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年輕人曾在日記裏寫道，他曾誇讚某妓女的容貌，朋友以為他有意，還特為他招來。這個年方十六歲的妓女名叫花瑞英，一年後嫁給了南潯富翁張石銘，不久後便因失寵而離家重操舊業，這位張石銘也有來頭，乃民國元老張靜江的兄長。
在這個年輕人的日記和回憶錄裏，有許多類似的記錄。他在59天裏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11次，逛窯子10次。讓他印象最深的也許是1910年2月12日（舊曆）的雨夜，當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後又去“打茶圍”（即點名叫妓女，喝茶聊天聽曲，規定一人為主，僅此人可以對妓女動手動腳），酒醉歸家時向巡捕尋釁，脫下皮鞋毆打對方，被罰款五元。這件事對他觸動極大，他曾說那段時間雖然隻是喝喝花酒打打牌，並無真正嫖妓，但已是一生中最灰暗墮落的時光，而酒醉滋事被罰款，則是他“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還有一種說法，指他因醉倒街頭，整夜淋雨不說，錢財也被人偷光，因此反省。
這個年輕人名叫胡適。
日後的胡適，以“中國青年的思想導師”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時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論，狎妓之舉在當時其實極為普遍，決非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專利。何況，即使是胡適本人，日後在北大任教時，誌得意滿，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後來，這位大名人胡博士有回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還被包天笑撰文刊登於《晶報》，氣得他居然親赴報館，要找包天笑算賬，老包見勢不妙，立刻從後門逃跑，還在當晚日記裏寫下“胡適之自注銷《晶報》一篇文後，大窘，昨親至晶報館，餘急避之”這樣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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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與嫖客。圖片源自網絡）
《中國娼妓史》中的娼業規律
古龍曾說，殺手是男人最古老的職業之一，妓女是女人最古老的職業之一。前者未必，後者倒真是曆史悠久。《隋唐演義》的作者、清代人褚人獲曾考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認為春秋時齊國便已有真正意義上的妓女。《馬可波羅遊記》中也記載，元大都“營樂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達2萬人”，明朝的謝肇製曾說北京“娼妓多於良家”。
在中國古代史上，文人與妓女之間的逸事極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並非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與“妓”有別，娼純粹賣身，妓則受過專業訓練，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都要懂點，“客戶群”為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
滿清得天下後，認為漢人官員好狎妓是其敗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規定，“凡文武官員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換言之，官員、“官二代”和拉皮條的都在受罰之列，但娼妓作為弱勢群體，卻不在被處罰之列。這也使得清代官員們熱衷逛相公堂子，跟戲子膩在一起，但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同性戀，隻是將長相秀美的男性藝人當成了妓女的代替品。乾隆年間又有法例，規定北京內城不得開妓院，內城妓院遷至前門外大柵欄一帶，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所謂八大胡同，其實隻是北京“紅燈區”的代指，又稱“八大埠”，並非絕對的地理坐標，乃至有人說：男人說去八大胡同，隻是表示自己“要做什麽”，並非是講“要去哪裏”。它位於前門外大柵欄觀音寺街以西。