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事題材文學作品《靈旗》、《大冰河》、《末日之門》，到軍事理論研究專著《超限戰》，再到對金融戰的追蹤，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一次次進行著自身角色和關注方向的轉型與變軌。與喬良對話，常常需要一種跳躍式思維的跟進，同時也需要一種邏輯式思維的粘連。盡管我們為此次專訪設定了一個與“怎樣認識兵器”相關的框架。但在交流中，我們仍需要調動大腦中各式各樣的知識儲備，以此對這一話題進行印證和比較，而在一番看似漫無邊際的言談中，卻又能強烈地感受到他的清晰指向和專注用心。冷冰冰的兵器在他以文化視角的解析下，漸漸顯露出了超越兵器本身的靈性與智慧。這樣的觀照，使駕馭、使用兵器者對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多了一層深入的思考。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兵器遠離視野。然而，無論它們正活躍於戰場或訓練場，還是安靜地立於遠方，都與人的生存、安全、利益密切相關。盡管兵器經常作為一個獨立的器物呈現在人們麵前，然而，與所有的事物一樣，兵器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科技、經濟、政治、曆史乃至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一部兵器史與一部文明史幾乎無法剝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兵器拖帶出的是一個宏大的文化思考。兵器怎樣與每一個人的生活發生聯係？怎樣才能將刀鋒磨礪得更加犀利？作為軍人，在追求人劍合一的境界時，需要哪些拓展性的思維？近期，本刊就這一話題對話喬良。
我們需要知道兵器是什麽，同時，也要看到它意味著什麽。
《中國空軍》：一種兵器從開始使用，到真正理解這種兵器給他本人、給部隊、給作戰方式帶來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現在讓我們回到常識，談一談軍人手中的兵器是什麽，意味著什麽這個問題。比如三代戰機，最初我們大多數人似乎並未意識到它的出現對於作戰、訓練甚至戰略的製定帶來了什麽樣的影響，這就是我們以前說過用“二代機思維飛三代戰機”。由這個話題闡發開，對兵器的認識，也有越來越深化的過程，有一個更高層麵的遞進。
喬良：這是個回到常識的問題，不過這種常識中，又必然隱含著更為關鍵的見識。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一般來講，幾乎所有的軍隊，所有的軍人最初的時候都不適應這一點，甚至通過這種革命性兵器改變了自己的作戰樣式之後，都沒有意識到戰爭的形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這方麵比較典型的是山本五十六，他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航空母艦作為一種革命性兵器對於海戰的意義，所以，他組成了以航空母艦為主的聯合艦隊，萬裏奔襲，偷襲珍珠港獲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他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真正的海戰即將開始。他認為對珍珠港的作戰不是一次海戰，隻是一次偷襲，而他認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該輪到他的戰列艦跟美國進行海上決戰，這說明即使使用航母作戰大獲成功，他那種大洋決戰的思維還沒有拋掉。
《中國空軍》：航母的出現終結了戰列艦。比如飛機剛出現時，就有人說用於體育運動還差不多，在軍事上毫無用處。在軍事史上，經常有思想滯後於技術的情況。
