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核心價值觀經過多年的培育、滲透終於登堂入室，開始主導中國某些重要經濟領域的改革，這就是為什麽當下西方十分看重、關注、歡迎和極力慫恿中國新一輪經濟改革的本質所在，以至於中國股災爆發後，美國財長首先關注的是“我希望(股市動蕩)不會讓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放緩”。
是什麽樣的中國經濟改革讓美國如此牽腸掛肚?希望中國記者有機會一定不要忘記問問美國財長。經過多年妖魔化政府惟GDP“投資衝動”，深化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由政府幹預資源配置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寫入深化改革綱領性文件，成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它標誌著經過多年大規模、有預謀地歪曲、否定、圍堵“摸著石頭過河”即實踐檢驗真理改革方法論之後，“改革精英們”終於揚眉吐氣地把西方經濟學核心價值觀，不經實踐驗證，直接塞進頂層設計，成為新一輪深化改革綱領性舉措。然而兩年的改革實踐，這種頂層設計出來的改革轉軌給中國帶來的新氣象或稱作“新常態”似已初露彌端，最直觀的宏觀新常態就是經濟下行，再下行;金融自由化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操弄下股市暴漲暴跌，引爆前所未有的股災，甚至隱約呈現出內外勢力勾結利用改革新出台的杠杆和製度漏洞大有做空中國的勢頭;禍不單行，一個令世界震驚、讓中國顏麵盡失的天津大爆炸，是被這場自由市場大潮第一個衝上岸的犧牲品，這麽一個沒有資質的民企能夠在過五關斬六將“民進國退”突破重重政府幹預資源配置的關卡，迅速搶占危化品“自由市場”，直接導致中國工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並不單純。
顯然，把這些偶然的事件全部歸罪於改革新舉措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縱覽世界凡采納新自由主義改革國家的曆史就不難發現偶然中的必然，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以美國為首，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拉美國家最先實施新自由主義之華盛頓共識改革，30年過去了，結果是拉美國家集體掉進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與中國國情類似的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全部采納充滿新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休克療法”頂層設計，全麵實施股份化、市場化、私有化、國際化、去政府化改革至今已25年有餘，而這30國無一國經濟社會發展能與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中國經濟有可比性。其實考察一下由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演變而來的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改革的成果、汲取他們的經驗教訓並不難，難的是頂層設計者們認定依據西方理論的改革是普世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眼中隻有西方幾百年來積累下的輝煌，無視拉美和30後社會主義國家采納西方改革方案的失敗，固執地認定按照他們的頂層設計，中國從此不會再出現“摸著摸著，摸不著石頭的窘境”。然而事實勝於雄辯，殘酷現實是中國開始采用被西方讚賞的頂層設計後，有強烈跡象顯示開始步入與拉美及那30國為伍的“新常態”。
30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高速發展，與公有製基礎上的政府參與資源配置密不可分，是中國有別於其它經濟體，能夠長期保持超常規發展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獨有的特色。如今經過多年抹黑公有製、妖魔化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作用，人為地把各級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釜底抽薪，經濟必然失去原有的平衡和部分發展動力，減速下行是必然的。其實把經濟減速下行解釋成“新常態”並不準確，理論上講目前下行、下行、再下行後的經濟發展速度才是回歸西方經濟學理論“規定”的發展常態，即所謂普世的，純市場國家經曆過的老常態。目前以“壯士斷腕，不惜殺出一條血路”推動的某些改革舉措，是在中國理論界、政府智囊醞釀多年、並不斷改頭換麵以贏得改革民意的認可，但其本質卻萬變不離其宗，仍然是世行《中國2030》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重新包裝。其所依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原本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國家中低速發展經驗總結歸納起來的理論，因此這些舉措能做到的必然把長期超常態發展的中國經濟通過頂層設計出來的“深化改革”帶回到西方曾經經曆過的老常態，這樣改革下去，中國還想保持高速發展，隻能是緣木求魚。經濟下行、下行、再下行是不是迷信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的改革初衷，對頂層設計者來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媳婦熬成婆，他們終於有機會借助改革的大潮在中國忠實地踐行他們從書本上，從西方經濟學那裏學到的所謂放之四海皆準、“普世”的理論來“挽救”摸不著石頭的中國改革了。
經濟不斷下行，股市斷崖式下跌，人們開始醒悟到神聖光環下的頂層設計，中看不中用。其實現如今最讓當政者糾結的，說穿了就是又想保持超常態發展速度，又不讓用中國政府使用習慣了的、被批倒批臭的、政府幹預經濟的老超常態手段。魚和熊掌都想得到，頂層設計卻拿不出兩全其美答案。當政者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如果還期望中國這列重載列車延續8%-10%的增長速度繼續往前跑，或退而求其次要求保住7%、6%甚至5%的增長速度，無疑是為難西方經濟學理論，為難“頂層設計”。因為被頂禮膜拜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們從來就沒有經曆過中國這種前無古人的發展架勢。
