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摘】顏超：懷念百歲人瑞楊敬年教授並重溫他的自傳《期頤述懷》
楊敬年先生是一位1948年6月獲得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學位，10月回到天津的海歸。翌年1月，解放軍勝利進入天津。天津市軍管會任命楊 敬年先生擔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兼天津市財經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他主持創辦了南開大學財政係並任係主任。然而好景不長，他成了接踵而來一場又一場政治 運動的審查和批判對象。幾年之後，如他在自傳中所述，“1957年8月3日，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一年後南開大學處理右派時，張榜公布我是“極右分 子”，另案處理。隨即於1958年8月7日由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以曆史反革命罪判處管製三年，同時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與管製一並執行。…南開大學隨即於9 月9日宣布對我執行管製，從9月份起每月發給生活費60元（我原支教授四級工資每月207元），在經濟係資料室改造。”
對楊敬年先生，我有一件抹不掉的記憶。那是家母給我講文革期間夜間有人敲門的舊事。來客是1957年被劃為極右派和曆史反革命份子的楊敬年教授。他 說白天出來若被人發現怕給被訪人找麻煩，所以隻好等到黑天來打擾。他對母親說自己拿著助教的最低工資家裏馬上就要斷糧，實在難以熬到月底。求母親借給他幾 塊錢，等他發了工資立即奉還。
等到中國改革開放，楊敬年先生頭頂上的右派和反革命帽子被摘掉，他又得以重溫舊業，遂以傑出學者知名於世。他的回憶錄《期頤述懷》公開出版發行，網 上還能見到許多介紹他的文章。然而如“曆史的使用和濫用*”書中所說,“曆史可以是有益的，它也可以是非常危險的”。又說，“作為一員法官，曆史還削弱了 領導人是全知者的斷言。獨裁者，也許因為他們如此深知自己的謊言，通常意識到曆史的力量。因此，他們試圖重寫、否認或掩蓋過去。”。公開發行的《期頤述 懷》一書中刪掉了敬年先生所寫關於反右和文革的兩個章節。其實這兩段不長的文字一方麵作了如實的記載，另一方麵更因為是用經濟學家特有的法眼觀察和列出求 實數據的敘述，可謂難得的記述中國高等學校反右運動和文革冰山一角的珍貴史料。
在《期頤述懷》的《南開大學反右鬥爭全貌》一節中，楊先生引用了“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 <南開大學處理右派分子案例>，1958年1月25日”發表的原始文件［右派分子名單］。其中有T號者為黨員，有○號者為團員，有△號者為民 主黨派成員; 知名曆史學家雷海宗，經濟史學家傅築夫，會計學家李寶震，語言學家邢公畹，經濟地理學家鮑覺民等幾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名也和敬年先生一起在此名單中赫 然在目！
敬年先生在他寫的書中問道：“我為什麽被劃為右派”？
“官方認為，我之所以應當劃為右派，是因為我有五條主要的右派言行，請看下麵的原始文件（出處同上）。
楊敬年：男，49歲，湖南省嶽陽人，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分教師，1957年入九三學社，南開大學經濟係教授，極右分子。
解放前參加了三青團、國民黨、複興社，曾在偽中訓團第30期受訓。在其留學英國期間曾任偽“留英中國同學會”主席，冒中國代表之名參加過世界學聯，曾二度見特務頭子康澤，肅反運動中被審查。
一、主要右派言行：
1．參加以九三學社經濟係小組成員為主的右派集團，並為積極活動的骨幹分子，在他的倡議下，該右派集團召開了兩次秘密會議，會上討論了參加經濟係6月8日小組會的名單，並決定了攻擊目標及發言次序等。
2．嗚放期間到處拉人並進行煽風點火活動，對楊曾武說：‘何啟拔、錢秀娥所以敢那樣鬧（指何、錢與楊曾武鬧意見），都是滕維藻在背後支持。’ 對陳炳富說：‘經濟係的主要矛盾在於滕維藻小集團’。
3．他認為‘主客觀形勢要易位，滕派（指滕維藻同誌）要下台’。並說‘過去經濟係的問題都應由滕維藻負責’。表示要幹到底，不成大家走。他說‘我們在南開已經糟透了，這次要好好搞一下’。又說‘以後不改變領導，工作是搞不好的’。
4．曾和右派分子劉君煌商談他們得逞後的經濟研究所的人事安排。
5．聲稱要翻肅反的案，並要求“一定要搞到大禮堂去平反”。
二、反右鬥爭開始後的態度：