喬良：一戰後期，坦克的出現同樣說明問題。當時隻有少量軍隊先知式的思想家，比如像英國的富勒，利德爾·哈特，法國的戴高樂，這些人率先認識到了坦克將有可能集中使用帶來陸戰革命。但是大部分人沒有這個意識。法國人把坦克單獨配給各個排的士兵們放在馬其諾防線，去當一門會移動的火炮。無論是英國、法國、還是德國都不知道坦克應該怎麽用，但是德國人最敏感。尤其是像古德裏安這些人，迅速的從這裏邊捕捉到了革命信息，並且很快就從思想觀念上一直到部隊的組織方式上，迅速完成了對德軍的坦克師的編組，把坦克集中使用，變成了一種攻擊集群，變成一把尖刀的刀鋒。
這樣一來，德國人把別人的理論變成了自己的理論利器。然後組織了集群化的坦克攻擊力量，才使德國最終實現閃電戰，用閃電戰的方式閃擊整個西歐。這就是兵器對於軍隊編製體製乃至作戰思想作戰樣式影響的典型例子。
《中國空軍》：這讓我們想起了一句軍事上的諺語，用步槍的方法是躲在樹後射擊，而不是輪起來去砸敵人的腦袋。有一些看似簡單的東西，不想就是簡單的，再想就是複雜的。當兵器升級的時候，作為軍人應該怎樣升級大腦？
喬良：我認為，一方麵，軍人要做的，就是跟兵器配合好，確保能完成任務。這是一般意義上對軍人的要求。從曆史上看，在兵器發展的進程中，會催生軍隊體製和作戰思想的變革。今天同樣如此，每一種新的革命性兵器的出現，它都會帶來軍隊組織結構編製體製乃至作戰思想和理念的變化。但並不一定所有的軍人都要像指揮官或專家那樣深入地了解這種變化。另一方麵，這種配合的心態和狀態，必須有一些深入理解新兵器釋放出巨大戰鬥能量的人和一些機構的引領，這其中，首先是將這種變化凝縮成當前軍事理論思考的一部分。要敏銳地感知到，一種新兵器的出現，會帶來什麽變化，產生什麽影響，據此設置出路標來，使軍隊建設朝著一個明確的方向前進。
從近些年的訓練實踐中，不少人有這種感受，從開始使用一種兵器，到真正理解一種兵器帶來的改變，中間會存在很大一段距離。最初，往往是就兵器認識兵器，人是人、器是器，甚至由於不熟悉而不敢用，也因為不了解而導致對新兵器新技術的疏遠。這首先是個理解和熟知的問題，就是我們需要知道兵器是什麽，同時，也要看到它意味著什麽。
考察兵器的價值，一定要放在特定群體的行為方式中去思考。
《中國空軍》：如果追溯一下兵器的起源，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像戰爭與人類曆史不可剝離一樣，兵器與生命現象也有很古老的聯係。尖牙和利爪、毒液本身就可以看作動物的兵器，仙人掌和刺蝟的刺都有防禦作用，還有動物甲殼等等，這種結構與生存密不可分。
喬良：的確如此，生物在食物鏈的位置有時並不取決於體型大小，而是取決於具有攻擊和防禦功能的身體結構。這些都可以理解為廣義上的兵器，作為身體一部分的兵器是受進化影響的，是自然規律的產物。
人類從樹上下來以後，直立行走，需要獵取食物，那麽武器、工具就變得十分必要。可見，一旦人成為人，社會性開始顯現的時候，對工具的運用就直接推進了組織的演化。為什麽呢？當你握有某種武器的時候，你不可能靠一個人拿一件武器去獵殺猛獸。單個的人是很脆弱的，這時候他就需要組織，哪怕這時他拿的不是武器，而隻是石塊、石斧、骨棒等。這時組織也會導致分工的產生，最原始的組織形態開始出現。一旦這樣的獵殺成功後，就變成了經驗，繼而轉化成製度。
《中國空軍》：如果說，動物上的“兵器”與個體的生存密不可分，那麽，是不是說，人類對於外在兵器的運用與群體的生存密不可分。所以，探討兵器或兵器的使用，就有了一個前提，這是群體行為，可以說國家行為或組織行為。
喬良：談兵器離不開談製度。對陣的士兵互相間素不相識，在戰場上彼此射擊，這種對立反映的是國家、種族之間的關係。這是兵器進入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人們為了生存的需要而有了分工。通過軍事組織最初的這樣形態，人們會發現，由於工具不一樣，比如，有人使用象腿骨，有人使用石塊，有人使用拋石器。使用石塊、拋石器，攻擊遠處，那拿骨頭的就負責近身防護。這種分工就變成了一種組織形態。
