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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世界：江青被捕之夜的機密內幕(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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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世界：江青被捕之夜的機密內幕(組圖) 江青在文革中演講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國倫敦剛剛出版的《每日電訊報》引起讀者的廣泛注意。 這期編號為37752的《每日電訊報》頭版頭條地位，以三行通欄大字標題報道了來自中國的重大新聞： 華粉碎極左分子(眉題) 毛的遺孀被捕(主題) 四個領導人被指控策劃北京政變(副題) 報紙都很注重“搶”新聞，尤其是“搶”重大新聞。《每日電訊報》在全世界報紙麵前，“搶”到了一個“第一”：獨家披露了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 中國政局的這一重大變化是在6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發生的。“毛的遺孀”——江青連同三個“極左分子”頭目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就是毛澤東生前稱之為“四人幫”的那“四個領導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這一“粉碎極左分子”的重大行動，是在“華”領導之下進行的。“華”，亦即華國鋒。華國鋒當時的職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華粉碎極左分子”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即便在“毛的遺孀”被捕之後，對外仍嚴格封鎖消息。 英國《每日電訊報》的獨家新聞，出自該報駐北京記者尼傑爾？韋德之手。 韋德具有極強的“政治嗅覺”。自從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去世以來，他非常關注中國政局的變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從中國電視的一個鏡頭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時，全中國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電視實況轉播。用中國權威的通訊社──新華社當時的報道來說，“在遼闊的國土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舉國上下，8億人民沉痛悼念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軍隊、偉大的國家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我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新華社的報道用這樣的語言形容毛澤東之逝： 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和無限崇敬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在全中國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無限悲痛。 幾億中國人收看追悼毛澤東的大會實況電視轉播，誰都沒有注意到一個小小的細節，然而，英國記者韋德卻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致悼詞，王洪文站在華國鋒身旁；當華國鋒念悼詞時，王洪文不安地探過頭去，透過華國鋒的肩膀，看華國鋒手中的悼詞稿子…… 從今日的眼光來看，華國鋒的悼詞充滿“文革”味： 毛主席在領導我們黨同國內外黨內外的階級敵人作戰中，在長期的艱巨的複雜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鍛煉和培養了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戰勝了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 毛主席一再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為我黨製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毛主席根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的變化和階級鬥爭的特點，作出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的科學論斷。毛主席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繼續革命的利益和願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的複辟陰謀，批判了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保證了我國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勝利前進。 韋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時注意到：華國鋒所念的悼詞中，沒有提到兩天前，即9月16日，中國最權威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中反複強調的毛澤東“遺言”──“按既定方針辦”。 韋德作出自己的判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政見分歧。 不過，作為一名外國記者，在當時的中國，韋德的活動深受限製。他設法向英國駐華大使館裏的中國雇員打聽消息。 終於，在10月10日，韋德從英國駐華大使館的中國雇員那裏獲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學出現大字標語，熱烈歡呼兩報一刊當天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 韋德立即找來這篇社論，細細琢磨，發覺社論中有幾句話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 是誰在背叛毛澤東？是誰在篡改毛澤東指示？兩報一刊的社論雖然沒有點明，顯然是有所指的。 兩報一刊社論在當時的中國具有最權威的地位。韋德斷定，中國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韋德使出渾身解數，很快就打聽到：“毛的遺孀被捕”！兩報一刊社論中所說的背叛毛澤東、篡改毛澤東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遺孀”及其同夥。 於是，韋德在10月11日寫出獨家新聞《毛的遺孀被捕》，並立即發往倫敦《每日電訊報》。韋德寫道： 據北京可靠消息，毛澤東主席的遺孀江青和她在中國政治局的三名追隨者被指控策劃政變而被捕。這一逮捕行動是在周末特別會上向工廠和附近單位的政工人員宣布的。首都昨夜沒有發現騷亂現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內的所謂“上海幫”是1971年前國防部長林彪企圖發動政變後，中國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聞。 翌日，當《每日電訊報》用頭版頭條位置登出韋德的報道，世界為之震驚！ 10月13日，世界各報紛紛轉載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消息，使這家報紙和韋德出了大風頭…… 確實，“毛的遺孀被捕”，成了中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 那個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國當代史上的裏程碑，成為結束“十年浩劫”的句號。 