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鄧小平為何選擇在1989年辭職？
大中小2013-09-17 22:37:11轉發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曆史】經曆了三落三起的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他沒有像毛澤東一樣一生不放權，他主張“幹部年輕化”。1989年他提出了退休申請，雖然那一年發生了令世界震驚的“六四”事件，但在事件結束之後，鄧小平依舊踐行年輕化的思想和原則，“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鄧小平為何選擇在這個時間點辭職呢？我們從香港記者吳小莉主持的節目《鄧小平九二南巡始末》中看看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解讀。
以下為節目文字記錄：
吳小莉：研究中國曆史，不難發現中國以前的改革者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難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中國的封建文化影響深重，既得利益者竭力地維護舊秩序，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正式登上舞台的改革開放正是這樣一種最困難最危險，也最少成功把握的事業，盡管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曆史已經證明鄧小平領航的這場改革取得了成功，但卻並非左右逢源一帆風順。
二十年前就曾有過那麽樣一個曆史節點，讓曾經三起三落曆經了大風大浪的鄧小平都備受考驗，因為那時改革派被打入了穀底，慢慢長夜持續了三年。
新聞資料：我現在把銀行的存款全取出來了，我搶購了一個床，本來我不想買這個床，說實在的我家裏有木床，完全可以夠用，挺新的我這木床。
覺得這麽一買菜，這有數的這錢往出一掏，掏心似的。
解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卻在一次突如其來的經濟大失控中留下了特殊的周年紀念。
就在許海峰為中國擊落第一麵奧運金牌的這一年，一場前所未有的全民經商潮悄然湧動，改革的步伐從農村踏入城市，經濟列車瞬間提速，幾近狂熱，而在喧囂的馬達聲背後，本就緊缺的企業生產資料越發捉襟見肘，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利益，“價格雙軌製”政策在1985年初正式啟動。允許同一種產品在計劃內與計劃外合法的擁有兩種不同的定價，但出人意料的是這場旨在推動市場發育的價格改革很快演變成了一場瘋狂的遊戲。
楊繼繩（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我在一個地方采訪，在天津一個招待所，當時沒有賓館住招待所，招待所有個人拿了個鋼材條子，1000噸的條子，是800塊錢一噸，他馬上賣給另外一個人，1000塊錢一噸，他沒出房門就一千噸就賺了多少錢了，一噸賺了兩百塊錢。這個人沒賣鋼材，又1200賣給另外一個，所以老百姓傳得很多叫“倒爺”，他們叫“倒爺”。
解說：“倒爺”是中國改革進程中一個特有的名詞，這一群人的出現，曾令計劃經濟體製下的流通體係徹底崩塌，今天“倒爺”這個詞似乎已經漸漸褪去了貶義的色彩，不過“倒爺”中有一部分特殊的人被稱為“官倒”，他們背靠權力，掌握資源，通過“走後門”“批條子”按照官價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兩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場價出售，賺取差價。
徐景安（原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副所長）：你憑關係，你根本不需要鋼材，但是你認識這個鋼鐵廠的老板，鋼鐵廠的供銷人員，給我一部分指標，誰要我就賣給誰，那這叫投機倒把，這個現象當然是違法現象，這和雙軌製是兩碼事，但這個是必然由雙軌製帶來的副產品，帶來的問題，因為有權力了，我拿了指標就可以賺錢，那就必然帶來這個腐敗，這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
楊繼繩：當然老百姓很不滿意，跟現在腐敗那當然沒法比，但那時候就很不滿意，老百姓對腐敗的承受能力比現在要差得多啦。
解說：為了遏製局麵，1987年的北戴河會議決定實行“價格闖關”全麵取消價格管製。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我看到一個報道就是，在1988年重開全國人大的時候，李鵬總理去向鄧小平先生匯報這個人大會的情況，然後鄧小平就說代表反映的最大問題是什麽，然後李鵬說價格問題，然後鄧小平說看來價格問題不解決不行了。
然後後來他在好像接見朝鮮一個代表團的時候講到價格改革就說，中國有個關公，過五關，闖六將，我們價格改革，我們可能闖的關比他還要多，斬的將比他還要多，這就是出現了1988年“價格闖關”。
解說：“闖關行動”從上海開始，1988年3月，上海調整280種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多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漲幅在20%到30%之間，各地物價很快出現失控局麵，一場搶購風潮席卷了全國。
楊繼繩：搶購、全國各地都搶購，搶購了不得，我們當時經曆了搶購，你比如說一個商店不讓開門，開個門縫這邊錢進去，那個塞東西拿出來。
陳錦華（原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主任）：這個老百姓都拿著這個拿著這個臉盆去排隊買油嘛，那都開除黨籍嘛，那個時候都弄得很厲害，攔不住的。