反右鬥爭之始不老實交代，將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說是“給黨提意見”。經過鬥爭基本交待了問題。
三、處理意見：
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若不願意則自謀生活。”
楊先生在書中申辯說：
“上麵五條，果真是我自己的言行麽？我實在不敢相信，然而自有妙法，使你不但相信，而且公開承認這的的確確是我自己的言行，而且心甘情願地接受因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這個辦法就是開群眾批鬥會。
批鬥會的要旨是，隻許群眾批鬥你，絕對不給你發言權，去為自己辯護。請看，與會者個個精神抖擻，鬥誌昂揚，爭先恐後地發言，羅織誣陷，深文周納，無 所不用其極。其言詞之惡毒和尖銳，如新發於鉶的利刃，直刺你的胸廓。由於這些誣蔑不實之辭，使你首而感到與事實不符，十分委屈；繼而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 侮辱，非常憤慨。在四麵楚歌之中，而你又終究無法為自己辯護時，你會感到好比踽踽獨行於廣漠無垠的沙漠之中，無人可以對你伸出援助之手。最後你不能不考 慮，如何擺脫目前的困境。這不外兩條路：你是要死還是要活。你完全有死的自由，因為此時並沒有拘禁你。有些人走了這條路，然而，正如司馬遷所說，你死了 “若九牛之一毛，與螻螘何異？”（報任安書）況且還有幾頂大帽子正在等著你：‘畏罪自殺’，‘死不悔改’，‘自絕於人民’。死了不但自己要背惡名，還要禍 及家庭成員。要活，就隻有屈服，接受對你的一切指控。”
再看文化革命期間他的遭遇：
“組織上一開頭就指出，要丁洪範、林和成和我三人‘在運動中受到教育，結合自己的問題，深入認罪’。這明示，我們是已經鬥倒鬥臭的人，現在是‘深 入’認罪的時候》。接著，《黨派了專人（路夢月、楊玉川）來領導我們三人學習，看大字報。我於1966年7月16日寫出了第一次思想匯報，以後陸續寫，保 存下來的共達160餘份，…”。
他在書中記述了自己在“文革”中接受“改造”和群眾監督的經曆:
“自1966年8月8日開始勞動改造，至1967年11月1日回經濟係，共計勞動一年零三個月。先在校內及農場拔草，後到基建工地勞動。
8月16日，我昨天的思想匯報寫得很不好，不符合領導的要求，今天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領導指出，匯報要寫勞動一天的思想活動情況，結合交代自己的問題。
8月19日，晚參加何錫齡、婁平、吳大任、姚惠敏批鬥大會，晚一時半散。有人揭發，孟憲揚怕掛牌子，兩次上廁所時，一次摘下，一次用外衣遮住。我們 每天勞動，都要掛上牌子，例如我背上就掛著‘摘帽右派，曆史反革命分子楊敬年’的牌子，好讓群眾看了恥笑，唾罵，小孩子甚至擲石子，這叫群眾專政。
8月23日，整天勞動兩周，和小朋友們接觸的機會很多。在路上，偶爾有小朋友攔路來問，：‘你是牛鬼蛇神嗎？’我回答說，‘是的’。我的同屋蔣哲時 和劉珺珺（此時他們和我同住公寓樓15號）的兒子蔣效東才三歲多，一天他同阿姨一道看見我勞動，我回家後他問我，‘你今天當壞蛋了嗎？’ 我說‘當了’。他又問，‘你明天還去作牛鬼蛇神嗎？’ 我說‘還要去的’。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對我說：‘你是個反革命分子，你一定也有子女吧？我們的同學，要有一個人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反革命分子，他會是多麽難 過。’”
敬年先生不僅受到人格侮辱，還經曆了珍藏書籍被沒收和工資收入降到難以維持生活的煎熬:
“我的五百多本外文書被全部抄走了，同學們用了三輛排子車裝著，臨走還在樓下高呼，‘楊敬年，這些都是你剝削來的。’ 屋內屋外帖滿了標語。
我從1958年9月支生活費以來，家用全靠變賣衣物書籍及向親友借款來維持。我的妻子是家庭婦女，沒有收入，我的女兒還在上大學，要到1960年夏 才畢業。我的一個內姪女於1957年初來投靠我們，此時還在上初中，也要等1960年才畢業。我的兒媳帶著我的孫子住滄縣娘家，每月也等我們接濟。等到拿 英文書去賣時，勸業場內天祥市場的舊書店老板說，你有多少我都要，五毛錢一本，我沒有舍得賣，所以保留至今。閣樓上還剩十來本小書，工宣隊進校後也取走 了。我最愛書，在牛津時三天兩頭跑書店，買到一本好書便欣喜若狂。後來何廉寄我的旅費美金500元，我都用來買了新書（庚款提供歸國旅費）。我還把打字機 賣了，用來買書，因為打字機在國內能買到，而書則不是有了錢就可買到的。”
