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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翻譯外交”扭曲了中國外交(中)
侯峰
【摘要】“翻譯外交”之所以對中華文明缺乏自信，是因為他們既不了解中國曆史，對西方文明也是一知半解。外語專業出身者們的史觀、世界觀，多是西方曆史教科書樣本照本宣科教育的產物，他們中不少人欣然接受‘西方中心論’的邏輯，即中國自古以來便是缺乏哲學的野蠻民族，需要西方文明來教化，所以我國高等教育需要認真反思為誰培養人的問題，特別是培養外交官的外交學院首先必須弄清楚到底是哪國的外交學院。
二. “憤青 ”“愛國賊”這些專業打擊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情懷的術語非同尋常
2016年4月的《同舟共進》雜誌刊發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袁南生的文章《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騰訊思享會》如此介紹精彩觀點：“中國的“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偉大的文化，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強國乃至第一強國。他們不喜歡別人對中國人、中國政府及中國文化的批評，也不管批評得有沒有道理，一遇批評，馬上反駁甚至謾罵”。
袁南生對“憤青”的責難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前些年，盡管中國經濟及各項事業突飛猛進，然而一打開計算機，互聯網上各種負麵消息撲麵而來，中國社會彌漫著新中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悲觀失望情緒和大範圍的失敗主義思潮，這和從外部世界看到的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存在著極大的反差。客觀地講中國正處在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好時期，但是什麽因素導致了從政府官員到企業高管，從知識文化界精英到普通百姓突然間大麵積地對前途失去信心，思想文化上迷失了方向了呢?明眼人都明白意識形態混亂是禍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大威脅。一度甚囂塵上的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正在破壞中華文明傳統價值觀，打擊中國人民的理論自信、文明自信、製度自信，在意識形態領域極大地配合西方扳倒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大戰略。以至於美國前駐華大使，2012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洪博培不無自信地揚言：沒有必要進行中美貿易戰，那會損害美國小企業主及進出口商的利益。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伸出雙手擁抱中國國內的親美一族，我們應當接觸中國內部的盟友，他們被稱做‘年輕人’、‘互聯網一代’——他們是五億網民以及八千萬博客主人，美國必須依靠我們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國，隻有中國倒下去，美國才有奪回製造業的機會。其中所指中國內部的盟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過製造“憤青”、“愛國賊”、“五毛”之類的專有貶義名詞打擊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懷，顛覆傳統的價值觀、是非觀，配合西方扳倒中國的輿論戰，搞亂社會意識形態，為賣國者張目，為美國戰勝中國鋪路。
1.“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若非如此，誰才是最優秀的民族?
中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袁南生在他的文章中強調：“中國的“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偉大的文化，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強國乃至第一強國。他們不喜歡取得西方國家國籍的華人，也不喜歡別人對中國人、中國政府及中國文化的批評，不管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是誰，也不管人家的批評是否出於善意，更不管批評得有沒有道理，一遇批評，馬上反駁甚至謾罵。這些“憤青”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三是輕言戰爭。主張采取極端措施，甚至主張以暴力改變社會。四是拒絕妥協。對外交往一味主張強硬”。顯然袁南生的核心內涵是不認同西方“亡我中華之心不死”，認為“這些“憤青”仇恨西方國家”，“輕言戰爭”是荒謬的，與吳建民的所謂“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遙相呼應，本質上都是熱愛西方，站在美國戰略利益上，而不是站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上對國際格局做出的判斷，前文對此種思潮已經做過了分析。