從此，曆史學家給中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寫下這樣的時間“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日期定為“1966年5月16日”，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那一天通過了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遺孀被捕”是在一個晚上突然爆發的，可以說是“曆史的急轉彎”。人們把中國粉碎“四人幫”稱之為“中國的十月革命”。 對於這場“中國的十月革命”，人們隻知道“革命”的結果——“四人幫”被捕，卻並不知道這場“革命”是怎樣發生和進行的。 中國當局對於“中國的十月革命”具體細節，守口如瓶，雲遮霧障。在當時，這理所當然屬於中國政界的“高度機密”。 正因為中國當局從不透露“中國的十月革命”的具體細節，於是也就給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記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機會。 首先對“中國的十月革命”繪聲繪色，是在韋德發表那獨家新聞之後，英國的《泰晤士報》眼看《每日電訊報》一炮走紅，便在1976年10月14 日，以頭版頭條發表法新社記者喬治？比昂尼克的報道《毛的遺孀正在偽造毛的遺囑時被捕》。《泰晤士報》為比昂尼克的報道，加了這樣的大字說明： 據北京的可靠消息，毛澤東的遺孀和30多名極左集團領導人在舉行“陰謀會議”偽造毛主席遺囑時被捕。 《泰晤士報》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長達2000字的發自北京的報道，詳細敘述了“毛的遺孀”被捕的經過。這報道理所當然引起“轟動效應”，比昂尼克一下子也出了大風頭。 然而，比昂尼克那純屬編造的“新聞”，隻不過是一堆聳人聽聞的“謊言的泡沫”而已。在曆史的長河中，這些泡沫稍縱即逝。 其實，像比昂尼克那樣的純屬編造的報道，有過許許多多。就連美國號稱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羅斯？特裏爾，在其1984年於紐約出版的《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直譯應為《毛澤東夫人傳》，中譯本譯為《江青正傳》)一書中，也想當然地編造了拘捕江青的經過。雖說那時離“毛的遺孀被捕”已經整整8個年頭，但是中國當局仍對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裏爾這樣“透露”道： 一小時後，一隊摩托車和一輛軍用吉普靜悄悄地駛過北京動物園附近空曠的街道，來到一圈灰牆上的一座高大的鐵製大門前──這是官園。8341部隊第37支隊中挑選出來的一位校級軍官和兩位尉級軍官跳出了吉普車，他們有行動指令。他們輕手輕腳地走進漆黑一片的官園，在經過認真研究地形圖後，他們精確地知道哪個房間是他們突襲的目標。 他們足登輕便橡膠底鞋，像貓一樣輕巧，摸到了大臥室的電燈開關，啪的一聲打開了燈，一擁而入，衝進了碩大的臥室，自動步槍對準了臥榻。 江青像隻老虎一樣從被單中跳起，吃驚地睜大雙眼，睡袍四下飄起。“不許動！”士兵們齊聲大吼。刹那間，死一樣的沉寂，似乎聽到了陣陣回聲。然後，江青癱倒在地板上，大聲悲號起來。壓倒她那陣陣嗚咽，校級軍官粗聲粗氣地說：“你被捕了！”江青轉過淚水模糊的臉喊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膽敢搞政變！” 其實，江青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園被捕的，拘捕時也根本沒有出動摩托車、軍用吉普，更沒有動用自動步槍。江青既沒有“像隻老虎一樣從被單中跳起”，也沒有“淚水模糊”。 在這方麵，中國作家的想象力也絕不亞於美國作家。 一位中國作家所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紀實》一書，是在“中國的十月革命”之後整整十年——1986年出版的。在書的“開篇”中，作者這樣驚心動魄地描述了“中國的十月革命”： 7日淩晨2時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幾輛軍車駛出營區大門。趙營長荷槍坐在指揮車上，戴著耳機，無線電天線在擋風玻璃前搖曳。車隊行駛十分鍾後，已接近中南海…… 車隊駛近中南海北門，趙營長從槍套裏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槍，暗暗想道，今天哪個龜兒子敢不老實，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識地打開了手槍保險。 “各分隊注意！”他亮開嗓子發出命令。部隊分成三個小分隊，迅速奔向三個不同的目標──江青、張春橋住宅和懷仁堂。 各個小分隊對不同的目標采取了同樣的戰術。1/3的兵力把守建築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圍建築物，其餘1/3的兵力執行逮捕。 這裏不僅時間不對──不是1976年10月7日淩晨2時，而且根本沒有出動“十幾輛軍車”。 作者這樣“真切”記述在中南海張春橋住宅裏拘捕張春橋的場麵： 張春橋還沒有睡覺，在一盞宮廷式台燈下記日記。聽到走廊上急促的腳步聲，他仿佛已知道發生了什麽，他一把推開了圈椅，站起身來，板起麵孔對著走進屋裏的警衛戰士們。 他眼睛燃燒著仇恨的光焰，緊緊抿著嘴一聲不吭。他始終不肯交出保險櫃鑰匙，直到兩名戰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時候，他還掙紮著威脅道：“你們不要太猖狂了，無產階級革命派會跟你們算賬的！”張春橋沒有顯出過度的驚慌，他緊鎖雙眉，從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裝，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從容，他摸著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費了老大勁兒才將它塞進很緊的扣眼裏，然而，不知不覺中他扣錯了兩個紐扣。他索性把紐扣全部解開，敞著懷，像個機器人似的，邁著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門，在汽車裏坐了下來，說得更確切一點，是癱倒在座椅上。 其實，張春橋並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所以這一切“細致入微”的描寫也就子虛烏有了。 作者又如此這般描述了拘捕江青的情形： 與此同時，人數最多的一個小分隊由趙營長率領，正在執行預料中最為艱難的任務──逮捕江青。江青住宅，趙營長來過不止一次兩次，都是為公事而來。他常沿著擺滿花草的寬大走廊，一直走到樓上的小會議廳，一板一眼地檢查這裏的保衛工作。這裏的整個環境從沒讓他看見過有什麽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險的東西。但是，這一次他卻感到在走廊裏有一種特別令人不安的氣氛，連走廊也變得陌生起來了。江青的住處平時戒備森嚴，趙營長首先同江青的內衛周金銘取得了聯係，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決定。 “是！我堅決執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銘沒有顯出一點遲疑。這位奉命保護江青的內衛，是個忠於職守的軍人，正義和良心促使他服從了更神聖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裏外的警衛之後，帶領趙營長進入前廳，轉身進內室去叫江青。 不一會，江青怒氣衝衝地出來了，一照麵就埋怨：“什麽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來不可？” 趙營長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讀了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聽了，怔了一會兒，又換了一副麵孔。