所以，人類文明伊始，兵器就是一個要素。你看中國古代的兵陣。從諸葛亮的八卦陣一直到戚繼光的鴛鴦陣，為什麽要有“陣”，陣就是一種搭配。長的兵器怎麽用，短的怎麽用，弓弩怎麽用，一定要有搭配。新兵器出現，導致軍事製度的改變，一直到軍事文明的改變。這是最初的萌芽。所以，考察兵器的價值，一定要放在特定群體的行為方式中去思考。
《中國空軍》：理解兵器需要放在整個社會和文明的大背景下，這本身就是兵器文化的一個特征。
喬良：人類用什麽樣的方式生產、生活，就用什麽樣的方式作戰。兵器的研發是出於生存、安全和利益的考量，是與生死存亡密切相關的。比如釘頭錘。棍棒一頭縛上一塊石頭，設計雖然簡單，但機械性能十分出色，輕鬆一擊就可以對頭蓋骨造成極為嚴重的傷害。它本身並不複雜，但關鍵是，這是第一件專門為對付人類而設計的兵器，從這個意義上講，它與早期戰爭、早期文明有密切的關係。釘頭錘製造了大量的頭骨外傷，推動了早期的醫學發展。同時，為了對付這種進攻兵器，後來又出現了頭盔。從這個角度看，一把錘子就不僅僅是一把錘子了，所以，對兵器的考察，從其作戰性能、作戰運用著手是一個角度。同樣，從其社會曆史影響方麵也是一個角度，兵器並不僅僅是一個流水線上下來的用於打仗的一個產品，一定要看到其社會屬性和文明屬性。
人類每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幾乎都是率先在戰場上應用。
《中國空軍》：從兵器發展進程中，我們看到，兵器對人類文明的推進作用是隨著兵器打擊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人們從一個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發展到今天的“地球村”，在這種文明融合過程中，兵器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
喬良：大致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脈絡。開始，人們使用石器，但石器不能很好的切割，不能打擊。到了青銅器，它的構成元素人類無法輕易地獲取，什麽鉛，錫，銅等綜合配比冶煉就很困難。它不廉價。所以隻有少數富有的國家能夠組織青銅器軍隊。鐵很廉價，人們可以大量的獲得，鐵製兵器的出現，能讓更多的人擁有兵器，戰爭的規模也開始擴大。戰國時期，白起一次坑殺40萬人，當然這個是有爭議的，我們姑且這麽看。可以認定戰爭規模是擴大了。
很長時間，人類在冷兵器的時代徘徊。圍繞鐵器發明了長矛、斧鉞和長劍，同時，根據兵器搭配軍隊的編組，後來，人類從鐵器已經挖掘不出戰鬥力了。弓弩，也就是一二百米遠，據說有400米遠的，估計也是強弩之末。要延長人的殺傷力，就要從動物身上做文章，於是騎兵出現了。真正使騎兵有戰鬥力的是馬鐙。有了馬鐙，人們可以在馬背上作各種動作，馬鐙使蒙古騎兵變得極其強悍，再次擴大了戰爭的規模。如果沒有騎兵，蒙古人不可能那麽短時間內橫掃歐洲。亞曆山大的步兵從反方向走過來，到阿富汗已經強弩之末，沒有能力了。可是，蒙古的騎兵，一個人兩匹馬甚至三匹馬，就是騎一匹，帶兩匹。然後交換騎乘，日行千裏，快如疾風，所向披靡。
《中國空軍》：的確，每個時代都有其明星兵器。重大的技術進步，帶來兵器的變化，進而影響了戰爭樣式的改變。
喬良：兵器的進步擴大了攻擊的範圍和戰爭攻擊線的長度。一直到火藥出現。戰爭的規模再次大幅度提高，第一次把動能轉化為機械能轉化為殺傷力。火藥發明後，催生了火炮，炮彈，炸彈，導彈，幾乎無限量地逼近殺傷力破壞力的極限。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人類一直沒有離開過陸地。那麽整個兵器的發展過程，人類都在控製陸上空間。隻有少數海盜在海上行走。海上的爭奪比陸地要晚1500多年。最初，海盜都是乘船到陸地上劫掠，沒有發生海戰。海戰是海上馬車夫荷蘭出現後，才使得海戰有意義有價值。再後來又出現了空戰，都是隨著兵器機動和毀傷能力的提升而逐漸發展的。