行筆至此，筆者在想，兩位院長培養出來的《外交學院》的學生們有多少像他們這些《外交學院》的前輩們那樣已經深深烙下西方價值觀、史觀、人生觀的烙印，自覺不自覺地維護著西方，而不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國的“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偉大的文化”，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外交學院的黨委袁書記，“憤青”的認為有問題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創文明之一，也是碩果僅存，唯一從來沒有中斷過，有5000年文明史，一脈相承，延續至今的文明。如果中華民族稱不上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中華文化稱不上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化，那麽袁書記，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和文化配得上這個稱號呢?筆者在《翻譯外交，扭曲中國外交》一文中闡述過：“執掌中國外交的高級“專業人才”，幾乎清一色外語專業畢業，譯而優則仕的翻譯出身。這些外交大員們有相同的知識結構和類似的經曆，從進入外語學院那天起，學習了不少西方文化卻缺少中華文明的認知和自信，能夠嫻熟地和外國人溝通，但是對中國國情卻是門外漢，掌握語言優勢，而沒有專業技能，常和外國打交道，卻不食中國民間煙火，精通外交常識，然而缺乏國際戰略素養，學曆和專業經曆使他們很難有創造性思維和開拓精神。由這樣的外交團隊支撐起來的中國外交，中國國際形象隻能是瘸腿的巨人”。自學英語專業出身的袁南生常務副院長，盡管沒有譯而優則仕，卻似乎也沒有擺脫“學習了不少西方文化卻缺少中華文明的認知和自信”外語專業的通病，不僅不反思自己視野的局限，反而以自己有限的曆史知識，選擇性解讀曆史，居高臨下地嘲弄“憤青”的認知水平。
2.錯誤史觀動搖中華文化的根基，文明自信的缺失，導致文明製高點和話語權的旁落。
其實“翻譯外交”之所以對中華文明缺乏自信，是因為他們既不了解中國曆史，對西方文明也是一知半解。但凡有點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在歐洲文藝複興之前經曆了長達千年政教合一的中世紀黑暗野蠻時代，在那個漫長的年代裏，西方的世襲專製社會壓製了生產力的發展，容不下天主教以外的文化和與其宗教教義相悖的科學，除了發動過無數次宗教戰爭，還迫害哥白尼、燒死了布魯諾，導致經濟文化長期停滯不前。若不是文藝複興年代歐洲從阿拉伯世界翻譯輸入大量的阿拉伯文明和其它古代文明知識，西方在千年的宗教禁錮下幾乎就是文化沙漠。而同時期唐、宋、明朝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所創造的輝煌，無論精神層麵還是物質層麵都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中國人發展出來的文官國家管理體製和燦爛的中國文化讓同期西方黑暗的宗教專製政治製度和文化黯然失色。這也就是為什麽當西方從中世紀黑暗中走出來以後會不顧一切地去地理大探險，尋找文明富裕的東方。
白種人是一個從北方南下晚熟的種族，沒有多少可以值得自豪的悠久曆史。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剛從講究血統論，政教合一黑暗中世紀走出來的歐洲，為了在世界宗教衝突，文明衝突中搶占文明製高點，製造道德上的優越感，必須要塑造歐洲才是人類最先進文明真傳的文化氛圍。邏輯上講，這個文明血統傳承既然無法來自白種人自己的曆史，也不能承認直接繼承於現存文明競爭對手：阿拉伯人，伊朗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或中國人，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已經消失的文明中創造一段可以用作繼承，“古為今用”的曆史。古希臘，古埃及作為早已經失傳的古代文明於是就納入西方所謂“一脈相承”的文明史。他們采用的辦法是，以近代科技水平為參照，拔高、美化當年的文明程度，按需要修史填補“空白”，把西方近現代文明與古代文明對接，以便向世界表明西方才是世界上最先進古老文明文化上的正宗繼承者，也包括常常通過文學影視作品有意識地白化當時的人種以暗示種族的遺傳。然而讓當年偽造曆史的人沒有想到的是，後來的考古和基因技術發明後證明古埃及人和古希臘人都是位於地球低緯度的深色人種，甚至和現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埃及，希臘人種沒有血統關係，更是跟從北極附近起源的白種人不沾邊。但是在西方人的曆史文學作品裏這些創造了古老文明的先人們被現代西方理念化和膚色淺化處理的現象並沒有改變。其實，以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正式鑒定厘清古希臘，古埃及的人種，以及通過文獻考古與田野考古雙重驗證文明傳承問題並不難，但沒有國家去揭開那西方國家受益無窮的曆史瘡疤。這便是成熟的西方知識分子心照不宣的自律文化，留住這筆文藝複興時代“善意”創造的文明史糊塗賬讓全世界曆史教科書永遠糊塗下去。
按西方曆史教科書樣本照本宣科的中國世界史教育，塑造了不少中國人，特別是那些有幸接觸到更多書本中西方文化的外語專業出身者們的史觀、世界觀，他們中不少人堅定地認為，“中國曆史再古老也不可能產生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這樣的奠定西方哲學基礎的古希臘三賢”，欣然接受西方的邏輯，即中國自古以來和世界許多文明一樣都是缺乏哲學的野蠻民族，自古以來需要西方文明來教化。這就是西方把希臘神話神聖化的初衷和原動力。而遠離多文明衝突、碰撞區的中國很難理解伊斯蘭、基督教、猶太教等諸多宗教在千年混戰中，各文明體費盡心思搶占文明製高點，和排他文化中生死較量的曆史和現實意義。