她又哭又鬧，倒在法國式沙發上賴著不走：“這是陰謀，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下毒手呀……”這個三十年代上海灘上的二流演員，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場戲。然而，演戲也是需要觀眾，需要劇場效果的。江青見對方(包括她的內衛)都冷冷地站著，無人買賬，又自覺沒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來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後，昂起下巴說：“告訴他們，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江青固然是在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趙營長”，江青也沒有“又哭又鬧”。 從法新社記者到美國作家，到中國作家，都如此這般細細編織了“曆史的謊言”；當然也有客觀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遺孀”究竟怎樣被捕，中國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於是，才會出現過這些繪聲繪色的“傳聞”。 任何的機密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解密。 雖說關於“毛的遺孀被捕”的內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筆者以為，如今從零零散散、陸陸續續的信息中，已經能夠勾畫出那真實的一幕…… “毛的遺孀”江青，是由張耀祠將軍在1976年10月6日晚8時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張耀祠將軍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8341部隊負責人。海外稱8341部隊為中國的“禦林軍”，因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黨政機關是由8341部隊負責保衛的。 筆者曾於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飛往中國西南，采訪張耀祠將軍。 據張耀祠告訴筆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時接到汪東興的電話，要他馬上去一下。 汪東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張耀祠的“頂頭上司”。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汪東興是個不顯山露水的人物。其實，他的資曆頗深，早在延安時期便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負責毛澤東的機要和安全保衛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東興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遷：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鴻文”──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也就在這一天，從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建立起就擔任主任的楊尚昆，被撤銷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之職，原本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汪東興接替了他。從此，汪東興擔任這一重要職務達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東興在1977年曾說，現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就隻有我一個，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東興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後來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層內幕，尤其是“文革”內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此，汪東興進入中共中央高層領導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他的政治地位益發顯得重要…… 張耀祠來到汪東興辦公室時，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也奉命到達。汪東興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中央決定，粉碎‘四人幫’！” 然後，汪東興向他們下達了在當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遠新的命令。 張耀祠和武健華圓滿地執行了汪東興的命令，在當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遺孀”江青以及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 張耀祠向筆者回憶說，他是在8時半，帶領著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後院，跟江青住處很近。張耀祠對中南海了如指掌，執行任務熟門熟路。 當時，張耀祠穿便衣，連手槍都沒有帶。警衛們則穿軍裝，但也沒有帶手槍。筆者問張耀祠，執行這樣重要的使命，怎麽不帶手槍？他笑道，四周站崗的警衛們全是我的部下，還怕毛遠新、江青鬧事？抓他們易如反掌！ 在毛遠新那裏，張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煩。 一進去，張耀祠便向毛遠新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向筆者說明，對毛遠新跟“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隔離審查”)，並要他當場交出手槍。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後的警衛們當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幹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決了毛遠新之後，張耀祠便和武健華帶著三名警衛前往江青住處。 在“文革”中，江青常住釣魚台，但在中南海萬字廊201號也有她的住處。毛澤東病重期間及去世後，江青不住釣魚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裏，由於工作關係，張耀祠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兩趟。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處門口的警衛點點頭，就進去了。 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閑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 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在江青麵前站定，以莊重、嚴肅的口氣，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江青同誌’，這一回忽地沒有了‘同誌’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張耀祠告訴筆者，他當時說的，就是這麽兩段話。