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看待六四與其爭議:從柴玲狀告《天安門》談起(視頻) 徐沛然
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柴玲自2007年起控告紀錄片《天安門》製作組「妨害名譽」與「商標侵權」的官司仍持續中。而這起事件，再度得到了網路上與文化圈眾多的回響。我們將一些不同的看法與資料稍做整理與摘錄，一方麵希望厘清事件爭議，另一方麵也期待這些討論能豐富看待六四的觀點。
根據維基百科與其他資料：
《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是一部透過訪問及回顧，描述關於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的整個八九民運的紀錄片，總長度約3小時20分鍾。由非營利性質的長弓團隊（Long Bow Group）製作，其中由美國紀錄片製作人卡瑪·韓丁（Carma Hinton）及其丈夫高富貴（Richard Gordon）擔任導演及製片。他們花了五年的時間搜集資料、訪談與拍攝。資金則來自於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及美國公共電視的補助。該片於1995年10月在美國首映，並由製作團隊獨立發行、映演與參展。
此片問世後，引起討論不斷，稱讚者多認為此片製作用心，資料收集翔實。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封從德在《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中也這麽說：「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當中，《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麵、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影片，這一點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種場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時間、花了一百六十萬美元，作者們的心血在讚譽麵前是當之無愧的。」
那麽，爭議究竟是什麽？
此片主要爭議集中在柴玲身上。根據1995年，柴玲〈請尊重曆史〉、封從德〈背離曆史的曆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以及1998年封從德〈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對影片《天安門》史料根據的質疑〉這三篇文章來看，主要爭議大概如下。
片中引用了當時學生領袖柴玲於1989年5月28日私下接受記者訪問的一段錄影及錄音，柴玲在錄音中表示：
柴玲：「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麽？我們能達到什麽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記者：「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為什麽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麽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
質疑者認為，這兩段話雖然確實是柴玲在受訪時說出，但是在時序上並非緊密相連，而且對話脈絡並不同。一方麵大談流血犧牲，另一方麵卻說自己要求生，導演的剪接手法是有意負麵地呈現柴玲形象。
而另外在片中亦引用柴玲6月8日對外公開的一份錄音，柴玲於錄音帶中控訴中共在天安門廣場上以槍枝跟坦克血腥屠殺。但根據其他同樣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士表示，解放軍並未在天安門廣場開槍，平民與學生的死傷發生在北京市內，往天安門的主要街道上。片中訪談到當時一起最後離開廣場的歌手侯德建，他說：「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對此，質疑者認為，柴玲6月8日的錄音帶，是在六四事件剛發生後不久，驚魂未定，可能有記憶上的疏漏。且柴玲原先說法應為「轉述」一位博士生的經曆，而非親眼所見。將侯德建的批評與柴玲的6月8日錄音剪接在一起，是指控柴玲有意說謊。
導演卡瑪.韓丁（Carma Hinton）是何許人也？
卡瑪.韓丁（Carma Hinton）是知名的左派活動家，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之女。老韓丁1919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7歲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係。 1937年第一次到中國，此後數十年間，持續拜訪中國，深入觀察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運動與群眾運動，曾被中共稱為「美國友好人士」。韓丁1966年所著的《翻身：中國農村革命紀實》和1983年的《深翻：中國農村繼續的革命》兩書，幾十年來都被視為研究中國農民運動必讀的書籍。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威廉·韓丁與中共正式決裂，1990年曾出版《巨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一書，強烈批判中共的官僚化與改革開放政策。