那麽中國為什麽非要這華而不實的頂層設計呢?長期以來，從教科書到理論研究，從某些政府的高級智囊到部分媒體，一直都在或明、或暗、或潛意識裏追隨著西方價值觀，貶低、甚至刻意抹黑中國政府和公有製在中國經濟崛起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嘲笑“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把中國的發展方式定性為“不可持續和沒有一般意義”，瞎摸，“摸著摸著就摸不著石頭了”，中國經濟隨時麵臨崩潰，他們不斷在理論圈裏營造的“改革共識”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遲早要回過頭來走西方走過的路。通過全麵掌控的理論和輿論平台，堅持不懈地培育“理論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學術界圈內的所謂專業素養，形成一麵倒壓倒性頂層設計氛圍，並不無自豪地聲稱深化改革理論已經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識”。有了這樣的理論和學術大環境，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政府便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成為萬惡之源。許多政要、權威人士不加思考地接受專家、智囊的專業指導，稀裏糊塗地放任、默認西方理論阻斷中國模式的改革進程。由理論界的“共識”與權力的結合，便在很大程度上壟斷和控製了改革的話語權，設計權。正是這種把神聖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洋理論奉為圭臬，從“理論”上徹底修正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實事求是改革路線的土辦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改革麵臨的最大危機。
改革的頂層出現這種局麵，歸根結底還是近些年來理論界、政府智囊隊伍和部分主管官員缺乏理論自信、民族自信、製度自信、和文明自信釀成的苦果，是長期以來教育迷失方向種下的禍根。
1.各級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推動經濟發展的貢獻功不可沒
曆史上政府過多幹預資源配置曾讓社會主義國家走過很長一段彎路。痛定思痛，避免政府過多的幹預，改革開放以來始終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30年的磨合，現行中國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是否恰斷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理論來評斷，而應該是用實踐這一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縱向對比顯而易見，通過橫向全球對比更證明，中國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在資源配置優異的行政能力對推動中國經濟發生舉世矚目飛躍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瑕不掩瑜的。某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始終把計劃經濟時代政府過多幹預資源配置強加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頭上，並不斷地妖魔化和臉譜化中國政府的形象，為顛覆政府製造輿論。事實上中國各級政府對中國發展經濟的助力令任何其它經濟體發展模式望塵莫及，無論老牌民主國家如印度、菲律賓，還是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拉美國家，還是東南亞國家，甚至西方發達國家，它們中大多數國家30年前都曾在經濟社會各個方麵大幅領先於中國，而現在都紛紛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的領導下被中國政府卓越的行政效率遠遠甩在後邊。中國政府應該理直氣壯地為自己正名。
然而在海內外某些勢力的操作、渲染下，中國政府和公有製經濟存在的缺失被意識形態化和無限誇大，而它們的正麵積極作用被刻意忽視或歪曲，形成一種奇怪的，黑白顛倒的價值體係，甚至到了政界、學界、輿論界很少有人敢為中國政府和公有製經濟的突出作用仗義直言的程度。造成這種氣氛的原因是長期以來自大學教育、理論研究到輿論平台形成一種一麵倒氛圍，即公有製和專製政府違背了經濟發展的所謂普世規律，必是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不可持續。在被長期抹黑和妖魔化的大環境下，許多學者、官員潛意識裏背負著公有製和非憲政民主政府違背“世界潮流”的原罪感，下意識地把一切社會亂象都歸結到公有製和政府，盲目地認為，隻有通過私有化和西方憲政民主的“政治體製改革”才是中國社會的最終出路。
過去幾十年，中國是少數幾個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國家之一，而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經驗，經濟達到中等偏上收入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隨之遞減，能夠保住5%的增長速度已經算高速了。以西方邏輯論，依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市場經濟經驗，像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農業國，既沒有通過掠奪殖民地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也沒有像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有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的扶持，以及有朝鮮戰爭、越戰等戰爭橫財的刺激，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被妖魔化的集權統治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超越民主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絕對違背西方經濟學常識。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憑借中華民族的勤儉、全球化的浪潮、憑借前30年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積累和創建起來的初步完整地工業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和耕者有其田的公有製基礎、及中國政府的高效行政能力，在改革開放後短短30年間，中國實現了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的全麵崛起，創造了任何經濟學理論都預測不出的奇跡。中國各級政府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任何西方政府和轉型國家政府望塵莫及的。如今中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深化改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完善中華文明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關鍵階段，然而卻有一股強大、缺乏中華文明自信、迷信西方所謂普世價值體係的勢力，正處心積慮不擇手段地把中國拉回到別人走過、並被曆史證明錯誤的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的邪路上去。