內中“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一句，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餘全是汪東興向他布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 江青聽罷，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她沉著臉，雙目怒視，但並沒有發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張耀祠說，那大概是後來在審判江青時，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通過電視轉播，給人們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為拘捕她時她也會如此“表演”。 張耀祠說，江青當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正因為這樣，江青對張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並沒有過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著，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她總是隨身帶著文件櫃(保險櫃)鑰匙，並不交秘書保管。 她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下了“華國鋒同誌親啟”7個字，然後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 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健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 張耀祠說，外界傳聞給江青“哢嚓”一聲戴上鋥亮的手銬，然後用囚車押走等等，純屬想象。當時並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無囚車。他說，江青的司機也是他的部下，當然執行他的命令。 轎車駛往不遠的地方──10月6日夜裏，江青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裏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夜也押在那裏，隻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並沒有像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所以，根據當事人張耀祠回憶，拘捕江青毫無戲劇性！ 汪東興布置另一批人馬埋伏在中南海懷仁堂。當晚以在那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使前來開會的江青的同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落網。 姚文元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據告要討論的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來到懷仁堂，也被拘捕。 這樣，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中南海，幹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 筆者再三問張耀祠：“汪東興對你所說的‘中央決定，粉碎“四人幫”’，這‘中央決定’是怎麽作出來的？是誰作出來的？”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當時，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執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會也不可能向汪東興問中央的決定是怎麽作出來的。當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執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慣江青的所作所為。所以，我執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堅決。在粉碎 ‘四人幫’之後，我也沒有向汪東興問過‘中央的決定是怎麽作出來的’。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向來遵守紀律，不該知道的事情從來不問。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麽作出來的。” 依據張耀祠所說，汪東興理所當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樣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的。 在1984年6月15日，汪東興在醫院裏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誌這樣說： 關於行動的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時，我們在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時，華國鋒、葉劍英同誌就坐在那裏，事先我已寫好一個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國鋒宣布。我負責組織執行。張春橋先到，宣布決定就順利解決了。 接著來的是王洪文，他有一點掙紮，當行動組的幾個衛士在走廊裏把他扭住時，他一邊大聲喊叫：“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麽？”一邊拳打腳踢，拚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動小組的同誌製服了，扭著雙臂押到大廳裏。華國鋒同誌把“決定”又念了一遍。還沒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聲，掙脫開警衛人員扭縛，像頭發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帥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帥的脖子。因為雙方距離太近，我也不能開槍。就在他離葉帥隻有一兩米遠時，我們的警衛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戴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揪帶架把他抬出門，塞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裏，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誌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裏解決。結果，姚文元也來了。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隻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他聽完後好像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隻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在1985年6月，汪東興則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誌這樣說起拘捕“毛的遺孀”及其同夥的行動方案是如何製定的： 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決定的，晚上我找華國鋒談了，他表示同意。我們就按事先設想的行動方案辦，即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解決 (華、葉、王、張四人是常委)。