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頂層設計的改革紅利沒有如期而至？（下）

 

論改革自身的製度化建設需要“熔斷機製”

侯峰

六. 迷信新自由主義帶不來改革紅利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捆住政府閑不住的手，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裏根經濟學 “大市場、小政府”的翻版。且不論學經濟的都該知道裏根經濟學曾給當年美國經濟帶來多少傷害和隱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有本質不同，照搬裏根的辦法當作中國的改革良策，就如同請獸醫給人看病，治不死就算萬幸了，期待有改革紅利，隻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存在一股強大的歪風邪氣，或者說是充斥學術殖民地化的氣息，即無論中國經濟出現什麽問題，那些經濟學家們都能引經據典，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找出解決之道，當然這種邯鄲學步式的生搬硬套隻能是趙括那種紙上談兵的辦法，除了添亂，於事無補。到目前為止，三年來金融領域頂層設計改革最直觀的效果就是股災，股市跌跌不休、熔斷再再再熔斷、資本外逃，牽連到經濟下行再下行。經濟學家們張口凱恩斯，閉口亞當斯密，一會劉易斯拐點、一會芝加哥學派、什麽索洛餘量、什麽這個側那個側西方經濟學術語滿天飛，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之所以有這樣的學術風氣，核心問題是他們不承認中國發展模式存在，不願意在中國豐富的改革實踐中總結經驗，提升理論，而是絞盡腦汁把西方理論往中國的改革方案上套，如果成功了就又是西方理論的偉大，如果出師不利則歸罪於體製障礙，改革不徹底。

大政府，積極管理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性質所決定的。西方及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走的是私有化、市場化基礎上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在此過程中土地的原始增值被私人獨占，政府隻能通過市場獲取土地的所有權。而中國的公有製經濟土地的原始增值主要為國家和社會所有，極大減少土地糾紛，是其它私所有製國家不具備，為中國經濟發展平添的巨大動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獨有的巨額發展紅利，是中華民族之大幸。有計劃地使用好這筆紅利是各級政府天經地義的職責，也是中國經濟的特色。正是由於各級政府強大的資本實力（土地財政）和旺盛的發展衝動使得中國城市麵貌在短短20年時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拉動中國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和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為過去30年來中國崛起增添難以估量的助力。

表麵上看拉動中國經濟的是出口、消費和投資三駕馬車，而三駕馬車背後的中國經濟，特別是投資的原動力來自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高儲蓄率，企業逐利旺盛活力，中央明智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以及最充滿生機和激情的地方政府與企業經濟利益共同體，或被稱作地方有限公司式的發展模式，當然還包括與之匹配的寬鬆的國際環境，或者說難得的發展機遇期。不過這個發展機遇期全世界共同享有，卻隻有中國抓住了機會，在短短30年內成功全麵崛起。中國如此優越的製度表現和高效的行政能力，長期以來卻被自己的主流經濟學界妖魔化，常常把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無限上綱上線，貶低得一無是處。理論界、輿論界批判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攻擊公有製的目的說穿了就是試圖要通過土地私有化斷了政府的財路，也就斷了地方政府發展的動力源泉；抹黑公有製國企，離間不同所有製實體間的關係，製造國、民對立，最終達到稀釋、消滅公有製，掏空公有製憲法的目的；捆住“政府那隻好動的手”扼殺最有效、最活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級政府與企業聯動的積極因素，讓自由市場取代政府主導中國經濟，乃至國家的走向，把民族的前途命運放在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中，然後坐等紅利從天而降，不是幼稚，就是別有所圖。

通過深化改革捆住各級政府“閑不住的手”，中國經濟由此失去超常規發展的重要動力，就必然告別改革開放30年來超常規發展的“老常態”，進入到經濟下行，與其他國家發展速度相同的所謂“新常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抑製各級政府發展經濟的衝動和協調作用，在經濟學法理上完美地效法西方的大市場、小政府的裏根經濟學，就如同把鴻鵠的翅膀捆住，跟雞學怎麽在地上跑得快。然而，再快，能比原來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飛得快嗎？