《中國空軍》：兵器是技術研發的成果，我們經常說技術率先應用於軍事，您覺得影響軍事變革的是哪些重要的技術？
喬良：實際上人類曆史，特別是軍事史從來都是被武器和技術推進的，人類每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幾乎都是率先在戰場上應用，特別是帶有全局性的技術。比如：冶鐵技術、火藥技術、蒸汽機技術、無線電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全都是率先在軍隊和戰場上使用，甚至有些就是專為戰爭設計的，比如說雷達，它就是完全為戰爭設計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是美國人有大量的雷達信息、偵查信息靠人力無法處理，才想到了計算機。用二進製的方式開始設計計算機，由此開始了漫長迄今尚未結束的信息技術革命。這樣的一係列革命毫無疑問就改變了人類的文明程度和文明的狀況。
《中國空軍》：當兵器發展到核武器之後，殺傷力到了一種極致。在核武器的陰影下，是冷戰這樣一種特殊的戰爭形態。冷戰結束後，近幾次局部戰爭，反而催生了大量的高技術武器，您對這種現象怎麽看？
喬良：核武器出現以後，人類發現殺傷力已經過剩了。新的價值觀念開始進入，殺人已不是戰爭最重要的目的。殺人是殘酷的，也沒有價值。為什麽？這與人類社會變化的形態有關。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發現自己從戰爭中一無所得。損失的都是人類的財富，這說明這些世界級的大戰沒有意義的。互相廝殺是為了什麽，不就是為了獲取財富、利益嗎？現在全部都毀滅了，那你打這一仗幹什麽？二戰之後，美國找到了新的帝國模式，就是即便打仗，也不以毀滅財富為目標，而是以轉移財富為目標。用向全球輸出美元的方式把你的財富轉移走，而不是通過戰爭把你的人，財富都毀掉。
二戰後，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國人通過建立一種新的金融體製把全世界囊括進去，經濟全球化通過布雷頓森林體係，將美元變成全世界流通的貨幣，而隻有美國有印刷這種貨幣的權力。別的國家雖然也有印鈔權，但你不能印刷美元，你們的貨幣不是全球的結算貨幣，也不是儲蓄貨幣。這時，美國人給你美元，交換走你的資源和產品。用綠紙轉移走你的實物財富。
1971年8月15號，美元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紙”幣。這天以前，美國的貨幣是與黃金掛鉤的。從這一天以後，美元與黃金脫鉤，與石油掛鉤。不受黃金製約的紙幣，可以無限印刷了，這在最初，突然解放了人類貨幣的不足。解除了資本不足對於發展生產力的限製。
毫無疑問，這可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但很快，貨幣就變得過剩。人類已有的資源，人類的產品，特別是資源，在龐大過剩的貨幣體係麵前變得不足。就是麵對一個可以無限印刷的貨幣，資源變得有限了。這時，能控製資本，就變得非常重要。這種財富控製方式的改變對戰爭形態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
有了這樣一種方式，就不需要無限地去殺人。所以，我們看到追求精確殺傷，直至零傷亡，包括減少對平民的附帶殺傷，這個目標看起來很慈悲，但是真正的目標並不慈悲。那就是，我不殺你，但是你要交出你的財富。
《中國空軍》：理解您剛才的觀點，我想打個比喻，如果說資本是羊群，那武裝力量就是牧羊人手中的石子，用來控製羊群的走向。是這樣嗎？
喬良：隨著空天信息時代的到來，國外提出了全球快速打擊係統的概念。如果說控製陸地空間是為了劫掠財富，控製海上空間是為了控製物流，那麽對太空的控製，對應的是對資本流的控製。
