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 邦媛教授是台灣文學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輩，弟子門生多恭稱為"齊先生"。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為台灣文壇一樁盛事。 在這本二十五萬字的傳記裏，齊先生回顧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從東北流亡到關內、西南，又從大陸流亡到台灣。她個人的成長和家國的喪亂如影隨形，而她六十多 年的台灣經驗則見證了一代"大陸人"如何從漂流到落地生根的曆程。
類 似《巨流河》的回憶錄近年在海峽兩岸並不少見，比齊先生的經曆更傳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這本書如此受到矚目？我以為《巨流河》之所以可讀，是因為齊先生 不僅寫下一本自傳而已。透過個人遭遇，她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台灣--齊先生的兩個故鄉--劇烈的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 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曆史裏，為什麽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而 《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學作品?不少讀者深為書中的篇章所動容。齊先生筆下的人和事當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敘述風格可能也是關鍵所在。《巨流 河》涵蓋的那個時代，實在說來，真是"歡樂苦短，憂愁實多"，齊先生也不諱言她是在哭泣中長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後，她竟是以最內斂的方式處理那些原該催 淚的材料。這裏所蘊藏的深情和所顯現的節製，不是過來人不能如此。《巨流河》從東北的巨流河寫起，以台灣的啞口海結束，從波瀾壯闊到波瀾不驚，我們的前輩 是以她大半生的曆練體現了她的文學情懷。
東北與台灣
《巨 流河》是一本惆悵的書。惆悵，與其說齊先生個人的感懷，更不如說她和她那個世代總體情緒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齊先生其實可以說是幸運的。然而表 象之下，她寫出一代人的追求與遺憾，希望與悵惘。齊先生出身遼寧鐵嶺，六歲離開家鄉，以後十七年輾轉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極偶然的機會下，齊先生到台灣 擔任台大外文係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過六十年。從東北到台灣，從六年到六十年，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她魂牽夢縈的原籍，一個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 鄉。而這兩個地方所產生的微妙互動，和所蘊藉的巨大曆史憂傷，我以為是《巨流河》全書力量的來源。
東 北與台灣距離遙遠，幅員地理大不相同，卻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經曆類似命運，甚至形成互為倒影的關係。東北原為滿清龍興之地，地廣人稀，直到一八七○年代才開 放漢人屯墾定居。台灣孤懸海外，也遲至十九世紀才有大宗閩南移民入住。這兩個地方在二十世紀之交都成為東西帝國主義勢力覬覦的目標。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後，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與遼東半島同時被割讓給日本。之後遼東半島的歸屬引起帝俄、法國和德國的幹涉，幾經轉圜，方才由中國以"贖遼費"換回。列強勢力一 旦介入，兩地從此多事。以後五十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東北曆經日俄戰爭（一九○五）、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終於由日本一手導演建立滿洲國（一九三 二～一九四五）。
不論在文化或政治上，東北和台 灣曆來與"關內"或"內地"有著緊張關係。兩地都是移民之鄉，草莽桀驁的氣息一向讓中央人士見外。兩地也都曾經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麵對宗主國的漠視和殖 民者的壓迫，從來隱忍著一種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對東北和台灣的曆史著墨不多，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作者對這兩個地方的複雜情感，就難以理解字裏行間的心 聲。而書中串聯東北和台灣曆史、政治的重要線索，是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張作霖的提拔，曾經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在東北當時閉塞的情況下，這是何等的資曆。然而青年齊世英另有抱負。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國回到沈陽，結識張大帥的部將、新軍領袖郭鬆齡（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憤於日俄侵犯東北而軍閥猶自內戰不已，策動倒戈反張，齊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鬆齡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未幾兵敗巨流河，並以身殉。齊世英從此流亡。
"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鬆齡渡過巨流河，倒張成功，是否東北就能夠及早現代化，也就避免"九一 八"、西安事變的發生？假使東北能夠得到中央重視，是否滿洲國就無法建立，也就沒日後的抗戰甚至國共內戰?但曆史不是假設，更無從改寫，齊世英的挑戰才剛 剛開始。他進入關內，加入國民黨，負責東北黨務，與此同時又創立中山中學，收容東北流亡學生。抗戰結束，齊世英奉命整合東北人事，重建家鄉，卻發現國民黨 的接收大員貪腐無能，聽任俄國人蹂躪東三省。中共崛起，東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區，國民黨從這裏一敗塗地，齊世英再度流亡。