計劃經濟有缺陷，所以需要改革，與時俱進。公有製基礎上政府參與的經濟活動有濫用權力的地方，所以需要反腐倡廉、簡政放權，然而不能因為政府和公有製企業滋生腐敗就認為計劃經濟與公有製不可救藥，甚至用抹黑公有製的手段以達到推翻公有製的最終目的，就不是改革，而是打著改革旗號的顏色革命。一些政府高級智囊、專家、權威們一提公有製就恨的咬牙切齒地拿當年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說事，一提國企就把20年前改革前國企的弊端抖露一遍，這不僅是偷換概念，轉移話題，更是別有用心。

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徹底放棄公有製、計劃經濟實現憲政民主、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已經25年有餘了，至今經濟表現平平，老百姓從未看到“巨大的改革紅利”，而他們貧富差距更加懸殊，腐敗現象並沒有因此收斂，反倒是比中國有過之無不及。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效率低下的問題出自僵化的意識形態，當時認為隻有100%的公有製才是社會主義，比如百姓養隻雞鴨都會被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同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不一樣的是，改革開放的紅利來自打破僵化的意識形態，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換句話說，不管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能夠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我們都應該采納，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崛起創造的輝煌正是踐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極大發揮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點，在實踐中摸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發展道路，即中國模式。

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變成另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他們徹底否定和妖魔化計劃經濟、抹黑公有製，通過其控製的改革話語權和改革設計權，正在把改革引向另一個極端，即隻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國際化、去政府化才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這種僵化的意識形態正在抑製中國經濟的活力，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中國經濟下行隻是序幕，烏克蘭悲慘的一幕或將在中國上演。股市動蕩、匯率大幅波動、資本外逃、經濟下行開始給我們敲響警鍾，絕不能任由新自由主義把蘇東30國、拉美、東南亞禍害夠了再來禍害中國。

采納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捆住政府閑不住的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正在徹底顛覆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政府企業市場良性互動，彼此激勵奮進生動活潑的局麵。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實踐論》的主體能動性思想，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權，放開手腳，讓地方政府可以因地製宜，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試驗創新，從而激發了區域間爭先恐後的競爭局麵，不僅是省與省之間要直接競爭資源、人才、投資、市場，甚至一個縣，一個區、一個鄉之間都要競爭。在這種世界唯一，生動活潑的競爭局麵下冒出許多像東莞、昆山這樣富可敵國的縣域經濟，湧現出無數個超十億百億產值的鄉鎮。這種創新體製有足夠誘因讓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體，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個管轄範圍看成自己的一個大的企業集團，能夠有效調動所有的資源，而政府自己就像企業集團的總部。這種世界獨一無二的創新體製是中國奇跡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今政府發展積極性被冠以“政府閑不住的手”，在“改革”政治正確的聖旨命令下不得不把經濟的主導權讓給市場，30年來中國各地方高昂的經濟熱情隨之變成死水一潭，如今僅有的速度也是慣性使然。一盤好棋，生生被所謂頂層設計攪亂，可悲啊！

 

七. 社會主義公有製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

人民日報1月3日報道，亞洲開發銀行近日發布的《2015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顯示，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一，以高鐵、核電和衛星等為代表的中國高端科技產品深受亞洲各國的歡迎。日本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顯然高鐵、核電和衛星產業都是以國企為主導研發的，這些國企不僅按主流經濟學界常說的所謂依靠“行政壟斷”占領國內市場，而且同西方跨國公司同台打雷一競高下，在沒有被主流經濟學所妖魔化的所謂“行政壟斷”的情況下，同樣占領了不少國際市場，甚至出口到美英等最發達國家。事實上中國國有企業從改革開放初的技術落後、效率低下、政企不分、人浮於事、大而全、小而全，在國際上毫無競爭力的落後企業，通過改革和發展到如今成為全麵介入國際競爭的現代化企業，不過二三十年，中國國有企業的進步速度舉世無雙。