美國的全球快速打擊係統與航母不是一回事，它們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時代。很多人搞不清楚這一點，認為它們都是美國的先進的軍事力量。卻不知這二者分工不同，作用不同，武器的代際更不同。航母繼續發揮控製物流的作用，包括海上石油通道這些有形的資源，而全球快速打擊係統已經不是在控製有形的資源，而是在調控全球資本的流向和流動速度。為什麽，對美國來講，美元撒出去了，它不能無休止地繼續印，它要繼續印，實行量化貨幣寬鬆政策就會導致美元的泛濫。美國人知道不能這麽幹，這是自己毀自己，你要無限地印貨幣，你的貨幣還能值錢嗎？為了讓美元有價值也不能這樣幹。美國必須找到一個辦法，讓錢回流美國。這就是美國不斷發行國債的原因。不斷發行國債，就是讓美元回流的過程。投資人一定要把錢放到安全的地方。什麽地方最安全？那顯然是誰的拳頭大誰那兒最安全。搞全球快速打擊係統什麽用？就是因為現在資本的流動速度太快。資本不像過去，你數1000萬鈔票，也得五六個人數半天。現在1000億從一個銀行到另一個，就是電腦敲幾個數字，敲完了就過去了。
因此，麵對這種全球資本的電子化快速流動，美國人希望能找到新的控製方式，那就是全球快速打擊係統。對這一係統的能力要求，從開始的3小時打遍全球，到1小時，到現在28分鍾打遍全球，這個能力正好與資本流動的速度相匹配。所以說，這就是兵器與人類的文明，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關係。就像原始人用他們的兵器與當時的文明程度匹配一樣，今天，高端的軍隊正在用今天的軍事手段和能力與今天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相匹配。
《中國空軍》：您提到兵器與財富轉移的關係，從其中，我們可看清楚，人類發展兵器並不是盲目的，肯定有其目的和意圖。或者為掠奪利益，或者為捍衛利益。一個是安全，一個財富，兵器與這兩者密切相關。
喬良：控製海洋是在蒸汽機發明以後，有了不再依靠風能航行的蒸汽船，人類由控製陸地轉向控製海洋。這個過程，這些控製都與人類獲利的目標相關。陸地空間人們的目標就是攻城略地，劫掠財富。把財富、糧食直接搶走。到了現代意義上的海軍出現，人們控製的是海上的生命線，是海上的物流。航母的出現，就是為了更大範圍更有效地控製海上的物流。航母，是控製海上物流登峰造極的產物。
人類這種需求我想是被三種東西所推動的：一是對征服自然的衝動，二是為了改善生存條件和環境，第三就是獲取資源，轉移財富。人類的技術和兵器的關係差不多，都是被這三種動機所推動的。人類前進的動機無外乎這三個動機。而今天越來越被獲取財富的動機所推動，特別是軍事力量的發展越來越被獲取財富獲取利益的這種動機所驅動，人類為此而不斷的完善自己手裏的利器。
我們對兵器的解讀，要盡量做到意義上的準確。
《中國空軍》：剛才您講了我們的兵器思維大概處在什麽位置上，這也反映了大多數人對兵器理解的現狀。
喬良：有一個要深入談的。就是空天科技如何引領新兵器的發展。我們所說的航天時代，與其同時並列的是信息時代。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任何技術都有其蓬勃發展、到達頂點和落幕的階段。信息時代同樣不例外，以芯片為基礎的信息時代也有落幕之時，並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當前，芯片技術已經完全成熟，隻是能不能更加完善的問題，已不可能帶來新的革命性變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的軍隊，是不是就一定是一支最強大的軍隊，這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果出現了製約信息技術、發展出製約芯片的能力，將會引發新一輪的軍事革命。為此，我們需要把目光盯在下一輪，下一輪技術，下一輪兵器上。