而卡瑪.韓丁，在中國出生成長，直到21歲才離開中國返美，說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朋友戲稱她外表是美國人，骨子裏是個中國人。卡瑪受到父親的影響，對於中共的群眾路線有許多深入的觀察與批判。卡瑪另一部執導的紀錄片《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則是回顧文化大革命時的曆史。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將卡瑪·韓丁視為對中國一知半解，想要製造衝突的扒糞美式紀錄片導演，應慎重處理她的意見與觀點。
回到《天安門》一片，除了同樣批判中共的血腥鎮壓外，卡瑪更嚐試呈現六四民運中，複雜的運動內部過程。她在〈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一文中這麽說道：「運動的參加者，特別是學生領袖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弱點，一些是因為年輕缺乏經驗，一些是共產黨多年教育的結果，另一些是人性的普遍弱點。我覺得有這些弱點本身是非常可以理解，甚至往往是令人同情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掩蓋、認同、甚至讚賞這些弱點。更重要的是，將指出這些的弱點等同於讚成共產黨的暴力，這與共產黨一貫的強權邏輯是一脈相承的。」
她更引用了學者羅勃特．休斯在《culture of complaint》一書中說法：「人類追求涇渭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曆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奪了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鬥也有失敗的曆程。因此，保持曆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曆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曆史學家的任務。」
針對柴玲？
然而，《天安門》一片，訪談了諸多學生領袖，為何卻獨缺柴玲的部分？卡瑪在〈為什麽《天安門》沒有采訪到柴玲？ 〉一文中詳細說明，自1990年到1995年間，曾多次要求訪談柴玲，卻被柴玲一一回絕。
我說：「這我知道，那個節目裏也是說你原打算離開，後來又改變了主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當時的想法----為什麽想離開？又為什麽決定留下了？」
柴玲說：「要回答這些，不就等於接受你的采訪了嗎？」
我又問：「王丹說，五月二十七日聯席會一致通過了建議學生撤離的決議，你也同意了。是不是這樣？」
柴玲停了許久才說，她記不清了，而且當時討論的重點根本不是這個。她接著抱怨說外界對當時廣場的氣氛、學生的心情根本不了解。
我雖然這時已對正式采訪柴玲不抱什麽希望，但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我說：「正因為外界不了解，我才希望你能把當時的情況、你們感到的壓力、你最切身的體會講出來……」
沒等我說完，柴玲冷笑一聲，說道：「卡瑪，你可真可愛呀！」
卡瑪在文中繼續說明：「我意識到再說什麽都是毫無意義的。剩下的問題是沒有她的回顧，影片將如何剪輯。我有些絕望。把她省略掉是不負責任的，但要包括她這個角色，就隻能用運動中間或錄下的資料無法連貫，與其他接受了采訪的人相比，這種處理也顯得不平衡。經過反複討論，我們不得不考慮大量采用錄音、錄影效果都極差的柴玲“5月28日談話”的資料。雖然這也是運動中的一幕，但它不僅表現了柴玲那一天的狀況，而且也包括了她對民主、改革、當時廣場形勢、學生領袖之間權力之爭的看法和評論，以及對運動從悼胡到5月28日一次較完整回顧。這種回顧中的回顧使得影片的時空結構變得極為複雜。另外，因為沒有柴玲本人後來對5月28日那次談話的回顧與注解，我們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用原話，以期能夠盡量多保留一些柴玲當時的心情、狀況，以免她的一些有爭議的言辭被抽象出來理解。」
實際上，《天安門》一片發行後的主要批評者，包括柴玲本人，對於當時為何拒不受訪，僅以「當時忙碌，忙過後願意受訪」帶過。就算不提此說法的前後反覆，對於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如果當事人拒不受訪，僅能以手中資料呈現，難免美中不足。拒訪是自己的選擇，應當要為自己選擇的後果承擔責任。盡管紀錄片內容令自己感到不滿，以「民主素養」來說，該以怎樣的方式麵對才好？