然而在國企捷報頻傳、為世界矚目的同時，中國主流經濟學界、輿論界、甚至體製內不少人抹黑國企的聲音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什麽“國企定位不清（主人缺位），政企不分，行政壟斷、與民爭利、效率低下”。不管中國高鐵、核電、商業衛星、載人航天、北鬥導航、探月工程、深海潛水器、超級計算機、港口機械、船舶製造、程控機床、大型水電、盾構機、超級工程、電力傳輸、軍工等國企為主的產業在世界上多麽成功，在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眼中，國企姓國就帶有永遠抹不去效率低下的原罪，並認定國企隻有混合所有製（私有化主人定位）才是唯一出路。二三十年前日本企業擁有的技術和管理水平是中國企業可望不可及的高山仰止，如今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一，而日本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著名的夏普等許多日本巨型企業都麵臨嚴重虧損、破產或賣掉得命運。如果說國企必定效率低下，莫不是中國的企業都私有化了，而日本企業都國有化了？如果說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效率低，難道中國應該學習日本自由市場經濟失落的20年嗎？事實上隻要不戴有色眼鏡看問題，無論中國國企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比任何一國，包括美日等發達國家遜色。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過去20年奇跡般的進步在中國主流經濟學權威、智囊、某些政府高官眼中卻是“粗放發展引起的種種惡果，例如資源枯竭、環境破壞、投資過度、消費不足、貨幣超發等等問題愈演愈烈”，百害而無一利的不堪。2016年1月20日，吳敬璉教授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時再次發表演講追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995年就已經提出，已經有20年，為什麽至今沒有實現？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於存在體製性障礙”。作為一名經濟學學者看不見筆者上述中國在幾十個工業領域的技術跨越，非要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式20年沒有變，若不是老人家生活在與世隔絕的世界裏，就是別有用心。環顧世界有哪個國家20年來取得像中國一樣如此多的產業性技術飛躍？一個也沒有。以台灣為例，30年間沒有一項值得驕傲的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貢獻等於零，台灣才真正存在“體製性障礙”。顯然吳敬璉所追問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虛，矛頭對準“體製性障礙”才是實，才是他20年來孜孜以求“改革”的源泉動力。有這樣的國務院高參參與或把持頂層設計，改革向哪裏去，才是不得不問的大問題。

吳敬璉為《大道無行 – 鐵道部：政企合一的失敗樣本》作序的《高鐵危言》中講“就高鐵而言，雖然開通了8千多公裏的營運裏程，其中有些線段也的確具有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於規模過大、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投入的資源和產出的成果之間完全無法比擬。所以，無論從成本效益分析還是從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慮，都顯得得不償失，甚至完全誤配。事實還表明，鐵道部門領導自稱的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設工期、每小時380公裏以上的行車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係數等方麵的‘世界紀錄’，或者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杜撰。而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除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貪官汙吏和‘紅頂商人’外，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後去償還”。 如此不顧事實地攻擊國企，攻擊鐵道部是需要對公有製有多麽大的深仇大恨，才能致一個正常人到達連起碼的是非觀都不顧的境界。

改革開放相當長的時間內，外企在中國享受超國民稅收待遇，卻從來沒有見那些主流經濟學專家、智囊們為負擔沉重的國企鳴過不平，反倒是經年累月地攻擊國企壟斷、低效、腐敗、與民爭利…。以高鐵為代表的中國國企從困境中頑強崛起，用不到20年的時間超越所有發達國家，走在了世界高鐵技術的前列，為中國社會主義體製爭了光，為國企爭了光，為中國模式爭了光，他們就極大的不高興了，必欲置鐵道部於死地，必欲置中國高鐵之父於死地，並且如願以償了。其實中國高鐵的質量、安全、效率是不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杜撰”，是不是“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是不是“得不償失，甚至完全誤配”，自有公論，全世界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可悲的是吳敬璉這種背離起碼的事實依據，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抹黑國企、妖魔化公有製的奇談怪論在中國，在高層卻有很大的市場，按吳敬璉語“過去我的一些言論在網上反對的人比讚成的人多，這次90%的人讚成，這就是我說的共識”，這種“改革共識”的力量主導著經濟改革頂層設計，吳敬璉本人更一直是國務院問政經濟的座上賓，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大諷刺。

