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說的讀後感
蘭州——成都途中，看了一篇得獎小說，題目，叫《雪落黃河靜無聲》，寫兩個“右派”在勞改過程中戀愛的故事，引起了一點兒感想。
女的叫陶瑩瑩，男的叫範漢儒；前者被劃為右派後，因越境潛逃被投入監獄，後者被劃為右派後，沒有越境潛逃被投入勞動教養。“大牆”之內接觸，互相產生了愛情。雖然朝思暮想，卻無法單獨相見。後來兩人都被釋放了，並被安置在同一個地方，有可能結合而沒有結合，反而突然分開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誤會，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撓，而是男方的“愛國主義”。當範漢儒，這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模範（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義），得知陶瑩瑩在被劃為右派後曾企圖越境潛逃時，就堅決趕走了她。
他追問她為什麽被勞改，她說如果是殺人罪呢？他說隻要改了，可以不計較。如果是流氓罪呢？隻要改了，可以不計較。如果是盜竊罪呢？隻要改了，也可以不計較。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涼地盯著我，‘……我是……曾經有罪於祖國的人呢？’她捂起了臉，埋起了頭，似乎是在等待命運的宣判。”
“‘隻要不是叛國犯，我都能諒解。’我脫口而出，‘別的錯誤都能犯了再改，唯獨對於祖國，它對於我們至高無上，我們對它不能有一次不忠，……’”
這個被稱為“六點鍾”（一條直線）的典範人物是這樣想的：企圖越境，不管在什麽條件下，由於什麽原因，一概等於叛國。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數的，所以“一次”也就等於永遠，萬劫不複。
“屈原受了那麽大的冤枉，並沒有離開生養他的祖國土地呀！最後，還是跳進了汩羅江，被稱為千古忠魂！陶瑩瑩盡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麽能離開生養她的母親，養育她的大地呢？這個楔子打在我們中間，我和她怎麽能夠繼續下去呢？”
“我認為無論男人、女人都有貞操，一個炎黃兒女的最大貞操，莫過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
“你、我、她都應當無愧於我們光榮的祖先。”
當祖國、民族、國家、炎黃兒女和光榮的祖先等這些含義不同的概念被攪在一起，一股腦兒塞給我們的時候，我簡直是被弄糊塗了。特別是在小說所引用屈原的例子中，不但把這些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而且把“祖國”這一概念。同一定時期內的政權的概念混為一談了。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問題。
先秦時期相對獨立的各諸侯國，都是中國“天下”的一部分，領域變動不居，並不存在什麽國籍問題，當然也談不上什麽國家觀念。“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天子治天下，諸侯治國，卿大夫則治家（采邑），三者互相從屬。有識之士，往往哪裏能“行其道”，就到哪裏去。道不行，可以“乘槎浮於海”，可以“居九夷”。所以“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春秋時候就是這樣了。到戰國，各家朝秦暮楚，更是習以為常。小說中提到的“重耳走國”，即其一例。當時連儒家的孔丘、孟軻、荀卿，也都奔走道路，不以“去父母之邦”為非，何況屈原。屈原是楚懷王的近臣，“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憤而自殺，表現出一種“死諫”的愚忠。“文死諫，武死戰”，“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這樣對於某一執政昏君的愚忠，同我們今天對祖國的愛，毫無共同之處。
楚懷王所代表的，並不是楚國，而是一個有害於楚國的政權。把懷王和楚國混為一談，從邏輯上來說是混淆了“祖國”與“國家政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從實際上來說，則無異是拉了祖國來做執政者罪惡的替罪羊。這豈不反而委屈祖國，成了不愛祖國了麽？
國家政權和執政者有好有壞，不論好壞都是暫時的，但祖國永遠存在。“一國亡來一國亡，六朝興廢太匆忙。”政權的更迭也許倒反而是祖國進步的必由之路。怎麽能把祖國和政權混為一談？
祖國是一種實體，不是一種觀念。愛是一種情感，不是一種義務。作為實體，“祖國”不等於國家政權，而是包括土地（所謂“山河”）、文化（曆史傳統）、人民（所謂“父老”）、和個人經驗（如兒時憶象）的總體。
實際上，祖國就是故鄉。它不僅是地理概念，也是價值體係，一個地區性文化的搖籃。我們自身，我們的生活方式（包括風俗、習慣）、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我們的知識結構和認識結構，我們的親朋交往關係，我們的幸福與苦難，回憶、夢想與憧憬，我們的價值觀念以及與這個觀念相對應的我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一切價值，都無不是這個搖籃的產物。所以這個搖籃——我們的祖國，既是構成我們自身的東西，也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基，我們的寄托和依傍。離開了它，我們就不會有幸福，我們就會感到空虛、孤獨、生活沒有意義。記得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感到我生活裏和心靈中的許多東西都死了。祖國，也像母親，意味著我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一切基本價值。所以我們都本能地依戀它。而這種依戀，也就是愛。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祖國存在的元素。人民的歡樂和苦難，也就是祖國的歡樂和苦難。那些使人民受苦受難的東西，也就是使祖國受苦受難的東西。如果不是在某個風雨飄搖的黃昏，有可能接到一封蒼白的家書，或者在某個塵土彌漫的街口，有可能遇到一個乞食的兒童向我伸出枯瘦肮髒的小手，我簡直意識不到祖國的存在。我們對祖國解放的渴望，是同我們對自己、對親人、對廣大人民幸福的憧憬聯係在一起的。而這種渴望，也就是愛。