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古希臘曆史人物 及“流傳至今”的神跡般的巨著，其實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信史。“古希臘三賢”及他們的著作，比如號稱300萬言的《亞裏士多德全集》，內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萬事萬物，內至人本身的肉體與心靈，抽象的數學，幾何，力學，邏輯等，涉及倫理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曆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法律，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無所不及的神化。顯然，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造史造神運動，勁用過了頭，不幸邏輯上把自己陷於偽科學的境地。《亞裏士多德全集》這樣的超級巨著，恐怕除了想象中的神，任何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在人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完成。而就是這樣一部被西方奉若聖典、文明源頭的百科全書式的文集，卻是一部到目前為止，典型的，既無同時代相互印證信史史籍記載，又無後世考古驗證，被質疑為文藝複興時代精心創造的托古之作。盡管西方文明的衛道士們極力為之辯解，卻至今無人能拿出有說服力、考古佐證的真憑實據。理論上講，一部古籍，即便有田野考古或文獻考古也“孤證不立”，必須有獨立證據相互印證才能采信。《亞裏士多德全集》完全無法與中國流傳至今，有兩千年不間斷的史籍記載，有考古驗證，比如《論語》《孫子兵法》《史記》這樣的流傳兩千多年的中國經典有可比性。然而西方文藝複興時代冒出來的未得到充分考證的文明史卻成了許多人堅信不疑的信史和中國標準曆史教科書，一些文人終身崇拜的堅定信念。
中國的曆史典籍都要經過文獻學，考古學，天相學，碳十四測年法等進行至少雙重甚至多重驗證才能確定真偽。而古希臘史許多都是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突然冒出來的缺乏史學，史料原始遺存，又無考古證實的偽史，當然西方為此的推脫之詞是阿拉伯文轉譯過來的，然而卻也拿不出阿拉伯原文的史學及考古驗證。希臘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古文明之首就是因為西方要把它人為地拔高、打造成人類現代文明的源頭，要凸顯西方文明才是人類文明一脈相承的真傳，並依此打造有史以來“西方中心論”，占據人類文明領頭羊的地位。據此，並通過洋槍洋炮的威懾，西方文化輕而易舉地占據和鞏固了現代國際社會的道德製高點和控製了話語權，謊話說一千遍也就變成了真理，用偽史驗證偽史，就變成了不許人們質疑的信史。從袁博士的《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表露出作者的史觀和價值觀不難看出西方意識形態戰略的成功。他們就是要讓西方之外所有的其他文明在開創“民主政治”“普世價值”之先的希臘女神麵前俯首稱臣。這種高明的文明征服手段已經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中開花結果。
3.執政黨必須奪回意識形態的主導權
改革開放以來，有不少體製內外的官員、學者、思想家們，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隨著西方的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起舞，肆意歪曲中國的人文曆史，鼓吹文化虛無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種族虛無主義，特別是蘇聯瓦解以後形成一股強大的妖魔化共產主義思想、抹黑毛澤東、汙名社會主義公有製、歪曲中國曆史和文化，顛倒中國傳統是非觀、價值觀的浪潮，他們打著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幌子，嚴重打擊中國人民的文明自信、文化自信、製度自信、民族自信和精神信仰，動搖中國軍隊的戰鬥意誌。黨內有北大法律授這樣的共產黨員天天夢想著裏應外合把中共拱倒，他的學生和同路人廣布司法界，從法律的角度保障“謠翻中國”的言論自由;黨校係統一批教授力圖把培養共產黨幹部的基地營造成詆毀社會主義，美化資本主義;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鼓吹修正主義，和平演變共產黨幹部的大本營;社科院某些院所就是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思想的樂園和擴散的平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財政部追隨世界銀行以華盛頓共識精神給中國量身定做、旨在徹底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所謂“改革頂端設計”《2030年的中國》，還有外交學院把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懷汙蔑成憤青，搞不清楚狀況。他們通過占居的有利位置壟斷了教育權、輿論話語權、和改革頂層設計權，以“影響中國”“凝聚共識”“憲政民主”等，打著改革的旗號，在中國社會凝聚華盛頓共識旗下，成為洪博培口中扳倒中國，最有力的“中國內部的盟友”。
