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想費城會議，靜思中國民主 [轉貼]

關於開會的作用， 開會的學問，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差異在開會的方式上體現的最明顯了，這是個價值觀問題， 思想方法問題。 過去中國是以階級鬥爭為方法的，如今拋棄了這種狹隘的仇恨觀念，卻並沒有解決好不同利益的個人和個人，人群和人群如何平等相處的問題，看到這篇文章， 很受啟發，  特為收藏，感謝轉貼者。

懷想費城會議，靜思民主中國 ●作者： 楊光 一、那是一場什麽樣的會議呀？ 公元1787年，即乾隆52年，時值大清國“康乾盛世”的末期。那時，我們這個古老、偉大的東方帝國即將步入她漫長而苦澀的大國衰落之道。而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人煙稀少的莽莽荒原之上，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未來超級大國卻正在悄然崛起。在那一年的5月下旬至 9月中旬，有一群來自北美十二個州的五十多位白人紳士，他們把自己關在費城一間密不透風的會議室裏，汗流浹背、唇槍舌劍地開了一場長達一百多天的秘密會議。此次會議，便是著名的費城製憲會議。 那是一場什麽樣的會議呀？會上的“路線鬥爭”實在是太尖銳、太激烈：有的人主張“國家主義”（相當於中國古代所謂“削藩”、“強幹弱支”），有的人堅持“邦權至上”；有的人主張按人口比例分配議席，有的人堅持各州平等、一州一票；有的人極言詛咒奴隸製度，有的人堅決捍衛蓄奴者權益。還有，全國政府要設幾個分支？政府權力在各分支之間如何分配、如何牽製、如何平衡？議會是要一院製還是兩院製？兩院多大規模、如何組成、如何分工？總統是要一個還是要三個、是直接民選還是間接選舉、怎麽樣選舉？議員和總統多長的任期、可否連任、如何防止他們串通作弊？要不要副總統、副總統起什麽作用？聯邦法院有什麽權力、法官是選舉還是任命、由誰任命、怎麽任命？……真是問題成堆、矛盾成串，每一個大議題都能派生出若幹小議題，所有的大小議題都有N種相互對立的方案，每一個方案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是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既要授權、又要限權，既要集權、又要分權，既要行權、又怕濫權，既要國強、又怕民弱，既要選官、又要防官，既要官員德才兼備、又要官員謹小慎微，既怕政府辦不了正事、更怕政府辦出了壞事，既怕精英生惡念、又怕暴民逞霸道，……擺在美國“國父”們麵前的，全都是些困擾人類數千年的世界級政治難題。 在長達一百多天的爭論中，製憲會議開得既緊張又熱烈。有的人固執己見、堅決據理力爭，有的人翻雲覆雨、經常自打嘴巴，有的人雄辯滔滔、口才令人叫絕，有的人口吐狂言、老子天下第一，有的人一味“和諧”、專當“和事佬”，有的人逢案必反、專門唱反調。多年以後，當人們事後反思，當年會上的正方、反方、反反方，他們各自的角色其實都很重要，他們都為憲法的誕生做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貢獻。那些曾經反聯邦、反憲法的反方，他們對聯邦憲法的貢獻更有其獨特的意義。但是，讓我們來猜想一下，若是我國的毛偉人見了這番會議場景，他會說什麽呢？想必他會一臉惱怒：“大有炸平費城（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或者他會一臉奸詐：“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他不鬧，你還不知道他在想什麽，他一鬧，正好把錯誤暴露出來了”，又或者，他會一臉不屑：“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好在費城沒有毛澤東，隻有華盛頓。經過了幾千次麵紅耳赤的爭吵，經過了五百多次反反複複的表決，經過了一輪接一輪不太心甘情願的讓步和妥協（其中，關於兩院議席分配的妥協案被曆史學家稱之為“偉大的妥協”），最後，這群美國鄉紳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口舌，勉勉強強寫出了一部誰都不太滿意、誰都不大看好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這可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篇幅不長，字斟句酌，文辭簡煉，隻有區區七條。