不難預料，如果中國上世紀80年代就像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瓦解後形成的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一開始就“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理進行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國際化、去政府化改革，那麽還有沒有今日中國奇跡，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中國極有可能同那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為伍，在西方頂層設計“休克療法”改革中掉進自由市場的陷阱裏，被實力雄厚的西方市場壟斷資本所左右，成為西方的產業殖民地和政治附庸。
今天又有人打著頂層設計地幌子，搬出被曆史證明失敗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原理塞入深化改革，如果任由他們綁架中國改革路線，中國的前景必會與那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進入不死不活，經濟下行，牛步發展的所謂新常態。像那30國的現實一樣，永遠隻能仰視西方發達國家輝煌，跟在西方的屁股後亦步亦趨，甚至步烏克蘭的後塵被多次顏色革命搞到經濟崩潰、國破家亡、四分五裂的境地。
2.中國政府主導的改革開放就是資源配置優化，生產率大幅提升的過程
中國改革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鄧小平倡導的，在政府主導下“看準了，就大膽試、大膽地闖”，先在小範圍內開辟特區試點，成功了全國推廣，失敗了再退回來。這種由政府主導下“摸著石頭過河”，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論像一座燈塔指引了過去30年中國改革的航向。無論是翻天覆地般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是井井有條地加入WTO，漸進性融入國際社會;無論糧食、能源等戰略資源的嚴格管控，還是被西方市場封鎖的高科技及國防工業的快速崛起;無論殲20還是超級計算機;無論是北鬥衛星打破西方壟斷，高鐵快速崛起的奇跡，還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微信、百度、微博、阿裏等擺脫受製於人、受監控於美國的自主互聯網企業的快速成長…，以及一個接一個令世界矚目和羨慕不已，卓有成效的五年計劃都離不開中國政府高效調配資源和行政能力。世界看得很清楚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成果，即市場發揮資源調配的基礎作用與政府強大的主導能力相結合的結果，缺一不可。世界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國家多了去了，他們沒有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中國的公有製基礎體製和強有力的政府。從新中國成立日起，抹黑，妖魔化中國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中國是在“中國崩潰論”的詛咒聲中壯大繁榮，然而中國理論界及政府內部某些當權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斥著不自信的意識形態，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幫助敵人摧毀自己的優良傳統。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十分擔心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放緩”甚至停止。
眾所周知，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過度地計劃和控製市場，被實踐證明雖然較合理地利用和節省了資源卻抑製了經濟發展的活力，而自由市場經濟活力無限，卻是地球有限資源和環境的夢魘。不可否認，目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習慣，政府過多幹預會造成市場價格扭曲，資源浪費和滋生腐敗，因此需要不斷深化改革、簡政放權、揚長避短、通過改進政府幹預市場的方式，同市場的作用一起優化資源配置，堵住製度的漏洞，完善中國特色的體製機製。正如本屆政府大力推動的許多反腐倡廉、惠民利民的簡政放權、以及完善司法體係等，正在有效地推動改革的進程。而不應該發現缺點和錯誤就全盤否定自己的過去，把自己的優勢當作缺點去改革。前進路上遇到困難是正常的，然而遇到困難就認為摸不著石頭了，就要回頭走別人走過的路，這山望著那山高，是缺乏起碼的民族自信、製度自信、理論自信的表現。隻迷信西方的和尚會念經，最終必重蹈拉美及30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
回顧曆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樣在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過程中產生過嚴重的副作用，上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大蕭條就是市場失去了正向調節作用，造成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最終不得不學習當時一支獨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辦法，靠政府幹預把經濟拉回到正路上。
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是實事求是，對症下藥，“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捧著西方經典經濟學課本，紙上談兵。當年價格雙軌製改革，明明知道有諸多弊端，但是它卻是最適合當時國情的改革舉措，改革階段性實踐也證明在中國政府控製下的雙軌製過渡曾是漸進性放開市場行之有效的方法。對比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相對平穩的過渡，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頂層設計“休克療法”一步到位的市場經濟革命造成的卻是慘不忍睹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原公有製經濟毀滅性打擊，科教、產業、經濟、人均壽命、全民健康狀況、及社會文化水平均嚴重倒退，甚至有些國家至今未恢複到25年前的社會、經濟和工業水平，同時還派生出比雙軌製改革更加嚴重的腐敗和社會問題。兩條改革路線結果有天壤之別，多麽鮮明的對比，隻要不戴有色眼鏡都能看到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給人類帶來多麽具有普遍性血淋淋的慘痛教訓。包括“休克療法”西方設計者在內，世界普遍認為當年在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化改革是失敗的。可悲的是，如今中國迷信西方理論的專家、學者、政府高級智囊、和部分官員們卻無視那30個後社會主義的改革悲劇，卻把他們失敗的改革舉措祭出來當作中國深化改革的良方，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扔給“市場這支看不見的黑手”，難道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災難還不足以為戒，中國還需要用社稷民生為賭注再試一次嗎?