在《天安門》一片問世後，柴玲、封從德與一些其他學生領袖，先後發表聲明指出《天安門》一片「扭曲曆史」、甚至攻擊卡瑪·韓丁是親共人士，別有用心要抹黑民運領袖。而柴玲更於2007年，控告《天安門》一片的長弓製作團隊「妨害名譽」、「商標侵權」。因為《天安門》一片的網站上文章引述了美國媒體對柴玲的負麵報導，以及提及她所開設的商業軟體公司Jenzabar名稱。對於「損害名譽」的起訴，法院決定不予受理。而商標侵權的訴訟仍在持續，目前已經長弓團隊帶來極大的財務耗損。長弓團隊於2009年4月15日公開聲明《紀念六四兼論言論自由及其倡導者》，除了說明這場訴訟的狀況外，更發起連署：
「我們認為，在紀念六四20周年的同時，有必要反思與重申如下一些原則在我們自己所處的環境中的重要性。這些原則包括：獨立思想、獨立於任何政治與商業利益集團的曆史研究、收集和保護曆史文獻、以及言論自由。」
「你的簽名隻意味著，當一個商業公司企圖憑借金錢與權勢來壓製爭論、刪除曆史資料時，它的這種行為將在學術界以及公眾中引起關注。」
對海外民運人士的批評與反省
在1995、1996年，《北京之春》、《九十年代》等刊物對《天安門》一片的論戰中，署名耶人的作者在〈《天安門》的挑戰〉一文中這麽說：「這裏所暴露的，是這些人心裏根深蒂固的共產思維模式。柴玲口口聲聲說人家『顛倒黑白』。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非黑即白。你不同意我的觀點，就屬於共產黨一夥。」而他在〈海外民運跳不出共產模式〉一文中亦說：「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像，宣稱為民主而獻身的人，不願以民主的方式討論問題，他們對待不同意見者，動不動就要查背景、挖根源，抓「黑手」，所用辭匯，如什麽「麵目不清的人」、「個別媒體」、「拉一個打一個」等等，令人想起當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他們的手法像是共產黨，而他們宣稱民主意識形態的方式，又像是當年的麥卡錫。 」
或許耶人當年的批評與觀察不無道理，近年來這批流亡海外的六四民運人士，當中許多不僅沒有繼續對中國的民主化提供貢獻，更被屢屢爆料其卡位、搶資源、爭詮釋、內鬥等等情事。「詩人哲學家」袁紅冰，曾這樣描述中國海外民運的現狀：「如深秋寒風過後的北方原野，一片蕭索，萬裏荒涼。觀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傷」。中國海外民運，有「黨」有「派」，有「會」有「部」，海外民運人士最多也才二、三百人，但黨派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以上這些狀況自然被中共媒體拿來大做文章，但無風不起浪，有縫才能插針，中國海外民運之不振，這批民運份子恐怕責無旁貸。
看待六四與其爭議
回到《天安門》一片，此片從五四運動談起、文化大革命、1978年北京之春（魏京生入獄）、改革開放、最後談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片中談到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社會主義的福利與保障一一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這是為何六四能從學生運動擴大為百萬人參與的人民運動之社會背景。楊偉中在〈六四是麵鏡子〉一文中，也再度提醒我們，經濟上的矛盾，是台灣在談六四時，經常忽略的重要麵向。陶儀芬在〈三代間衝突的六四真相〉一文中說：「作為一個文革幸存者，卡瑪在八九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仍看到文革那種『當仁不讓』的無知幽靈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飄蕩，這當然也就成為《天安門》紀錄片特別要反省的一個麵向。」
對於《天安門》一片引起的種種爭議，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這麽說：
「不容批評，不自我反省，正是民運的主要特征。柴玲狀告長弓隻是一例。對天安門運動的神化，讓當事人不容他人批評，反過來也讓他人可以抹黑當事人（隻要發現其不符合神化）。說《天安門》影片破壞了柴玲形象，其實隻是破壞了一個被神化的形象，並未破壞她作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畫麵，稱得上「硝煙中的甜美」。雖然她對記者的哭訴有些做作，但是那麽年輕的女孩突然變成全球焦點，不做作才不正常。誰在年輕時會有寵辱不驚的定力？至於她說了不想死，那又算什麽，哪個20多歲的孩子想死？ 」
因而他認為：「我們對天安門運動的態度，長期局限在兩個方麵，一是讚美運動，二是譴責當局。讚美和譴責都是應該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專製權力不會因為譴責而改變，這我們早已看到。而停留於讚譽，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那種與不容批評聯係在一起的讚譽，隻是另一種「偉光正」，同樣讓人厭惡。對我們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對自身的反省，通過反省發現我們的錯誤，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種反省即使不能改變曆史，至少還可能改變未來，而且這可以由我們自己把握。 」