 

八.資本角度還是人民角度看待公平和效率，是檢驗是否真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新自由主義的私有製、自由市場體係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提升了資本的效率卻未必提升社會效率，特別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水平。當前新一輪深化改革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還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作為評價改革成功與否，和評價企業及社會效率是攸關執政黨還是不是原來那個以人民利益至高無上，有沒有變色政黨的關鍵所在。社會主義一切從社會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資本主義一切從資本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講效率也不例外，社會主義的效率指的是社會的效率；資本主義的效率指的是資本的效率。2007年華爾街的貪婪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而那些負有不可推卸責任把公司帶入破產邊緣需要政府來救助的公司老總們，在被迫辭職的情況下卻仍然按合同從政府救助金中享受多達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離職金，這種合法的社會腐敗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保證。而由於金融危機造成的無數失去工作、一夜間損失終身積累的財富，生活無著的人們卻得不到合理補償，這種惡劣的社會現實卻保障美國資本的效率、資本的公平，是美國資本主義價值觀和體製的最好詮釋。

在憲政民主的美國，即使百姓通過民主機製走上街頭，發起席卷全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對於由資本控製的美國立法係統國會兩院偏袒資本的本質毫無影響，合法依法腐敗是美國製度無法醫治的癌症。公有製下腐敗，貧富差距可以通過直接反腐和政府限製國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來掌控，而私有製社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企老板開多少工資別人無權幹涉，老板一天的收入比工人一年的收入還高，隻要資本賺錢，市場就可以起決定性作用，別人就無權幹涉。公有製的效率是相對於公有而言，也就相對於所有人的整體利益而言。私有製的效率是相對與私有而言，也就相對於擁有私有財產的私人而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需要找到兼顧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的平衡點，平均主義大鍋飯要不得，但是一味追求資本的效率而無視下層百姓的生死更要不得。

中國某些利用權力、機會、先發優勢、鑽政策空子先富起來的一些人，認為他們的財富是他們自己賺來的，神聖不可侵犯，並不想回饋為他們積累財富付出過巨大犧牲的中國勞苦大眾，不是到海外揮霍就是成億地捐給外國大學，也不願救助中國窮人，資本外移，移民海外，階級固化，欺負壓榨雇員，建國以來形成的平等的社會氛圍已經被資本的效率消耗殆盡，使得生活在下層的百姓看不到希望，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徹底違背社會主義改革的初衷。然而在西方價值觀籠罩下，錢在他們名下，他們有往任何地方使用的權利，這是資本的效率和公平，主流經濟學追求的高級境界，然而卻是社會的不公，社會主義的不幸。

以主流經濟學價值觀取向，把美國合法腐敗，保護資本的利益看作是程序正確，是先進的製度，而中國無論腐敗還是反腐，缺少美國那樣的法律支撐，一黨專製，是程序落伍，製度落伍，必須徹底改革。百姓的福祉不是他們改革的目的，美國的製度程序才是他們的畢生追求。日前公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樣的社會效率再高，與百姓何幹？這就是為什麽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水準都有很大提升，仍會有無數生活在中下層百姓懷念改革開放前中國樸素平等的社會人文環境。鄧小平當年提出改革的“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特別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還強調“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然而，多年來在崇尚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所謂主流經濟學的操弄下，改革唯一的目的成了追求資本的效率，這還是共產黨的改革嗎？