“八”這個數字也隻是虛指，《順天時報叢談》曾說那一帶有十餘條胡同屬於“花柳繁華之地”，公認的八條胡同是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現韓家胡同）、陝西巷、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現棕樹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紗帽胡同（現大力胡同、小力胡同）。清末時法紀漸弛，各地妓女紛紛進京謀生，這八大胡同開始揚名，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指清廷官員“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隻是逛胡同”。如果官員對狎妓一道不夠精通，還會被同僚們恥笑，是絕對的土包子，“生長僻縣，世為農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八國聯軍入京時，那位傳說中的賽金花也是八大胡同的名妓之一，至於她的“以身救國”則是絕對的意淫——中國男人一向有在積弱時代意淫女英雄橫空出世的傳統。其後，庚子賠款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前門火車站的建成，都使得八大胡同更加繁盛。
1905年，清政府在京實行公娼製，對娼妓征稅，在法律上承認了其合法地位。公娼製即“娼妓檢查製度”，即在政府監督下由私人開辦妓院，妓院按期交稅，按例營業，妓女按期體檢。1798年，法國最早實行此製度，時人認為，娼妓行業無法根除，所以不如加強管理、增加稅收，同時防止性病傳播。清政府對這一行業的規模和經營地點也有著嚴格限製，如妓院總量控製，額滿後，有妓院倒閉退出，新開者方準入，私開妓院或暗娼均屬違法。同時，妓院不得接待未成年人，妓女還要定期接受身體檢查，妓院不得在臨街一麵用任何相關裝飾招徠客戶，甚至不能有走廊，妓女也不能走到門外拉客。另外，清政府也針對妓女的弱勢，做了不少保護性規定，還撥款並募集社會捐助，成立了“濟良所”，如有妓院漫天要價，阻礙妓女從良，或虐待妓女，受害者均可申請庇護，濟良所對其進行文化和技能教育，學習國文、倫理、算學、手工、烹飪、圖畫、體操和音樂等，以助其日後生活，妓女在濟良所裏勞動所得也全數歸於自己存用。
辛亥革命成功後，有人認為國家理應麵貌一新，應予廢娼，卻不成功，娼業反而更盛。1912年2月，唐紹儀、汪精衛、蔡元培和宋教仁等在上海發起社會改良會，“總旨在以人道主義及科學認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現今社會之條件。”入會條件共有36條。第一條即“不狎妓”，其次為“不置婢妾”。但民初政治動蕩，大家還沒來得及實行會務，便各奔前程去了。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沿用清代的公娼製，妓院可領營業執照，定期納稅。1934年11月，上海生活書店曾出版《中國娼妓史》，八十年代後，此書又幾次重新出版，成為學者們研究這一課題時的必備參考書。作者王書奴，真名和履曆均不詳，但視野開闊、文字洗練、兼顧中西，想來決非凡俗，可惜已湮沒於曆史。
他在書中寫道：“民國後，北京仍為政治中心（民國十六年為止），上海廣州仍為工商業中心。所以我們研究娼妓事業，仍以北平廣州上海為全國代表。民國後娼妓比前清反為發達而普遍。看了北平上海廣州情形，其他各大都會可以類推了。”
書中統計，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國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據《北京社會調查》估計，民國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當時北京的公娼私娼在萬人以上。另據1920年上海“淫風調查會”的調查數據，當時上海注冊從業娼妓總數為60141人，但這個數字不包括外國娼妓及暗娼，據估計行業總人數約在十二萬人數以上。
由此可見，公娼製雖然實行，但對私娼的泛濫並無製約。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私娼暗娼均遠多於公娼，甚至以警署為保護傘。盡管政府、婦女運動組織都曾投身“禁娼”，但收效甚微。國民政府曾發起“新生活運動”，限製妓院營業執照發放，還設立妓女營救所，但也未能徹底禁娼。1920年，工部局曾力圖縮減租界內的正規妓院，進行搖珠禁娼，被搖中號碼的妓院和妓女被公示，限令停業，第二年又再次搖珠。但此舉不但不能減少暗娼數目，甚至使得被停業的公娼紛紛轉為暗娼。
1928年後，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廢娼，幾省的省會又迅速跟進，可失業妓女卻紛紛遠走其他城市，尤以上海“受災”嚴重。