習近平總書記近期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誌卻沒有看清這裏麵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麽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麽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麽大的損失，為什麽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
不徹底驅散徘徊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上空，‘西方中心論’的曆史陰霾，恢複中華民族的文明自信，全麵複興中華文明的中國夢就是一句空話。中國高等教育需要認真反思為誰培養人的問題，特別是培養外交官的外交學院首先必須弄清楚到底是哪國的外交學院。中國高等教育《絕不能用中華民族的血汗培養中華文明的掘墓人》。
4. 肢解、歪解曆史的目的是什麽?愛國不需要教育，賣國需要
袁南生在《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中闡述【宋代“憤青”們怎樣誤國】，“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彌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外交學院常務副院長，袁南生博士的邏輯是宋代“憤青”現象招致宋朝滅亡。曾經是世界最富裕強大的國家，宋朝如何走上衰落，覆滅之路，是值得中華民族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一個延續數百年的宋朝由盛到衰的曆史過程，是無數錯綜複雜地緣政治、地緣戰略和機緣巧合等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卻被袁博士抽象為“憤青”誤國。如果這一結論隻是一個本科生的習作，可以理解，然而得出如此偏頗、管中窺豹、以偏概全，甚至荒唐可笑結論的確是一位擁有正規學術研究訓練，經曆頗為豐富的博士大使、博士院長。看到如此立意的文章，讓筆者第一個想到的是，如果北大的博士論文就是這麽做的，我真是太高看北大的學術水平了，而如果北大的學術水平有口皆碑，袁南生怎麽拿到北大博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了。
其實袁博士的《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絕非簡單地借古諷今，饒了千年的曆史，表麵上是要打擊“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憤青”們，而其目的是推銷其不便明言的核心價值理念。在他的結語中這樣寫到：“當然，當代社會“憤青”現象的產生還同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有關。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百年來在中國不容小覷，而就全球來看，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並未終結，民族主義業已取而代之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是以愛國主義的麵目出現，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帶有絕對的不可置疑性。他們骨子裏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於一切，從而使“愛國主義”在一些時候、一些地方變成盲目的、狂熱的情感，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筆者愚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袁博士無非想說，卻又不能明說，貫穿全文的本意是，“而就全球來看，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並未終結”，即蘇聯垮台了，中國還繼續存在，“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是以愛國主義的麵目出現”“他們骨子裏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於一切”，而不是“普世價值”高於一切，他們“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從而使“愛國主義”在一些時候、一些地方變成盲目的、狂熱的情感，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簡而言之，認為“西方亡我中華不死”就是“狹隘民族主義”，“害國主義”，隻有愛西方才是真正愛國、救國。袁博士的語文水平還是蠻高的，文章通篇都在詮釋“愛國賊”理論，卻始終沒用“愛國賊”這個詞而已。