楊繼繩：搶購鬧得人心慌慌，搶購同時在那裏擠兌，錢放在銀行裏趕緊提出來，有的縣銀行的櫃台都被推翻了。
解說：當時的報紙這樣記載，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而人們就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拿，電冰箱有冷氣就要”。
張維迎：這時候中央害怕了，趕快刹車，所以大體是過了不到十天，國務院就出台文件開始整頓價格秩序，控製價格，然後再說我們“價格改革闖關”不是說一年而是說五年，更長的時間，最後中央又決定“治理整頓”就是價格改革“闖關”就失敗了。
解說：1988年7月，政府叫停“物價闖關”對經濟實行全麵“治理整頓”大幅提高銀行存款利率，削減基本建設投資，這些政策固然讓物價上漲幅度從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經濟增長率也從11.3%跌到了3.8%，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路上探索的改革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波動。
楊繼繩：平息下來以後，中國改革也沒方向，沒有方向所以感到茫然，當時我記得1989年春天，中國經濟研究雜誌開了個會，我去參加了當時的改革者年輕的都是我們在哪裏，不知道我們現在在，我們在哪裏，我們向何處去。
解說：現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的楊繼繩，自1968年進入新華社後一直到退休，幹了四十多年經濟口的記者，也和北京高層政治圈有過密切的交往，他根據接觸到的大量第一手資料，采寫了不少頗有影響力的著作，在他看來，撲朔迷離的政治風雷一直伴隨經濟改革滾滾向前，左衝右突，波瀾起伏，而在八十年代末的經濟困境中，曲折前行的改革派也正麵臨著1978年以來的最大危機。
楊繼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是鄧、胡、趙“鐵三角”“鄧、胡、趙”體製嘛，說這個體製是比較穩定的體製，對中國推進改革是有好處的，的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比較穩固地向前推進。
解說：但是到了1986年和搖滾、朦朧詩，一起風靡大江南北的，還有日漸活躍的政治能量，鄧小平在這一年6月重提政治體製改革，輿論高調響應，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也都熱情高漲，一場未曾預知的風暴悄然降臨。
楊繼繩：1986年，自由化，所謂自由化比較嚴重，後來危及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最高層包括一些老同誌他們就很反感，說胡耀邦因為胡耀邦對知識分子比較手軟，對知識分子比較好，對自由化鎮壓不力，所以1986年12月份開他的生活會，就批評他嘛，就1987年1月15號開生活會，胡耀邦宣布辭職嘛。
解說：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誌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2005年11月20日，胡耀邦誕辰90周年，這是繼胡耀邦1989年去世之後，中共中央第一次高調紀念這位前中共高層領導人。
楊繼繩：胡一直是從改革開放以來，他幹了兩件大事，一個是真理標準討論，對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個事就是解放幹部，平反冤假錯案。
胡德華（胡耀邦之子）：恢複黨的實事求是是一個過程，而並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這麽簡單，好像發了一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就思想解放了不是這樣的，它是一個過程。那麽它為什麽呢，就是說在平凡大量冤假錯案的時候都是碰到很多都是毛主席，就是毛主席同意的，比如說“打倒彭羅陸楊”，比如說“打倒劉鄧”，比如說“61人叛徒集團”，比如說這個什麽陶鑄、彭德懷，你凡是碰到這些事的時候，都最後歸結到，最後跟毛主席那邊有關。
那麽在這個時候究竟是以，我們是以事實，以我們是用實事求是的觀點來解決這些案子問題吧，還是以誰批過來解決問題，其實在我爸在沒參加工作的時候，他就幫助人弄這些玩意兒，就是說所有的東西，就是凡是弄弄弄就卡在這兒了，弄弄弄就卡在這兒了，所以就說我們到底應該以什麽來衡量。
他很早就跟我講了，他說你忠於毛主席你忠於他什麽，他說你終於他個人，還是忠於他說的話，他說我認為還是應該忠於他的學說，而不是哪一句話哪一個人，他說要忠於他的學說。
解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胡耀邦一直被認為是披堅執銳，衝鋒在前，從支持包產到戶到關切特區建設，再推動黨內民主，反對終身製反特權，他用自己坦蕩的胸懷和火一樣的熱情彰顯了改革者的無私和無畏。
楊繼繩：胡耀邦、胡耀邦他比較開明有關係，胡耀邦總想不能老這麽管著，總得改革開放慢慢放，當然胡耀邦也有點民主思想，有一點可能是，但是上麵不喜歡他這樣的，趙紫陽不一樣，他在最早就提出來就是政治上反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喊得比較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濟上反左，就是搞商品經濟，他是這個思想。
