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竺和許嘉璐錯誤的五四觀
王澄
2009 年 3 月 9 日，陳竺在兩會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講到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文字出現危機。陳獨秀、魯迅等人把封建腐朽、愚昧落後，同文字連在一起，要求廢止中國的文字。許嘉璐先生認為這種批判也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因為它把事情推向極端，讓人們感覺到一種危機的來臨，從而喚起變革、重生的強大動力。白話文出現，挽救了中國文字。然而並沒有因為白話文的出現，古代文字就沒有地位了，恰恰相反，人們又發現了古文的價值所在。但如果沒有這種革故鼎新的話，也許中國古文就真的消失了。” [1]
先回顧一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再批判陳竺和許嘉璐。
五四事件發生在 1919 年 5 月 4 日，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大約發生在 1916 年陳獨秀的《新青年》創刊（ 1915 年《青年》改名）到 1930 年代。這個運動包括了三大部分： 1 。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 2 。推動白話文， 3 。引進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曆史學家許倬雲的評價是，三大部分的前兩個部分都成功了，而第三個部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大陸“均未有順暢的發展”。 [2] 健康報網轉載陳雪根 2009 年 3 月的文章也承認“我們今天已經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徹底的共識。” [3]
政治上，五四運動是個國民黨不愛而共產黨曲解的曆史事件。國民黨不愛是因為五四以後共產主義在中國風行起來；共產黨曲解是因為五四的知識分子本來要提倡自由民主，但是後來知識分子的努力被革命分子利用，最終新的共產黨一黨專製製度取代了舊的專製製度，所以共產黨隻好對五四運動的本意進行歪曲的解釋。
90 年過去了，我們這些後人若要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我的建議是請大家先讀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一書。 [4] 如果沒有讀過這本書，最好請你坐在台下當聽眾。因為要討論曆史事件，首要的是回顧曆史上發生過什麽事件（情），這些事件的描述一定要盡可能地原始，非常真實，最好是讀了當時的報紙，新聞，書籍，文件（物）等再給予複述。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就是這樣一本書，他在美國用英文寫的， 1960 年在哈佛出版社出版，他沒有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壓力，因此，他的書是公認最權威的，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認為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全文後麵專門介紹周策縱先生）
根據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和周先生的其他文章，以及其他的五四著作，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中文人代表有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 [5]
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主要是胡適和陳獨秀兩人帶的頭。李雲漢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這樣寫到，“清朝末年，革命黨人為了使革命思想的傳播能夠普遍而有效，開始使用白話文，辦了一些白話文報，這些是文學革命最早的信號。 1915 年，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寫給梅光迪的送行詩中，用了‘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的句子。” [6] 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包含了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文體的改革，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建立白話文學，也就是胡適所謂“活的文學”；另一個是內容的蛻變，即文學本質與功能趨向實際生活。
“胡適與陳獨秀通信，表示有‘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之意。這期間，胡適常常和友人討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開始用白話文作文，作詩，作戲曲，顯然他文學革命的思想接近成熟了。他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陳把這篇文章發表在 1917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事： 1 。須言之有物， 2 。不摹仿古人， 3 。須講求文法， 4 。不作無病之呻吟， 5 。務去爛調套語， 6 。不用典， 7 。不講對仗， 8 。不避俗字俗語。” [6]
在這裏抄錄 1919 年 6 月 11 日胡適寫的白話文詩《威權》：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麽樣就怎麽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
（以下摘錄自《中國近代史》 225 到 227 頁。） [6]
陳獨秀對胡適的主張，引為同調，說是‘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二月份的《新青年》二卷六號上，便刊出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揭出了《文學革命》的旗幟。陳獨秀提出了他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一 ,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 ,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 ,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繼胡適，陳獨秀之後，熱烈鼓吹文學革命的學者，有錢玄同，劉複，魯迅，周作人等人。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等也創刊《新潮》雜誌，為主張文學革命的生力軍。胡適於民國六年（ 1917 年）六月自美國至北大任教 , 七年（ 1918 年）四月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為建設新文學的宗旨，文學革命的內涵和方向告確定。（摘錄完）