為何如此“繁榮娼盛”？王書奴總結了幾條原因，針針見血，其中第一條為“革命偉人之放浪”，第二條為“軍閥之貪財好色”，第三條和第四條則是直指當時的“社會流行”，分別是“代議士之浪遊”和“官吏之冶遊”。
妓院曾是革命黨人墮落之所
在王書奴的總結中，第一條就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革命偉人之放浪”。他援引法國大革命的例子，指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歌舞管弦之盛，更增於往日”，民國初年也與之類似。他寫道：“無論何國，經一度革命，社會上階級位置，必為之一變。從前貴族高官，降為皂隸。現在握政權的，都是首先發難的革命偉人。這班人大半起於氓庶，來自田間。錦衣玉食，嬌妻美妾風味，從來未嚐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祿，本可衣錦還鄉。回想從前做革命時候，吃了許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裏隻一個黃臉婆兒，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價，最簡便的莫如嫖娼了。一般革命偉人，從前罵舊的貴族高官窮奢極侈，富貴時，也幾幾乎和他們一樣。”這一說法，不但總結曆史，亦預示將來。有人說底層鳳凰男發跡後往往嘴臉一變，其實也恰恰是這道理。
這種狀況甚至在革命初起時便已出現。武昌起義後，革命軍與清軍在武漢三鎮激戰，後停戰議和。義軍中的不少新貴在此期間以嫖娼為樂，或者在武昌找土娼，或者每晚渡江到漢口嫖妓。可惜當時漢口已被馮國璋的清軍用大炮轟得不成樣子，僅有洋人所占的租借地未曾受害，所以革命黨人便齊聚租借地嫖妓。
說革命黨人嫖妓之前，得先說說一位傳奇人物——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他並非革命黨人，反倒是革命黨的死對頭袁世凱之子。這位民國四公子之一，可算是民國文人雅士中在風月場上最為傳奇的人物，還是青幫大佬，也因此與革命黨人有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袁克文是袁世凱的次子，出身富貴，才情過人，金石書畫詩詞歌賦無一不精，卻極看淡名利，可算是貨真價實的翩翩公子。他生性風流，年少時便隨兄長袁克定狎妓，成年後更是常常流連於風月場，又因父兄均醉心權力，他生性恬淡，不沾政治，隻求避世，於是很少回家。
他曾納薛麗清為妾，生下一子，即後來的華裔物理學家袁家騮。可惜不久後，薛麗清就嫌棄袁克文太過恬淡，不問功名，生活太過沉悶，離開袁家，重返風月場。之後，袁克文還納過小桃紅，後者亦嫌棄袁家規矩太多，步薛麗清後塵。在袁克文的《寒雲日記》裏，僅提到名字、曾經歡好的妓女便有多人。
不過他雖風流，卻不猥瑣，對女性一視同仁，充滿憐惜。有才情的美麗名妓，他自然喜歡，而那種最下等窯子裏的大齡貌醜土娼，他也十分尊重，並不輕薄。相比肉欲，他更愛詩詞唱和。
晚年的袁二公子窮困潦倒，淒然離世。喪事由青幫包辦，徒子徒孫沿途送葬，還有大批妓女自發為之送葬，誰說風塵中人無情呢？其實無情有情，隻看對象，像袁克文這般的濁世佳公子，即使潦倒，也不掩傳奇。
有趣的是，革命黨人唐繼星曾在晚清時入獄，辛亥革命成功後被放出，任國民黨支部負責人。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凱與革命黨人已然鬧翻，唐繼星也被列入抓捕之列，他卻仍好整以暇，“日作狎邪遊，昵一妓，寢食必於是”。袁克文與唐繼星有交情，所以他雖是袁世凱的兒子，卻幫朋友不幫爹，幾番掩護。有次他聽聞軍警要抓捕唐繼星，立刻約他去德義樓暫避，唐繼星卻不願意，非說自己已經約了妓女，有事咱們明天再說，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妨礙一夜風流。袁克文無奈，隻能讓唐繼星把妓女也帶到德義樓，唐才答允。
說到袁克文，便不可不提他的專欄。他的文字溫潤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見多識廣，極多秘辛，堪稱報紙暢銷之保證。
1920年，這位青幫的大字輩人物開始在上海《晶報》刊載專欄《辛丙秘苑》，大談前滬軍都督、老派革命黨人陳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還有應夔丞（即應桂馨）、沈翔雲與當時還年輕的蔣介石。
