毛、林、周領導體

製。但是，事實上，林彪並不能真正參與領導，因而，實質上是毛、周領導體製

。但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仍然有如分一線、二線時期那樣，很少親自主持或

參加政治局會議，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由周恩來主持。與劉、鄧領導體製相對而言

，又可稱之為周恩來領導體製。這怎麽能說是以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

集體領導呢？

　　《曆史決議》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為繼續

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

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

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這段話的目的，無非是要把周恩來與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分開，把周恩來說成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麵。曆史豈能任意篡改。毛澤東

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領導集體去具體執行的，周

恩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功勳不容任意抹殺。 

　　八月十八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

眾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學生

和教師。毛澤東在同林彪談話中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

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此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

”。

　　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橫掃“四舊”。北京、

上海、天津等地的紅衛兵先後走上街頭，張貼標語、傳單、大字報，集會演說，

發出通令、倡議書，無非是修改名稱、改變衣著發型、並到處揪鬥他們認為的“

牛鬼蛇神”。

　　八月二十叁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為了貫徹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

於八月十叁日至二十叁日召開）上指出：“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

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縣委、地委呢！”“工農兵不

要幹涉學生的活動，要文鬥不要武鬥。”

　　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得意忘形，把中央的招呼當

成耳邊風，采取了一些違法行動，衝擊寺院、古跡，搗毀神像、文物，焚燒書畫

、戲裝，從城市趕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通令宗教職業者

還俗。進而自行抓人、揪鬥、抄家、遊街示眾。極少數紅衛兵甚至私設公堂，濫

施酷刑，打人致殘、致死。

　　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文化大革

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

　　八月叁十日，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況，請

求毛澤東幫助。毛澤東當即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當即

辦理，同時，他還親筆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領導幹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單，包

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

、蔣光乃、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等，和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人大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民主

黨派負責人，兩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等。

　　八月叁十一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五十萬人。

 

　　林彪的講話中強調：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

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周恩來的講話中強調：要學習解放軍的叁八作風，

遵守叁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保護國家財產，造成良好的社會主義新

風氣。在鬥爭中，要用文鬥不要武鬥。

　　九月一日，毛澤東給章士釗寫了回信說：“來信收到，甚為係念。已請總理

予以布置，勿念為盼！”

　　九月叁日，毛澤東對傅連章八月二十八日來信批示：“送陶鑄同誌酌處。此

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

　　九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毛澤東同誌反複地告訴我們，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現這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

鬥。

　　與此同時，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組織工農群眾反對造反的學生的事件

。

　　九月七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等人，指出：“青島、

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

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

要幹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

郭影秋，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譚啟龍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

我看是正確的。請你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

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叁次接見來京的約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並在林彪接見

來京師生大會上講話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五類分子

和我們不同，他們反對無產階級為首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專政，他們企

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幹嗎？不能，我們

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他們隻是

一小撮人，但是他們有時能夠欺騙一些好人。”

　　周恩來在講話中強調：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

 

　　九月十七日，《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閱過的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

向》中說：鑽到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

修正主義分子，隻是一小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對不是鬥爭一切領

導幹部，也絕對不是鬥爭群眾。

　　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國慶大會上第四次接見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約一百五十

萬人。林彪在講話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此後，全國各地展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十月九日，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區黨

委負責人參加，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進一步排除黨內各級幹部

的阻力。

　　十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一百五十萬人。

 

　　十月二十叁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讚成陳伯達同

誌十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

步肅清以劉少奇同誌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

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訂和

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

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

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

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誌

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

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

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

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

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

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

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

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

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

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

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

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後，我

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

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

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製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

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很

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村或工廠四清

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

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鬥，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

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

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叁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

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

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消工作組、由群眾

自己幹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

，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

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

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

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來負擔。不少

工作組同誌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

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

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反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

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

。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

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

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製打擊左派，群

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誌中，以陳伯

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

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

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

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

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

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

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

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

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

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

，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是派工作組

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

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

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

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

。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

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於大

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叁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

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

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

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

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

，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

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

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

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隻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

慧才能實現，因為隻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

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後，形勢

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衝擊著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

，聶元梓等七同誌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

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

把這種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

於讓工作組去控製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

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鬥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

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誌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

點也不冤枉的。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

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

，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

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

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

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

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

，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

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

，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製了革命群

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

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

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麵，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

