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天之內，首都市中心的政府駐地（首相官邸和其它數棟政府辦公樓）和執政黨組織的青年團年度活動場所分別受到炸彈和恐怖分子的襲擊，死亡人數已經達到91人！這也是自二戰以來，挪威首次發生如此慘重的悲劇！隨即軍隊開進首都，維持秩序。
挪威發生這樣的空前慘劇，確實超乎世人想像。要知道，挪威向來被稱為人間天堂，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二，高達9 .5萬多美元！曾連續6年(2001-2006)被聯合國評為最適宜居住的國家，2009年、2010年全球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一。特別值的一提的是，全球民主指數排名，挪威這個君主立憲國家竟然高居全球首位。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也高居世界第4（美國44位）。就是這樣一個絲毫不缺乏表達渠道的國家，卻與一場舉世震驚的恐怖襲擊事件連在一起。
這起恐怖襲擊事件有一個特點：雖然受傷的多是平民，但其目標是中央政府、是執政黨，有著頗強的政治色彩。特別是首相此前本來計劃訪問後來發生槍擊慘劇的於特島，隻是由於首相在家裏辦公，才避開了這兩重襲擊。這也是為什麽，首相指責：這兩次襲擊是對民主以及挪威政府政策的襲擊，但不可能摧毀挪威的民主體製以及挪威建設更美好世界的理想。如換成中國的話語體係就是“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嘛。
到目前為止，對誰是肇事者一共有兩種答案。一是一個名為“全球伊斯蘭聖戰助手”的恐怖組織宣稱對奧斯陸22日爆炸負責。其理由是六年前挪威媒體曾以新聞自由為名轉登了醜化伊斯蘭創始人默罕默德的係列漫畫。而且挪威還參與了在伊斯蘭國家阿富汗和利比亞的北約軍事行動。如果此說得到證實，做為一個隻有幾百萬人的小國挪威要想避免此類悲劇，需要反思如何在新聞自由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文化和宗教。以及是否有必要參與西方大國為了自己的本國利益而發動的一場場戰爭。
另一個則是官方版本。警方稱連環恐怖襲擊事件的嫌犯是挪威本國人----32歲的挪威男子安德斯·布雷維克，是一名“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看來恐怖分子不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專利），有強烈的反伊斯蘭傾向，並與挪威國內極右翼勢力有關。警方還將這兩起事件定義為國內恐怖襲擊事件。
如果第二個版本成立，可能會有幾種結局。一是最終確定這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是一個純而又純的偶發事件。這樣雖然首相已做出的結論站不住腳，但畢竟可以掩蓋這場悲劇背後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避免現行製度遭到質疑。要知道把重大犯罪嫌疑人定為精神病已是西方常用的手法。比如裏根遇刺，嫌犯審理多年後就被以精神病為由釋放。1964年日本駐美大使賴肖爾遇刺，嫌犯也被證明是精神病患者，從而化解日、美衝突。不過這一次，挪威如法炮製的話，可能會比較站不住腳。因為這次連環恐怖襲擊事件目標明確、政治色彩濃厚，策劃嚴謹，絕非一個精神病患者所能為。所以可能的答案是極右分子所為。由於極右分子在西方往往和納粹劃上等號，這種定性反而印證了民主製度的可貴。同樣也可以掩蓋背後的社會矛盾。不過，本人還是有一問：何以極右勢力不通過選舉來表達自己的政見？另外我們還知道，極右翼在挪威有著眾多的支持者，還能贏得25%的選票。 如此快的把一個恐怖事件和另一個大政黨掛上鉤，是不是有些草率？是不是政治抹黑？
以本人之見，如果是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所為，對西方實質性的打擊並不大。畢竟可以認為這是邪惡對正義的進攻，反而會激起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頂多會反思是否應該更公正的對待不同文明。但如果是信仰基督教的自己人所為，則直接打擊的就是西方本身（假設一下：如果九一一都是基督徒所為呢？）如果他們自己都采用恐怖手段反對這個製度，這個製度還有多少未來呢？
客觀來看，挪威的悲劇還是應該從時代大環境下尋找答案。2007年西方進入危機時代以來，類似的悲劇已經在西方頻頻上演。比如今年震驚世界的美國議員槍擊案，2010年美國工程師駕機撞向稅務大樓案。法國、英國、希臘、西班牙持久的席卷全國的罷工、示威、民警衝突案。後來的中東革命也是西方經濟危機引發的。不過當西方一片混亂的時候，以挪威為代表的北歐國家一向由於社會和諧而置身事外，成為綠洲。但這一次挪威發生的悲劇顯示經濟危機的影響已經向西方最安全的地方滲透。所以就算是挪威悲劇最後定性為極右分子所為，從曆史上來看，經濟危機時期往往是極右翼活躍的時期。極右翼的納粹黨就是在1929年代的大危機時期登上曆史舞台，並製造了人類曆史上的最大悲劇。如果沒有發生在西方的哪場危機，怎麽可能會令納粹主義崛起？就是在今天的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支持率迅速上揚，也同樣和現在的經濟危機密切相關（《世界報》的網民也留言稱：這仿佛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歐洲的突然重現：極右翼很強大）。所以就算是極右翼所為，但真正要反思的是為什麽西方發生這樣的經濟危機以及為何遲遲無法擺脫。