它沒有什麽形而上的理論，也沒有嘩眾取寵的虛言矯飾，每一個條款都是實打實的，都關乎政府的組織、分工與運作。 當最後幾名代表在憲法草案上簽名的時候，81歲高齡的本傑明·富蘭克林長舒了一口氣，他指著會議主席座椅背後的那幅油畫說：我一直無法斷定畫麵上那一輪紅日是旭日還是落日，現在我終於有幸知道，它正在升起，而不是在下落！這位博學多才、舉世聞名的長者富有遠見卓識。然而，當時絕大多數的與會者卻沒有他那份樂觀和自信。因為這部靠讓步與妥協而達成的憲法與他們開會之前的觀點、願望和想象相去甚遠，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親自參與製定的憲法最後竟會是這樣一個文本。這部憲法並不符合任何一個代表的個人願望，卻盡可能地折衷調和了他們的共同願望（或者說，是他們願望的“最大公約數”）。這部憲法不代表夢想，而是夢想對現實的屈從和遷就。所以，“國父”們少有成就感，相反，倒有著沉重的挫折感。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這紙憲法能夠獲得各州和人民的認可，更多的人則堅定地認為，即使這部憲法可以僥幸通過，它的壽命充其量也不會超過二十年。 如今，二百二十一年已經過去，費城會議所製定的這部憲法雖然幾經增改，但其基本框架卻沒有變化，它仍然還是美國的“現行憲法”。不僅如此，這部憲法的影響力、號召力早已越洋過海，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度裏開枝散葉，成了不同的建國者、變政者、革命者、改良者們競相模仿的政治樣板。 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 按我們中國的觀點，可以說，費城會議完全不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首先，這個會議從一開始就不順，簡直就是“無組織、無紀律”。應到代表74人，因缺少盤纏、缺乏興趣等原因實到代表才55人，而且大多數代表都遲到了，“開幕式”不得不推遲了11天。後來，又因事、因病、因負氣出走等等原因，堅持開完會的還剩下42人。而願意在憲法草案上“簽名作證”的則隻有39人，梅森、蘭道夫、格裏三位對憲法草案卓有貢獻的代表不聽勸說，堅決拒絕簽字。其次，這次會議既沒有在美國“形成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有“核心”，卻不是在這次秘密會議上形成的，那是會後通過全國選舉產生的），更沒有“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好不容易才湊合起來的一個會議，大家卻不太“講政治”、不太講團結，隻顧暢所欲言、爭論不休，導致會議效率極低。議而不決、決而不算，同一個議題竟然翻來覆去反複表決。一幫年輕代表狂妄之極、目無領導，年高德劭的富蘭克林先生又立場不堅定、一味“和稀泥”，被後人稱為“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先生也是原則性偏弱、靈活性太多，愛搞見風使舵、折衷調和的勾當。更有甚者，那位享有崇高威望、本該一言九鼎的會議主席華盛頓將軍（他可是兩次全票當選的美國總統啊），卻幾乎自始至終不言不語、如同啞巴，他老人家既不在會場外麵悄悄搞“陽謀”、實施 “偉大的戰略布署”，又不在會場裏麵公開“拍板”、高調發表“重要講話”，將軍那副不溫不火、不疾不徐的神態，真如孔子所說：“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這是孔子對上古聖人舜帝的崇高評價）。 就是按一些美國人、西方人的想法，費城製憲會議也有不少的疏漏與瑕疵，甚至有人認為它不無“篡奪”、“政變”之嫌。其一，在平民主義、民主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太“精英化”了，法國革命時的製憲公會允許“人民群眾”帶著長槍短棒進入會場圍觀、起哄，而費城會議卻無情地剝奪了廣大民眾的參與權和知情權。為防隔牆有耳，寧可門窗緊閉。不僅會議極其保密，代表們為避免日後公眾了解到會場上的爭議詳情，甚至想過要將會議紀錄通通付之一炬（好在麥迪遜為後人留下了一部詳細的日記）。其二，在平等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不僅沒有對婦女、窮人、印第安人、少數族裔的平等政治權利予以絲毫關注，甚至還默認並支持了罪惡的黑奴交易。