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我們知道現在必須按照你們既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但十年內我們將參與規則的製訂----中國駐世貿組織代表在中國入世談判時的發言 


 


為什麽感謝《建黨偉業》


 


拜互聯網之賜，生活在海外的同胞可以幾乎與國內同時觀賞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獻禮片《建黨偉業》。相較於傳統的主旋律，《建黨偉業》頗類似於西方的大片：巨額投資（六億）、巨星雲集（囊括華人社會幾乎全部名星）。從中也可看出市場經濟對中國的巨大影響。而且在播映期間，一些西方的大片也暫時讓路----其實這種做法很正常，電影也是競爭激烈的產業，對本民族的產業進行力所能及的保護，也是跟西方學來的----從西方默默的接受來看，要麽它認為中國的做法很正常，要麽中國它已得罪不起。法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對美國電影也有不少限製。此外，美國和歐盟都對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盡管從邏輯上講，享受補貼的都是國外的消費者，而且盡管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巨大，美國仍然拒絕中國購買它的石油公司和高技術以及破產的《新聞周刊》。但不管怎麽說，這部電影的製作和放映，都體現出中國的時代特色，當然更重要的是，它所引發的對曆史的反思以及對現實的思考。


首先要感謝《建黨偉業》的是，它再次令整個民族又重溫了一百年前中國的生存危機。這部電影時間跨度並不大，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6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但這一時期恰是中華民族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低穀和動蕩時期。中國從清末到袁世凱再到軍閥割據，竟然走了一個又一個的下滑線。雖然清末已經不堪，但袁世凱時期連清末也不如----日本不敢給清政府提的“二十一條”卻能肆無忌憚的壓袁世凱接受。而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國竟然連一個中央政府也都維係不了，陷入了全麵的軍閥混戰。國家破敗如此，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時代，中華民族真的是到了存亡絕續的時刻，電影開篇所說：“政治衰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確實是當時中國的寫照。所以當中國重新崛起再返世界中心的今天，當觀眾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商人甚至警察都在“捍衛主權”時，我們是不是深深的感到國家強盛對每一個人意味著什麽呢？是不是更能體會到中共九十年的曆史意義呢？


不過，從自由派群體的角度來看這個時代，卻也並不一無是處。比如可以隨意組黨，可以隨意辦報，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包括革命、保皇、無政府、打內戰、賄選。不過這種自由是以國家解體為前提的。縱觀中國五千年曆史，曾有過多次這樣的自由時期。如春秋和戰國、五代十國----僅看看名稱就讓中國人會倒吸一口涼氣(中華民國實是中華戰國，中華軍國)。總之，中國自由的時期都是民不聊生、戰亂四起，國家統一、民眾安居樂業則往往是大一統（國家和思想）的時期。這對自由派確是很糾結：至少從中國的曆史來看，要自由就不能要穩定，自由的代價是國不國、家不家，也就是國破家亡。(李莊案二審辯護人斯韋江律師最近有一個發言，頗受啟發：“就算你搞選舉了，大家知道我們國家選票第一是數人頭，人頭不是你們精英，這個精 英也隻能是一票，我老家我爸文盲也是一票，數人頭的話，我們國家農民多，農民不像我們城裏，是花錢可以買的。村民選舉已經搞壞了，壞到開始是我跟你是親戚 朋友，不收你錢財，這是第一屆選舉的時候。第二屆是親戚朋友也得花錢，你有優先權，到現在誰有錢我選誰。農民的票數是最多的，因此，在我們國家搞一個選舉 是很怕的，假如搞不好會導致動蕩，到時候你們這批精英就會懷念現在和諧美好的社會。當然，這不是我反對票選，我隻是提醒大家要想好後果”。)


其次讓我們感謝《建黨偉業》的是，這部電影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西方列強的麵目。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來自於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和瓜分，但1919年，巴黎和會，令一百年來第一次以戰勝國麵目出現的中國似乎有了命運改變的契機。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以公理和民族自決原則為核心的“十四點”，引發了中國舉國上下的幻想。但是自從崛起後就掠奪這個世界的西方怎麽可能因為一場戰爭就改變呢？相反，為了彌補戰爭的損失和尋求新的霸權平衡，巴黎和談以更醜陋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麵前。關於中國的部分今人大都耳熟能詳（把青島轉給日本），但還有一些細節卻仍不被人所知。比如，當中國代表團在巴黎拜會法國總理克裏孟梭時，提出要頒發給他總統勳章，竟被一口駁回。其對中國人的羞辱，簡直是無以複加，也令中國的外交官無地自容。其實中國人一開始就誤會了“民族自決”----這是戰勝國肢解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冠冕堂皇的策略：隻有這兩個戰敗國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才有權自決，至於西方列強在非洲、美洲和亞洲占領下的各殖民地國家是沒有資格“自決”的。這一幕後來在二戰勝利後再次上演。中國在東北的權益被列強們交給了蘇聯，英國拒絕交回香港。至於其它亞、非、拉各民族，則再度陷入西方的殖民：荷蘭回到印尼，英國回到緬甸、馬來西亞、法國回到越南……就是到今天，西方也仍然沒有改變，一切仍然以自己以利益為標準，而不是什麽公理。以今天的中東革命為例，同樣是鎮壓，對巴林就視而不見，對利比亞就武力介入，對敘利亞和也門則不痛不癢的吐吐口水，對於突尼斯政府甚至一直表達支持，直到本阿裏被推翻。中國人對西方的霸道之反感和仇恨，從一件曆史事件可見一斑：1949年解放軍渡江解放全中國前夕，與英國軍艦發生炮戰。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對岸的國民黨軍隊竟然也加入了炮擊英國軍艦的行列！