3.把中國改革引向邪路的勢力不可小覷
經過朱鎔基時代大刀闊斧般粗放的改革後，中國改革確實需要一定的修整、微調、細化、反思等進一步深化改革。然而，後朱鎔基時代改革出現長期停滯不前狀態，使得許多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甚至激化，社會亂象頻發，意識形態空前混亂。改革止步不前最主要的因素是某些主政者一方麵不推動任何實質性改革，完善和解決上一輪粗放改革遺留的問題，所謂“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意味著放任社會亂相叢生;另一方麵不斷呼籲“政治體製改革”，把政治體製改革當作解決改革中出現種種亂象和弊端的靈丹妙藥和先決條件，幻想用某種政治體製改造中國，達到畢其功於一役的目的。行政不作似乎成了有意在放縱社會亂相倒逼政治體製改革的手段。聲言“中國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也不能得到根本解決，甚至所有改革成果都會前功盡棄，而且隨時還可能有文革的悲劇發生”。這種把“政治改革”理想化、孤立化、抽象化，卻在現實生活中改革原地踏步的執政思路自然會偏離或停滯了鄧小平小步快走的改革路線，其實大家不會忘記，蘇聯成功的“政治體製改革”埋葬了蘇聯和整個歐洲社會主義陣營，而鄧小平的經濟體製改革才是打開中國崛起大門的鑰匙。某當政者對政治體製改革的偏好，使那些受過西方政治、法律、經濟學科班教育、迷信西方憲政和經濟學理論的精英、專家在這種倒逼政治體製改革的氛圍中，在強烈的改革民意中，備受輿論和上麵的青睞、得以壯大聲勢，以政府智囊的麵貌進入改革的頂層設計。
近些年中國改革爭論最激烈的是應該一步到位地推進西方憲政體製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體製改革”，全麵落實西方為我們頂層設計的路線圖、亦步亦趨;還是繼續沿著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前進，不斷鞏固改革成果，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製，走出一條中國自主發展的改革之路。表麵答案顯然是不容置疑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宣示不走邪路。然而中國新一輪改革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是中央打左燈，改革向右轉。改革隊伍中從來不乏表麵上擁護中共中央的改革方針，打著深化改革招牌，懷揣的卻是新自由主義的頂層設計，等待時機推動憲政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掘墓人。他們巧妙運用壟斷的深化改革話語權和決策權，精心包裝、采用溫水煮青蛙漸進式、不可逆地在改革中推進國企股份化、民營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土地確權(最終私有化)，以達到不斷侵蝕動搖公有製根基的目的。
他們煞費苦心塑造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真理般不容置疑的強大政治氛圍，就是要從改革心理上刻下中國改革從此在所謂不言而喻“理論”指導下，跳過“摸著石頭過河裏”階段，直接進入頂層設計高級階段，從而達到他們所追求的新境界，即“頂層設計包括基本的價值取向、要達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後順序。因為中國已經過了東試一下、西試一下的階段”。所謂不需東試一下、西試一下的改革，標誌著處在探索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徹底向成熟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臣服，中國從此不再需要改革試驗，不再需要固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隻要按照新自由主義頂層設計的自由市場理論指導中國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社會中出現的一切問題就會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迎刃而解。從此中國改革再不會出現摸著摸著，摸不著石頭的“窘境”，從而圓了那些迷信西方價值觀的專家和主政者們多年的夢。
然而頂層設計改革的兩年實踐下來，出乎始作蛹者預料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新動力，反倒是經濟下滑、股災和大爆炸給頂層設計當頭一棒。其實原因很簡單，不斷成熟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不缺市場的配置能力，反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係列配套改革打壓公有製、削弱政府作用的負作用卻立竿見影地顯現出來了。這是迷信自由市場的改革權貴們始料不及，恐怕最終他們隻能用一個又一個新常態去掩蓋這種深改以來的非正常現象了。
4.“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導致股災
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精神指導下，新一輪所謂深化改革正在“不惜殺出一條血路”地在中國全力推進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國企股分化、私有化、土地漸進性私有化，及去政府化改革，其中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更是此次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5年六月中國股市斷崖式下跌，一度讓中國主要股市蒸發了近3萬億美元市值，已經危及到國家的經濟安全，30年來人民辛苦積累財富的安危，中國發展勢頭的安康和社會安定。中國經濟麵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地嚴峻局麵，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動用一切可動用的力量救市。短短幾日股市波動，中國金融已經傷筋動骨、並且有向實體經濟蔓延的苗頭，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重創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聲譽。