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柴玲自2007年起控告紀錄片《天安門》製作組「妨害名譽」與「商標侵權」的官司仍持續中。而這起事件，再度得到了網路上與文化圈眾多的回響。我們將一些不同的看法與資料稍做整理與摘錄，一方麵希望厘清事件爭議，另一方麵也期待這些討論能豐富看待六四的觀點。
根據維基百科與其他資料：
《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是一部透過訪問及回顧，描述關於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的整個八九民運的紀錄片，總長度約3小時20分鍾。由非營利性質的長弓團隊（Long Bow Group）製作，其中由美國紀錄片製作人卡瑪·韓丁（Carma Hinton）及其丈夫高富貴（Richard Gordon）擔任導演及製片。他們花了五年的時間搜集資料、訪談與拍攝。資金則來自於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及美國公共電視的補助。該片於1995年10月在美國首映，並由製作團隊獨立發行、映演與參展。
此片問世後，引起討論不斷，稱讚者多認為此片製作用心，資料收集翔實。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封從德在《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中也這麽說：「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當中，《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麵、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影片，這一點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種場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時間、花了一百六十萬美元，作者們的心血在讚譽麵前是當之無愧的。」
那麽，爭議究竟是什麽？
此片主要爭議集中在柴玲身上。根據1995年，柴玲〈請尊重曆史〉、封從德〈背離曆史的曆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以及1998年封從德〈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對影片《天安門》史料根據的質疑〉這三篇文章來看，主要爭議大概如下。
片中引用了當時學生領袖柴玲於1989年5月28日私下接受記者訪問的一段錄影及錄音，柴玲在錄音中表示：
柴玲：「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麽？我們能達到什麽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記者：「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為什麽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麽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
質疑者認為，這兩段話雖然確實是柴玲在受訪時說出，但是在時序上並非緊密相連，而且對話脈絡並不同。一方麵大談流血犧牲，另一方麵卻說自己要求生，導演的剪接手法是有意負麵地呈現柴玲形象。
而另外在片中亦引用柴玲6月8日對外公開的一份錄音，柴玲於錄音帶中控訴中共在天安門廣場上以槍枝跟坦克血腥屠殺。但根據其他同樣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士表示，解放軍並未在天安門廣場開槍，平民與學生的死傷發生在北京市內，往天安門的主要街道上。片中訪談到當時一起最後離開廣場的歌手侯德建，他說：「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對此，質疑者認為，柴玲6月8日的錄音帶，是在六四事件剛發生後不久，驚魂未定，可能有記憶上的疏漏。且柴玲原先說法應為「轉述」一位博士生的經曆，而非親眼所見。將侯德建的批評與柴玲的6月8日錄音剪接在一起，是指控柴玲有意說謊。
導演卡瑪.韓丁（Carma Hinton）是何許人也？
卡瑪.韓丁（Carma Hinton）是知名的左派活動家，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之女。老韓丁1919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7歲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係。 1937年第一次到中國，此後數十年間，持續拜訪中國，深入觀察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運動與群眾運動，曾被中共稱為「美國友好人士」。韓丁1966年所著的《翻身：中國農村革命紀實》和1983年的《深翻：中國農村繼續的革命》兩書，幾十年來都被視為研究中國農民運動必讀的書籍。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威廉·韓丁與中共正式決裂，1990年曾出版《巨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一書，強烈批判中共的官僚化與改革開放政策。