就文體改革而言，五四的文學革命（白話文）獲得卓越成功，其對於知識的普及與文化的傳播有極大的貢獻，當時的政府和社會輿論也多接受以白話文為通行的傳播工具，各個報紙也采用了白話文。 1920 年 9 月，教育部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至此，白話文取得了官方認可的合法地位。
下麵批判陳竺和許嘉璐。
陳竺和許嘉璐的錯誤
1.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的主要倡議人是胡適，以後又有了陳獨秀跟進。這兩個人是當年文學革命主要發起人。陳竺說“陳獨秀、魯迅等人”，沒有提到胡適是錯誤的，與事實不符。
2. 任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字記錄都沒有說要“廢止中國的文字”。五四反對傳統，當時最為極端的話是“把線裝書扔到毛坑去”。五四提倡使用白話文，但是並沒有廢止中國文字之說。非但沒有“廢止”中國文字，胡適一生一直都在從事和計劃有係統地“整理國故”。
比如，《胡適口述自傳》中說，中國文藝複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7]
一． 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二． 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做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三． 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係統的整理；
四． 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為了清楚地說明“整理國故”，胡適說，北京大學 1923 年曾出版過《國學季刊》，胡適寫了“發刊宣言”。這個宣言是把研究漢學或國故的原則和方法做一番簡要的和廣泛的說明。
宣言的要點如下：
[ （胡適）我說我們用不著慨歎什麽國學傳統要淪亡，或國學界老輩的日益凋謝。這些都是曆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們如果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狀況，我們不但不悲觀，並且還抱著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勝於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未可厚非，但是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數倍。 ][7]
[ 接著我把過去三百年 --- 那漢學複興為最佳代表的國學研究時期 --- 的成績分為三個方麵：第一是“整理古書”；第二是訓詁，也就是合乎科學的歸納法；第三是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中國的“高級批判”，換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學，以確定古籍的真偽。 ][7]
1933 年，胡適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中，解釋了他“中國文藝複興”（新文化運動）的含義：
“《新潮》（ Renaissance ）是 1918 年一群北京大學學生，為他們新發行的月刊雜誌所取的名稱。他們是我國舊有傳統文化中，受過良好熏陶的成熟學生，而且，他們在稍後由他們的某些教授所領導的此一新運動裏，立即察覺到，與歐洲文藝複興有與有顯著的類似性。首先，它是一種有意識的運動，以人民日用語書寫的新文學，取代舊式的古典文學。其次，它是有意識地反對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理念與習俗的運動，也是有意識地將男女個人，從傳統勢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它是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威，以及以讚揚生命此一新運動和人類價值對抗壓抑的一種運動。最後，說來也奇怪，此一新運動是由了解他的文化遺產，而且想用現代史學批評和新研究方法論研究文化遺產的人們所領導的。就此層麵而言，它是一種人文主義運動。”（餘英時譯） [8]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 the Renaissance” was the name given by a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 new monthly magazine which they published in 1918. They were mature students well trained in the old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readily recognized in the new movement then led by some of their professors a striking similarity to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Three prominent features in the movement reminded them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First, it was a conscious movement to promote a new literature in the living language of the people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old. Second, it was a movement of conscious protest against many of the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 and of conscious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an and woman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forces of tradition. It was a movement of reason versus tradition, freedom versus authority, and glorification of life and human values versus their suppression. And lastly, strange enough, this new movement was led by men who knew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ied to study it with the new methodology of modern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research. In that sense it was also a humanist movement.