值得注意的是當股災泰山壓頂之時，專家們智囊們無人再唱“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高調，顯然，是人都知道此次股災就是放縱市場、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惹得禍。所幸，中國的公有製經濟還沒有完全被頂層設計深化改革掏空，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去政府化還沒有完全落實，中國政府有強大的財力、國有經濟支撐的宏觀控製能力，仍有足夠力量依靠政府領導下公有製主體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力挽狂瀾。使得期待股災一舉擊垮中國經濟敵對勢力再次失望，轉而寄語“我希望(股市動蕩)不會讓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放緩”(美國財長語)，西方主流媒體一改長期以來批評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口徑，眾口一詞，為中國經濟改革被股災拖累受阻而操心。西方為什麽如此看重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改革?因為隻有他們寄予厚望的“中國經濟改革”進行到底，中國經濟全麵實現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國企股分化、私有化、國際化、及去政府化改造，他們才有更多的機會和施展慣用的手段控製中國經濟。當中國再遇到此類股災，中國政府將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國經濟才可能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5.扭轉經濟下行頹勢，必須回歸改革正道，給公有製正名、給政府正名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暗含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否定，對政府作為的貶低，和放任攸關社稷民生、國家安全資源配置權的失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係列配套措施束縛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打擊了相當一部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它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為“市場決定性作用”是一麵旗幟、也是一根棍子。打著這麵旗幟在全國上上下下明裏暗裏推動新自由主義之華盛頓共識的所謂“五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國際化、去政府化，將無往而不利。一切反對抗拒所謂“五化”的言行就是抗拒市場、阻礙改革，都會遭到無情的棒擊。公有製的存在將必然是“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礙，政府部門不向市場低頭就得準備丟烏紗帽，國企抵製股份化、公有製稀釋化就是抵製改革，最敏感的土地問題正在不可逆轉地向背離公有製的最終目標推進，最終自然而然地在流轉中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市場決定性作用”已經成為撬動乃至徹底摧毀中國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最強而有力的杠杆。
這種一手遮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政治正確”必成為改革理論界新的“凡是”，配合抹黑公有製、貶低政府行政能力的輿論氛圍，已經越來越少的學者專家敢理直氣壯地捍衛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指出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基本經濟製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根基的底線。
由中南海智囊推薦，貌似哲學命題般深奧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一出籠曾一度讓許多人一時反應不過來，經過兩年的實踐人們開始看清其本質就是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教條的重新包裝，然後被某些智囊專家學者以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的新麵貌高調粉墨登場。探究這些政府智囊專家們的思想脈絡不難看出，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不斷變換方式推動著他們認定的價值觀，所謂為深化改革量身打造的頂層設計，歸根到底，骨子裏還是旨在從改革的指導思想上用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修正中國改革30年行之有效的改革路線，把改革引入歧途。股災、天津大爆炸以國人痛心疾首的方式警示中國，是反思所謂頂層設計的時候了。
中國的深化改革必須破除所謂頂層設計迷信，堅持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立足於中華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蘊，借鑒世界其它文明的經驗教訓，發展出自主知識產權的人類經濟現代化理論，形成和完善具有推廣價值的中國模式。特別是當我們認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危害性，即這塊剛摸過的石頭不適合中國改革的國情，靠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解決不了不斷下滑的經濟，我們就應該盡快拋棄，回歸原有的發展模式，理直氣壯地為各級政府的發展衝動正名，為公有製正名，為30年來改革發展模式正名，重新激發政府、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及外資的積極性，增強全社會奮發向上的動力，延續我們30年來發展的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