當時我發了文件(通知)：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寫明請他來做會議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從釣魚台或住地調到懷仁堂。江青、毛遠新本來就住在中南海，遲群、謝靜宜等人由衛戍區負責解決。 具體工作我做得多一點，因為我情況熟悉一點，又管一些軍隊和辦公室，方便一點，應該由我做，應該做好。在做具體工作時，我主要依靠了辦公廳的三個副主任李鑫、張耀祠、武健華。如果說我做了一點工作的話，沒有這三個人是不行的。當時我沒有考慮自己的危險，不應該考慮這些了…… 關於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汪東興在1984年6月15日的談話中，隻是這樣籠統地說道： 粉碎“四人幫”的鬥爭，是以華國鋒、葉劍英同誌為主進行的。我隻做了一點具體工作。主要是華、葉當時決心下得透，也很果斷。 這就是說，在1976年10月6日，作出拘捕“毛的遺孀”及其同夥的決定是三個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中央的決定”，實際上就是由他們三個人作出的。 筆者采訪過葉劍英的侄子、當時生活在葉劍英身邊的葉選基。 葉選基說，葉劍英為人剛直，敢做敢為。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葉劍英便在關鍵時刻不顧一切挺身而出。這次，在與“四人幫”的鬥爭中，又一次顯示了他的剛強。葉劍英是一位儒將，有勇有謀，運籌帷幄。 葉選基說，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這三人，在當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華國鋒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沒有華國鋒的參加，拘捕“四人幫”很難以中央的名義進行。 葉劍英德高望重，在老幹部中廣有影響，而且當時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手握軍權。沒有葉帥的參加，軍隊不支持，也無法成功。 又據《解放軍報》報社原副社長姚遠方回憶，葉劍英曾說：“這次拘捕‘四人幫’，是在特殊的時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這將是我們黨的曆史上最後一次采用這樣的特殊的手段。” 汪東興則掌握著中南海的控製權。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遺孀”，沒有汪東興的參與是很難進行的。 正因為這樣，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為這樣，人們說：“綠葉扶紅花，灑上水汪汪。” 綠葉之“葉”，葉劍英也；紅花之“花”，即“華”，華國鋒也；“水汪汪”，汪東興也。 筆者還曾與《人民日報》老記者紀希晨交談。紀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訪過葉劍英。紀希晨後來在《十月春雷》中這樣寫及華國鋒、汪東興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與葉劍英密談的情形： 葉劍英深謀遠慮地說：“這是一步險棋，是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決戰。行動要果斷，更要周密，必須萬無一失。” 華國鋒完全同意葉劍英的意見。他說：“我們這是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執行毛主席的遺誌。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毛主席早就有交待。” 汪東興談了他準備好的具體行動方案，從執行人員的挑選、隔離審查的地點、時間，以及每個細節的詳細安排。他神情嚴肅地說：“這件事，要絕對保密，行動要越快越好。時間拖得越久，越危險！” 命運的決戰，需要有果斷的決策，這既需要智謀，更需要膽略和魄力。他們原定十號左右動手解決，後來，考慮到拖得越久越危險，越容易走漏風聲，於是，三人當機立斷，一致決定：明天動手！ 1976年10月6日那個夜晚的絕密軍事行動，確實是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決策的。 但是，籌劃粉碎“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不久，葉劍英便已經在進行了。 筆者在《葉劍英傳略》一書中見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聶榮臻從城裏派楊成武轉告葉劍英，“四人幫”的問題一定要設法解決，請他趕緊拿主意，早下決心。否則，“四人幫”這夥反革命要先下手，把葉帥搞掉了，把小平給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國要倒退幾十年。葉劍英對楊成武說，聶帥的想法跟我考慮的一樣，你回去告訴他，請他放心。這時，葉劍英經過同一些老同誌的接觸、交談，對於解決“四人幫”問題，心裏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繼續做華國鋒的工作。華國鋒是毛澤東生前選定的接班人，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葉劍英經過觀察思考，覺得粉碎“四人幫”這樣的大事應當取得他的支持，要爭取他、團結他，不能撇開他、越過他。因此，多次試探，主動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談，逐漸使他明確態度，堅定信心，從而共同采取行動。 葉劍英繼續約請一些老同誌探討解決“四人幫”的辦法。不久，李先念來看望葉劍英。葉劍英說，我們同“四人幫”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非有嚴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慮之貴詳”。後來，葉劍英為了不受“四人幫”的監視，從容不迫地轉移到玉泉山。在這裏，葉劍英等同誌再次審慎研究了解決“四人幫”、挽救黨和國家於危亡的重大決策和具體部署。 另一本《葉劍英光輝的一生》中，透露了華國鋒曾想通過召開擴大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來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根據自己豐富的政治經驗，明確告訴華國鋒，那樣做根本行不通： 麵對“四人幫”咄咄逼人的攻勢，華國鋒進一步感到了問題嚴重性，他開始想召開擴大的三中全會來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等則認為，同“四人幫”的鬥爭，早已超出了黨內正常鬥爭的範圍，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後來，華國鋒同意了葉劍英等同誌的意見。他到了李先念家裏，同李先念交換看法，接著，寫了一張紙條，請李先念送給葉劍英。 李先念來到葉劍英住地，探討如何對付“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機警地打開收音機，在廣播聲的掩蓋下，同李先念密談起來。葉劍英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要當機立斷！李先念點點頭。兩人經過交談，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10月初的一個夜晚，葉劍英與華國鋒等同誌在玉泉山共同商議粉碎“四人幫”的大計。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絕對秘密的商談，經過反複研究，決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針和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斷然措施。 筆者在寫作陳雲長篇傳記時，注意到陳雲在1992年7月21日所寫的《悼念李先念同誌》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先念同誌同葉帥一樣起了重要作用。由於葉帥和先念同誌在老幹部中間很有威望，小平同誌暗示他們找老幹部談話。 