齊 世英晚年有口述曆史問世，說明他與國民黨中央的半生齟齬，但是語多含蓄，而他的回憶基本止於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出於一個女兒對父 親的追憶，視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議。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敘述了齊世英來到台灣以後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齊世英因為反對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觸怒蔣 介石，竟被開除黨籍；一九六○年更因與雷震及台籍人士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等人籌組新黨，幾乎係獄。齊為台灣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後半生的代價，但骨子 裏他的反蔣也出於東北人的憾恨。不論是東北,還是台灣，不過都是蔣政權的棋子罷了。
渡不過的巨流河--多少壯懷激烈都已付諸流水。晚年的齊世英在充滿孤憤的日子裏鬱鬱以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論中國人文精神所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這位東北"漢子"與台灣的因緣是要由他的女兒來承續。
齊邦媛應是台灣光複後最早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之一。彼時的台灣仍受日本戰敗影響，二二八事件剛過去不久，國共內戰方殷，充滿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的東北女子在台灣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頁。
齊 先生對台灣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確的風潮。她是最早重視台灣文學的學者，也是譯介台灣文學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國民黨甚 至"大陸人"的對立麵，但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換，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齊先生這樣的包容仿佛來自於一種奇妙的，同仇敵愾的義氣：她"懂得"一輩台灣人的心 中，何嚐不也有一道過不去的巨流河？現代中國史上，台灣錯過了太多，也被辜負了太多。像《亞細亞的孤兒》和《寒夜三部曲》這類作品寫的是台灣之命運，卻有 了一位東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場戰役早就灰飛煙 滅，照片裏當年那目光熠熠的熱血青年曆盡顛仆，已經安息。而他那六歲背井離鄉的女兒因緣際會，成為白先勇口中守護台灣"文學的天使"。驀然回首，邦媛先生 感歎擁抱台灣之餘，"她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巨流河》因此是本遲來的書。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 也是邦媛先生為不能回歸的東北、不再離開的台灣所作的告白。
全家福
四種"潔淨"典型
《巨 流河》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和台灣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齊邦媛先生卻選擇了不同的回憶形式。她的敘述平白和緩，即使處理至痛時刻，也顯示極大的 謙抑和低回。不少讀者指出這是此書的魅力所在，但我們更有不妨思考這樣的風格之下，蘊含了怎樣一種看待曆史的方法？又是什麽樣人和事促成了這樣的風格？
在 《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裏，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 政治上齊從巨流河一役到國民黨撤離大陸，不折不扣的是個台麵上的人物，來台之後卻因為見罪領袖，過早結束事業。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 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淨"的性情中人。
正 因如此，南京大屠殺後的齊世英在武漢與家人重逢，他"那一條潔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黃的塵土……被眼淚濕得透透地。他說：'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重慶大轟 炸後一夜大雨滂沱，"媽媽又在生病……全家擠在還有一半屋頂的屋內……他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雨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的等著天亮"……晚年的齊 世英鬱鬱寡歡，每提東北淪陷始末，即淚流不能自已。這是失落愧疚的眼淚，也是潔身自愛的眼淚。
齊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齊邦媛卻謂從父親學到"溫和"與"潔淨"，很是耐人尋味。亂世出英雄，但成敗之外，又有幾人終其一生能保有"溫和"與"潔淨"？這是《巨流河》反思曆史與生命的基調。
懷 抱著這樣的標準，齊邦媛寫下她和張大飛（一九一八～一九四五）的因緣。張大飛是東北子弟，父親在滿洲國成立時任沈陽縣警察局長，因為協助抗日，被日本人公 開澆油漆燒死。張大飛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而與齊家相識；七七事變他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河南一場空戰中殉國。張大飛的故事悲慘壯烈，他對少年齊邦媛的 嗬護成為兩人最深刻的默契，當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為生者留下永遠的遺憾。
齊 邦媛筆下的張大飛英姿颯颯，親愛精誠，應該是《巨流河》裏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他雨中佇立在齊邦媛校園裏的身影，他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訣別信，無不充 滿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容如此輕易歸類，因為那是一種至誠的信托，最潔淨的情操。我們今天的抗戰想象早已 被《色•戒》這類故事所壟斷。當學者文人口沫橫飛的分析又分析愛玲式的複雜情事，張大飛這樣的生，這樣的死，反而要讓人無言以對。麵對逝者，這豈不是一種 更艱難的紀念？
