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點點，是原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的小女兒，近年來寫了若幹關於羅的回憶文字，發表於《當代》1998年第4、5期的《點點記憶》則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篇，因為它不僅僅是為父輩歌功頌德或叫屈鳴冤。
淒婉而野蠻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們的樂園，“直到今天，我眼前仍會出現這樣的情景：一列開向大海的火車，風把頭發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裏。”但大海也不全是美麗：
還有一個瘦小黧黑的姑娘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她姓陳，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她總是到我們浴場來是因為她當時正和在我們浴場裏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楊大哥）談戀愛。我之所以對她印象深刻，似乎因為她眼睛裏有一種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膽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後，我終於聽到了這個淒婉的故事。原來，陳姑娘的叔叔是個劣跡累累的無恥之徒，侄女在他家不僅受夠了寄人籬下的苦處，竟然還被他很早奪去了貞操。楊大哥知道真象後，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最終沒有和陳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卻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後來不清楚陳姑娘的下落了，隻知道那個可惡的老男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繼續做荒淫無恥的事，更可恨的是繼續高官穩做。
點點不知道的事，組織上不會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穩做，依據的隻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邏輯。在奪權時期，當需要這位將軍衝鋒殺敵的時候，這個無所顧忌的人當然會異常勇敢。既然戰功赫赫，一邊亂倫一邊做官似乎也無須深究。1949年以後的一些官員並不具備普通公民應有的品格，革命需要這種不守規範、敢打敢殺的人，革命成功了當然要給他們相應的回報，他們可以躺在功勞薄上超越人間倫理。一個連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為人民服務呢？
不止陳將軍一個。原空四軍政委江騰蛟好色，但並未因此受到懲處。“劉亞樓在我軍高級將領中，無疑是位強手，是個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個人生活上，他確實有不夠檢點的毛病。而江騰蛟，好像專門是為迎合上司的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為劉亞樓的這一毛病‘服務’。”
“擴大”開會
決定羅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文革”已醞釀就緒，為了爭取林彪的支持，羅必須下台。點點這樣解釋這次會議：
60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弄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大火藥桶，但它畢竟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政權，代表國家政體的嚴肅大黨。雖然這個黨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作為組織原則畢竟還是寫它的章程裏。所以毛澤東還是不得不召開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會議，使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相信羅反黨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這回事。
但這個會議談不到有什麽民主：１、事先知道會議內容的人極少，毛、林、周三人而外，隻有葉劍英和楊成武（他們在會後分別接任了羅的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之職），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羅一到上海就被軟禁，根本沒有權利參加會議，更談不上解釋和聲辯；３、以政治局名義召開的會議，實際上卻是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唱主角，她在會上作了三次共約10個小時的主題發言；４、盡管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不以葉群的發言為真，卻絲毫不妨礙會議通過事先定下的結論。
擴大開會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隻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一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托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隻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得到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
擴大”會議的巨大效能，在於被擴大進來的人或者是會議組織者的讚同者，或者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一種榮譽，一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隻有40人到會，不到總人數的一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一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一致通過”之效。
每次會議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達到目的關鍵是選擇好開會的人。高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批薄（一波）射劉（少奇）”，調子越來越高，時間越來越長，毛希望會議早點結束，要周恩來做結論，但周很難作結論，“他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會上已是那種氣氛，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庇護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後還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誌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陳、鄧明白自己要充當的角色，在會上既批評薄的錯誤，又強調不是路線錯誤，把使會議的調子降了下來，持續兩個多月的會議終於結束了。這個道理饒漱石也懂。1953年9月開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時，饒又想批薄，就說要請陳賡大將出席。“原來他聽說抗日戰爭初期，陳賡帶部隊在太行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麵對薄一波有不滿；又知道陳講話‘沒遮攔’，以為陳如果到會，能放上一炮。”不過，會議有時隻是形式。薄一波命運的改變，表麵上是陳、鄧幫助說話，實際上取決於毛的態度，他完全可以聽任會議按照高、饒的意圖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讓陳、鄧為薄解圍。事實上，毛當時對薄還是信任的。
“開會”還有一個功能是逮捕人，羅是一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後人也許難以設想當時一些高級領導人接到開會時的複雜心態：接不到通知顯然是失寵；參加了會議也許永遠就沒有會議開了。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你們抓起來，要你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一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毛澤東逝世，政局肯定會有變化，萬一‘四人幫’抓人，對個病人多少總該講點人道吧？”
常委會的列席資格
羅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這是一個不可等困視之的榮譽。但有一陣不讓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婦的生活一直是由羅照應，“四清”運動時，韶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後來韶華堅持，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知道了這事很不高興，羅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會的資格了。