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the new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1917 and which was sometimes call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ew Thought” movement or “The New Tide” was capturing the imagination and sympathy of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as something which promised and pointed to 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 [9]
胡適的思想代表了中華民族的進步，五四運動使舊的人民和（擺脫了）舊的傳統而獲得新生 the new birth of an old people and old civilization ，怎麽能說是“廢止文字”？連基本的常識都不懂？
陳竺和許嘉璐的“廢止文字”謊話其實也是中國人的遺傳病，在新主子麵前控訴舊主子的時候總是誇大“受害的程度”。
3. 陳竺說，“白話文出現，挽救了中國文字。”這句話也不對。網絡文章說，“（古代）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們口語交際習慣的口語作品，從《世說新語》、《顏氏家訓》開始，到敦煌變文、唐宋語錄、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一路下來，應該說每朝每代都曾產生過數量不少的白話作品，但它終究未能撼動文言文的統治地位，絕大多數隻能散落在民間。”
所以，胡適提倡白話文並不是“創造了”白話文，隻是提倡早已在百姓中使用的白話文。我並不想揪住陳竺的“白話文出現”的“出現”用詞錯誤，而是指出陳竺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知識極其貧乏。
4 ．陳竺和許嘉璐認為，“並沒有因為白話文的出現，古代文字就沒有地位了，恰恰相反，人們又發現了古文的價值所在。”。整個這句話邏輯混亂，真像是大白天說夢話。五四時代之前的中國，全國人民用的是兩種語言，一種是有教養的上等人用的文言文，另一種是沒有教養的下等人（黎民百姓）用的白話文。文言文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嚴重地阻礙了中國人之間的思想傳播。
文言文為什麽能夠阻礙中國人的思想傳播呢？汪晶晶在他發表的《也談京劇的屢振與不興》（華夏文摘 hxwz.com ）中說，“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民族綿延使用了兩千多年的漢語文言文作了曆史性的，摧枯拉朽般的掃蕩。以文言文為根基的漢語是一種非常非常獨特，和我們這個星球上我們任何一個其它同類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沒有任何可比性的語言文字。它的產生和發展，它的變化和沿革，完完全全是獨立的，封閉式的，和人類的其它語種毫無關係。建立在漢語文言文基礎上的漢文明也同樣是獨立自主，自生自滅的，它和其它民族的古文明，比如希臘文明，埃及文明，平行發展，但卻毫無關係，完全是一枝獨秀的文明。”
“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漢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其它文明不具有的，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純粹形式主義和高度程序化的審美趣味。以歐洲為例，歐洲文明的宗旨是，有用才美，合理才美，真實才美。（也正因為這樣，歐洲文明中哲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的高度發展並不像大多數近代史研究者宣稱的那樣始於工業革命，而是在古希臘時期就遠高於漢文明。）漢文明的宗旨卻正好相反，它是完完全全先驗的，美才有用，美才合理，美才真實。每一個漢字從被造之始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它的有用則是後來附加的。”
我沒有讀過英文寫的英國古典文學著作，但是我讀過 200 年前美國人用英文寫的文件，與今天的英文沒有太大的區別。而中國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區別就大多了。所以，今天幾乎所有研究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說到當年白話文的推廣，無不額手稱慶，認為這是五四的進步知識分子想要做並且作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它推動了中華民族的進步，功在千秋。
白話文在全中國通行之後，文言文就退出了曆史舞台。文言文被邊緣化，並不是說文言文沒有價值。更不能說人大代表彭富春的複古建議就是“又發現了古文的價值” （見下文）。
五四運動用白話文擠掉了文言文，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樣一來，五四運動就像一把刀，把中國古代和現代在文字上完全割裂開來，分成兩個部分。其他國家好像都沒有這種情況。我們今天要學習文言文就是為了和古代有聯係，僅此而已。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認真地學習古文，就無法讀古代的書。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台灣，日本和韓國，我們不難看出現代化和傳統的和諧相處，在那裏，現代化和傳統並沒有被視為一對截然對立的概念。但是那裏的原則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如果你也認同這樣一個原則，你要不要學習中國古文也就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了，因為你並不生活在古代的世界。特別在今天急劇現代化的中國，一個不會文言文的中國人也能活得很好，也不會影響到他今天的謀生。
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全麵毀滅了中華古文化，所以他們今天問心有愧，成了當年的武訓，誰打他一拳都行。而且國家民族主義已經成了共產黨最後一塊招牌，隻要你是搞國家民族主義的，你就上去打他一拳（公開建議），管你是什麽樣的禍心，他都要受著。
所以才會有像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彭富春那樣的人大代表，公然主張複古倒退，建議強化古代漢語教學。他說，“必須認識到文言文是維護祖國統一的巨大力量。目前，港澳台和海外華僑，都有使用繁體字和學習文言文的傳統。如果我們強化文言文的教育，必能在文化中國的統一上推進一大步。”彭富春複古倒退的言論都是瞎扯蛋，不會文言文，就不能和港澳台和海外華僑交流了，就“雞同鴨講”了，就不能做生意了？