上個世紀末，七十五歲的邦媛先生 訪問南京陣亡將士紀念碑，在千百犧牲者中找到張大飛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謎底揭開，塵歸塵，土歸土，曆史在這裏的啟示非關英雄，更無關男女。俱往矣--誠如 邦媛先生所說，張大飛的一生短暫如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裏綻放，迅速闔上，落地"，如此而已，卻是"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那般燦爛潔淨"。
朱 光潛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是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美學家，抗戰時期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因為賞識齊邦媛的才華，親自促請她從哲學係轉到外文係。一般對於 朱光潛的認識止於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劇心理學》，事實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學的關鍵人物，和沈從文等共同標舉出一種敬謹真誠的寫作 觀。但這成為朱日後在大陸學界爭議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魯迅為文批評朱對文學"靜穆"的觀點，一時沸沸揚揚。的確，在充滿"呐喊"和"彷徨"的時代談美、 談靜穆，寧非不識時務？
齊邦媛對朱光潛抗戰教學 的描述揭露了朱較少被提及的一麵。朱在戰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導雪萊、濟慈的詩歌，與其說是與時代脫節，不如說開啟了另一種響應現實的境界--正所謂"言 不及己，若不堪憂"。某日朱在講華茲華斯的長詩之際，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潛的眼淚，而是他 的快步走出教室。這是種矜持的態度了。朱的美學其實有憂患為底色，他談"靜穆"哪裏是無感於現實？那正是痛定思痛後的豁然與自尊，中國式的"悲劇"精神。 然而狂飆的時代裏，朱光潛注定要被誤解。五十年代當他的女弟子在台灣回味浪漫主義詩歌課時，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學大辯論的風暴裏。
錢 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與齊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兩人初識時齊任職"國立編譯館"，錢已隱居台北外雙溪素書樓，為了一本新編《中國 通史》是否褻瀆武聖嶽飛，一同卷入一場是非；國學大師竟被指為為"動搖國本"的學術著作背書。極端年代的曆史被極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錢穆不為所動。此 無他，經過多少風浪，他對傳承文化的信念唯"誠明"而已。
此 時的錢穆已經漸漸失去視力，心境反而益發澄澈。然而大陸經過"文革"摧殘，台灣的本土運動山雨欲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時不我予的憂愁。 有十六年，齊邦媛定時往訪錢穆，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時節的台灣四顧蕭瑟，唯有先生居處階前積滿紅葉，依然那樣祥和燦爛。然後一九九○年 在"立法委員"陳水扁的鼓噪、"總統"李登輝的坐視下，錢被迫遷出素書樓，兩個月之後去世。
錢 穆的《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謂"對其本國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但國家機器所操作的曆史何嚐顧及於此？是在個人的 記錄裏，出於對典型在宿昔的溫情與敬意，曆史的意義才浮現出來。二十世紀的風暴吹得中國滿目瘡痍，但無論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過去如此，未 來也應如此。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於錢先生最深之處。
知識的天梯
由 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齊邦媛廁身學校一甲子，或讀書求學，或為人師表，在見證知識和知識以外因素的複雜互動。她嚐謂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 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頭來她發現這石梯其實是個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這知識的天梯之所以過早撤掉不僅和半個多世紀的曆 史動蕩有關，尤其凸顯了性別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 事變後，大批東北青年流亡關內。齊世英有感於他們的失學，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國立中山中學，首批學生即達兩千人。這是齊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國家 命運的密切關聯。中山中學的學生泰半無家可歸，學校是他們唯一的托命所在，師生之間自然有了如親人般的關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成為他們共勉的目標。 抗戰爆發，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師率領從南京到武漢、經湖南、廣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脅不斷，死傷隨時發生，但中山的學生猶能弦歌不輟，堪稱抗戰教育史 的一頁傳奇。
中山中學因為戰爭而建立，齊邦媛所 就讀的南開中學、武漢大學則因戰爭而遷移。南開由張伯苓先生創立於一九○四年，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校友包括周恩來、溫家寶兩位國家總理，錢思亮、吳大 猷兩位"中央研究院"院長，和無數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漢大學是華中學術重鎮，前身是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一九二八年成為中國第一批國 立大學。抗戰爆發，南開遷到重慶沙坪壩，武大遷到樂山。