過了一段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吳君旭護士長對毛澤東說，韶華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來的，根本不是羅總長要求她去的。這才解開了毛澤東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會了。
政治局常委會是決定幾億人命運的最高決策會議，在國人眼中是最神聖、也最神秘的會議，但決定羅列席不列席的，卻是由韶華下鄉引起的。更奇怪的是，當時一位知道內情的老同誌來給羅打招呼：羅總長啊，知不知道常委會為什麽沒要你來啊？這老同誌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來也會知道，但沒有誰覺得不正常。而改變毛的印象的，不是什麽組織原則、工作要求，也不是權威人士的說情或羅本人的解釋，而是一個護士。近侍影響力之大，此是一例。
當然，吳君旭是個有判斷力的人。1971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後，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對周恩來等人說：“對聯合國，我的護士長（吳君旭）是專家。她對阿爾巴尼亞那些國家的提案有研究。這些日子她常對我說：聯合國能通過；我說，通不過；她說：能；我說：不能。你們看，還不是她說對了。”這也許是毛的幽默之詞。但在1971年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吳確實表現出她的審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關於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報告中畫了圈，“主席讓我看完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辦完這件事後我覺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點多鍾，“他突然間說話了，嘟嘟囔囔的，聽不清說什麽。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誌打電話，當時王海容同誌是外交部副部長，他說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的天啊，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崐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現在說的去辦，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總理和他都劃了圈的，那可能就會辦借了。再有，主席曾經跟我交代過，他說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那麽現在跟我交待的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那算不算數呢？……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麽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主動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怎麽還坐在那兒吃呀？我叫你辦的事怎麽不去辦呢？我想這下可對了，主席可說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我說：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說了什麽啦？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說一遍。不錯，他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待的事重新說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我說，‘你現在吃了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就這麽向我這麽揮了一下手，說：算數，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這就有了震驚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備吳這樣的判斷力，但隻要是身邊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對之禮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來在就自己的病情給毛寫信的同時，又給毛的秘書張玉鳳寫信，語氣非常客氣：“請你看後斟酌”，“一切托你斟辦”。
淪落下場原不同
建國後政治整肅不斷，開國元勳和高層領導不斷被打入囚牢，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羅和彭德懷被關在同一監獄，周揚與胡風一度處境相同，這使人們幾乎諒解了羅、周的當年過火行動，但兩種人的命運其實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裏，我們一家團聚了。彭老總則在這一年11月因腸癌不治，逝世在301醫院14病室的那間與爸爸同得一個走廊的病房裏。
在黨內生活尚有規範時，整誰不整誰還有個影子、有點根據，比如彭德懷在大躍進問題上確實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遠感謝彭德懷是真實的，但毛永遠不能饒恕彭也是真實的；但羅從來以毛的“大警衛員”自居。以至當他和彭德懷關在一起時，還感到委屈：“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作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麽來和他比？”毛對此也很清楚，但當時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羅。對毛來說，彭、羅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對手，羅則是他和林彪結盟的代價，事過境遷後可以放他一馬。1974年7月21日，當羅與家人團聚時，彭德懷在監中疼痛難忍，隻能哀求看管的戰士：“警衛戰士，疼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幫我打一槍吧。”
“文革”時天下大亂，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許多昔日的親信。但即使在混亂的環境中，對“走資派”采取什麽樣的處罰方式，開幾次批鬥會，是留在北京還是趕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廣線上還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嚴格區別和掌握的。這就是鄧小平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辯證法最重要一條，叫做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時代基本上是萬劫不複；而在“文革”中被炮轟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複原職。比如賀龍，1959年後賀曾是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彭德懷的事情尚未了結，他自己也被捉了進去。但1975年毛親自下令為賀平反，彭德懷卻始終處於監擴狀態。這也是周揚和胡風的區別。
郭沫若喪子
郭沫若文名遠播，但49年後在上層並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當場一位將軍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點點說：
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開玩笑還是小事。郭的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經人告密後被拘捕；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兒子如此命運，是否說明郭沫若已無多大用處？49年以前的黨要求這位著名詩人向國民政府爭民主要自由，49年以後使命隻是不斷寫作“應製詩”和“新華頌”歌頌黨和領袖。一個頌詩人很難向被頌的對象要求什麽權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婦得知郭世英被人綁架，生死難卜。晚上郭剛好要陪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行前，於立群要郭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然而，盡管郭一個晚上都在周的旁邊，卻最終也沒有開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49年以後郭步步緊跟，不敢有半點閃失。1965年2月《光明日報》登出毛的《清平樂·蔣桂戰爭》的墨跡後，郭即著文頌揚：“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詩詞的’頂峰‘；主席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是書法中的’頂峰‘。”郭甘當神權時代的弄臣卻總是討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詩頌揚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欽賜‘他什麽’禦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夥兒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點名批判，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一夥兒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他的用處。