陳竺和許嘉璐在五四這個曆史問題中的錯誤說明了：中國大陸的曆史學家 60 年來受到政治的桎梏，隻會照本宣科地生拉硬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居然不知道中國古代曆史中到底有無奴隸社會；並且把秦始皇自公元前 221 年建立的中央集權帝國農業大國（到 1911 年）的體製對（西方的）號入座說成是“封建社會”。（因為馬克思主義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從學術上講，中國“封建社會”的名字完全起錯了，“封建社會”這個名字連秦始皇都不同意，因為秦始皇本人就是要“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
中國近代史就更不用說了，中國大陸的曆史學家編寫的在大陸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書籍隻能扔到豬圈去，因為用這些書“喂”出的人民比豬還愚蠢。
結論：陳竺和許嘉璐認為，“廢止文字 --- 把事情推向極端 --- 喚起變革 --- 又發現古文的價值。”這完全是豬的邏輯。一個正常的人絕不會這樣思考問題。像陳竺和許嘉璐這樣近代史知識貧乏，思想方式極其偏差的人做國家高級領導人，這個國家一定亡。
（完）
參考文獻
[1] 陳竺委員：迎接中醫藥的春天。
記者 柴玉，巨鋒
醫改成為兩會熱點，如何在醫改中發揮中醫藥的作用、如何推進中醫藥健康發展等話題，引起代表委員的熱議。作為衛生部部長的全國政協委員陳竺對此有何看法？（ 2009 年） 3 月 9 日晚上，陳竺接受了記者專訪，並為本報題詞：“化挑戰為機遇，迎接中醫藥繼承與創新的春天”。
[2] 許倬雲：萬古江河。英文漢聲公司，台北市， 2006 年
[3] 陳雪根：改革已走一大半，難道還要返回去。中華工商時報。健康報網 2009 年 3 月 13 日轉載
[4]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英譯漢本，桂冠圖書公司，台北市， 1989 年。英文原著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r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5] 胡適五論，張忠棟文集一，稻鄉出版社，台北縣， 2005 年
[6] 李雲漢： 中國近代史，三民書局，台北市， 2006 年 3 月增訂四版一刷
[7]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遠流出版公司，台北市， 2005 年
[8] 餘英時：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聯經，中央研究院，台北市， 2004 年
[9] 胡適全集第 37 卷 75-76 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 2007 年重印）
介紹周策縱（維基百科）
周策縱（ 1916 年 1 月 7 日－ 2007 年 5 月 7 日）出生於湖南祁陽，逝世於美國舊金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係和曆史係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曆史學家（特別是中國五四運動）。
生平
湖南省祁陽縣（今祁東縣）人， 1916 年出生於祁陽縣。父親周鵬翥生前是詩人、書法家，行俠仗義，望重一時，舊學深厚而思想維新，以至於傾家襄助辛亥革命。周策縱先生幼承庭訓，兼長新舊學，與弟周策橫皆長於書藝詩文。中學畢業於長沙市第一中學（今長沙市一中），與毛澤東為相差十五年的校友。該校主編的校刊《長高學生》四字，就出自周策縱的手筆。
1942 年，周策縱於中央政治大學行政係畢業後，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刊物，並一度供職於重慶市政府。 1945 年始，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 ( 秘書 ) ，與陳布雷、陶希聖、徐複觀等聞人共事。蔣介石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後的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就是由周所執筆。 1948 年辭職後即赴美國留學，開始潛心研究中國五四運動曆史，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
學術
其巨作《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五四運動史》， 1960 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為第一步全麵深入對五四運動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為西方對中國五四運動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指導。其影響甚大，再版達七次之多。
（翻譯緣起摘錄：我們自動聯合翻譯周策縱先生這本書有兩個理由：第一是因為這本書本身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它在西方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第二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中文著作裏還沒有一本材料豐富，態度公平，可以一窺“五四運動”全豹的書，我們認為要把“五四運動”介紹給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周先生這本書最為理想。《五四運動史》在 1960 年出版以後，銷路一直占哈佛大學出版社出書之冠，而且受到全球學術界的一致推重。在美國一地有份量的書評就不下十多起。） [4]
然而，其文中對五四運動中的文化啟蒙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反駁以及對國共兩黨的反應的客觀描述與分析使得此書在他校友毛澤東的中國大陸和他前上司蔣介石的台灣被視為禁書不得發行。台灣直到 1972 年才獲準其中譯本發行，中國大陸則在 1996 年才對本書解禁。 周策縱先生在研究紅樓夢上亦有很高造詣。 1980 年 6 月 , 他在威斯康辛州首府主持召開了首屆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 , 並任會議召集人和大會主席。此後 , 還促成了在哈爾濱、揚州、台北和北京舉行了二、三、四、五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 , 為研究和宣傳《紅樓夢》作出了貢獻。他還是國際中國現代文學討論會主席。著有《玉璽•婚姻•紅樓夢——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等係列紅學論文和《破斧新詁一一詩經研究之一》、《中國浪漫文學探源》等古典文學研究論文 , 出版了新詩集《海燕》 , 翻譯了泰戈爾的《螢》、《失群的鳥》等作品。 1981 年以後 , 他多次台灣、大陸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 , 努力加強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