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

的，可以經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

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

，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

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

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

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

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

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

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

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

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

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麵的。至於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

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

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

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誌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

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

很生硬，這就隻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

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

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

產生並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誌

、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

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

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並沒

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

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

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

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

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

，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

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

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

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

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一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

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在

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

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誌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

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誌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

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

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

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即時向主席請示報

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麵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

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

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

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

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隻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誌們的批評和

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鄧小平的這個檢討應該說是比較深刻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也是

比較正確的。這說明，毛澤東對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批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批評，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是完全正確的。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闖了一個禍，

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

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紅衛兵

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也搞了

十七年了。這個文化革命隻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誌們現在就那麽理解了。

”“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

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

。當然，不能過高要求。”“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

。但是，我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

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

全怪劉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犯錯誤也有原因。”

　　十一月一日，《紅旗》雜誌第十四期發表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革命路線的勝利》中指出：“對於犯路線錯誤的人，應當加以區分。應當把提出

錯誤路線的（隻不過是一兩個或幾個人）和執行錯誤路線的區別開來，把自覺執

行（這是少數的）和不自覺執行的（這是大量的）區別開來，把執行錯誤路線的

輕重程度區別開來，把堅持錯誤路線的和願意改正並且實行改正錯誤的區別開來

。一般說來，犯了錯誤路線的同誌，他們同黨同群眾的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群眾的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

　　十一月叁日，毛澤東第六次接見外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約二百萬人。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二百萬

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澤東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

二百萬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江青、周恩

來先後講了話。

　　毛澤東在對江青的講話修改中指出：“事實上，多少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

經濟方麵新舊鬥爭的變化，在文學藝術方麵，也出現了新的文學藝術，以與舊的

文學藝術相對抗。就是號稱最難改革的京劇，也出現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

叁十多年前，魯迅曾經是領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

作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並沒有派工作組，依靠原來的領導

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一部分工作組采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並

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哪裏。”

　　江青的講話中還說：要“徹底揭發、徹底清算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

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和“黨內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

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指出：“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

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

陶鑄還可以。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陶鑄問題，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此前，關於陶鑄問題，發生過這樣幾件事：

 

　　九月十九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被關被鬥而逝世。經陶鑄批準，新華

社於二十一日播發了公告，天津組織了有五十萬人參加的追悼會。毛澤東指出：

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十月十七日，中央宣傳部廢除了十六日發下的為毛澤東第五接見紅衛兵而擬

定的“標語口號”，另發了一個“呼喊口號”。後者刪去了一些文字如“以毛主

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首都叁司”立即起來造反，提出“誰反對毛

主席就打倒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首都叁司”提出的口號。

　　十一月二十七日，關鋒給江青寫信，揭發陶鑄的問題。他說：“陶鑄同誌到

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並參與了劉鄧路線的製定”；“陶鑄同誌

的說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信中還列舉了七條

事實建議中央“密切注視，加以考察。”江青把這封信轉給了毛澤東。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

重造反兵團”時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

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

　　一九六六年八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文化大革命運動迅猛發展：從學

生來說，一方麵是廣大的學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要造反

、要批判；另一方麵，又發生了一些學生亂反、亂批、亂打、亂抓的現象。從領

導幹部來說，一方麵，是要執行中央的指示，積極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另一方

麵，當學生們衝擊到自己頭上時，又加以抵製，有些人甚至挑動工農鬥學生。當

時在毛澤東看來，文化大革命運動仍處於發動群眾的階段，一方麵，在幹部中，

仍然要強調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

己；另一方麵，在學生中，也要教育和引導群眾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絕對不是

鬥爭一切領導幹部，也絕對不是鬥爭群眾”。對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的知識分子

，一方麵，要引導他們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運動，接受教育和經受考驗；另一方

麵，對一些重要的領導人和高級的知識分子，積極采取保護措施。但是，毛澤東

的這些意見，在實際鬥爭中遇到來右的和極左的思潮的幹擾。而且陣線很難劃清

楚。以陶鑄來說，他到底是反對極左，還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在實際鬥爭中，這

個界限是很難掌握的，也是很難劃清楚的。當時有許多人說自己隻是反極左，可

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後，又說自己當時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當時江青等人認為

陶鑄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在一些人也認為陶鑄當時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如

此說來，當時把陶鑄撤下去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