考察改革的成敗，對社會有利的事必定符合處於這個社會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對資本有利的事必定隻符合資本家的利益，但不會符合其他不擁有該資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場不同，談效率時的衡量標準絕不相同，結論也自然不同。中國公有製鐵路係統20年票價凍結，企業效益不高，但是其社會效益，對於全社會勞動成本降低、效率提高、控製通貨膨脹有著難以估量的貢獻，但是吳敬璉等站在代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中國鐵路必是效率低下、浪費驚人、腐敗嚴重難以估算。2016年1月3日《英國車票新年漲價民怨沸騰 公營私營之爭愈演愈烈》報道“消費者權益組織對新年車票漲價表示憤怒，認為允許公共交通私營化是造成車票連年上漲，而列車準點和服務水準卻長期沒有起色的主要原因”“原本已經是“歐洲最高”的鐵路車票價格一漲再漲，同時服務並沒有多少改善，可以說英國的鐵路票價已經與現實嚴重脫節”。反對黨工黨指責保守黨政府推行鐵路私營化是導致車票價格連年上漲的主要原因。站在勞苦大眾的角度，由英國工會聯合會組建的“為鐵路行動”組織稱，如果鐵路運營能收歸國有，英國公眾每年將節省15億英鎊。

英國的鐵路私有化始於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幾乎將所有的鐵路出售外包，但因此帶來了一係列嚴重後果。發生多次火車事故，造成人員傷亡。撒切爾夫人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從根本上削弱了勞工力量，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問題嚴重，以至於許多人至死都不原諒她。2013年4月初，被譽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逝世，英國示威者歡呼雀躍。以私有化著稱的撒切爾主義是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結合，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撒切爾的私有化改革即使在純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下仍然爭議不斷，卻有不少中國經濟界權威、官員把它當作法寶引進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改革中來，令人唏噓。

中國鐵路運輸係統無論效率、管理、還是安全，都比美英私有化的鐵路係統水平高多了，然而由於是公有製違背了裏根、撒切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理，隨成了主流經濟學專家、智囊、官員改革的眾矢之的。特別是由於高鐵的成功，為國有經濟掙了光，阻擋了他們國企私有化“體製改革”的正當性，於是就變成主流經濟學專家、智囊、官員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不僅把高鐵之父判了死刑，還不惜以《高鐵危言》這樣極盡歪曲、抹黑手段迫不及待地要把鐵路作為國企私有化的突破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甚至聲稱，鐵路方麵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資者能不能，願意不願意進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這個指標。顯然社會公平效率不是他們眼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誌，私有化才是。2016年1月1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首批8個社會資本投資鐵路示範項目，為大規模鐵路私有化拉開序幕。

 

九．缺少社會主義理論的與時俱進，製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話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抹黑、妖魔化公有製計劃經濟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以至於連體製內都不敢正視自己那一段既艱苦又輝煌的曆史，甚至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行之有效的“五年計劃”都不敢再被稱作計劃而改叫“五年規劃”。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教育界、輿論界、甚至政府某些部門已經被新自由主義，以及，或顯、或潛的西方意識形態所把持，主流政界、學界、輿論界沒有人願意、也沒人敢係統整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富內涵，升華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政治不正確”，吃力不討好，甚至動輒遭到輿論大規模圍攻的學術理論研究。從上至下缺乏有組織地提升社會主義的理論動力，以至改革開放近40年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運作的大背景，而社會主義理論仍停留在“原始階段”，時常處於被抹黑、歪曲卻無力辯駁、反擊的尷尬境地。中國自身的不自信，還直接間接影響碩果僅存的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沒有理論信仰上的支撐，越南正在“變色”與“堅持”中掙紮。

沒有理論上的“新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2.0、3.0、4.0 ···，以及社會主義製度框架下的經濟理論、市場理論、金融理論、法治理論、政府功能界定、社會主義倫理教育體係、各種所有製體製機製框架、社會主義公平原則在稅製、工資、福利、社會保障、公有製企業激勵機製中的法律規範等，而是空舉著社會主義招牌，卻凡事都要照搬西方的辦法，削足適履，不僅事倍功半，並且從根本上講，奢談 “理論自信、製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中華文明基礎之上的，今天中央倡導的中國夢，華夏文明的全麵複興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起點，完善華夏文明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理論的落伍與西方資本主義理論不斷與時俱進、升級換代對於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話語權之爭意義重大。理論落伍必然導致理論和製度自信的嚴重缺失，執政黨的不自信，就會自覺不自覺地讓出理論和輿論的道義製高點，為新自由主義思潮乘虛而入，登堂入室進入頂層設計提供了可乘之機。盡管中國科技事業日新月異，產業進步舉世無雙、社會各項事業不斷完善，解放軍戰士時刻守衛海陸空天邊放，然而，由於缺乏堅實的新社會主義-華夏文明理論基礎，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輿論、“主流經濟學理論”也日新月異，輕易借著改革之名，把中國金融弄得門戶洞開，危機四伏。更可怕的是思想理論的缺失導致意識形態脆弱，一旦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掌握最高領導權，再堅固的堡壘也會像超級大國蘇聯一樣，一夜間土崩瓦解。