解說：一年前“價格闖關”失敗的陰影和經濟“治理整頓”的強硬力度，讓1989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麵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而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動蕩，更讓12年改革積累出來的變革形象和成長銳氣遭到空前的挫折。
楊繼繩：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開發區采訪，天津開發區塘沽嘛，一個賓館，整個賓館就我們兩個人，我帶著一個年輕記者去，整個賓館就我們兩個人住，吃飯就我們兩個人吃飯，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國製裁等各種因素，內外交困，經濟上遇到很大的困難，改革開放麵臨夭折的危險，這時鄧小平來說，他應該是心裏應該是比較不太舒服的。他必須挽回他這個形象，必須把改革開放重新推進，而且他什麽也不是，就是個普通黨員。
解說：1989年秋天鄧小平提出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
鄧小平：一句話，感謝同誌們的理解和支持，全會接受了我退休的請求，衷心地感謝全會，衷心地感謝同誌們。
吳小莉：1989年的這個秋天，還有一件大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那就是作為東西兩大陣營交鋒的最前沿的柏林牆一夜之間轟然倒塌，更產生了一連串“骨牌”效應。導致了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局持續“惡化”使得意識形態的爭論在當時的中國變得非常敏感。
不少人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指責從四麵八方射來，《人民日報》原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和資深記者淩誌軍，在《交鋒》一書當中記錄說，“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評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十分罕見的現象”，而事實上，這樣的爭論和交鋒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就埋了伏筆。
楊繼繩：當時中國麵臨幾個有幾股，有四股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毛澤東，還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一些思想路線，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文革那套路線，後來“兩個凡事”作為一種比較好的表達，這個力量隨著粉碎“四人幫”以後就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個力量就是政治上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經濟上鬆動一點，計劃經濟作為一種體製它不變，但是加上了一些市場的調節手段。第三種力量就是政治上還是不變，經濟上更放開一些，不一定要堅持計劃經濟，可以搞商品經濟，甚至市場經濟，這個力量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
第四股政治力量就是，政治上搞民主化，經濟上搞市場化，這當時在當時來說沒有合法地位，沒有話語權，真正勢力比較強的就兩個，一個是堅持政治上他們，政治上一致的都是不變，一個是搞計劃經濟，一個是搞市場經濟，政治上高度一致的情況下，在經濟上走什麽路，完成了一係列的博弈。
解說：在不同觀念的交鋒碰撞中，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斷地集聚發酵，改革的風險日漸加劇，在對未來走向的探索中，激進的思路漸漸退潮，一種漸變式的改革理念成為新的主流。1989年鄧小平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此後“穩定”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名詞，《人民日報》在1990年的元旦社論中寫道，“隻要保持穩定，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解說：當時紅極一時的《亞洲雄風》成為了不少人在那個沉悶壓抑年代裏的激情回憶，當時低迷的中國經濟亟待喚醒，而人們對於現實的不滿與彷徨卻又似乎在民間掀起的“紅太陽歌曲熱”“紅像章熱”和“紅寶書熱”中找到了慰藉，在熟悉的語錄和旋律四處彌漫的同時，一股反“和平演變”的浪潮也正悄然興起。
楊繼繩：反“和平演變”就是針對鄧小平改革開放帶來的和平演變，當時鄧小平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一個中心，反“和平演變”後來把反“和平演變”也變成搞兩個中心，一個中心反“和平演變”第二個經濟建設，就是要推翻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呐，這當然很危險，鄧小平不幹。
解說：在2011年6月出版的《李先念年譜》從書中，公開披露了從1989年7月到1992年3月間，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先念，與江澤民的九次通信，其中有六次提到了反“和平演變”。
1991年1月底，鄧小平按慣例乘專列從北京到上海過春節，當時同在上海的還有時任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鄧小平和他進行了多次會談，同時鄧小平還視察了上海的航空、汽車等工業公司和南浦大橋建設工地，發表了不少講話。