許多辱罵“愛國賊”的人，並非真的不愛“國”，隻不過他們的摯愛是，在他們心目中具有“普世價值”的美國，他們認為憤青們“盲目”地愛國，“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隻有他們自己屬於高高在上，擁有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普世情懷，從不“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自覺不自覺地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主動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在他們的所謂“普世價值”的思維體係裏，繼承西方慣用的雙重標準思維方式，比如在宋朝聯金抗蒙問題上，袁南生引用：“蒙古滅國四十，數年前已滅西夏，我大金國若滅亡，下一個亡國的肯定是宋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用來譴責“憤青”不理性地幹擾外交;卻打死也不會說“美國滅國無數，數年前已滅日本，我大蘇聯若滅亡，下一個亡國的肯定是中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因為在編造“愛國賊”“憤青”詞匯者的字典裏，“仇恨西方國家”，仇視近代以來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西方是大逆不道的。
令華夏民族扼腕歎息宋朝的覆滅史到底是憤青太多、嶽飛太多還是秦檜太多已經是中國人自有公論的曆史常識，杭州嶽飛墓前的那一對秦檜夫婦反剪雙手，麵墓而跪，形象沮喪的雕塑做為曆史的凝縮，已經深深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如今編造出憤青滅國論，就是要為主張投降外交的秦檜平反，讓秦檜站起來，讓嶽飛倒下去。其宗旨就是通過對曆史的歪解、演繹，讓愛國變成賊，讓賣國變成神，為某些人骨子裏的“普世價值”的賣國情懷解套。說穿了就是近年來眾多所謂曆史虛無主義，即賣國主義中的又一版本而已。
袁南生說：“具有清流心態者骨子裏拒斥西方文化，習慣於居高臨下地看待中外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長期以來，人們把“妥協”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並論”。顯而易見，在那些“骨子裏”擁抱西方，虔誠地匍匐於西方文化腳下的“外交家”眼裏，盡管中國近代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國家，西方列強在中國大地上擁有治外法權的租界，海關稅收權，外國軍艦在中國水域橫行霸道，袁南生仍然認為中國妥協得還不夠，無非想說“中國傳統文化最缺乏”的就是向西方徹底臣服的“妥協”文化，隻有像印度一樣徹底淪為西方殖民地，才不缺乏“妥協文化”，有了所謂妥協，才有袁副院長鍾愛的所謂外交。
袁南生痛心疾首地認為“清流現象是“憤青”現象的曆史源流，“憤青”現象是清流現象在當代的“變種”。鴉片戰爭爆發前，曾國藩在回答其恩師、軍機大臣穆彰阿提問時就說：“自南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以主戰博愛國美名之風興起，而控禦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年矣。”後來，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又說：“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為什麽宋代會產生清流心態，為什麽“憤青”現象在中國外交史上千年不絕呢?”
袁南生把“清流現象是“憤青”現象的曆史源流，“憤青”現象是清流現象在當代的“變種”。”當作中國外交的頭號大敵，中國千年悲劇性曆史的主旋律加以口誅筆伐，真不清楚袁南生博士的曆史知識是從哪裏學到的。鴉片戰爭爆發後的100多年，中國政府無數次出賣主權、割地求和、喪權辱國，而在袁南生的字典中卻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難道隻有把中國全部拱手獻給西方才是有外交?自1840年西方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以來，中國缺的是民族抗爭還是妥協投降，中國人心裏都明白，隻有西方和他們的追隨者們認為中國的“妥協”的還不夠。且不說晚清政府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妥協”、“妥協”、再“妥協”;1919年作為一戰的戰勝國，當時的中國政府卻要把山東的主權“妥協”給日本，中國人民忍無可忍才爆發了憤青抗爭的五四運動，如果袁南生居然都不知道這一典型的“妥協”外交的話，總該知道918事件，幾十萬東北軍不戰自潰，把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萬把日本人，東北軍幾十萬大軍最缺的是“憤青”還是“妥協”?;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對咄咄逼人的日本入侵一讓再讓，“妥協”、“妥協”、再“妥協”，助長了日本滅我中華之心(至今不死)，最後退縮到西南一隅，等等，等等，袁南生真的就不知道，還是有意選擇性解讀曆史，為“普世價值”教化學生?筆者在《翻譯外交，扭曲中國外交》一文中對外語出身的外交官不了解或不屑中國曆史，不了解中華文明的描述看來不適合袁南生法學博士，不難看出袁南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花了不少心思，隻不過看不見一絲站在中華民族立場的觀點。中國近代史上是缺乏“妥協文化”，還是缺乏民族精神、抗爭文化;是缺乏汪精衛，以及幾十萬國民黨正規軍成建製地投降日軍的漢奸賣國賊，還是缺乏勇於為國捐軀的，不滿政府“妥協”，“幹擾政府外交”的憤青?