雖然美國的這些“國父”們大都厭惡奴隸製度（他們甚至羞於說出“奴隸”這個詞，而以“其他人口”或“另有描述的人”代之），但是，這次會議終究不敢冒險去捅捅這個馬蜂窩（當然，那時候不捅是對的，否則就沒有聯邦了）。其三，在民權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隻管向聯邦政府授權，卻隻字不提保障公民的權利，這樣的憲法算是什麽玩意？“權利法案之父”喬治·梅森正是因此才拒絕在憲法上簽名。好在不久之後美國就有了被稱為“人權法案”的前十條憲法修正案，算是彌補了這個大缺陷。其四，在程序主義者和法律條文主義者看來，這個製憲會議本身就嚴重“違憲”。因為會議本是按邦聯議會的決議、為修改《邦聯條例》而召開，結果這幫人卻陽奉陰違，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實屬越權之舉。又以9州批準即生效的新規則取代了13州一致通過的老規則，亦是違憲之舉。當然也還有“分裂主義”的嫌疑，萬一剩下的4州堅決不批準憲法，豈不就要拒人於外、四分五裂了？在這些人看來，費城會議形同政變，它顛覆了合法的邦聯、建立了非法的聯邦。 長期以來，關於費城會議，稱頌者、乃至將其神化者有之，質疑者、乃至將其魔化者亦有之（比如，有些學者就曾斷言，那一小撮美國“國父”都是些自私自利之徒，其所言所行不過是為了維護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權和既得利益而已）。可是，不管怎麽說，這次會議不僅保全了一個行將崩潰的邦際聯盟，而且創生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聯邦國家，一個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己任的全新的大國橫空出世了。 孔子曾這樣稱讚管仲：“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說，管仲雖有若幹瑕疵，但他以不流血的方式將諸侯和平匯聚，此即為仁！若無管仲，我華夏民族將成為被發左衽的野蠻之族。所以，對於管仲品行方麵的小小瑕疵，豈能以匹夫匹婦們的愚蠢教條去橫加指責！——我以為，將孔夫子此意評之於費城會議，真是恰到好處。如果說《獨立宣言》不惜流血一戰，是意在破舊，那麽，費城會議刻意調和折衷，則誌在立新。開一次會而建一個國，比之於征戰殺伐，何樂而不為，何仁而不為！ 三、為了民主中國，讓我們先練好開會的基本功 我們中國人曆來長於破舊而短於立新。我們有一大堆關於建政立國的老故事，最有名的，諸如秦滅六國、楚漢戰爭、三國演義、五胡亂華、陳橋兵變、清兵入關。當然，還有六十年前的“三年解放戰爭”。這些老故事，大都是伏屍百萬，流血千裏，所謂“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也。中國人的“江山社稷”，似乎一向是靠死人來建立的，所以，我們一向隻承認“打下來的江山”和“祖宗的江山”。開一次會，建一個國，而且是建一個前無古人的自由民主超級大國，這樣的美國故事，我們中國人願意做、做得來嗎？ 關於開會，近代中國也曾開過幾次有名的會議。比如袁世凱與起義軍、革命黨人曾開南北和會，毛澤東與蔣介石曾開國共和談，還有所謂“確立毛主席在全黨領袖地位”的遵義會議，“確立鄧小平為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波詭雲譎的“七千人大會”、“廬山會議”（共有兩次有名的廬山會議，一次是整彭德懷，另一次是批陳伯達）。這些會議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會內會外、會前會後發生了一些比較突然、比較劇烈、比較詭詐、比較奇特的曆史事件。但總的說來，這些著名會議大都浪得虛名，其本身的重要性是相當有限的，真正的較量、真實的成果產生在會議室之外。大體上，開會的人或是人在會場、心在戰場，或是一小半在會場、一多半在官場。還是誰的拳頭硬，誰的嗓門就粗，誰的官銜高，誰的講話就“重要”，誰的勢力大，誰的論述就“精辟”。 老實說，中國人是一向不大會開會的。費城會議那樣的會，我們大概還沒學會怎麽個開法。不光執掌政權的人不大會開會，無權無勢的異議分子似乎也不大會開會。不光大陸的專政集團不大會開會，台灣的民主政黨也有些不大會開會（雖說不必苛責，但總把議會當罵場或演武場也是說不過去的）。