以往提及宋教仁遇刺，多以袁世凱派人刺殺為定論，但近年來學界亦有不少人認為，革命黨人自己才是幕後黑手，此事應為陳其美與應桂馨所謀劃。袁克文當年在《辛丙秘苑》專欄中便提及陳、應二人的謀劃地點——妓院。他寫道，宋教仁從上海赴京前，陳其美和應桂馨曾設宴餞行。席間，陳其美曾問宋教仁該如何組織國民黨內閣，宋教仁以“大公無黨”為唯一辦法，應桂馨認為此舉叛黨，大家不歡而散。也有人告訴袁克文，國民黨內部許多人都痛恨宋教仁，密謀要害他。而宋案元凶之一的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其實也是青幫大佬。
早在清末，陳其美便已經是窯子裏的常客。這位青幫“大”字輩的人物在加入同盟會後，將秘密機關設於妓院。後來有記者采訪陳其美，在報道中寫道：“英公主持江浙兩省革命運動，設總機關馬霍路德福裏。此外，則清和坊琴樓別墅，及粵華樓十七號，為附屬機關。表麵則酣歌狂飲，花天酒地，以避滿清之耳目。不知者以為醉生夢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醞釀於此中哉!”而在廣東，革命黨人鄧蔭楠等也曾雇艇招妓設宴，以此掩護革命工作，據說效果極好。
不過，考慮到晚清立憲那幾年間，革命屢屢受挫，革命黨人大多消沉的真實情況，陳其美的“革命大事醞釀於此中”恐怕得打個折扣。革命成功後，他就任滬軍都督，也有人專門致信給他，勸他不要狎妓，別做“楊梅都督”。他則在報紙上回公開信，表示雖然“昔日為秘密結社之故，偶借花間為私議之場，邊幅不修，無須自諱”，但革命成功後，公務繁忙，“風月情懷，消磨殆盡”，絕對沒有出去鬼混。但別人既然寫信給他專門說這事兒，也絕非捕風捉影。武昌起義後，陳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馬路的玉芳妓院，時人稱他“日走妓館，恣情濫狎”，這才招來了群眾來信。那時他身邊還跟著一位小兄弟，名叫蔣介石。
陳其美還曾向老同誌陶成章討要南洋華僑捐款充當公款，陶成章拒絕，表示這錢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給你嫖妓。據說，二人反目便是因此事，後來，陳其美指使蔣介石和王竹卿暗殺了陶成章，可憐陶成章這位堅定的革命黨人，奔波多年後死於同誌之手，時年僅三十五歲。之後，蔣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裏，後來還納姚冶誠為妾，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裏的娘姨，專門伺候高級妓女。
上梁不正下梁歪，陳其美如此，軍政府的其他人亦不能免。報章稱上海“軍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於花天酒地之中，結隊成群，毫無顧忌，喪失軍人資格”。陳其美曾為此於1912年1月12日發出通告：“以後除通飭各軍隊嚴加約束外，凡有見軍服之人在妓院、戲館混鬧者，許即扭解來府，即以軍法從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賞。”同年4月4日，他還發布訓誡，指某些兵士“敗壞軍紀”，“有調笑土娼之事”，於是不準士兵平日隨便外出。
但有領導帶頭腐化墮落，再多的訓誡、通告都沒有用。到了1912年8月，《申報》還曾有報道稱：“從前應酬場中，酒菜之一兩元而已。今上海以請客應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費，統計不下百餘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誠敬。”時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的王金發還大肆搜刮民財，在上海買別墅，金屋藏嬌，包養了名妓花小寶。
還有一樁逸事也跟陳其美和嫖妓有關。1912年初，關外的革命黨人買了兩挺機關槍，途中去玩日本妓女，結果這兩挺機關槍被上海都督府的人、也就是陳其美的下屬順走了。
年輕的蔣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舉。據說他還曾和王陵基爭風。這位王將軍曾留學日本，生性風流，酷愛嫖妓，二人在妓院裏為爭一個美貌有才的“女校書”而大打出手。當時蔣介石正值落魄，王將軍卻正得誌，事後還到處吹牛，說自己那時比老蔣有錢、也比他有權，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爭，我就給了他一個大嘴巴。
1933年，王陵基在湖北與賀龍部紅軍交戰，因嫖妓誤事。次年，他在四川圍剿川北紅軍，又於戰事激烈時跑回萬縣嫖妓，導致本部敗北，被免去所有職務，一度賦閑。不過他倒是知恥而後勇，抗戰期間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出川抗日，立下戰功，晉升為陸軍中將，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其間也甚少出入風月場，儼然痛改前非。
其實，痛改前非的何止他，還有當年曾與他爭風吃醋、後來反倒成了其領導的蔣介石。蔣介石後來戒色，推崇傳統道德，不複年少時的荒唐。