到了文革末期，敬年先生遭遇親人病危和病故的災禍更是雪上加霜。1974年他夫人患腦溢血。在醫院經過九天九晚搶救奪回一條生命，但是左半身全部癱 瘓，不能動彈。兩年後地震，敬年先生陪著夫人無法下樓，隻好做同歸於盡的準備。敬年先生的獨子楊修慧於1974年9月到天津侍候癱瘓的母親。在文革動亂的 環境中沒能受到需要的診治，於兩年後急病去世，年僅50歲。
最大的奇跡是敬年先生堅強地度過了所有這些凡人難以經受的煎熬，1979年3 月28日他終於得到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1980年，他被誣陷為“反革命份子”的結論得以推翻。楊老的“曆史問題”大抵從1932年考上中央政治學校大 學部行政係開始。其實他選擇去那裏讀書隻是因為出身貧困，在那裏上學4年不用自己交學費。
對於過去的遭遇楊老深有感慨地寫道：“二十多年中我身處逆境，但這對我也並不是一件完全不好的事情。逆境可以予人一種鍛煉，一種刺激。” 他不顧年邁，奮起彌補為治學所失去的寶貴光陰，74歲時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86歲時才從講台上退休。他88歲時寫出《人性談》一書，90歲時翻譯亞 當·斯密的《國富論》，100歲時發表自傳《期頤述懷》。我接到這部自傳的電子稿讀後深受感動，發電子郵件給敬年先生。現將我的信和他的回複一並抄錄於 下：
楊老伯，您好！
前幾天收到由妹妹通過email轉寄來的您寫的自傳《期頤述懷》，立即開始閱讀。那裏有許多珍貴的史料，也蘊含有太多的人生道理，簡直是一本人生和治學的百科全書。同時我也感佩您作為經濟學家的嚴謹的寫作風格。許多地方我還需要重讀，仔細消化。
念著您的書，也把我帶回到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時光。我第一次見您是天津解放前夕父親帶我到住在東院的一位教授家做客。我印象之中，您那時是位躊 躇滿誌，高談闊論的學者。第二次見您是父親帶我去您家拜訪，那時我已經上高中。那次與您和楊伯母施禮後，為了不影響大人談話，由楊明漪招呼我到另外房間小 坐，我們說說各自學校的情況，等著父親帶我回家。後來父親過世，楊老伯也不幸身負惡名。您的同事，朋友避之若浼，您的工資又被減到最低，其艱難窘迫境地可 想而知。楊老伯有時來家看望家母，她也常和我提起世間對您的不公平對待。到了80年代，楊老伯重見天日，母親帶我到您家拜訪。當時楊伯母尚健在，兒媳守護 左右，一家人其樂融融，我們母子倆真為您們一家的翻身感到由衷的高興。後來我出國前，大姐陪我去看您，聆聽您的教誨，雖然20多年過去，仍然恍如昨日。
我1965年曾由學校派出參加北京房山四清，與社科院經濟所混合編隊。那時我27歲，在隊裏年齡最小。一起勞動歇息時，總要向社科院三四十歲的老大 哥們提出種種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麵幼稚的問題請教。他們的片斷解說，給予我以啟蒙，激發了我日後自學社會科學書籍的興趣。如今，當年最喜歡給我講故事的何振 一先生早已是財經名家，卻也已到耄耋之年。鼓吹“修正主義”的經濟學家孫冶方也早已辭世。我前幾年在華盛頓郊區的一家大書店中無意中發現一本”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那本書僅用了700多頁濃縮了羅素浩繁著述的精華。我當時捧著這本書讀下去，不覺已經在書店呆了4個多鍾頭。將書買回家，又繼續地讀。 我隻能感歎，此類書籍相見恨晚。如今自己也已年近古稀，記憶力大不如前，隻能加倍努力學習，補上以前的缺課。那書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寫於1900年代初。 由此也想到您那一代人的環境，可以無拘束地思考，選書，交友。體會到為什麽您那一代人能出現那末多思想活躍而有獨創的學者。
您用自己“艱苦磨煉的三十年”給我們後人樹立了做人立家的楷模。我每想到您的榜樣就給自己增添了珍惜光陰，努力學習的鞭策力量。我這前半生雖然盡 力，卻因環境和政治條件所限，沒能在所學“尖端”專業有所發展。及至知天命年，為讓後代不再重演父輩和自己年輕時經曆的一段曆史，才最後決定將全家移居海 外。我所在的瑞士小國，曆史上就是山民的天地。與國內相比，這裏簡直是一片文化沙漠。但這裏人人熱愛和珍惜大自然，大自然回饋以清新的空氣和清澈的水；人 人不忘和珍惜曆史上反抗鄰國暴君爭來的對個體尊嚴的保護，老百姓安居樂業無以為爭。能在這種環境裏自由的閱讀自己選擇的書籍和媒體，也許可算是對我遠離祖 國傳統文化滋養的一點補償。
還有很多要說的話，不再耽誤您的寶貴時間。遙祝您身體康健，壽比南山。請代向楊明漪全家和您的兒媳，孫子一並問好！
顏超 敬上
2007，8月於瑞士蘇黎世。
複顏超
顏超賢姪