而卡瑪.韓丁，在中國出生成長，直到21歲才離開中國返美，說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朋友戲稱她外表是美國人，骨子裏是個中國人。卡瑪受到父親的影響，對於中共的群眾路線有許多深入的觀察與批判。卡瑪另一部執導的紀錄片《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則是回顧文化大革命時的曆史。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將卡瑪·韓丁視為對中國一知半解，想要製造衝突的扒糞美式紀錄片導演，應慎重處理她的意見與觀點。
回到《天安門》一片，除了同樣批判中共的血腥鎮壓外，卡瑪更嚐試呈現六四民運中，複雜的運動內部過程。她在〈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一文中這麽說道：「運動的參加者，特別是學生領袖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弱點，一些是因為年輕缺乏經驗，一些是共產黨多年教育的結果，另一些是人性的普遍弱點。我覺得有這些弱點本身是非常可以理解，甚至往往是令人同情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掩蓋、認同、甚至讚賞這些弱點。更重要的是，將指出這些的弱點等同於讚成共產黨的暴力，這與共產黨一貫的強權邏輯是一脈相承的。」
她更引用了學者羅勃特．休斯在《culture of complaint》一書中說法：「人類追求涇渭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曆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奪了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鬥也有失敗的曆程。因此，保持曆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曆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曆史學家的任務。」
針對柴玲？
然而，《天安門》一片，訪談了諸多學生領袖，為何卻獨缺柴玲的部分？卡瑪在〈為什麽《天安門》沒有采訪到柴玲？ 〉一文中詳細說明，自1990年到1995年間，曾多次要求訪談柴玲，卻被柴玲一一回絕。
我說：「這我知道，那個節目裏也是說你原打算離開，後來又改變了主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當時的想法----為什麽想離開？又為什麽決定留下了？」
柴玲說：「要回答這些，不就等於接受你的采訪了嗎？」
我又問：「王丹說，五月二十七日聯席會一致通過了建議學生撤離的決議，你也同意了。是不是這樣？」
柴玲停了許久才說，她記不清了，而且當時討論的重點根本不是這個。她接著抱怨說外界對當時廣場的氣氛、學生的心情根本不了解。
我雖然這時已對正式采訪柴玲不抱什麽希望，但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我說：「正因為外界不了解，我才希望你能把當時的情況、你們感到的壓力、你最切身的體會講出來……」
沒等我說完，柴玲冷笑一聲，說道：「卡瑪，你可真可愛呀！」
卡瑪在文中繼續說明：「我意識到再說什麽都是毫無意義的。剩下的問題是沒有她的回顧，影片將如何剪輯。我有些絕望。把她省略掉是不負責任的，但要包括她這個角色，就隻能用運動中間或錄下的資料無法連貫，與其他接受了采訪的人相比，這種處理也顯得不平衡。經過反複討論，我們不得不考慮大量采用錄音、錄影效果都極差的柴玲“5月28日談話”的資料。雖然這也是運動中的一幕，但它不僅表現了柴玲那一天的狀況，而且也包括了她對民主、改革、當時廣場形勢、學生領袖之間權力之爭的看法和評論，以及對運動從悼胡到5月28日一次較完整回顧。這種回顧中的回顧使得影片的時空結構變得極為複雜。另外，因為沒有柴玲本人後來對5月28日那次談話的回顧與注解，我們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用原話，以期能夠盡量多保留一些柴玲當時的心情、狀況，以免她的一些有爭議的言辭被抽象出來理解。」
實際上，《天安門》一片發行後的主要批評者，包括柴玲本人，對於當時為何拒不受訪，僅以「當時忙碌，忙過後願意受訪」帶過。就算不提此說法的前後反覆，對於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如果當事人拒不受訪，僅能以手中資料呈現，難免美中不足。拒訪是自己的選擇，應當要為自己選擇的後果承擔責任。盡管紀錄片內容令自己感到不滿，以「民主素養」來說，該以怎樣的方式麵對才好？
在《天安門》一片問世後，柴玲、封從德與一些其他學生領袖，先後發表聲明指出《天安門》一片「扭曲曆史」、甚至攻擊卡瑪·韓丁是親共人士，別有用心要抹黑民運領袖。而柴玲更於2007年，控告《天安門》一片的長弓製作團隊「妨害名譽」、「商標侵權」。因為《天安門》一片的網站上文章引述了美國媒體對柴玲的負麵報導，以及提及她所開設的商業軟體公司Jenzabar名稱。對於「損害名譽」的起訴，法院決定不予受理。而商標侵權的訴訟仍在持續，目前已經長弓團隊帶來極大的財務耗損。長弓團隊於2009年4月15日公開聲明《紀念六四兼論言論自由及其倡導者》，除了說明這場訴訟的狀況外，更發起連署：