5.“愛國賊正在毀掉中國”
創造出“憤青”、“愛國賊”、“五毛”這些專有名詞的目的是什麽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將“愛國”與“賊”放在一起，無論裝出多麽正義的麵孔，都難掩飾其意識形態戰爭玩弄出的字術心機，《“愛國賊”罵的不是賊，而是愛國》。這種假借批判“狹隘民族主義”打擊中華民族自尊、自愛、自信傳統的意識形態暗戰在中國社會有多大影響，百度大數據告訴你，當你輸入“愛國賊”，百度搜索自動跳出的是“愛國賊正在毀掉中國”，與袁南生常務副院長的教育理念：“愛國主義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是簡單地不謀而合嗎?百度、或者說，一隻操弄中國意識形態的黑手，正在通過他們控製的輿論、高等教育的影響力，潛移默化地改變中國人的是非觀、價值觀，灌輸“愛國賊正在毀掉中國”，賣國才是真正地救中國的潛意識。事實上別有用心的勢力炒作“憤青”、“愛國賊”、“五毛”已經極大地影響不少人的價值觀。當愛國變成賊的時候，秦檜、汪精衛自然就成了民族的英雄。當指責“憤青”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盲目愛國，當指責憤青“他們骨子裏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於一切”的時候，那麽誰的利益“天然高於一切”已經躍然紙上。作為一個在美國當過駐美高級外交官，經常在刊物發表觀察美國社會文章的作者，袁南生應該不會沒有親眼所見，或電視裏見過美國總統及其他政要在重大政治場合演講都會用一句話結尾，就是“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國。代表所謂“普世價值”的美國總統，卻從來不在美國人民麵前表現普世情懷，不會說上帝保佑其它國家。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於一切，是任何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本能，卻被袁南生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狹隘民族主義”“害國主義”，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過去較長一段時間，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在中華大地上甚囂塵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傳媒界出現習近平主席指出的“黨媒不姓黨”，“黨校不姓黨”的嚴重問題。而黨媒不姓黨的根本原因是黨校不姓黨，掌握傳媒話語權的編輯們在大學裏接受的是西化的“普世”教育，也就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花著中國人民的血汗，培養中華文明掘墓人，他們愛的不是“狹隘”的中華文明，而是“普世價值”的西方。之所以會公然出現讓嶽飛倒下去，讓秦檜站起來，大範圍鼓噪愛國有罪的“愛國賊”現象，就是因為高校某些學科重災區打著學術自由的旗號，實則被西方意識形態那隻看不見的黑手所控製。一時間中國千百年形成的價值體係被顛倒過來，為漢奸平反，為奸賊喊冤，為帝國主義張目的文章充斥主流媒體，抹黑共產黨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公有製，傳統正義形象如花木蘭、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以及幾乎所有中華文化中的正麵形象都受到質疑和抹黑，顯然這種現象並非出自個別學術研究，而是被某種勢力所操控的、係統性、有組織的戰略行動的重要一環。
在不久的過去，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通過打擊蘇聯的“憤青”，愛國主義，導致蘇聯的意識形態大廈率先崩塌，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為標誌的改革進程中，蘇聯這一超級大國一夜間自行瓦解。蘇聯社會思想領域被西方意識形態洗腦才是蘇聯覆滅的禍根，蘇聯人民在麵對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沒有“憤青”，沒有人愛國，沒有人挺身而出，“竟無一個是男兒”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正在承受同樣的侵蝕，那些把別人罵作愛國賊的勢力，正在拚命把中國推向導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體政治變色、經濟崩潰、社會全麵倒退的覆轍。這一曾被西方喝彩，以諾貝爾和平獎褒獎的社會變革，給蘇聯瓦解後形成的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的不是“改革紅利”，而是大部分仍在泥潭中掙紮，西方始作俑者都不得不承認的錯誤改革道路。
是“愛國賊正在毀掉中國”，還是洪博培的盟友們，用“愛國賊正在毀掉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爭正在毀掉中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詆毀“憤青”隻是這場戰爭蕩起的一股塵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