我們的毛病在於：有些人是以己為尊、聞過則怒，話不投機、記恨在心，黨同伐異、因人廢言，拒不妥協、一拍兩散，美其名曰“堅持原則，絕不動搖”；有些人是當麵不說、背後搗鬼，或者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美其名曰“革命的兩手”、“戰略布署”；有些人愛搞多數圍攻少數、強勢清算弱勢，多數派動輒群情洶湧、仗勢欺人，聲色俱厲、不依不饒，少數派則是戰戰兢兢、可憐巴巴，弄不好還得求饒認錯、深刻檢討，上綱上線、自我栽贓，美其名曰“真理戰勝謬誤”、“勝利的大會”；有些人愛搞少數控製多數，少數人居高臨下、盛氣淩人，定調拍板、一言九鼎，眾人則低聲下氣、溜須拍馬，言不由衷、隨聲附和，美其名曰“與某某保持一致”、“團結的大會”。 因為有這些壞毛病，所以，我們中國人開會經常能開出以下四種效果來：一是互不買帳、不歡而散、無果而終；二是右手簽和約、左手放黑槍，會上搞冷戰、會後搞熱戰；三是多數整少數、少數怕多數、發言一邊倒、牆倒眾人推；四是排排座、分果果、說假大空話、開團結大會。 在我看來，民主政治有兩項實實在在的基本功，一是選舉，二是開會，如果說得更準確些，一是競爭性選舉，二是妥協性開會。目前，在真正的民主選舉到來之前，為了迎接民主中國的創生，我們得首先練好開會的基本功。 民主中國將如何創生？我猜想，極有可能是在開會中創生。亨廷頓在總結20世紀後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時說：“民主國家是通過談判、妥協和協議而產生的。……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認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壟斷真理或美德的領袖們所創設的。妥協、選舉、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劉軍寧譯，《第三波》第四章）也就是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南歐、東亞、拉美、東歐各轉型國家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一不是在戰場，二不是在斷頭台，而是在圓桌會議。 當然，我們不能斷定中國的民主轉型也必定就會符合這些共同特征。但至少，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因為形勢所迫，有這麽一群中國人，他們分別是：來自原執政集團各係統的趙錢孫李、來自民間反抗運動各派別的周吳鄭王、來自海外**各組織的馮陳褚衛、來自港澳台各地區的蔣沈韓楊、來自少數民族各地區的丹增嘉措和買買提、……，某一日，他們來到了某個象費城一樣的中國城市，要召開一次有關國家未來政治安排的重要會議。他們將要怎麽開會呢？——也許他們會心存介蒂、相互鄙視、各不相讓、開到半途、全體退場？也許他們很樂意派個不中用的人去開會、讓中用的人在會場外麵鼓動群眾去起哄、鬧場，或者幹脆鼓動軍隊裏的支持者去耍橫、動武？也許那些有財源、有地盤、有山頭、有武備的人們會一拍即合、結成多數，把那些光會耍嘴皮子喊自由民主的少數派排擠出局、甚至批臭打倒？也許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開會當成是走過場，不如實惠一點一人分它個一官半職，然後大團圓滿意而歸？……以我對中國開會史的粗淺了解，我不敢想下去。如果我們中國人隻願意、隻能夠、隻打算開這樣的會議，那就不妨作一個斷言吧：恐怕中國真正的民主轉型還得等到“第五波”、“第六波”的時候才能成事。 有人可能會說：民主中國豈能在會議室裏談出來，隻能靠“人民群眾”運動出來、鬥出來、打出來！真是白日做夢，休想與虎謀皮！“與虎謀皮”這個話經常有人說，聽起來確實有幾分道理，但也有些可商榷之處。我說句俏皮話吧，如果老虎不再啃我們的骨頭了，你憑什麽還要去剝人家的皮？把它關進鐵柵欄裏不就得了。我想，真正的民主政治，大概不會誕生於妄圖啃骨頭者與妄圖剝皮者之間。是的，為了民主中國，我們不如少學一點剝老虎皮的學問，多練一點開妥協會的基本功。而且我們很幸運，有後發優勢，那些世界一流水平的開會專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漢密爾頓、梅森、詹姆斯·威爾遜、古文諾·莫裏斯、……，他們221年前的所言所行，足以充當我們的培訓教程。 文章來源：天益網（http://www.tecn.cn）。 作者專欄：http://www.tecn.cn/thinktank/author.php?id=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