「我們認為，在紀念六四20周年的同時，有必要反思與重申如下一些原則在我們自己所處的環境中的重要性。這些原則包括：獨立思想、獨立於任何政治與商業利益集團的曆史研究、收集和保護曆史文獻、以及言論自由。」
「你的簽名隻意味著，當一個商業公司企圖憑借金錢與權勢來壓製爭論、刪除曆史資料時，它的這種行為將在學術界以及公眾中引起關注。」
對海外民運人士的批評與反省
在1995、1996年，《北京之春》、《九十年代》等刊物對《天安門》一片的論戰中，署名耶人的作者在〈《天安門》的挑戰〉一文中這麽說：「這裏所暴露的，是這些人心裏根深蒂固的共產思維模式。柴玲口口聲聲說人家『顛倒黑白』。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非黑即白。你不同意我的觀點，就屬於共產黨一夥。」而他在〈海外民運跳不出共產模式〉一文中亦說：「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像，宣稱為民主而獻身的人，不願以民主的方式討論問題，他們對待不同意見者，動不動就要查背景、挖根源，抓「黑手」，所用辭匯，如什麽「麵目不清的人」、「個別媒體」、「拉一個打一個」等等，令人想起當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他們的手法像是共產黨，而他們宣稱民主意識形態的方式，又像是當年的麥卡錫。 」
或許耶人當年的批評與觀察不無道理，近年來這批流亡海外的六四民運人士，當中許多不僅沒有繼續對中國的民主化提供貢獻，更被屢屢爆料其卡位、搶資源、爭詮釋、內鬥等等情事。「詩人哲學家」袁紅冰，曾這樣描述中國海外民運的現狀：「如深秋寒風過後的北方原野，一片蕭索，萬裏荒涼。觀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傷」。中國海外民運，有「黨」有「派」，有「會」有「部」，海外民運人士最多也才二、三百人，但黨派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以上這些狀況自然被中共媒體拿來大做文章，但無風不起浪，有縫才能插針，中國海外民運之不振，這批民運份子恐怕責無旁貸。
看待六四與其爭議
回到《天安門》一片，此片從五四運動談起、文化大革命、1978年北京之春（魏京生入獄）、改革開放、最後談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片中談到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社會主義的福利與保障一一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這是為何六四能從學生運動擴大為百萬人參與的人民運動之社會背景。楊偉中在〈六四是麵鏡子〉一文中，也再度提醒我們，經濟上的矛盾，是台灣在談六四時，經常忽略的重要麵向。陶儀芬在〈三代間衝突的六四真相〉一文中說：「作為一個文革幸存者，卡瑪在八九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仍看到文革那種『當仁不讓』的無知幽靈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飄蕩，這當然也就成為《天安門》紀錄片特別要反省的一個麵向。」
對於《天安門》一片引起的種種爭議，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這麽說：
「不容批評，不自我反省，正是民運的主要特征。柴玲狀告長弓隻是一例。對天安門運動的神化，讓當事人不容他人批評，反過來也讓他人可以抹黑當事人（隻要發現其不符合神化）。說《天安門》影片破壞了柴玲形象，其實隻是破壞了一個被神化的形象，並未破壞她作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畫麵，稱得上「硝煙中的甜美」。雖然她對記者的哭訴有些做作，但是那麽年輕的女孩突然變成全球焦點，不做作才不正常。誰在年輕時會有寵辱不驚的定力？至於她說了不想死，那又算什麽，哪個20多歲的孩子想死？ 」
因而他認為：「我們對天安門運動的態度，長期局限在兩個方麵，一是讚美運動，二是譴責當局。讚美和譴責都是應該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專製權力不會因為譴責而改變，這我們早已看到。而停留於讚譽，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那種與不容批評聯係在一起的讚譽，隻是另一種「偉光正」，同樣讓人厭惡。對我們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對自身的反省，通過反省發現我們的錯誤，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種反省即使不能改變曆史，至少還可能改變未來，而且這可以由我們自己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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