這就是為什麽一邊高喊三個自信，一邊卻無奈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困住政府閑不住的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壟斷著改革。

 

十. 缺少製度自信的改革不僅沒有紅利，還可能把中國帶入深淵。

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改革已經某種程度扭轉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路線，使得某些領域新一輪深化改革戰略出現顛覆性錯誤傾向。三年來的改革，不僅沒有帶來 “改革的巨大紅利”，反倒是正在重蹈蘇東30後社會主義國家及拉美國家采用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改革災難的覆轍。去年以來金融係統出現的亂象、一次次危局與不惜殺出一條血路推進的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之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去政府化所謂深化改革脫不開幹係。這一輪金融自由化改革已經不止“殺出一條血路”，而是已經殺得天昏地暗，中國股民、企業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中國經濟傷筋動骨，乃至影響到世界經濟都為之前景暗淡。

解決當前金融領域的亂象危局不是靠技術性的堵漏，找幾個替罪羊就能徹底改觀，戰略性的失誤必須由戰略性大動作來糾正，啟用得力將才，徹底停止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這種削足適履的改革，回歸到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線上來。

回顧改革曆史，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社會意識形態悄然間已經從僵化的計劃經濟思維轉變到僵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私有化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上來。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意識形態束縛了經濟的活力，如今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在左右改革的進程，照此下去並長此以往，也必然使得中國經濟患上目前製約西方經濟發展同樣的病，重蹈希臘等國，及日本失落20年的複轍。股市暴跌，匯率波動，資本外逃，經濟不斷下行，“失去的xx年”的兆頭已經在所謂頂層設計深化改革的第三年充分顯現。

 

十一.“曆史終結論”，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是“頂層設計”者的心魔

三年來所謂頂層設計深化改革的紅利至今不見蹤影，妖魔化計劃經濟，歪曲、貶低政府職能、抹黑國企的聲浪卻一浪高過一浪，正在對中國傳統改革和經濟發展模式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麵，源自於中國體製內外批評“中國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遲滯”的那些專家、智囊、高官內心深處被人植入的一塊心魔，即迷信和無比崇拜美國為首的西方現有的社會製度、經濟模式，骨子裏認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80年代“曆史終結論”中所表達的認為人類曆史的發展隻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西方那樣的體製機製在他們心中占據天堂般的位置，也就成了他們改革的“終極目標”。正因為有宗教般迷信這一“終極目標”，才不惜用鐵的手腕來推進他們心中的所謂“真理”。因此一提及中國改革，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拿美國模式這個標竿往中國改革上套，如果中國沒有像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那樣采用美國為社會主義國家用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理論量身打造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國際化、憲政民主化為標誌的“休克療法”，中國的改革再成功也是“保守”“不徹底”“遲滯”“半途而廢”“沒有前途”的。

筆者在《什麽是中國可能麵臨的顛覆性錯誤 – 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對中國預防顛覆性錯誤的重大啟示》一文中對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在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及拉美國家的改革與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進行探討，通過這兩種改革深入分析和數據對比，孰優熟劣一目了然。其實世界早已看得很清楚，近年來麵對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功，即使福山本人都不得不深刻反思他所提出的所謂“曆史終結論”的結論，並開始承認中國比西方的政府效率高。2015年底《福山：世界倒向中國模式 西方應自省》的文章稱，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2月30日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題為“出口中國模式”（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的文章指出，其他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與西方國家發展模式之間的選擇，對於未來政治格局影響深遠，中國模式能夠帶動歐亞國家轉型並促進增長，中國的政治模式也隨之會獲得廣泛的尊重。