多年闊別，想念為勞。頃奉惠書，十分欣慰。拙作承蒙獎飾，益增汗顏。我與令尊大人相識較晚，但聲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先生遭時不吉，身後寂寞，每一念 及，輒深悲憤。我出身貧寒，全仗投考公費，始得完成學業，實受中國勞動人民之賜。因思圖報，自苦無門，草草一生，愧對故舊。賢姪早歲學問事業卓然有成，中 年移居蘇黎世，湖光山色，足慰平生，實屬智舉。聞子女在美歐多有建樹，為中華民族增光。賢姪年屆古稀，望多珍衛。學海沉潛，定有巨著問世。臨穎神馳，不盡 依依。敬祝
全家平安。
楊敬年
2007年8月26日
我了解在國內訪問境外網站不甚便利，此後幾年中若見到國外互聯網上有關經濟的權威性報告，我就下載通過電郵寄給敬年先生參考。每逢年底我都會與電子 賀卡一起將自己一年來的經曆要聞向他報告，問候新年。他每次收信後都給我回信，也有時由他的孫子楊華代筆。到了2016年我見“中國青年報”報導中寫 道，7月29日上午經濟學家常修澤探望楊先生時“在他的記憶中，楊先生那天精神矍爍，頭腦清晰，聲音洪亮。先生談曆史，談人生，談讀書，談寫作，談獲牛津 大學的榮譽稱號，談9月將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充滿活力，充滿激情”。可到了9月初有如晴天霹靂，我接到敬年老辭世的噩耗。聽說他去世前頭腦很清楚，那天 半夜去廁所沒叫護工，自己行走不幸摔倒在地。他雖然是國寶級專家，卻沒能像中央級別的高級幹部那樣得到公家安排的24小時專業看護。僅因為這短短幾分鍾沒 人照顧而使這位辛勤無私奉獻的老教育家永遠離開我們，怎能讓人不痛心啊！
先生在一個學人最能出成果，從四十歲出頭到72歲之間的大好時光被迫中道而廢。而等到1983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時，規定博士導師最高年齡不得超 過70歲。已經75歲的敬年老先生報上了材料沒有獲得批準。盡管他是牛津大學博士和資深教授，也隻能有資格作碩士生導師。他並不計較這種常人難以接受的對 待，心中隻想研究如何培養出高質量人才。他還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雜誌1986年第2期發表了《如何指導碩士研究生學習》一文，總結自己在這方麵的經 驗。從1981年起到1994年他一共培養研究生20名，在他的自傳中還認真地記下了他們的姓名（括號中是畢業年份）：鄒玲、牛春凱（1984），陸永 華、王月（1985），於鷁、魏強、王燕然（1986），張曉敏、馬荷芳、郭育清、伍星都（1989），張露、劉春玲（1990），畢翔、黃琦、張珞 （1991），孟慶新（1992），盛況（1993），王誌宏（1994），周紅磊（1994去美國深造）。這簡短的名單裏蘊含著他對待教學工作何等的良 工心苦，呈現出他隻求作一名潤物無聲平凡教師何等博大的胸懷！雖然作為經濟學家的楊敬年先生到72歲才獲得正常工作的權力，他不像常人那樣開始算計如何安 度餘年，卻認為“這正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候。是人生絕妙的時光。你已經擺脫了沉重的工作壓力，你已經超脫了一切俗務的紛擾，你應當珍惜這段稍縱即逝的難得的 時光。” 此後他又繼續勞累了十幾年，寫作，翻譯，教學作出了驚人的成績！
2016年牛津大學聖體學院授予楊敬年教授榮譽院士稱號。當年12月出版的該校雜誌《鵜鶘報告（The Pelican Report）》第<LII>卷登載此授獎稱：“楊敬年教授的終生是這樣一個真正鼓舞人心的故事：勇氣，經曆巨大苦難，忠於家庭和基本人類價 值，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主義以及對學術和教學堅持不懈的奉獻。（Professor Jingnian Yang whose life was a truly inspiring story of courage, enormous hardship, loyalty to family and basic human values,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lism and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 這不正是對這位百歲人瑞一生最好的總結和公正的評價嗎！
*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Margaret Macmillan, Random House, 2009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四二三期（cm1807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