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隻問政體 不問國體”

“以法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是憲法和憲法執行。 執行憲法可以讓公民有通暢途徑維護自己的憲法權益。 它的重要性可以用寫在美國某法院牆上的“語錄”說明：

“The constitution is a delusion and snare if the weakest and humblest man in the land cannot be defended in his right to speak and his right to think as much as the strongest in the land.”

"如果最弱小卑微的人不能夠受到保障， 使他和這塊土地上最強大的人有同樣的說話和思想的權利，憲法就是隻一個幻想，一個圈套”。

立憲，製定合理代表民意的憲法，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直有知識分子的極力推動. 不僅僅是去年的零八憲章的簽名者, 梁啟超先生就是一生倡導立憲的改革家。

中國目前有憲法， 零八憲章簽名者的呼籲是，讓憲法修改得更好， 這需要解決一些重大的認識問題，需要時間。  但是目前最為緊迫的問題是如何使憲法得到實際執行， 真能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現有的憲法讓他發揮作用，也是一大進步， 這個改革比修改憲法本身總要容易吧。

梁啟超先生那時就為立憲而奔走呼籲， 今天的我們難道反而不能就憲政在中國的改革進步做任何促進麽?

隻問政體 不問國體

作者：邵建 2009-03-18 09:19:29 發表於：博客中國


在晚近中國近代史的大裂變中，梁啟超是個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張，包括他身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標榜為他自己揭櫫的八個字：“隻問政體，不問國體”。當年孫中山要推翻帝製實行共和，梁啟超反對；但，後來袁世凱要推翻共和恢複帝製，他又起而反對。看起來，梁啟超慣於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時人乃至後人亦常以“多變”詬病其人。其實，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權”與“變”，但在政治立場上亦有他的“經”與“常”，後者就是標題上的八個字。這是他不變的根據，也是他多變的緣由。

“隻問政體，不問國體”，此觀點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凱複辟時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當時梁啟超病臥津門，不僅抱病寫作了他生平中極為重要的政論《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報》記者的采訪。兩篇文字相互發明，很清楚地顯示了梁啟超曆來所堅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對的意義上，國體顯示國家的性質，它可以用來表明一個國家姓什麽，比如君主製的國家姓“君”，民主製的國家姓“民”。政體不然，它不問國家權力握在誰手，它問的隻是這個權力如何運作。因此，政體通常是指國家政治權力的運作形式，比如國家權力在憲法層麵上是“限權”和“分權”的，就是立憲政體（反之則是非立憲）。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把國體政體視為一體，並且認為政體直接是由國體所決定（如君主必然專製，民主無以獨裁）。其實不然，這兩體之間各自有相對的空間，它們的表現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憲（比如民初至今），立憲不妨礙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倫）。

梁啟超是一個立憲主義者，他對當時政治的第一關注，不在權力屬誰，而在權力是否受法的製約。用他征引楊度的話說“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權力為惡，無關乎權力在君還是在民，兩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規範它。基於此，梁啟超很直白地說“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所謂“隻問政體，不問國體”，蓋在於“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

這就可以明白他當年為何被人罵為保皇黨而並不動搖，保皇是為了立憲（君主立憲）。和西太後相比，光緒帝畢竟是可以援引為維新的一個力量。從私人角度，戊戌之後，梁氏為滿清流竄海外十餘年，正如他自陳“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豈猶未極？……吾至今猶為海外之僇民耳”。但政論家發表議論當超越個己恩怨，並以公共理性為準的。因此，當晚清預備立憲時，身為僇民，也要和革命黨筆戰，力批對方君主不能立憲、立憲非共和不可的觀點，並由此給自己落下保皇的罵名。辛亥之後，梁啟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於立憲的努力。但1915年時，袁世凱忽然要恢複帝製，他的顧問們造出的聲勢是，共和不能立憲，立憲非君主不可。一時間，國體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梁啟超當然要發出反對的聲音。在他看來，君主共和，隻是國體，和政體無關。政象的好壞主要在政體不在國體；並且無論哪種國體，都可以作出政體上的選擇。梁啟超擔心，立憲作為政體的選擇，它需要連續性；一旦在國體上動刀，這種連續性隨著權力的轉移容易被打斷，並很難修複。

立憲黨人梁啟超不爭國體爭政體，用意良深。在他看來，政體的變遷是改良的，國體的變遷是革命的。問題是“革命可以求國利民富，吾未之聞也”。因此，隻要立憲，梁既不反君主製（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製（比如美利堅），他隻反勢必給社會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蘇俄）。作為一個改良派，梁啟超的反革命其實僅在於反暴力。既然梁氏以為，立憲礙難通過暴力而獲致，那麽，他就很現實主義地表示“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

梁氏八字，梁氏終身守持；而今讀來，亦宜深長思之。直捷言，當年梁氏之看法，即筆者刻下之態度。從梁氏一脈言，前有嚴複，後有胡適，是他們構成了近現代以來一個以立憲為訴求的改良傳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孫中山、陳獨秀和魯迅，這是一個看重或推行以革命來解決一切問題的傳統。不言而喻，後一個傳統是20世紀的曆史主流，正如前一個傳統如果不是為曆史所中折，也是大幅度地邊緣化。然而，曆史並非劣汰，亦經常汰優。今天我們所照臨的現實，正是當年曆史選擇的結果。當曆史以它的前世今生，放在我們麵前；不難發現，我們今天所能選擇的，依然不脫前人選擇之難局。是嚴、梁、胡，還是孫、陳、魯？出於曆史理性，筆者的態度是“反思孫、陳、魯，重光嚴、梁、胡”。落實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應該踵武梁啟超，把政體放在國體之前，亦即把立憲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體帶動國體，即以立憲推進民主（而不是相反）。學者朱學勤有過一個很精彩的表達：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化用到此，如果可以在政體上拱卒，則不必汲汲於國體上將軍。後者是要對方的命，難免形成暴力。政論家當不往這個方向煽動，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論可言的範圍，除非立意做革命家。

附：收筆之際，且錄一節掌故，以覿梁啟超反複辟之風采。梁文草成之後，袁世凱派人以20萬大洋來收買，希望它不致公開，梁啟超婉謝。後袁氏再度派人，危詞以威脅：“君亡命以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嚐，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啟超“笑曰：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

文章來源：後改革思想
http://www.hanyusuo.com/w_view.asp?id=6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