邦 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戰時仍然能夠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南開依然保持了一貫對教學的質的堅持。南開六年賦予齊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許，一如 其校歌所謂，智勇純真、文質彬彬。到了樂山武漢大學階段，她更在名師指導下專心文學。戰爭中的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不論是南開"激情孟夫子"孟誌蓀的中文 課還是武大朱光潛的英美文學、吳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的文學與人生、袁昌英（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的莎士比亞，都讓學生如沐春風，一生受用不盡。在千 百萬人流離失所，中國文化基礎傷痕累累的年月裏，齊邦媛以親身經驗見證知識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 而戰時的教育畢竟不能與曆史和政治因素脫鉤。齊邦媛記得在樂山如何興衝衝地參加"讀書會"，首次接觸進步文學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戰勝利後的學潮，以及聞一 多、張莘夫被暗殺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武漢大學複校之後，校園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中，國民黨終於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左派師生，釀 成"六一慘案"。
半個世紀後回顧當日校園紅潮， 齊邦媛毋寧是抱著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經因為不夠積極而被當眾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進、天真和狂熱的距離每每隻有一線之隔，曆史的後見之明難以作判斷。 她更感慨的是，許多進步同學五十年代即成為被整肅的對象，他們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獻和他們日後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成為反比。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識分子和 國家機器之間艱難的抗爭了。
反諷的是，類似的教 育與意識形態的拉鋸也曾出現在台灣，而邦媛先生竟然身與其役。時間到了一九七○年代，"反攻複國"大業已是強弩之末，但保守的國家棟梁們仍然夙夜匪懈。彼 時齊先生任職"國立編譯館"，有心重新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未料引來排山倒海的攻擊。齊所堅持的是編訂六冊不以政治掛帥，而能引起閱讀興趣、增進語文知識 的教科書，但她的提議卻被扣上"動搖國本"的大帽子。齊如何與反對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緊的是她克服重重難關，完成了理想。
我 們今天對照新舊兩版教科書的內容，不能不驚訝當時驚天動地的爭議焦點早已成為明日黃花。"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原來不過如此這般。倒是齊先生能夠全 身而退，還是說明當時台灣政治社會環境與大陸的巨大差距。日後台灣中學師生使用一本文學性和親和力均強的國文教材時，可曾想象幕後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熱情， 或許正因為自己的南開經驗：一位好老師，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時刻也能啟迪一顆顆敏感的心靈。
齊 先生記錄她求學或教學經驗的底線是她作為女性的自覺。一九三○、一九四○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經相當普遍，但畢業之後追求事業仍然談何容易。拿到武漢大學外 文係學位後的齊邦媛就曾著實彷徨過。她曾經考慮繼續深造，但國共內戰的威脅將她送到了台灣，以後為人妻，為人母，從此開始另外一種生涯。
但 齊先生從來沒有放棄她追求學問的夢想。她回憶初到台大外文係擔任助教，如何一進門就為辦公室堆得老高的書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書時，如何從"菜場、煤 爐、奶瓶、尿布中偷得……幾個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的那種"幸福"的感覺。直到大學畢業二十年後，她才有了重拾書本的機會，其時她已近四十五歲。
一九六八年，齊邦媛入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鍾"偷來的"時間苦讀，自認一生是"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然而就在碩士學位垂手可得之際，她必須為了家庭因素放棄一切，而勸她如此決定的包括她的父親。
這，對於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過的"巨流河"吧？齊先生是惆悵的，因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機會渡到河的那一岸，卻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在齊世英先生那裏巨流河有著史詩般的波濤洶湧，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
她的"河"裏盡是賢妻良母的守則，是日複一日的家庭責任。但這樣"家常"的生命考驗，如此瑣碎，如此漫長，艱難處未必亞於一次戰役，一場政爭。在知識的殿堂裏，齊先生那一輩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無奈。直到多年以後，她才能夠坦然麵對。
千年之淚