不過，西方未必有這樣的自我反省能力。這從挪威悲劇發生之後各西方媒體的表現可見端倪。如果同類事件發生在中國，對中國政府的指責和批評將會連篇累牘，由不得你不反思，不改正。然而，如此空前的悲劇發生在挪威，則是一邊倒的安慰、悼念、譴責。對於政府的責任、事件的起因隻字不提。
西方此起彼伏的惡性事件，對於後起的、風頭正健的中國頗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第一，就是西方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政治、經濟後現代化階段，也同樣無法避免各種極端惡性事件的發生。中國就算是以西方為師，切不說付出多少代價，也依然未盡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第二，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階段，而且是處於最難跨越的“中等收入階段”。這個時期任何國家都是矛盾叢生甚至尖銳衝突的時期。盡管如此，如果把今天中國發生的事件和西方相比的話，其惡性程度遠較西方為低。比如，同樣是襲擊政府機關，同樣是製造爆炸事件，中國的錢明奇案可否和今天的挪威事件相比？而且不同的是，中國政府也沒有把此事件歸為極右勢力，而是承認是由於拆遷引發的。更沒有像挪威定性為反民主一樣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當然，與事件有關的官員也被懲處。但在挪威，按這種邏輯，雖然發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恐怕不會有人來負責。
當然，直接拿現階段的中國與西方相比，並不一定有可比性。和文化接近、同處亞洲、當年高速增長階段的日本相比，還是比較更接近客觀。
我們知道，日本二戰後通過三十年經濟起飛，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日本的再度崛起。但在起飛階段日本又是什麽狀態呢？
1955年日本發生毒奶粉事件，廠商使用含有劇毒成份的添加劑，造成一百餘兒童死亡，一萬多人中毒（可對比中國的三鹿奶粉事件）。1956年發生由於企業排放汙染，造成大批人員中毒。日本也曾因為假酒街麵數萬人致死或殘疾。當時日本製造不僅聲名狼藉，而且盜版充斥全球。其盜版聰明才智曾達到人類想像的極限：一家公司給自己取名“Usa”，然後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在自己的產品打上“Made In Usa”標識！此時的日本為了節省美元，竟禁止自己的國民跨出國門，出境旅遊（由此可見什麽是自由背後的真正成本）。而妓女們為了躲避警察的打擊，則以商販形象出現：一瓶礦泉水的價格與嫖資相等。然後再進行沒有金錢的性交易。（當時美國占領軍當局打擊色情業的理由是“公然賣淫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隻是搞種族隔離算不算對民主理想的背叛？）
當然日本起飛階段最轟動一時的全球性事件還是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遇刺輸血感染肝炎事件。
1964年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在使館門口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刺傷，傷及股動脈，不得不輸血。雖然是當地最好的醫院，仍然竟感染上肝炎。原來日本的血庫都被血頭等黑社會控製（98%的血供應量），風險極高。當時做手術“可能感染肝炎”都是要寫到手術合同中的。醫院和政界（厚生省）出於利益共同體，麵對公眾的憤怒、訴訟置若罔聞，輿論和專家也共同壓製真相。然而，等到毒血液放倒了當時的日本太上皇美國大使，才終於紙裏包不住火。毒血液也被視為日本的國恥，才總算得以解決。需要補充一下的是，1990年，賴肖爾大使由於無法忍受慢性肝炎的折磨，選擇了安樂死。不過，日本的血液問題並沒有根決。今天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是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打破官場禁忌，直麵愛滋病血液輸血大規模傳染事件，而獲得聲望。
從挪威悲劇和日本起飛階段視野下看今天的中國，絕不是要為中國的問題開脫 ，相反中國一定要吸取他們的經驗和教訓來更好的尋求解決之道。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曆史的看待今天的中國。事實上，西方也逐漸的從簡單的“捧殺”或“棒殺”中走出來。《紐約時報》7月18日刊文《對比法：糾正有關中國的誤解》，涉及政治製度、經濟發展和反腐敗。這裏，不妨摘錄中國社會最為不滿的腐敗問題：
據透明國際稱，全球最“幹淨”(最不腐敗)的地方隻包括4個非西方的政府：新加坡、香港、卡塔爾和日本——其中有3個是集權政權。按照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的排位(78位)比印度(87位)、菲律賓(134位)、印度尼西亞(1l0位)、阿根廷(105位)等其他許多國家都高，隻比意大利(67位) 低一點——而所有這些國家都是選舉製的民主國家。顯然，一黨製的中國腐敗程度比許多民主國家都低。
挪威的恐怖襲擊是悲劇，但對於中國卻是一個引以為鑒、反思西方和自身的時機。中國三十多年來一直在飛速前進，則和這種反省能力、調整能力有關。而西方冷戰後二十年之所以固步自封，則和它們失去了自省能力有關。讓我們在為挪威哀悼的同時，是不是也要慶幸中國不是挪威？
注：本文部分有關日本的例證引自《看天下》2011年第十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