當時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每年上繳財政占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在改革開放的各個領域卻都已經落後於廣東，若沒有“非常”手段，上海振興將無從談起，直到1990年2月，專程南下到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提出要開發浦東，兩過月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於4月18日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無疑是送給上海人的一個個“大紅包”，剛剛蹣跚起步的浦東開發開始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楊繼繩：上海《解放日報》就是1991年3月2號、22號和4月22號，發了三篇評論，就是“皇甫平”的名義發三篇評論，就是轉述了他這些看法。
解說：“皇甫平”的署名普遍被認為是“黃浦江評論”的諧音，而據當時組織撰寫評論的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後來回憶其實還有“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的含義。
楊繼繩：看法了這些看法之後北京轉載，北京不轉載而是批評，發了文章批評，批評皇甫平評論，北京報紙當然知道皇甫平的文章是來源於鄧小平的講話，還批判，有人追查，為什麽評論來頭說是鄧小平講的，鄧小平講的也不能這麽發啊。
解說：北京接連打出的“噴嚏”不光觸動了上海的“神經”全中國都“感冒”了。
楊繼繩：我說“姓資姓社”的大批判”實際上是“批鄧”，這次“批鄧”不是出現在毛澤東晚年，而是出現在改革開放12年之後，鄧小平1991年春節上海之行及發表的講話，不但沒有起作用，兩種改革觀和反“和平演變”的調子還越來越高，改革開放繼續倒退。
解說：1991年8月19日，蘇共黨內的強硬派發動政變，企圖廢除時任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權力，並取得對蘇聯的控製。
楊繼繩：蘇聯“八一九事件”就是蘇聯的左派，傳統勢力把戈爾巴喬夫趕下台了，我們中國新華社第一個發消息，中國還準備派代表團去支持他們。當時報道沒有表示，第一個報道嘛，當然我們要有傾向性，要傾向政變那一方嘛，左派，但是我們也不要喜形於色，不要露出來，結果左派沒站住，幾天就垮下來了。
解說：盡管戈爾巴喬夫很快便控製了局勢，但蘇聯內部的權力平衡已被打破，之後短短數天內，不少前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四個月後蘇聯解體，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正式走入曆史。
楊繼繩：蘇聯巨變以後，中國共產黨有危機感，危機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就是蘇聯沒有改革，才出現這種危機，另一種認為蘇聯沒有反“和平演變”才出現這種危機，加強反“和平演變”主張再重新強調帝國主義的威脅，外麵的威脅。
陳開枝（原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就是因為蘇東的巨變給左派提供個所謂理由嘛，說你們搞吧，那個時候在廣東的人到外省，聽說是廣東那邊來的都回避，你來自資本主義複辟的地方來的人，北京出差的人到廣東都要兩三個人來，不然回去說不清楚，那臭得很呐，當時的廣東。
解說：年近八旬的陳開枝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自言對南粵大地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當時身為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他，經曆了八十年代特區跌宕起伏的風起雲湧，他曾帶有戲虐地總結說，這裏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一直到1992年，背負著沉重壓力，自認“臭到不行”的廣東人終於盼來了一位久違的老人。
陳開枝：1991年上海談話沒成功，這是最後一步，我鄧小平到改革開放的前前沿陣地上去，我把我的思想告訴老百姓，起碼將來曆史上證明鄧小平是怎麽樣一個想法，也可能可以即使封鎖了，還可以透過“出口轉內銷”他就是從這個角度決定，非要最後一步，真的最後一步了，88歲了。
吳小莉：陳開枝後來成為了唯一自始至終全程陪同鄧小平視察廣東的地方領導，他回憶說自己是在1992年的元旦這一天接到了省委書記謝非的電話，當時他正在佛山南海檢查工作，收到消息之後就馬上往回趕，當地同誌問他為何如此著急，他回答說，你們可能很快就會知道答案，但也可能永遠都沒法告訴你們。
陳開枝坦言，當時身為廣東人的那種壓抑著的深沉感覺就要爆發了，其實整個八十年代，珠三角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鮮花和榮譽自是紛至遝來，但也是身處非議責難的漩渦，在風口浪尖上躑躅前行。而隨著大環境的風雲突變，原來意氣風發的特區走到了失意，甚至絕望的邊緣，本該溫暖的南方陷入了嚴冬，鄧小平在冷眼觀察了多年之後，終於坐不住了，決定要走出“紫禁城”一路向南。
（本文根據2012年2月13日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播出的《春雷：鄧小平九二南巡始末山雨欲來》節目整理）
(甄嫣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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