《巨 流河》回顧現代中國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與事，感慨不在話下；以最近流行的話語來說，這似乎也是本向"失敗者"致敬的書。邦媛先生對此也許有不同看法。齊 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等人所受到的傷害和困蹇隻是世紀中期千萬中國人中的抽樣；如果向他們致敬的理由出自他們是"失敗者"，似乎忽略了命運交錯下個 人意誌升華的力量，和發自其中的"潛德之幽光"。《聖經•提摩太後書》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 守住了。"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學裏找到了回應 曆史暴虐和無常的方法。一般回憶錄裏我們很難看到像《巨流河》的許多篇章那樣，將曆史和文學做出如此綿密誠懇的交會。齊邦媛以書寫自己的生命來見證文學無 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學啟蒙始自南開，孟誌蓀老師的中國詩詞課讓她"如醉如癡地背誦，欣賞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漢大學朱光潛教授的英詩課 則讓她進入浪漫主義以來那撼動英美文化的偉大詩魂。華茲華斯清幽的"露西"組詩，雪萊《雲雀之歌》輕快不羈的意象，還有濟慈《夜鶯頌》對生死神秘遞換的抒 情，在讓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中國女學生不能自已。
環 顧戰爭中的混亂和死亡，詩以鏗鏘有致的聲音召喚齊邦媛維持生命的秩序和尊嚴。少年"多識"愁滋味，雪萊的《哀歌》"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無限共鳴。但"我所惦念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感覺他的生死與世界、人生、日夜運轉的時間都息息相關。我們這麽年輕，卻被卷入這麽 廣大且似乎沒有止境的戰爭裏"。在張大飛殉國的噩耗傳來時刻、在戰後晦暗的政局裏，惠特曼的《啊，船長!我的船長!》沉澱她的痛苦和困惑。"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強而有力的詩句，隔著太平洋呼應對所有人的悲悼。"悲傷由此提升為悲憫。
多 年以後，齊先生出版中文文學評論集《千年之淚》（1990）。書名源自《杜詩鏡銓》引王嗣奭評杜甫《無家別》："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生命、死亡、 思念，愛、親情交織成人生共同的主題，唯有詩人能以他們的素心慧眼，"目擊"、銘刻這些經驗，並使之成為回蕩千百年的聲音。齊先生有淚，不隻是呼應千年以 前杜甫的淚，也是從杜甫那裏理解了她的孟誌蓀、朱光潛老師的淚，還有她父親的淚。文學的魅力不在於大江大海般的情緒宣泄而已，更在於所蘊積的豐富思辨想象 能量，永遠伺機噴薄而出，令不同時空的讀者也蕩氣回腸；而文學批評者恰恰是最專誌敏銳的讀者，觸動作品字裏行間的玄機，開拓出無限閱讀詮釋的可能。
杜 甫、辛棄疾的詩歌誠然帶給齊邦媛深刻的感懷，西方文學希臘、羅馬史詩到浪漫時代，維多利亞時代，甚至艾略特等現代派同樣讓她心有戚戚焉。齊先生曾提到西方 遠古文學裏，她獨鍾羅馬史詩《伊尼亞特》（The Aeneid）。《伊尼亞特》描述特洛伊戰後，伊尼亞斯（Aeneas）帶著一群"遺民"渡海尋找新天地的始末。他們曆盡考驗，終在意大利建立了羅馬帝 國。但是伊尼亞斯自己並無緣看到他的努力帶來任何結果；他將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業。這樣的史詩由齊先生道來顯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們對她的心 事又有了更多體會。成功不必在我，曆史勝敗的定義如何能夠局限在某一時地的定點？
一 九九五年，抗戰勝利五十年，齊邦媛赴山東威海參加會議。站在渤海灣畔北望應是遼東半島，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鄉鐵嶺。然而齊是以台灣學者身份參加會議，不久 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 man）。"--"悵惘千秋一灑淚"，杜甫的淚化作齊邦媛的淚。與此同時，她又想到福斯特（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結尾："全忘記創傷，'還不是 此時，還不是此地'（not now，not here）。"這裏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讓我們理解當曆史的發展來到眼前無路的時刻，是文學陡然開拓了另一種境界，從而興發出生命又一層次的感喟。
也 正是懷抱這樣的文學眼界，齊邦媛先生在過去四十年致力台灣文學的推動。甲午戰後，台灣是在被割裂的創傷下被擲入現代性體驗；一九四九年，將近兩百萬軍民湧 入島上，更加深了台灣文學的憂患色彩。齊邦媛閱讀台灣文學時，她看到大陸來台作家如司馬中原、薑貴筆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吳濁流、鄭清 文、李喬的文字一樣能激起千年之淚。
海峽兩岸劍 拔弩張的情況如今已經不複見，再過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這些年份都可能成為微不足道的曆史泡沫。但或許隻有台灣的文學還能夠幸存，見證一 個世紀海峽兩岸的創傷？齊先生是抱持這樣的悲願的。她也應該相信，如果雪萊和濟慈能夠感動一個抗戰期間的中國女學生，那麽吳濁流、司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動 另一個時空和語境裏的西方讀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動台灣文學翻譯，與其說是為了台灣文學在國際文壇找身份，不如說是更誠懇地相信文學可以有戰勝曆史混沌和國 家霸權的潛力。
《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曆史的見證。隨著往事追憶，齊邦媛先生在她的書中一頁一頁地成長，終而有了風霜。但她的娓娓敘述卻又讓我們覺得時間流淌，人事升沉，卻有一個聲音不曾老去。那是一個"潔淨"的聲音，一個跨越曆史、從千年之淚裏淬煉出來的清明而有情的聲音。
是 在這個聲音的引導下，我們乃能與齊先生一起回顧她的似水年華：那英挺有大誌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鬆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 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裏、隘口邊回頭探 望的少年張大飛……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本文為齊邦媛《巨流河》一書的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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