在革命期間，妓女與革命黨之間的故事並非隻有荒唐，也有不少正能量。比如黃花崗起義時，便有一位妓女郭蓮花曾放火配合，後被捕。上海光複後，妓女張俠琴、唐天琴等青樓妓女曾創辦中華女子偵探團養成所，準備為革命軍收集情報而培養間諜，不過因為南北議和成功，這群女子並無用武之地。最著名的則是湖南醴陵女子黃玉嬌，她曾是妓女，後脫籍獨居。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傅熙湘回家鄉醴陵暫避，黃玉嬌毅然將之收留。後來，黃玉嬌嫁人，傅熙湘亦主持《長沙日報》，還曾將二人唱和詩作整理成《江薇感舊記》，廣泛流傳。
但類似的故事若摻入家長裏短，往往難有好結果。也是二次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原重慶軍政府副都督夏之時為躲避袁世凱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在這家妓院裏，他遇上了董竹君，二人一見鍾情。董竹君不願夏之時為自己掏錢贖身，於是設計裝病，老鴇隻能將她送往他處休養軟禁，董竹君不久後趁看守不備乘車逃離，找到夏之時，二人在旅館中匆匆成婚，一起流亡日本。故事寫到這裏，本已蕩氣回腸，誰知到了1934年，二人漸行漸遠，董竹君不滿夏之時的霸道，毅然離婚，她擁有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上海錦江飯店前身）、錦江茶室等實業，是上海灘著名女強人。
至於悲涼，那也是每個時代都無法避開的暗麵，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後，許多人以革命元勳自居，論功行賞後腐化墮落，成為新貴。可也有一些曾參加廣東女子北伐隊的女革命黨人，衣食無著，淪為妓女。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圍下，妓女往往也被激情所裹挾。清末有位名妓，假借《紅樓夢》主角之名，藝名林黛玉。這位花魁當年在上海紅透半邊天，不但被官員富商公子哥們追逐，還常常被文人寫入書中，當年上海小報的妓界花榜，她亦是常客。1914年，眼見民主共和成了時髦詞，已然漸漸老去的林黛玉也與時俱進，參與成立了“青樓進化團”，不過她並非這個“青樓進化團”的主角，最熱心的要算是張曼君和祝如椿，前者更是熱衷讀書讀報，還公開演講，宣傳愛國思想。到了五四運動前夕，上海還有十九名妓女組織宣講團，請林黛玉牽頭，但此舉被《晶報》鄙視，認為“讓人想起義和拳運動，不寒而栗”。也正是那一年的《晶報》曾經報道，有一位名妓因為不讀書，也不熟悉“愛國”、“同胞”這樣的新鮮詞，居然無人問津，生意難做。袁世凱打算稱帝時，也曾策劃組織各種勸進請願團，其中便有“娼妓請願團”。
“睡張宗昌的老婆去！”
即使有王陵基這樣的回頭浪子，也無法掩飾軍閥整體都是嫖妓愛好者的事實。在王書奴的書中，“軍閥之貪財好色”便是民國娼妓盛行的第二條原因。當年，北京有間大森裏妓院，老板就是張勳和張宗昌，嫖客也以軍政要人為主。這家妓院不僅姑娘漂亮，吃的也好，延攬了不少當年的清宮禦廚。妓院生意極其紅火，喝花酒得提前半月預訂。
張宗昌的姨太太極多，他號稱三不知將軍，不知道自己兵有多少、錢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他走到哪兒都得逛妓院，看中了就帶走，有時連名字都不問，就給人家弄套房子，再派個衛兵站門口，就算納了個姨太太。這些姨太太倒是能風光幾天，但沒有收入，光守著一套大房子能頂啥用？於是紛紛離巢重操舊業。不過“張宗昌姨太太”的身份倒成了賣點，不少嫖客都愛嚷嚷“睡張宗昌的老婆去！”
王書奴在《中國娼妓史》中認為，“各省督軍，擁有土地用兵賦稅大權。各省雖有省長，名為軍民分治，實則僅為督軍屬吏，結果釀成軍閥割據局麵。加以連年內戰不息，小民困於征誅，武人大飽私囊。民國以來北洋派武人做過督軍的，家資以千萬為單位，二三千萬三五千萬的更不一而足。這班人本是不學無術之徒，甚或有目不識丁的，一朝得意，唯以發展獸欲為無上快樂，每一督軍起碼有姬妾十人以上。”
他還專門舉了個例子，指“有所謂長腿將軍者，姬妾共有三十餘人。但是數量是這樣多，腳色仍然時時更換。此外私娼、女優、打鼓的、良家女子，幾無一不嫖，真可謂荒唐絕倫。長腿將軍北京住宅在西城石老娘胡同。將軍每次到北京時候，八大胡同妓女稍有姿色的，或曾經賞鑒的，聽說將軍節鉞已到北京，不等相呼，皆親自到張公館來移尊就教。將軍這時候如詩壇點將一般，一時鶯鶯燕燕，往來不絕。石老娘胡同變成小娘胡同了。”這位長腿將軍，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張宗昌了。
軍閥如此，門下幕僚也盛行此風。他們跟隨軍閥奔走，居所難定，往往喜歡納妾，一方麵有助性生活，另一方麵也可以借“太太團”的感情溝通來為自己謀求向上空間和斂財機會，必要時更可以靠姨太太拉近與領導的距離。這些姨太太不少都出身風塵，有些人為求省事，甚至臨時雇用妓女充當姨太太，還把自己的起居置於妓院，跟領導、同僚喝花酒談事情都很方便。