美國打伊拉克戰爭，第二天就用電磁脈衝炸彈幹掉了伊拉克國家電視台。表麵上完好無損，但所有正在工作的電子元器件全部損毀，報廢。關於這種強大的力量，有記者問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既然這個武器這麽強大，為什麽不多使用幾枚，盡快結束戰爭呢？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很詭秘地笑了笑，“我們要把它留給更強大的敵人。”
你看，信息化武器有天敵和克星，這是打贏信息化戰爭留的後門。這一點需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和重視，因為這意味從這個後門進入才可能找到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殺手鐧。
《中國空軍》：當然，作為學術觀點，我們一直提倡爭鳴和商榷，從某種意義上說，觀點的價值並不在於其是完全正確的，而在於其創新性。那就是提出一個真正發人思考的東西。您覺得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喬良：我覺得這個是思維方式的問題，我們在很長時間裏，對於思考問題，一直以為辯證法是最有效的。不是辯證法本身出了問題，是我們把辯證法用錯了地方。
我們一直以為，辯證法是用來解決一切問題的。可是我的結論是辯證法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辯證法是用來認識問題的。解決問題要靠邏輯，主要靠形式邏輯，而不是靠辯證邏輯。認識問題運用辯證邏輯，你才會看到事物的一麵同時又看到另一麵。解決問題的時候，如果你既考慮這一麵，又考慮那一麵，最後你將無所適從。考慮的一多就沒有側重，結果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哪件事都重要，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
為什麽？就是因為你方方麵麵都看到了，而麵麵俱到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過於辯證的結果是，考慮這一麵又考慮那一麵，最後你怎麽決策呢？你就掂量不出來哪個是最重的那一麵。所以說我認為我們很長時間都沒有弄清楚辯證法是幹什麽的。我多次和別人談論時就說到，你必須弄清楚辯證法是拿來認識問題的，不是解決問題的，解決問題要靠形式邏輯，要靠常識。
《中國空軍》：從戰爭發展進程上，有一個戰爭製高點的概念。占據製高點就是占據優勢。關於戰爭的製高點您怎麽看？
喬良：現在很多人，把太空當作未來的戰爭製高點。這還是從空間角度考慮問題。其實，太空成為製高點是由於信息化能力的原因。誰能讓信息化失能，誰就掌握了真正的製高點。現代戰爭的製高點不是物理空間的製高點，不是一個空間概念，是一個能力概念。
《中國空軍》：實際上，我們要明白。就戰爭談戰爭，就兵器談兵器是根本不行的。所有深層原因與我們的生存環境和方式直接聯係。如果不明白這個變化的源頭到底在哪裏，思維和行為上隻能是跟隨式的。
喬良：我們要有兩種思路：一個是要超越對手的話，你就要切半徑，不應僅僅是尾隨發展。假如你要全麵征服對手、超越對手，你就得擁有他所擁有的裝備。你還必須創新技術。這個成本和代價都太高，並且還可能達不到目標；而你如果隻想製約對手，問題就簡單多了，隻要找到能按住對手的死穴和命門的辦法就行。對於處於弱勢的一方來說，你能製約對方的芯片，你就按住了對方的命門，就這麽簡單。
此外，我們還要格外關注武器發展思路中那些至關重要的變化。我覺得的要關注什麽東西可能成為替代性技術，或者說全新的技術。這個技術會替代以芯片為基礎的信息化技術。我們要著眼下先手棋。思路很簡單，下一代技術依然是把動能轉化成新的能量。新武器隨著資源的衰減，它應該是越來越節約的，能量更有效發揮的兵器。將來很耗能的兵器越來越不適用了，這是未來的方向。
對我軍來說，技術上講，一定要考慮超越信息化依賴。信息化程度越高的軍隊，信息化依賴最強的軍隊，這也是致命的死穴。應反其道而行之，找到製約信息化的措施去打贏。這就不能隻靠尾隨式發展可以解決的了。