當然中國人對西方的認清也是一個過程。比如盡管列強已經侵略中國半個多世紀，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當時公認的啟蒙導師陳獨秀居然還在巴黎和會前稱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個好人”----當然和會之後，醒悟的他怒斥威爾遜為專說大話騙人的“威大炮”，所以以史觀之，到今天仍然有知識分子對西方抱有幻想，也是正常的。他們是仍然需要中國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醒悟的群體。


在電影中，曾有一主人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大家都知道這個口號來自法國大革命。但大革命成功的第二年就立法禁止工人集會和罷工（1946年法國才立法承認工人的罷工權。 1950年公共部門的罷工權才得到確認。這時距法國大革命已經一百六十年了），同時開始對吞並的布列塔尼進行文化滅絕政策（禁止講布列塔尼語，將布列塔尼地區拆解）。一百年以後，也就是到了1885年，法國一位有名的政治家Jule Ferry（他推動法國建立了免費、義務和世俗教育體係）在國會這樣演講：先生們，我們必須聲音越來越高和越來越真實的宣稱，必須公開的講，高等種族對低等種族是有特權的。我再重複一下，高等種族對低等種族有權力，也有義務文明他們！現在這種赤祼祼的種族主義語言是不能再公開講了，但更多的是包裝在普世價值的行動中罷了。


應該說，孫中山先生是領悟比較早的先行者。本來他的中華民國完全以西方為師，但他卻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辛亥革命爆發後，正在美國的他立即拜會西方各國尋求支持，卻空手而歸。到後來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也是無奈之舉：英美支持吳佩孚，日本支持張作霖。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支持開創共和時代的孫中山。另外一個較早醒悟的則是參與戊戌變法的梁啟超。當年他在日本護送下成功逃亡，本希望借助日本的支持完成中國的變革。後來才明白自己不過是日本對付中國的一個棋子。西方的學生日本，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居然支持所有的中國政治勢力：保皇黨、革命黨、袁世凱、立憲派，並巧妙的借各派的紛爭達到自己的目的（袁世凱接受二十條的大部並不僅僅是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也是為了和其他政治勢力競爭）。所以今天的自由派群體，不管理念如何，但一定要吸取孫中山和梁啟超的教訓：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西方的所謂支持都是以中國的國家利益做為交換籌碼的（不妨看看假設利比亞反對派獲勝後，西方將開出什麽價碼）。


第三個要感謝這部電影的是，它又重新帶來對製度的思考。電影中一共有三人談到了製度。一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他聲稱：中國如果早搞了君主立憲，現在已經國富民強了。顯然他是一個製度決定論者（不過放眼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十多個君主製國家，大多穩定。就是中東，最不穩定的也是共和製國家。顯然君主製能夠這麽長時間存續下去，自有其合理性。當年英國沒有放棄國王是多麽智慧的選擇）。二是自由派人物代表胡適。他反問：共產主義適合俄國，但不一定適合中國。這可稱國情論。三是保守派辜鴻銘。他的觀點是， 任何一個國家的製度都是從自己的文化中產生出來，絕非是向別人學來的。這可稱文化決定論。曆史雖然過去一百多年了，他們三位的聲音依然在中國大地上回蕩。製度決定論者仍然擁者眾（比如隻要民主了----當然是西方的多黨和普選，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更主流的還是胡適的“國情論”以及辜鴻銘的“文化決定論”。


中國自1840年以來救亡圖存壓倒一切，急切中，中國也成了各種製度的試驗場。以君主立憲為方向的戊戌變法、以西方為樣本的中華民國以及以蘇聯模式。現在回過頭來，失敗最慘、代價最昂、禍國殃民最重的當推中華民國，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最低穀。蘇聯模式雖然使中國重獲主權獨立，但未能使中國走向富強。1978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吸取了一百多年曆史教訓和代價之後，調整方向走向改革開放。結果僅僅三十多年，中國就重新成為經濟大國。不管現行製度有多少不盡人意之處，但事實卻是這是幾代中國人一百多年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模式。特別是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以俄國人為師”的主張，真是令人感到曆史的莫測。要知道，在今日俄羅斯，以中國人為師的口號不絕於耳。想想也可理解，一個二十年前經濟總量還是中國四倍的前蘇聯，到今天的俄羅斯卻成了中國的五分之一！