官員嫖娼一度難禁
在王書奴總結的娼業盛行規律中，第三條和第四條直指當時的“社會流行”，分別是“代議士之浪遊”和“官吏之冶遊”。
所謂“代議士”，即指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員。“民選代議士，此為破天荒的事。國家一切內政外交，須經國會議員議決。特任官之任免，須經國會之同意。其職權之大，地位之高，蓋可想見。這班議員先生們，有官僚，有學者，有學究，有革命偉人，有曾經塵海的，也有來自田間的。形形色色，濟濟一堂。一旦身入都門，聲價十倍。加以政團林立，大小政客之依草附木者如麻。當時如關於國務員之同意事件，預算案之通過事件，政團間之相互事件，幾無不以八大胡同為接洽交之地。”大多數議員們都沉迷於這燈紅酒綠燕語鶯聲的溫柔鄉，將之作為討論政事的安樂窩。他寫道：“民國二年間八大胡同車水龍馬，絡驛不絕。為北京有女娼以來未有之盛況，至民七以後則營業一落千丈。都因政潮起伏，議員先生們南北奔馳，席不暇暖的緣故，至於民國七年（1918年）新國會議員，民國十二年（1923年）賄選議員，都是相習成風，一丘之貉，吏不必說了，下至省議員。縣議員以及市鄉自治員，選舉時之托人投票，選舉後之運動接洽，亦幾無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遊為應酬無上良品，所以民國後娼妓之盛，與議員先生們確有關係的。”
官員亦不免俗，加上嫖娼合法化，再無限製，自是流連於煙花之地。
與王書奴這本《中國娼妓史》相互印證的是當時北京流傳的一個說法，指最喜歡逛八大胡同的是兩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寫道：“兩院一堂、探豔團、某某公寓之賭窟、捧坤角、浮豔劇評花叢趣事策源地”。所謂兩院，就是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據說，當時京師大學堂狎妓之風極盛，每日晚飯後，老師帶頭，率領學生乘坐洋車，浩浩蕩蕩直奔八大胡同，師生同樂。
後來，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長，立誌改變此風氣，結果引發一場風波。他的好友胡適等人甚至認為這場風波是改寫中國政治走向的導火索。
他是蔡元培，另一位當事人名叫陳獨秀。
愛逛胡同的知識分子
1917年，蔡元培回國，出任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學生多為官二代，教師中充斥著官僚和投機者，烏煙瘴氣，名聲極壞。那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針對學校情況，提出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後來，他還說了那段極為著名的話：“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此後，蔡元培以兼容並包的姿態，延攬大量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與辜鴻銘等。1918年1月19日，他還發起成立“進德會”，入會標準是“不嫖不賭不納妾”，大批師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等教員，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
可帶頭犯戒的卻恰恰是進德會成立時高票當選評議員的陳獨秀。諷刺的是，早在1903年，陳獨秀等曾在拒俄運動中“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幹戈衛社稷，以為恢複國權基礎”，準備成立安徽愛國會。在草擬的該會章程中就有“戒洋煙、嫖、賭一切嗜好”一條。眼下，裁判犯規了，咋辦？蔡元培對陳獨秀一向器重，為了將他引入北大，並讓其擔任文科學長這一左膀右臂式的要職，不惜幫他偽造學曆。陳獨秀辦《新青年》，推廣白話文，大反傳統，抨擊時政，蔡元培亦聽之任之，還幫他頂住了不少上層壓力。但1919年二三月間，陳獨秀的生活作風問題成了北京城中的最熱話題，各種報紙紛紛報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北京禦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