盡管中國正在贏得全世界，包括美國學者的廣泛讚譽和尊重，卻始終得不到中國主流經濟學專家、智囊、高官們，這些“自己人”的尊重，政界、理論界、輿論界的所謂精英們總是把中國計劃經濟與改革經驗踩在腳下當作時髦，以貶低中國博得關注和喝彩，拿是否傳播西方意識形態作為判斷學術水準的標尺，把是否受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教育作為是否擁有正統經濟學基礎和所謂“改革共識”的潛規則，進而作為能否參與頂層設計的先決條件，《走哪條路？用哪批人？》道出中國主流經濟學和高層的悲哀。

那些西方的崇拜者盡管飽讀西方“經書”，其實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除了大學校園，基本沒有在西方長期真實生活的經曆；雖然英語流利，目睹過西方鼎盛時期奢華社會的表象，卻對西方社會缺乏深刻的觀察和理解，幼稚地把西方理想化、天堂化；自以為是地把幻覺當現實，把夢想當理想，五體投地地匍匐在被他們自己抽象美化了的西方模式中，並通過壟斷的話語權、教育權、決策權影響著無數追隨者把中國崇洋媚外之風氣推向極致。

 

十二. 改革本身需要科學化、製度化建設，也應該有熔斷機製

人類社會進步就是一個不斷變革進化的過程，總結改革方法論，規範改革程序，是人類社會現代文明遲早到達的高級階段。人類社會已經基本邁過必須用戰爭推進社會變革的階段，也已經領教過疾風驟雨式的運動推進社會變革帶來的災害，再用擼胳膊挽袖子、不惜壯士斷腕、殺出一條血路式的血淋淋改革方式進行改革，帶來隻會是另一場災難。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不僅在中國改革實踐中取得成功，而且對人類社會主動的社會變革與進步有深遠意義，絕不是什麽“改革到了深水區，摸著摸著就摸不著石頭了”，隻能回過頭來走新自由主義那一套膚淺的改革方法論所能替代得了的，如果硬要替代，斷崖式股災，熔斷、熔斷、再熔斷就是其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後果。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經濟因為長期高增速成長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由美國華爾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衝擊，中國政府於2008年啟動了“四萬億計劃”。在這項計劃的刺激下，中國在全世界的普遍經濟衰退中“風景這邊獨好”，並且起到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中國經濟發展的表現成為不同於西方模式，有別於印度自由經濟模式，又迥異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模式”。一時間，“中國模式”收獲了鋪天蓋地的讚譽，儼然成為了新世紀經濟發展模式的先鋒和典範。然而最不認可這一“模式”的群體卻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的專家、智囊、政府某些高層官員們，不僅“謙虛”地否認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更不擇手段的抹黑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道路，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模式上去。

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盡管矯枉過正帶來一些負麵因素，然而在世界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正是由於中國挺身而出使世界避免了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再現，也使得中國“彎道超出”，總體經濟實力又上了一個大台階，由2007年GDP世界排名第四上升到現在的第二，人均GDP從2007年的2,667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062 美元，8年增長202.34%。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卻罔顧中國在高鐵、核電、超算、網絡信息、手機、超級工程、程控機床、無人機、北鬥衛星、探月、太空艙、大型工程設備，一大批世界頂級技術水平的軍工產品等等在過去8年集體井噴式技術跨越，這一世界絕無僅有的現象，並且中國的火車頭作用拉動全世界的經濟及消費，帶動世界資源有效配置，直接擴大進口，間接提升出口，還極大提高了包括萬公裏高鐵及城市建設優質固定資產的存量，以及把中國財政貨幣籃子成倍擴大等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些經濟學權威們、博士、專家智囊們卻把中國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投資拉動汙蔑成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 “引發資源枯竭、環境破壞、投資過度、消費不足、貨幣超發等等種種惡果”，“擴大財政赤字，增加貨幣供應量。通過打赤字、發票子來帶動投資，這樣做，雖然當年可能見效，但需要財政、貨幣政策有相應的運作空間，更重要的是這種短期刺激政策難以持續”。“政府習慣於遇到經濟問題就想辦法從需求側解決，靠投資拉動來解決問題，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給側的時候往往也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政府出手來改變供給結構、改變供給的體係，用這樣的辦法”。他們就是這樣把傳統發展經濟的辦法汙蔑的一錢不值，然而他們自己除了會套用照搬西方經濟學概念，這個側那個側，雲遮霧罩，靠畫一張改革紅利的大餅欺世盜名外，卻並沒有什麽具體切實可行的措施，除了禱告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夢幻中的新自由主義能帶來奇跡外，現實中等了三年，也隻能眼巴巴地看著金融亂象叢生、經濟下行再下行。