1957年，北京人藝的最大難題是劃不劃焦菊隱為右派。“北京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幾次專門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後彭真發話：你們認為焦今後在人藝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如果沒用，就劃為右派。”這當然不是彭真個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麵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中就規定，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鬥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這也就是從57到76這一政治動蕩的時期，中國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一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一係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49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年批《武訓傳》時，輿論界翻臉不認5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當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其價值隻有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隻有兩種：一種是像郭沫若一樣批武訓、寫檢討；一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原則和縱欲
羅自殺後，旨在批判他的“三月會議”停開了。
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
曆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為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什麽？
內部鬥爭的嚴厲性，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領略。毛澤東之所以能縱橫捭闔、無所顧忌，是因為一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很歡迎這種此起彼伏的鬥爭方式。
1945年的“華北工作會議”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羅不也是從迫害彭德懷的鬥爭中獲得“縱欲後的滿足”？權力和資源是有限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卻是無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斷的鬥爭，不斷的重新分配，鬥爭的哲學勢在必行。在一切都取決於個人意願的氛圍中，很多問題並非原則之分、主義之爭，核心是權力轉移。林彪在“文革”初說得明白：“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一個全麵的調整。”所以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並不會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時猶豫一下。對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則無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於權力角逐的人卻可以充分伸張自己的欲望，在風吹浪打中信步閑庭。被剝奪和被滿足同時完成。
樂園
1928年，饒漱石在上海總工會工作時，楊尚昆是他的上級，習慣地稱之為“小饒”。“皖南事變”後，饒在劉少奇的提攜下榮任新四軍政委、東南局書記。1946年饒從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顯赫的楊尚昆機場接他，“招呼他’小饒‘，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我追上前喊一聲’饒政委‘，他才答應。”價值和尊嚴來自權力，如果毛澤東或劉少奇喊他“小饒”。饒漱石斷不敢“像沒有聽見一樣”。
成功的革命奪取了控製一切的權利，勝利者擁有了樂園，他們壓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護革命的成果。作為一個集體，黨內任何派別、任何個人對任何反黨行為都嚴懲不貸，隻有江山穩固，個人才可能層次清晰地擁有自己的小樂園。毛對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後，點點去找時任中聯部長的耿飆，回來的路上：
我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剛才見到的所有事情：內部電影，出入有專車，哨兵向汽車行禮，室內潔淨溫暖，空氣清香，燈光柔和，甚至踩著腳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覺還留在我的十趾之間。這一切我們原來都熟悉，身處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特殊注意過，現在，這些久違的東西怎麽使我如此不平靜？我的心裏一下子升上來非常強烈的世態炎涼之感。權力和地位在我的心裏有了非常實際的意義。
權力就是樂園。1959年後，羅達到一生的巔峰，身占黨政軍十多個要職：在黨內，是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在政府，是國務院副總理；在軍隊，是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在國防工業戰線，是國防工辦主任，十一人專門委員會和中央專委成員兼辦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國人大常委。他理所當然地享有既大又美麗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書、參謀、警衛員、管理員、司機、保育員、廚師的服務，“院子裏還有齊刷刷五個漂亮年輕的女人”。
羅失去權力後，人去樓空，“媽媽開始自己做飯，剩下來的工作人員日益與我們為敵。”要是羅部長在位，借他們100個膽也不敢。這還算客氣的。陸定一與羅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嚴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風景如畫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誘捕到一個秘密拘留所，“幾個人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幾下子就把嚴慰冰從頭到腳。剝得幾乎’暴露無遺‘了，僅剩下三角褲衩、汗背心。……那個漢子又喝道：’你還擺什麽臭架子？現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聽說爹爹去世以後，康媽媽的日子總是過得冷清一些。
康媽媽即康克清，朱德的在與不在對康是大不一樣的。嫁夫隨夫，在政治生活中，夫榮妻貴，夫損妻辱。張聞天的妻子劉英本人也是老紅軍，但張一倒，劉也尾隨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張聞天交代劉少奇在61人出獄問題上的罪責，鑒於張此前說過這是他當時代表中央決定的，來人特別警告他：“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著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麽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這種株連術令每個丈夫都要萬分小心，進退得失關係到子孫後代、親朋故舊。賀龍出了事，二方麵許多老將軍都跟著倒黴，處理王尚榮、許光達、黃新廷、廖漢生、楊秀山、成鈞、譚友林、郭林祥等人的“專案組”紛紛成立；林彪倒台後，賀龍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鄧穎超前來探望，消息傳出，正在被“掛起來”的二方麵軍的老將軍當晚就喝了酒。
權力來自何處？理論上講來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級將領，也沒有決定羅為總參謀長的權力。劉亞樓告訴羅：林彪說“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呢？”羅的權力來自林彪，更來自毛澤東。可以讓位極人臣的劉少奇、林彪死無葬身之地，也可以讓寫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誰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其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羅點點經歷了痛苦的生活歷煉，洞悉了人生的真諦，加之不共戴天的喪父之痛，她已經變得無所畏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第二個原因是：以她紅色公主的主子身份，那幫中宣部的文奴們簡直不敢刪減她書中的一個標點符號，章詒和看了她的回憶錄之後對她說：妳可真敢寫，妳也不怕他們刪妳的？
羅點點說：這幫孫子敢動我的文章？他們敢動我一個字，我肏他們祖宗！
這話說得何等的有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