學者們大多認為，對陳獨秀的攻擊實有預謀，是當局籌劃並施壓。蔡元培對此頗為憤怒，當時，翻譯家林紓經常抨擊北大詆毀孔孟，有違傳統，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開信，其中表示“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同時還以林紓本人為例，譏諷了幾句，表示“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筆歟？”
其實，若拋開當局的幕後施壓，這隻是一個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的話題：公眾人物的私德可有邊界。而在當時，這個紛爭顯然不可能在理性範疇內討論。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與北大教員馬敘倫、沈尹默齊聚湯爾和家中，一起討論陳獨秀之事。並非北大人卻是京城教育界重頭人物的湯爾和，原本是陳獨秀得以進入北大的舉薦人，如今卻搖身一變，認為不可對陳獨秀姑息。4月10日，北大宣布廢除學長製，成立教務處，以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陳獨秀就這樣變相失去了文科學長職務，同時被放假一年，實則變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參與其中，最終被捕，出獄後南下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投身共產主義的陳獨秀，與昔日好友胡適漸行漸遠，後者也為此痛心疾首。十幾年後，胡適還與湯爾和打了一場筆墨官司，1935年12月28日，他在給對方的信中寫道：“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按指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他還痛批沈尹默，表示“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複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麵，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
1936年1月2日，他又一次致信湯爾和，表示“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讚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曆史的‘幽默’是也。”其實，這種以私德攻擊別人的做法，又何止當年北大這一樁？在日後的政治變幻中，此做法幾乎已成某些人的殺手鐧。
就是在這封信裏，胡適還認為恰恰是北大對陳獨秀的不容，迫使他走上左傾道路——“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於此晚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曆史所能定論。”
胡適這個觀點，無疑感性多於理性，更多源自他對昔日好友分道揚鑣的憤懣憂傷。但曆史的走向大大改變，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說回北大，除了進了進德會卻違規的陳獨秀外，曾經年少荒唐的胡適亦一度重返風月場，直到加入進德會後才收斂。還有人壓根不入會，還出言譏諷，他便是拖著辮子的辜鴻銘。辜鴻銘認為嫖娼納妾都是名士風流，他這個“茶壺”所配的幾個“茶杯”中，就有被他贖身納妾的青樓女子。黃侃亦愛嫖妓，留下逸事無數。
若說辜鴻銘是老派人物才喜歡嫖娼，那可就大謬。有些後輩文人更好這口，比如鬱達夫就生性風流，時常狎妓，他曾記載，自己在日本留學時，“一個人住在被厚雪封鎖住的鄉間，覺得怎麽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還在飛舞著的午後，踏上東海道開往東京去的客車……受了龜兒鴇母的一陣歡迎，選定了一個肥白高壯的花魁賣淫女，這一晚坐到深更，於狂歌大飲之餘，我覺得竟把我的童貞給破了。”一向禁足風月場的梁實秋也曾驚訝於鬱達夫的放浪，說他“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裏打茶圍”，實在“夠恐怖的”。
與鬱達夫知交的郭沫若也是風月場中的常客，還曾因此染病，傳染給妻子。徐誌摩亦曾於1931年致信陸小曼，表示有一晚與有人一起為胡適踐行，請了幾個妓女來作陪，飯後又被拉到胡同。一代狂僧蘇曼殊隻要有錢就會約朋友去妓院，但他總是對自己招來的妓女注目凝視，連話也不說，更不動手動腳。
好玩的是，有些知識分子純屬躺著也中槍，比如梁啟超老先生就曾被妓女用來拉大旗。上海同春坊妓女憶倩曾在房中懸掛“黛柏蒼鬆，深環玉砌；紅蘭翠菊，俯映砂亭”的對聯，署名“梁啟超書贈”，落款年月是丁巳秋（即1917年秋），可那年梁啟超並未來滬，字跡也不像他的。其實妓女隻是用他老人家的名氣來招攬生意。