我到葉帥那裏，見到鄧大姐談完話出來。葉帥首先給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談話記錄，其有講到黨內有幫派的字樣，然後問我怎麽辦？我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在葉帥和先念同誌推動下，當時的中央下了決心，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曆史發展時期。 陳雲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鄧小平、鄧穎超和陳雲本人，也都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鬥爭。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電視台播出文獻紀錄片《共和國元帥──葉劍英》第六集，內中有陳雲之子陳元的回憶，談及葉劍英和陳雲見麵的情形： 我父親多年從事地下工作，他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他出門的時候，把保險櫃的鑰匙，還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給了我。還有他萬一回不來，一些需要說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葉帥那裏去，正好碰上鄧穎超同誌從那裏出來。他非常高興跟她打招呼。他說，老同誌們多年不見，現在的情況，大家都很關心。 他跟葉帥談話的內容，據他對我講，葉帥給他看了毛主席關於“四人幫”的一些講話的內容，然後葉帥跟他討論了如何處置“四人幫”的問題，是采用黨內鬥爭的方式，還是采用特別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當時，我的父親和葉帥深入地交換了意見。他明確地表示，對“四人幫”的鬥爭，這是一場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 回家之後，他顯得很興奮。 此外，王震也直接參與了聯絡工作，奔走於葉劍英、鄧小平、陳雲之間。 在本書初版中曾經寫及，當時，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而軟禁在北京寬街鄧宅的鄧小平，曾經在王震的聯絡之下，秘密會晤了葉劍英，商談關於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據王震回憶，一天吃過早飯，他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正在院內散步。主人喜出望外，親自迎接到門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問候鄧小平同誌身體健康狀況和生活起居。主人關切地問了問“外邊”的情況之後，打聽起葉劍英來。 “葉帥那裏，你最近去過嗎？” “常去。” 鄧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著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葉帥現在常住在什麽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動是怎樣安排的？” “身體怎麽樣？” “什麽時間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訴鄧小平，主席逝世前後這一段，葉帥從西山下來，來往於小翔鳳和二號樓之間。 鄧小平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麽。王震事後知道，第二天鄧小平連電話也沒有打，竟單獨去看望了葉劍英。他冒著極大風險，悄悄來到葉帥住地。 兩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帥的書房裏，悄悄地交談著。鄧小平囑咐葉劍英，一定要多找老同誌談話，聽聽群眾呼聲。 他們對鬥爭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對葉劍英必能“收拾殘局”抱以極大的期望。 但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否認了父親在粉碎“四人幫”之前、在被軟禁期間曾經秘密會晤葉劍英。鄧榕引述了有關的書報上的描寫： 關於鄧小平1976年在被軟禁時“失蹤”去見葉劍英這一傳說的由來，《鄧小平在1976》中雖未說明，但該書提到，由範碩撰寫的《葉劍英在 1976》中寫到過：“這一天，鄧小平選擇了一個最佳時間，以‘上街看看’為名，冒著極大風險，悄悄來到小翔鳳葉帥的住所……對鬥爭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 ‘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在1976》一書中還提到：“據多年跟隨葉劍英的一位秘書在撰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那天，鄧小平離開小翔鳳時，手中握著一張9月16日刊有兩報一刊社論的《人民日報》。’” 鄧榕指出： 那時小平同誌正被軟禁，完全沒有行動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來去會晤葉劍英。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會晤，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春節前後。 由於陳雲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筆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選》第157條注釋：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引者注：指“四人幫”)。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誌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麽方式、在什麽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選》注釋中所說的“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按照2004年出版的吳德回憶錄，則應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葉劍英處，也不是“9月24日”，應是9月13日。吳德是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應當說，他的回憶更加準確，而且充滿細節： 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四人幫”當時對華國鋒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是緊緊盯住的。華國鋒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同誌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裏，隻談五分鍾。”李先念說：“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 華國鋒到李先念家，他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華國鋒說完後即匆匆離去。 李先念受華國鋒委托後親自給葉帥打電話說要去看他，葉劍英在電話中問：“公事，私事？” 李先念說：“公私都有，無事不登三寶殿。” 葉劍英說：“那你就來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華的委托。為了避免被“四人幫”發現，李先念同誌也采取了跟華國鋒相似的辦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況後才去見葉帥。 