“愛”是一種情感，不是一種主義。是生長出來的，不是灌輸進去的。沒有強烈而持久的切身感受，不會有深刻而執著的情感。不論是愛的情感、恨的情感，還是其它什麽情感。情感總是自發的，無待於榜樣的啟示，或者理論的開導。唯其無待，所以真實。唯其無待，所以深刻。如果千百年前或者幾萬裏外的某件事情有可能使我們激動起來，那隻能是因為它同我們的幸福與痛苦有某種聯係。愛必有對象，必有具體理由。如果對象模糊，理由抽象，愛就不是真愛。在大聲疾呼的主義宣言背後，我們所看到的，隻能是一種矯揉造作的、虛假的情感——沒有情感。
愛的能力，屬於生命力的部分，何用大聲疾呼？萊蒙托夫的短詩《祖國》，隻寫了一些刹那間生活的細節：草原上過夜的車馬，帶有浮雕窗板的農家小屋，節日裏深更半夜的舞蹈，以及草的綠網輕輕地掩蓋著的沉睡的池塘……。正是在這些中間，我們切實地感受到了他對他的祖國的深沉而又深沉的愛。艾青一些早期的詩歌，像《北方》、《手推車》、《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也是這樣，以它情感的真摯，使我們深深感動。那些偶然的細節，作為情感的表現性形式，獲得了一種浩大而又深沉的內涵——那不是黃昏的炊煙，那不是原野上的小路，那是我們的民族魂。
“民族魂”、“國魂”等這些多少帶有文化、心理內涵的價值詞，很難嚴格地加以界定，所以有一種模糊性和廣闊性。但無論如何，它絕不會是某種外在於我們和駕馭我們的神祗，我們不是遵循它，而是生產它。唯其如此，它才是活生生的，無處不在的。
《飲冰室集》中有一首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在這首詩中“國魂”又表現為英雄主義。但是愛國，並不是英雄的專利，也可以發而為“靡靡之音”：“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在這種哭泣的調子裏，表現出來的對祖國的愛，其深沉、熾熱、誠摯的程度，絲毫也不亞於“亙古男兒一放翁”。
不論表現為什麽，它都是我們自身的感性精神。把它說成是駕馭我們的外在神祗或“忠”“孝”“節”“烈”（在這篇小說中叫做“貞操”）一類的行為規範，把事情安排成由於“愛國主義”，勞改中的主角不得不拋棄自己唯一的親人，他相信“親愛的祖國”終有一天會召喚回自己——它錯怪了的兒女，但卻要奪去這親人受到“召喚”的可能，這現行的主題，不是太過於自私，太過於橫蠻，也太過於殘酷了嗎？
迫害者可以受到原諒，被迫害者的逃跑卻是不可原諒的。迫害者判她坐牢，我們的作家則判決剝奪她愛和被愛的權利。相比之下，迫害者的判決反而顯得溫和了。我們的作家的判決書，猶如但丁所看到的地獄之門上的題辭：“你進來的人們，放棄一切希望吧。”設想一下出獄後的陶瑩瑩的命運，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困惑：為什麽我們的作家——這些本應是最富於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怎麽竟然會變得如此殘酷了呢？！
這不是為陶瑩瑩辯護。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什麽“範漢儒的態度是否正確”或“對陶瑩瑩應該同情還是厭惡”之類的問題。問題的這種提法本身，就是作者從之而出發的、但卻又含糊不清的概念的產物。如果忠於生活、忠於自己的感受，或者如果這個概念是正確的和清晰的，那就不但不會有這類問題，而且也根本不會有範漢儒或者陶瑩瑩這樣虛假的形象。但是我現在關心的不是文學中的某些虛假形象，而是這些虛假形象表現出來的一種真實傾向：把祖國概念同國家政權混為一談，為極“左”路線粉飾和辯護。
“母親打兒子，即使打錯了，也還是要愛她。”偷換概念的結果，連許多能夠獨立思考的人都受騙了。詩人白樺問道：“我愛祖國，但是祖國愛我嗎？”問得好！但是，原諒我直說，他在這裏仍然是把“祖國”的概念同國家政權的概念混為一談了。我要問，你知道是誰打了你嗎？
在《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列寧寫道，“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半個世紀以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大俄羅斯人中公開的和不公開的奴隸（沙皇君主製度的奴隸）是不喜歡想起這些話的。然而我們認為這是真正熱愛祖國的話，是感歎大俄羅斯人民群眾缺乏革命性而傾吐出來的熱愛祖國的話。”
在這一點上，列寧是正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俄國人，他熱愛俄國。所以他越是希望俄國強大，也就越是堅決地同妨礙俄國強大的東西作鬥爭。愛之至深，則不覺言之至切。由其言之至切，亦可見其愛之至深。這樣的人越是眾多，一個民族也就越是偉大和不可征服。
與之相反，奴隸主義必然和愛國主義相背馳。奴隸沒有祖國（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他指的是壟斷資本壓榨下的工人，他們形同奴隸）。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不需要任何奴隸主義，隻有極“左”路線才需要奴隸主義。在上引同一文章中，列寧又指出：
“我們滿懷著民族自豪感，正因為這樣，我們特別痛恨自己奴隸般的過去，……和奴隸般的現在。……一個人絕不因為自己生下來就是奴隸而有任何罪過；但是，如果身為奴隸，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還為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辯護和粉飾……那就是理應受到憎恨，鄙視和厭棄的下賤奴才了。”
所以我說，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如果一定要參加“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話，那麽第一步首先是反對奴隸主義。
“願將憂國淚，來演麗人行！”
摘自高爾泰《回歸，還是出發？》，北京出版社2021.1。
首發於1985年第5期《讀書》，同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收入本書時，文字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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