關於中國的國情，電影的另一主角毛澤東的觀點頗為深刻。一是他在回答為何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因為他（袁世凱）有槍。一語點破五千年中國的遊戲規則。一種規則無論好壞，其形成都是有特定環境和曆史合理性因素的，是否應該或者可以改變先暫且不談，但至少對它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毛澤東第二句話則是：中國的問題比哪一個國家都複雜。其實西方對此也早有認知，黑格爾就評論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所以今天的中國模式絕不可能搬自他國（如同獨立後的美國並沒有照搬當時最為先進的英國模式），更難以為他國模仿----所以有人認為衡量一個成熟模式的標準之一在於是否能為第三方所效仿，還是不諳中國國情之故。


以我對西方的了解，文化的作用更勝製度。比如英國女王根據製度，可以否決首相的任命。但根據文化和傳統，她從未否決過。法國的憲法2007年修改之前，總統都是終身製的，但卻從未現過這種現象。法國實現半總統製，總統有權任命總理。但當反對派占多數時，總統總會任命反對黨人士擔任總理。但采用類似製度的台灣，在陳水扁時代雖然也出現國民黨掌控立法院，但卻一直任命民進黨的人組閣（上台初期短暫的唐飛內閣除外）。同樣是民主製度，比利時選舉出現爭議，可以長達一年間無政府（目前仍然如此），但國家照常運轉。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就由最高法院裁定，而在非洲，就是內戰。所以，中國無論采取什麽製度，要想有效和成功，必須以中國文化為依歸。凡是和中國文化和傳統異質的製度，失敗是必然的。所以這部片子遺憾的一點是沒有提到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的變化。他組建了中華革命黨，要求隻忠於他個人，黨員還要分成不同的等級和權限。這是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說出“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賴上帝的恩助”的先行者，在現實碰壁之後的反思之舉。


所以從文化的角度講。毛澤東是否去法國留學並不能改變什麽。孫中山可是從西方生活的，蔣介石可是從日本留學的，怎麽樣？他們可否把中國帶向統一和富強之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僅能從五省收到稅，而能否收到稅，是一個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宋美齡是基督徒，從小就在美國留學，自認是長了一個中國麵孔的美國人。但當羅斯福夫人問她如何處理國內的抗議活動時，宋美齡則用手指十分優雅的劃了一個砍頭的姿勢，令羅斯福夫人目瞪口呆。說到底，曆史不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成就和責任也不可能僅由一人來承擔。我們的文化決定了我們的未來。而這種未來，正如美國兩大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聯合出版的《中國崛起：挑戰和機遇》中所認為的：“中國正努力發展出一種新型政治，這存在著強烈的可能性。這種新型政治雖然號稱是民主的，但它並不包含多元、競爭以及直選等。”


當然，九十年也隻是曆史一瞬，中共在曆史上的功過定位也言之過早。但自1840年以來“國家主權獨立、民族解放和實現現代化”兩大曆史使命則是由中共來完成的則是毋庸置疑。而這兩點足以令中共對得起曆史和中華民族，再過十年中共成立一百年之際，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兩岸關係取得突破，中共的曆史地位又將攀上新高。當然九十年間，中共也走了不少彎路，付出不少代價，但從全球而言，對內沒有搞美國的黑奴製，沒有搞種族歧視（美國長達兩百年），對外沒有搞殖民，也沒有販賣人口（西方搞了數百年）和種族滅絕(如對印地安人)，更沒有向像德國和日本兩大民族搞法西斯主義和挑起世界大戰----這都是反人類罪，就是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出現過影響鄰國或者世界的經濟危機----相反每一次都為擺脫危機做出了貢獻（想想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和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如果說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則引發兩次全球經濟危機，對照之下，中共的彎路又怎企及西方一二呢？


 附: 想了解海外自由派是何水準嗎？請看海外一個自稱社會民主黨的一個聲明


開除部分黨員黨籍聲明


  打入我黨的呂易、曾大軍、汪岷等在其主子中共匪黨指使下,內外勾結,妄圖利用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程序，采取結黨營私,陰謀篡權的卑劣手段改變社民黨一貫反共,支持,鼓動海內外民眾參與茉莉花革命和抗暴起義的強硬路線.他們以為在破壞其他民運團體中屢次成功的此招也將在社民黨中得逞.實乃利令智昏,未遇對手.為捍衛我黨路線與純潔,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采取以下強硬措施, 並聲明如下：


1，罷免呂易、曾大軍、汪岷等人的黨內一切職務；


2，開除呂易、曾大軍、汪岷等人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籍；


3,將向海內外社會各界徹底揭露以上三人長期以來以偽裝麵目破壞民運,通共資匪的惡行.


4,號召海內外一切真正反共的社民黨員和團體及友人,支持我黨的這場正義鬥爭,捍衛我黨的反共路和立場.


此布


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2011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