華國鋒同誌告訴我，當時葉劍英同誌非常謹慎，他沒有與李先念同誌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同誌還對我說過，他還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誌商量此事，汪東興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華國鋒告訴我，葉劍英同誌為了商議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曾兩次到他的家裏。 從以上種種對於當事人的采訪以及權威性的《陳雲文選》、《李先念文選》中的文章，大致上使雲遮霧障的“中國的十月革命”變得透明起來。 據雲，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參觀”北京西山植物園時，“順道”去了西山15號樓，看望葉劍英。葉劍英連忙打開了收音機──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的葉劍英，擔心有人竊聽。在響亮的收音機廣播聲中，葉劍英和李先念進行低聲密談，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 在《鄧小平文選》中，鄧小平在1980年8月，則是這樣回答了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 奧：很顯然，隻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 鄧：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四人幫”這個詞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兩年提出來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們同“四人幫”進行了兩年的鬥爭。“四人幫”的麵貌，人們已看得很清楚。盡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幫”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後，“四人幫”利用這個時機拚命搶權，形勢逼人。“四人幫”那時很厲害，要打倒新的領導。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局大多數同誌一致的意見是要對付“四人幫”。要幹這件事，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 吳德是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2004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吳德口述的《十年風雨紀事》一書，透露了粉碎“四人幫”的諸多內情。 吳德回憶說，在為毛澤東治喪期間，我記得大約是9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議論過解決“四人幫” 的問題。當時，華國鋒對我們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麽解決？”我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我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麽，沒有再往下深談。我想當時華國鋒是在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當時已經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吳德說，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我表態支持華國鋒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誌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隻有四張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們假借毛主席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麽上台的嗎？我說，當然知道(指赫魯曉夫如何利用中央全會的多數，而推翻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數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將其部長會議主席撤職的決定，反而將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黨集團之事)。隨後，我們分析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 吳德的回憶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回憶，有人說，抓“四人幫”是葉劍英給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直接下達的命令。這是沒有的。“我是衛戍區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吳德說，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誌福、丁國鈺(時均為北京市委書記)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陳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吳德說，我到陳錫聯那裏時，他正與楊成武談事。楊走後，我向他說明了華國鋒讓我找他的經過(要陳錫聯安排衛戍區部隊交吳德指揮的問題)；陳說他已知道，隨即就打電話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交待，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 離開那曆史性的時刻越來越近。吳德說，10月4日下午，我又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我們再一次全麵檢查、研究了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節是否完善的問題。下午5點多，我回家了。可是剛剛到家，華國鋒又來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過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 最後商定： 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 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與衛戍區吳忠負責； 三、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 四、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在10月6日那天，吳德與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倪誌福、常務書記丁國鈺、衛戍區司令吳忠一起守在電話機旁。 不到9點鍾，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四人幫”這個惡貫滿盈的反革命集團，就這樣順利地被一舉粉碎了。 吳德說，當晚10點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的住地召開了緊急會議，一是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二是討論通過中央16號文件，即向全黨全軍全國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與推選華國鋒為中央主席的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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