《中國空軍》：有句話：最可怕的不是你知道了什麽，而是您知道的事情並不是實事的真相。比如以為在談在戰爭，其實完全是另一種東西。您是什麽樣的思維方法去看待兵器的？
喬良：這幾年來，我一直在關注金融戰。每天都會讀一些關於經濟學方麵的著作。我的體會是，就像不能就兵器談論兵器，就戰爭談戰爭一樣，也不能就經濟談經濟。任何一個領域都不是孤立的，各領域間有密切的聯係。研究問題，就是要更多的通過這些聯係去接近真相。我們麵對一本書，你能發現什麽？你的發現是否與別人不一樣？這才是關鍵。我們去解讀某種兵器的價值，要盡量做到本真意義上的準確。當然，就算很多人都認同，但這離真實還有距離。意義就在於每個人從每個角度發現不同的東西，這就是人們為什麽喜歡鑽石的原因，它有無數的棱麵，發射無數的光。如果是一塊磚，就達不到這個效果。
《中國空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從軍事發燒友的角度來看，他們喜歡軍事，對兵器著迷。他們在一個領域內掌握得也很細，有些研究得也很深。對於發燒友們，您認為可以就兵器交流些什麽？
喬良：大多數人對於兵器的認識都是過去式的，基於過去的經驗，基於某一種兵器曾經在曆史上的輝煌。隻有少數人眼光向前，在對前方的微光追隨中接近未來。這種思考是跨越曆史跨越時代的，但這種人往往孤獨，不被大多數人理解。杜黑、米切爾都是這類人。比如剛才提到的全球快速打擊係統，軍事發燒友關注著它的並不多，而關注到它和金融資本關係的就更微乎其微了。相反，人們為什麽對航母有如此大的熱情？是因為航母在曆史上創造過從未有過的輝煌。無論是偷襲珍珠港，還是美國最近20年的四場戰爭，航母所發揮的作用都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很多人基於曆史來對兵器進行評價和認識，都是基於曆史經驗來看問題，所以說大多發燒友對於兵器的認識是滯後的。
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對兵器在曆史上發揮的作用感興趣，我們可以去介紹它，但是在介紹的時候要考慮到不要誤導，否則的話，這種聲音會對我們的判斷產生某種壓力。比如說人們今天對第四代戰機的關注以及對航母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未來戰爭怎麽去打、怎麽進行的關注。人們以為，未來戰爭有了第四代戰機，我們就不怕人家的第四代戰機。認為有了航母，我們就不怕人家的航母。其實未來的戰爭是個整體性的戰爭，每一種戰爭其實都是它那個時代的整體性的戰爭。就是所有力量的運用。我們對兵器的解讀，要盡量做到意義上的準確。
有人這樣問過我：我們戰機有多少架，對手戰機有多少架，假如我們現在超過他們多少架，我們是不是就對對手的空軍構成了優勢？我說我相信你是一個發燒友，你關注這些問題，你甚至連多少架次都知道。但你對未來戰爭不了解。假如我的對手有非常強的電子戰能力，他能對我構成電磁壓製，對我構成單向透明的話，那麽，我戰機比對手多一倍兩倍甚至三倍都沒有意義。單純從戰機的數量和質量考慮未來戰爭是一種無知。所以，我們介紹這些兵器的時候，把這些理念介紹給人們，讓人們對兵器有新認識，使他們看到任何新兵器的出現都與時代、與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與戰爭的樣式相關聯，而不是單純去考慮兵器的性能，以為性能優越就能決定未來戰爭的勝負。這是一種對非軍人甚至軍人的誤導，更是對未來戰爭的誤解。
《中國空軍》：唐人劉叉有首詩，是說贈劍的。“一條古時水，向我手中流，臨別瀉贈君，勿薄細碎仇。”兵器不是用來解決雞零狗碎個人恩怨的。談兵論器，這裏麵的門道的確不少，它與我們的精神、意誌和思維緊緊連在一起，與社會形態、文明程度和人們的行為方式密切相關，值得兵器研製者、使用者、喜好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