被加了太多作料的傳奇故事
晚清積弱，各種傳說、謠言反而盛行，仿佛可以意淫強國，靠“嘴炮”趕走洋人。義和團的“刀槍不入”，也算一例。八國聯軍入京時，這樣的傳說又一次出現，那便是賽金花的故事，據說這位妓女獨自去拜見聯軍司令瓦德西，用自己的身體拯救了北京。
其實這故事純屬編造，國人往往喜歡以妓女作為故事的主角，然後告訴全世界：你看，連我們最低賤的妓女都可以解決這些大問題，可見我們泱泱大國是何等威風。
民國時，也有一個名妓的故事流傳，那便是助蔡鍔脫逃的小鳳仙。這樁故事裏，英雄美女兩大要素齊全，救國大義與兒女情長並存，自然成了後來影視劇極其熱衷的題材。但若撥開曆史迷霧，便會發現這故事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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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仙，小桂，賽金花。圖片源自網絡）
關於小鳳仙的出身，曆史並無定論——一個風塵女子，即便成了傳奇，誰又有興趣挖掘她的背景呢？易宗夔曾在《新世說》裏記載，小鳳仙原名筱鳳仙，十六歲入京師樂部，工皮簧，善酬應，豐肌玉貌，笑頰生渦。也有人記載，小鳳仙是湖北人，本來父親經商，家境闊綽，後因被小人所算計，家破人亡，她流落湖南，被賣為奴婢，幾經轉手後淪落風塵，十三歲進八大胡同。也有一種說法，指她生於官宦人家，父親本為武官，退職後窮困潦倒，便賣了女兒。《蔡鍔大傳》的作者袁泉則稱小鳳仙的母親是偏房，受大房排擠而離家，不久病亡，小鳳仙隻能跟著奶媽賣唱為生。
拋開身世不談，與蔡鍔結緣時的小鳳仙，其實也並非什麽當紅名妓，隻是一個普通妓女，長於唱曲。京劇理論家許姫傳曾有一段小鳳仙於1951年拜訪梅蘭芳時的口述記錄，指她結識蔡鍔時隻有十五歲。袁泉則在《蔡鍔大傳》中寫道，小鳳仙曾回憶，自己當時年紀尚幼，“常聽他（蔡鍔）講些三國、水滸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識字看書。”
以這樣的年齡和智識，要成為蔡鍔的知音，甚至與他共謀出走大計，絕無可能。以蔡鍔為人，既不可能如此托大，將機密泄露給一個少女，也不可能讓一個少女與他共擔風險。另外，當時軍政要人均熱衷在風月場中廝混，別說警察不管，自家老婆都未必管，在時人眼中壓根算不上什麽墮落之事，反倒是生活的一部分。蔡鍔要是想靠狎妓來麻痹袁世凱，袁世凱也不會乖乖麻痹。
《民初史略》中曾說小鳳仙“相貌乏過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同時“粗通翰墨，喜綴歌詞”，而且能“辨別狎客才華”。這三個特征，前兩條估計為真，但第三條恐怕是文人出於美好想象的馬後炮。在許姬傳的記錄裏，就寫到小鳳仙最初壓根不知道蔡鍔的身份，更不知道蔡鍔想做什麽。
在蔡鍔的出逃過程中，小鳳仙也絕不是什麽參與者甚至籌劃者。關於蔡的出逃，史家並無定論，畢竟是機密之事，事後之說往往不著邊際或添油加醋。流行說法大致有兩種：一是蔡鍔之友哈漢章的說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壽辰，蔡鍔出席，當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時由哈宅側門走出，直奔新華門總統辦事處，致電小鳳仙，說中午要約她吃飯，導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鍔借機奔赴火車站，順利出逃。二是民國名記者陶菊隱所記錄，指蔡鍔常常與小鳳仙乘車出遊，當日遊至火車站，混入車廂中出逃。在這兩種說法中，小鳳仙都隻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而摸不清蔡鍔究竟如何離去的北洋幹將、警衛軍統領陸建章，將手下編造的小鳳仙將蔡鍔藏於車中逃脫的故事放出，借以交差，也幫助了小鳳仙“揚名”。
一年後，蔡鍔英年早逝，北洋政府舉行國葬。小鳳仙送上兩幅挽聯，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萬裏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幾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美人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不過小鳳仙隻是粗通文墨，挽聯是王血痕代撰，這位代筆人用了李靖和紅拂女的故事假托，還用了“萍水姻緣”和“美人知己”這樣的曖昧用詞，更使得這故事成了傳說。
（文章來源於《新周刊》，內文有增改）
作者：葉克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