眼下的所謂頂層設計深化改革最大的特點就是全麵否定我國前30年的計劃經濟，貶低後30年來行之有效的各種模式和發展經濟的手段，而信奉“休克療法”一步到位的頂層設計。否定三十年來，中央政府主導，各級政府積極參與的，有計劃地投資拉動調整經濟的手段，尤其是他們通過全麵妖魔化、歪曲、抹黑包括“四萬億計劃”在內的，政府主導、計劃經濟基礎上市場經濟結出的累累碩果，達到攻擊和終止公有製及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中主導作用的目的。這種迷信市場原教旨主義，讓市場牽著政府、改革、經濟、社會的鼻子走，其結果必然是世界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體都在低速運行，中國經濟隻有下行才符合市場決定論的“新常態”；抹黑公有製、妖魔化國企、製造國、民對立，最終達到稀釋公有製，政府去功能化，用不斷私有化的經濟基礎倒逼上層建築改革，最終掏空社會主義公有製憲法。

現在這種背離憲法，違逆大多數人民的意願，並導致金融災難、經濟下行下行再下行的改革，到了必須停下來反思的時候了。

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線就是一種“治大國如烹小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審慎作為，小步快行，用實踐檢驗，有錯必糾的改革之路。解決當前改革中出現的亂象，就必須回歸30年來行之有效的鄧小平改革路線，即在小範圍內“大膽試，大膽闖”，搞特區、搞試點，成功了大麵積推廣，失敗了再退回來。即在戰術層麵大膽假設， 1979年鄧小平曾激勵習仲勳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 “大膽試，大膽闖”；而在戰略層麵，卻小心求證，搞特區、搞試點，成功了大麵積推廣，失敗了再退回來。鄧小平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卻從不敢認為“中國已經過了東試一下、西試一下的階段”，搞什麽頂層設計，一步到位的改革。那種上來就擼胳膊挽袖子，不惜壯士斷腕、殺出一條血路、設計出來的魯莽改革，瞎折騰，搞得股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就不奇怪了。

要實現華夏文明的複興，首先必須在理論界、教育界、輿論界、執政黨和政府內部去除獨尊西方那種徘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心魔，中國才會有自主健康的改革。

當前改革當務之急必須完善改革自身的實踐檢驗評價機製和“熔斷機製”，才能扼製改革亂象，有效避免犯戈爾巴喬夫那樣借改革之名，行推翻社會主義製度之實的路線錯誤。尤其在改革實踐中被證明是錯誤的改革路線，該停下來的就必須堅決徹底停下來反思，隻有把改革方法論科學化、規範化、製度化，才能避免為改革而改革，避免打著改革“政治正確”的旗號“犯顛覆性錯誤”。

 

 

重要更正：《為什麽頂層設計的改革紅利沒有如期而至？（上）》第六自然段，“外界解讀克強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通過“促改革、調結構”、“大政府、小市場”，用改革捆住政府閑不住的手，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應為“外界解讀克強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通過“促改革、調結構”、“大市場、小政府”，“用改革捆住政府閑不住的手，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